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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的方法论启示

洪子诚教授的新著《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版）收入其近年的16篇文章，以丰富个案聚焦如下问题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在建构过程中如何吸收、内化外国文学资源，尤其是俄苏文学、西欧文学。反过来，当代文学又提供了何种世界影响、世界资源。在如此宏阔且重要的问题意识下，洪子诚教授的史家功底、美学修养与历史责任感在书中互为支撑、彼此成就，切实推动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乃至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

其一，从学科的角度来看，本书明确提出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20世纪50—70年代）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十分薄弱（比如对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这正是提升当代文学研究水平时必须开拓的领域。此一系列文章的及时结集，既有利于唤起学界对中外关系研究的重视，更揭示了当代文学研究者的独特视角，即重点研讨中国当代文学在建构自身的过程中如何“内化”外国文学资源。这对于深化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二，本书的价值不仅限于学科范围内，它的“精神气质”并非源自制式化的学术生产，而是更接近于“为历史留痕”的文化记忆/书写。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反思，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已形成潮流，或利用解密档案颠覆往日神话，或以怀旧之情追忆“黄金时代”，或以更精细的“影响研究”体现学术之“零度”与“客观”。相比之下，本书不可取代的价值，在于揭示社会主义文化构成过程中的内部分歧，并对此进行了记录、清理与反思。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后学晚辈，在细读与领会本书的过程中，也不时地联想起自己的研究课题，并逐渐发现以上方法论的启示意义。书中收入《与〈臭虫〉有关——马雅可夫斯基，以及田汉、孟京辉》一文，结尾处如是叩问：“如何面对我们身处的复杂现实，如何确立自身的生活基点，以及乌托邦未来想象的资源是否已经耗尽，‘现实主义’是否只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这一大哉问，与我长期以来所思考的课题——“科学幻想”/乌托邦想象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复杂关联——高度相关，而这也是我关注当代中国科幻史的最重要的原因。在本书方法论的启示下，下文试图探寻中国当代科幻研究的三重世界视野，通过将科幻文类放入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脉动下进行考察，试图释放其本应具有的文学与思想价值。

一、影响与接受

本书《自序》中谈及，书中个案可以算作接受史，但视点均在当代文学研究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式有所区别。这启发我重审当代中国科幻史的相关叙述，一般在叙述当代中国科幻的起点时，都会追溯至它的苏联起源，涉及“科学幻想小说”的名称与定义、苏联科幻作品与理论的翻译与影响等方面，这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公允地说，对于苏联影响的描述，大多比较模糊、散碎或重复，并未深入研究“内化”的途径与效果。而本书中《1954年的一份书目》一文示范了突破这一研究“瓶颈”的可能性。此文为排在《自序》后的首篇，担纲了具象、落实“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的使命。洪子诚教授发现，“1954年《文艺学习》第5期刊登的一份书目，或许可以成为有效的入口”。文中详述了这一专供文艺工作者学习使用的书目得以成为分析对象的理由，以及从中读解出的当代文学生成中的关键要素：欧洲19世纪文学、现代派与世界化。这是洪子诚教授典型的研究方式，通过选择、编织与分析具体的文学史事实，从中抓取具备普遍性与理论性的文学史命题。那么，与此类似，如果能结合中国引进、译介的苏联科幻作品书目，岂不是能更清晰地描述苏联影响，并有可能从中发现文化建构中的重要问题？

初步整理“十七年”时期引进的外国科幻作品目录，便会发现除去凡尔纳、威尔斯等少数几位科幻大家的作品，最大宗的就是苏联科幻作品。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苏联科幻小说的翻译数量在五六十部……已超出当时中国翻译外国科幻总量的三分之二”。套用本书的书目研究方法之所以可行，在于“久隆计划”（中国科幻历史出版物电子档案馆）一直在不断整理完善相关史料，为下一步的研究分析准备了坚实的基础。下文便将借助其于2021年3月13日发布的《建国后十七年科学幻想图书全目录》中“引进”的这一类别展开分析。

