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是作家的一封情书 ——专访科幻作家程婧波
程婧波，中国新生代女性科幻作家代表，曾获首届中国青春文学大奖赛短篇组特别大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短篇金奖、全国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电影创意银奖、首届华语国际编剧节新锐编剧等奖项。出版作品数百万字，代表作有《宿主》《西天》《开膛手在风之皮尔城》等，主编《她：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经典作品集》等。
科幻小说是创作者的真情流露
张 媛 廖 莉：对于您来说，科幻致命的吸引力是什么呢？
程婧波：我觉得，科幻的魅力在于它是一种思想实验，是感性极致和理性极致的融合。它既可以很感性，也可以很理性。所有文学作品的最终魅力都指向“虚构”，“虚构”承载着人类的无限想象力，而科幻文学就是一种能将“虚构”魅力放大到极致的类型文学。
张 媛 廖 莉：在《橘子星球》等儿童绘本系列作品里，我们感受到您充满童心的幻想力、真挚的情感和责任感，儿童、真情、幻想、文学，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糅合四者并不容易。给孩子、成人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您认为此类作品的内核是什么？
程婧波：这个问题挺有意思，让我想起刘宇昆翻译《倒悬的天空》并在美国发表英文版的时候，有一次他转了外网上的一段英文读者评论给我看，读者的意思是，他知道我的儿童文学作家兼编辑的从业经历后，就理解了为什么我的小说会是这样。因为我之前在一家专业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当了8年的儿童图书编辑，我自己也创作儿童文学。对于我来说，在创作的过程中，每个作家永远逃不开“文如其人”的四字定律。
我觉得，玩游戏的过程就像是作者的创作过程。作者在写的时候，很难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很难去创造充斥着一套不代表自己想法的新规则的世界。文学作品中的特质和元素的落脚点在于作者本人就是如此，我在写作的时候，只能天然地在这样的框架里面去发掘那些题材、故事、情绪、情感。我的兴趣点在这里，我比较擅长的，乐于思考的方向也在这里，所以最后它们形成了我的作品。
张 媛 廖 莉：您在自己的科幻创作中有着明确的“女性科幻作家”身份定位，认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从女性的角度去感受世界，让其他人明白我们的感受是什么”，这也是代表女性来表情达意的途径之一。您主编的《她：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经典作品集》，也是中国第一本以作家性别为标准来收录的科幻作品集，结合您对国内外女性科幻作家创作的了解，可以谈谈对“女性科幻作家”身份的体察与理解吗？
程婧波：首先，我对女性的身份非常认可，对女性科幻作家的身份也非常认可。有一天，凌晨姐跟我说想编一套女性科幻作家的书，我很愿意为中国女性科幻作家做一点事情，之前我们没有以集体的形式浮出水面来出版这样的作品集，大家关注中国科幻和科幻创作，但缺乏以一个更完整的视角来看待它们。
这套书收录的女性作家年龄跨度大，从80多岁的张静老师到“90后”的女性科幻作家，不过难免会有遗珠之憾，没有把在中国进行创作的女性科幻作家全都收录进去。做这套书的时候，我们请33位女性科幻作家回答同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自己女性科幻作家的身份？”关于这个问题的答复非常有意思，我甚至有一点震惊，因为不是每一位都认可女性科幻作家的身份。比如，钱莉芳老师不希望读者在读的时候去关注她的女性作家身份，而更希望读者关注的是作品本身。通过这样的工作机会，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接触每一位作家真实的内心，听到她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
这套书的后面附有我和赵海虹、姚海军的对话，我感到跟他们两位聊非常有意思，他们知道中国科幻的过往，尤其是在90年代和00年代中国科幻黄金时代的发展情况。在欧美，女性科幻作家经历过一段很严重的被打压时期，甚至有的女性科幻作家在发表处女作时，会用一个男性化的笔名，她们害怕被编辑或读者看出自己女性作家的身份。由此，我认为无论怎么提女性作家的觉知都不为过，当创作者用女性的视角去观察，代表女性来发声和表达，是值得被肯定的。
张 媛 廖 莉：女性作家在科幻小说中表达自我、抒发情感，这一过程共同凝聚着力量。我们多数人认为科幻想象未来的可能性，正如您的《去他的时间尽头》等作品，既有科幻的未来感，又有奇幻对过去的多维书写。幻想文学不可能割裂“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当“过去”和“现在”发生关联，我们便会拥有一种“怀旧”的心境，通过“怀旧”，我们好像被治愈了，重拾对“未来”的希望，那么，科幻等幻想文类也承载着一种“疗愈”或“抚慰”的文学功能吗？
程婧波：科幻的本质，其实仍在于“讲故事”。就像一封情书，可以放在不同的场景中，不一定关于男女爱情。正如阿瑟·克拉克表达的可能是对宇宙的感情，他写的所有科幻小说如《2001太空漫游》，是写给人类，写给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封情书。包括菲利普·迪克的作品，到目前为止，我们去读他的作品，仍觉得很古怪、诡异，很赛博，其实它们同样是情书。