“引进”类共计72种，苏联作品确实占到约三分之二。聚焦这部分作品，能发现许多值得继续探索的话题。比如，其中收集的首部翻译过来的苏联科幻作品，是B.萨巴林著、符其珣译的《工程师的失踪》，20世纪5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该著属于开明少年文学丛刊中的一种，1948年曾在《开明少年》上连载。其中的部分章节在20世纪50年代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译者符其珣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在开明书店出版的《科学趣味》上翻译苏联别莱利曼的趣味科普作品系列，这一工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印数总计上百万册，影响很大。1950年，开明书店致出版总署的报告中，便指出伊林和法布尔的通俗科学作品，是创立以来最畅销的几种之一。1953年，开明书店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而中国青年出版社也是出版科普、科幻作品的重要机构，后者自然更具国家“顶层设计”的定位与功能。仅从这“一则”书目便可看出新中国成立前后科幻译介工作的连续性，并非截然断裂的关系。换言之，知识启蒙的现代性诉求是贯穿性的，民国知识人、出版人的工作如何转入新中国的总体规划中，是值得继续关注的话题。

由这则书目，也可以看出“影响”二字背后，活跃着具体从事科幻翻译的学者、出版机构和同人群体。循此，通过对“引进”书目的观察，便很容易发现“潮锋出版社”的突出作用，潮锋出版社曾推出“苏联冒险小说译丛”与“苏联科学幻想小说译丛”。这些书都选自苏共掌控的少年儿童出版机构（detgiz），体现出商业性、娱乐性与国家意志的汇流，直接呈现出其时科幻出版的一些策略因素。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傅朗教授曾专门分析潮锋出版社引进的这些苏联科幻小说如何把社会主义的新道德观与新未来想象合为一体，并把中国读者带入社会主义文化消费的新宇宙，进而倾向于认为这些科幻小说确立了社会主义娱乐小说（socialist entertainment fiction）。随着潮锋出版社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一翻译行动也终止。

关注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苏联科幻作品译介工作的连续性、策略性只是一个方面。不得不承认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文化发展，在社会主义文艺与人民文艺的总体规划下，具备质的不同。比如，本书中收入的《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的史料问题》便明确指出：“由于当代文学具有‘国家文学’的性质，文学的制度、组织具有更重要的地位，资料整理就不仅关注文学思潮、观念、艺术方法，而且也要重视制度、文学管理和运动开展方式等层面。”以科幻领域为例，苏联科幻在1956—1960年的集中译介，与“向科学进军”“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大跃进”“技术革命”等国家战略有关，亦与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动态关系直接相关。这种动态关系在佛克马的《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而在此过程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中苏友好协会、中国科协等组织对苏联文化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这是目前科幻研究中关注比较少的。“国家文学”的性质与规划，尤其是科学与文学相互配合的总体战略，无疑为科幻译介与创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但科幻本身在科学、文学、娱乐与乌托邦想象之间的“杂糅性”，又使得它往往成为“国家文学”必须重塑甚至削弱的对象。其中的复杂关系，还需进一步厘清。

除此之外，自晚清开始，科幻翻译过程本身也呈现出跨国知识流动的图景。具体到“十七年”时期，也可以从书目中选取一个例子，比如影响很大的A.托尔斯泰的《加林的双曲线体》是根据广尾猛日译本（日本内外社1930年12月初版）重译的，1952年在泥土社出版。此书经历了由苏联到日本再到中国的传播路径，而泥土社一般被视为七月派的一个分支，译者费明君后来也因胡风案被下放。当然，其他单个科幻作家、重要作品的译介过程与影响也非常值得展开研究，个案中贯穿的往往是长时段的文化发展轨迹，比如苏联重要的科普作家伊林、重要科幻作家别利亚耶夫的接受与传播研究便很有价值。

以上所举的这些例子，都从“影响与接受”的层面，呈现出在中国当代文学建构的过程中中苏科幻互动的多元视角，由此可以更加细致深入地理解科幻这一文类的落地过程与文化功能。在具体梳理过程中，也可以借鉴《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的策略，一方面立足于扎实的史料整理，尽量符合实证考据的规范；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更宽泛的文化意义上，探讨个案背后的社会、理论价值。

二、共产革命与“科学幻想”的起源

如前所述，《自序》称这一系列研究可被视为接受研究，但从根本上来讲，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影响—接受研究范式。这既是由洪子诚教授自身的问题意识决定的，也是在语言、史料的重重制约下，所寻找到的讨论中外文学关系的一种可行方式。这种方式扎根于中国当代文学内部来展开讨论，启发我继续去思考：在尽力厘清、落实苏联影响的同时，是否可以从文类/文化建构的视角，探讨“科学幻想小说”为何、如何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并传播？换言之，叩问“起源”之“起源”，对所谓苏联源头的文化考古，或将成为拓深中国科幻研究的必要视野。

在此之前，我并非全然没有关注“内部建构”的问题意识，比如拙文《当代中国语境下“科幻”概念的生成——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科文之争”为个案》便聚焦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语境下，中国科幻文类的转型过程。中国科幻界争取从此前的科普路径中走出，强调自身的独立性、文学性与创作自由，因而还爆发过所谓的“科文之争”，论争双方的观点、构成与思路逻辑，都是拙文具体展开的抓手12。拜读《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之后，我意识到“当代中国语境”虽必不可少，但“科文之争”带来的困惑与扰动，似乎并非决然的“中国特色”，引入社会主义文化史的视野将大大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比如说，苏联是否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和语境？对中国科幻影响如此巨大（而之后需要有意识疏离与反拨）的“科学幻想”的概念，又是如何生成的，其中是否内蕴着社会主义阵营共同的文化诉求与困境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关注到马蒂亚斯·施瓦茨（Matthias Schwartz）对苏联科幻的相关研究，了解到苏联科幻确实同样存在类似的、在娱乐性与政治性之间反复纠结的争论。对此，施瓦茨曾进行专文梳理，讨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科学幻想”（nauchnaia fantastika）文类引发的争论。在施瓦茨的研究中，“科学幻想”文类始终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范处于协商和重组（negotiate and reconstitute）的动态关系中，而我们目前的中国科幻研究在进行苏联血统的溯源时，并不太关注这种动态性与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语境。

根据施瓦茨的研究，十月革命之前，俄国读者非常喜欢阅读冒险故事，他正是将科学幻想小说的出现归入这类通俗娱乐读物中加以追溯的。刘文飞教授翻译的《俄国文学史》中也写道：“自1907年起，此类廉价出版物（笔者注：写平克顿全国侦探事务所的侦探故事一类的出版物）被售出数百万册，十二三岁的中学生和上了年纪的参议员均彻夜不眠地捧读这些虽无文学性、却又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是苏联“科学幻想”诞生的基本语境。施瓦茨指出，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在1922年论述威尔斯的文章中，首次尝试将“科学幻想”概念化，可惜回应寥寥。直至1925年，被称为“苏联的坎贝尔”的波波夫推出《旅游冒险和科学幻想杂志》，就将冒险故事与科学幻想并列（因此上述潮锋出版社相继引入苏联冒险与科幻作品并非偶然），这一说法才得以进一步传播。在该杂志的第3期，开始将别利亚耶夫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归入“科学幻想”。

这时的科学幻想主要还是幻想科学带来的灾难后果，这些冒险幻想作品也被丘科夫斯基等知识分子嘲讽为“平克顿主义”。1922年底，布哈林在第五届共青团员会议上提出，要建立“共产主义平克顿”，这是一种典型的革命浪漫主义。1927年，无产阶级作家协会（RAPP）公开批评冒险文学，冒险文学从业者开始用“科学”来为自己做辩护，以区别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商业娱乐主义。1928年之后，“科学幻想”的概念被越来越多地使用，这无疑与整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步调相匹配，也为该文类发展赢得空间。直至1929年，科幻作家帕雷（Palei）提出“苏联科学幻想小说”的概念，并将波格丹诺夫的《红星》16作为典范。但围绕冒险故事、恐怖想象、科学性匮乏的争议未曾消失，因而1932年底大量冒险故事被下架的厄运，仍然难以避免。

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前夕，别利亚耶夫曾发出“让我们创造出苏联科学幻想”的呼吁，这一论调仿佛是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张科幻自由想象的前声17。但正如施瓦茨的分析，高尔基与马尔沙克的论点，直接确立了何为社会主义的“科学幻想”，以便排除任何暗黑的、冒险的、有毒的成分，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下融合科学与文学的新诗学。马尔沙克的兄弟伊林成为这种新文体的典范，正是这一概念深刻印象了“十七年”科幻概念的理解。虽然郑文光在《谈谈科学幻想》中对苏联的科学幻想缺乏文学性有所不满，但基本认同利用文学的形式来传播科技成果，塑造新人的“社会主义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施瓦茨指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尔基等人设想的科学新诗学，在艺术形式上是较为开放的：“高尔基和马尔沙克等有影响的文学活动家普及了‘科学文艺’的概念，认为这是调和现代主义、前卫主义的科学革命梦想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梦工厂’设想的最全面的方法。”但这种形式却没有取得书写上的成功。战后苏联科幻越来越僵化，斯大林后期的科幻代表作家是涅姆佐夫，他也曾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追随者。他的科幻的特点是只写“眼前目标的幻想”，保证幻想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可以说，苏联科幻发展的曲折历史，并未被国内太多地关注，正如研究者所指出，“国内编辑们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只要名气大的作家作品都会选入”，而苏联关于“科学幻想”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多种前卫艺术形式的暧昧关系自然也没有被充分纳入视野。本节借助施瓦茨对苏联“科学幻想”的文类生成与变迁轨迹的梳理，试图说明这一视野的文学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价值。社会主义文化在冷战地缘关系格局下，不断寻求兼具教育性、科学性、娱乐性与文学性的表达形式，这一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不失为有待继续研究的“世界性”议题。苏联资源如何被译介、内化乃至“纯粹化”“均质化”，也构成理解当代中国科幻发展的重要视角。

三、乌托邦与新人的表征

上节已经说明，“科学幻想”作为社会主义文学/文化建构的一部分，在苏联与中国面临相似的处境（当然，也有许多不同，比如苏联科幻并未完全被纳入儿童文学，而是拥有成人读者的俱乐部，因而有着更为强势的读者市场）。而这也正是洪子诚教授自《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便已关注到，在《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中被更加充分阐释的共同文化语境下的“相似性问题”。承接上述文类建构的视野，以下不妨正面观察“科学幻想”的内容，考察其跨国生产与传播的过程。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比如郑文光《海姑娘》、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对于别利亚耶夫《水陆两栖人》、A.托尔斯泰《加林的双曲线体》的直接“技术移植”，皆在此列。1980年4月5日，郑文光在接受《开卷》月刊记者吕辰采访时，就曾指出苏联科学家、作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作品对自己创作构思的直接影响——“有一天，我翻阅旧作《飞出地球去》，这是1956年写的一本关于宇航的科普读物，看到俄国宇航理论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一段话，大意说，可以进入宇宙空间捕捉小行星。这一句话触发了我的科学幻想构思。”天文学家出身且掌握俄语的郑文光，对苏联科幻理论与创作都较为熟悉，而这种亲近感，或许也使得郑文光的作品在苏联有顺畅的接受前提。他于1957年发表的小说《火星建设者》在同年于莫斯科召开的“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上获科幻大奖，这也是中国科幻收获的首个国际奖项。故事讲述了以苏联、东欧与中国为主体的国际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们对火星的开发，真切展现了其时科幻的“世界”含义。

不唯在“科技想象”的复制上，从深层的意义来说，科幻这一文类培育了乌托邦想象的社会主义范式，这也是在冷战背景下科学的意识形态化的表现。达夫纳·祖尔（Dafna Zur）通过研究朝鲜儿童杂志《儿童文学》（Adong Munhak）于1956—1965年发表的18篇科幻文学作品，发现这些作品深受苏联的影响。22比如，深受苏联影响的、颇为流行的太空科幻潮流（尤其以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为时间节点），便引导着朝鲜年轻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人人都想成为宇航员”），并且由此巩固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友谊与苏联的老大哥地位。祖尔特别指出，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在东德、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和中国，莫不如此。中国当时涌现出一批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的创作，包括郑文光《从地球到火星》（1954）和《太阳探险记》（1955）、叶至善（于止）《到人造月亮上去》（1956）、杨志汉《到太阳附近去探险》（1956）和崔行健《小路路游历太阳系》（1956），等等。

虽然苏联早期科幻创作也不免“复制”欧美科幻，但随着冷战时期太空竞赛的激烈角逐，苏联科幻现代性的独特内核越发鲜明，并对社会主义阵营产生影响。如班纳吉（Anindita Banerjee）教授指出：“太空竞赛见证了苏联科幻小说创作的复兴，加之他们经典的科幻小说，都在亚非类国家得到译介和广泛传播，甚至来到了印度农村。”这种特定的科学幻想，一方面要调动青年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一方面要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冷战时期发挥着具象化乌托邦与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职能。程映虹则在《塑造“新人”：从启蒙观念到社会主义现实》中对比了苏联、中国与古巴的实践，分析了革命与人性的互相塑造。而科幻书写为展现进化论更高阶段的“新人”提供了便利，这些作品描绘出“叱咤风云的宇宙公民”“孔武有力的巨人”“地球的主人”“自然界的主人”“太阳的主人”，无不对当时的青少年教育发挥了重要影响。班纳吉在其专著中便曾以专章规模探讨苏联科幻与塑造人性的关联。

傅朗进一步发挥祖尔的研究，指出“建筑于‘发展’意识形态的科学想象流通于多个共产主义国家，郑文光对苏联科普作家的译作也印证了冷战阵营内部的知识循环（knowledge circulation in socialist world）”。比如，郑文光在新中国发表的第一篇科学评论就是对苏联科普作家伊林《人与自然》的评述，赞同正是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产生了自然科学，而这也是共产主义阵营当时共同的科学想象。这种突出科技进步、消灭社会冲突、绝对光明的乌托邦想象模式逐渐巩固与延续，致力于论证现实与未来的合法性。

但颇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大跃进”时期郑文光深感幻想在现实面前的滞后性与无力感，他的《共产主义畅想曲》难以为继。与《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中引用的，关于《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的争议一样，郑文光在创作中无法写明乌托邦达成之后，革命的激情如何继续。而这也正是社会主义阵营共同面对的乌托邦表征难题。

结语：“内部研究”的价值

正是在上述探索当代中国科幻史研究的世界视野的过程中，我关注到傅朗的专著《社会主义世界主义：1945年到1965年的中国文学宇宙》（Socialist Cosmopolitanism:The Chinese Literary Universe,1945-1965,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7），其中辟专章分析了科幻这一跨国文类。与“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这一论题高度相关，傅朗此书聚焦“社会主义世界主义”，他归纳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的要点有三：“（一）国家/政府不与世界主义对立，而为世界主义提供物质与非物质方面的条件；（二）世界主义跟民族主义兼容与合并；（三）世界主义对现有世界权力体系的颠覆与挑战，从而成为反霸权的思想势力。”在我看来，《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可与本书对读，二者围绕“国家支持”、文学宇宙（读者接受、重视译本而非原文、关注副文本）、世界版图（实际外交状况与文化多样性等）等多个问题形成共振。

但也正是在对读中，我进一步体会到洪子诚教授的研究特色与价值。傅朗作为比较文学研究专家，虽然同样立足个案（比如周立波《暴风骤雨》、科幻文类等），但关注的更多是跨代际（五四—十七年—80年代）、跨文化的流通情况。而洪子诚教授的书写则更多体现“局内人”的责任感与人文情怀，书中个案涉及制度与结构的层面，但更多地探入社会主义文化与精神深处，触及国际共运背景下（而非更多与世界市场所对应的世界主义）的文艺观念分歧。换句话说，“世界”的所指在这两种研究中，含义十分不同。洪子诚教授在书中非常清晰地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筛选、分解与内化外国文学资源的具体策略，这些策略又与国际共运的具体情势、自身发展道路的调整密切相关。进而言之，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并非指向世界文学的跨国流动，而是指向一种从未出现过的、以阶级政治为基础的新文化的创生实践。

通过记录这一创造过程中内部质疑者的多重声音，洪教授的新著探究了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重要理论/精神信仰的曲折发展历程，整理与反思这些历史经验之于我们的影响。借用历史学家柯文的描述，对“局内文化知识”的清理工作，或许注定只能由洪教授这代人来开启与承担，其中的复杂况味是只有局内人才能准确感知与细腻书写的。这并非要否定其他研究视角的重要性，而只是想强调一种内在于生命与历史的研究视角，在如今的学术生产环境中是如此稀有而珍贵，这意味着在最本真的意义上，时代中人以学术的方式，来实现对自身经验的承担与反思。而这也正是我研读《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的过程中，由“技”近于“道”的最大体悟。本文所设想的当代中国科幻研究的三重视野，正是努力在自身的研究领域里寻找与落实此种“内部反思”的思路与关怀。在此意义上，学术研究与人文反思、历史承担，终归应该携手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