每一个科幻作家终其一生关注的题材、表达的东西、最后形成的虚构故事，都是在为某一个主题表达一种爱，这种爱其实很宽泛。作家的作品一定包含着他们的为人处事，包含着他们自身阅历的特征，写作是为了表达一种情感。所以，从“治愈”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这个问题拿去问每一个作者：“如果你的这个作品是一封情书，你觉得这封情书的对象是谁？”可能会得到很有意思的不同回答。而对于我来说，我的情书真的跟“治愈”两个字有关。
我在《吹笛者莫列狐》里放了一段读者的话：“无嘴的莫列狐、吹笛手的故事。我无比喜欢。这个小说就像大胡子莫奈的那幅没有地平线的睡莲，一切都有关错误、沮丧和屡屡反复的光亮。”没有嘴的莫列狐是一个“树人”，这个读者说他很喜欢。我当时特别喜欢写很压抑的故事，但在这些压抑的故事里面，会有一束光亮存在。实际上，我要表达的不是那些压抑的部分，而是用压抑的部分去衬托出光亮。不管这个调色盘怎么调，无论那片光亮是微弱的还是明亮的，它就是我希望读者看到的地方，是我希望读者能够感受到的、温暖的、光亮的、被治愈的地方。
“我的情书是写给时间的”
张 媛 廖 莉：时间循环的科幻叙事是西方科幻的主旋律，而中国也有循环历史观、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佛教的因果等文化质素的基础，在《赶在陷落之前》《去他的时间尽头》《宿主》等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中国家庭的成员关系、较为内敛的感情表达方式，因此有一种较浓厚的归属和亲切感，可以谈谈您在创作时间题材的作品时，怎样从“中国科幻作家”的立场出发，来观察时间中的人和事，并编织成故事的呢？
程婧波：在《去他的时间尽头》之后，我开始关注发生在中国当下的故事，关注我们中国人当下的情感生活。以前我从不关注家庭生活，不关注中国人的伦理和情感，现在我认为中国人的伦理生活、情感生活和家庭生活很有意思。科幻小说是一个思想实验，把这些情感的、伦理的、家庭的大家熟悉的东西，放到里面，推到极致。比如说在《去他的时间尽头》，我把一个社恐的空巢男青年放到科幻“时间循环”这一非常经典的题材里面，用这样的思想实验去观察中国人当下的生存状态。
在写《宿主》之前，我也没想过去关注中国人的婚姻情感生活。《宿主》讲的是女主角有一天突然发现她老公不见了，她老公的手机信号出现在青海，她就带着她弟弟、她弟弟的女朋友和老公的发小从北京坐飞机到西宁，包了一辆车追着手机信号去寻找她的老公。这篇故事牵涉到中国人对婚姻的发问和反思：“两个人是怎么走到一起？”“怎么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渐渐疏离？”“她又是怎样接纳丈夫的离开？”把这些“日常”的问题放在科幻背景中，就能通过科幻的“反日常”展现出来。读者会感到其中的“反日常”很有意思，同时，情感内核指向中国人当下的情感状态。这也是我近几年比较感兴趣的东西，这跟我的阅读趣味、创作趣味以及自己生活重心的转变有关联，可能也是我接下来几年的创作方向之一。
此外，时间是我作品很重要的一条线索。《倒悬的天空》扉页写着：“谨以本书献给所有时间中的旅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时间中的旅人，书的最后一页是阿瑟·克拉克的话：“我们都是宇宙的过客。”我很赞同这句话，这也牵涉到我最开始说的问题，每个科幻作家的表达都是一封情书，可以说，我的情书是写给“时间”的。时间让我们拥有很多东西，又让我们明白所拥有的其实是有限的，正是这种“有限性”让我们生发出很多哲学思考，生发出不同个体的三观。一个人怎样去看待“时间”，就是他怎样看待自身在宇宙、社会、人生当中的位置。
张 媛 廖 莉：《宿主》《去他的时间尽头》等作品中，有着蒙太奇的多组镜头和剧本式的场幕、对话形式，它们形成一个具体场景下的片段叙事，各个故事镜头里的人物和情节彼此呼应、暗示，因而呈现出“非线性”和“碎片化”的时间观，您怎样理解叙事方式对时间观的建构作用呢？
程婧波：之前有人谈到《西天》也是在讲时间，我是在2002年写的《西天》，《去他的时间尽头》写于2018年，中间的时间跨度长达16年，但我同样痴迷于时间。《西天》与时间的关系很密切，它牵涉到比科幻上的时间循环更复杂的轨迹。通过时间再关联到作品中体现出的“非线性”等叙事策略，这个关联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曾有心理学家在分析人的思维时认为，有些人是“听力型”的，有的人是“画面型”的，你需要了解自己是以“听”还是以“看”方式去思考的人，这也引发了我的思考——在创作时我在想什么、在干什么，实际上，我会先去看到这个故事。这很像特德·姜《你一生的故事》中的“七肢桶”外星人，他们的时间观非常奇特，可以同时看到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的文字与思维是契合的。我和“七肢桶”可以成为一种镜像，他们有了特殊的文字，因而才有特殊的时间观，而我可以先看到一个故事的起因、经过、高潮和结果，以及它的过去、现在、未来，先把这个故事看完整，再把它转译成汉字，转译成文学的语言，最终写出来。当然，在转译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问题，因为文字是线性的，但是我的思考方式是非线性的，所以在写的过程中，我会有一些处理方法，这些方法会帮助我尽量克服文字线性之局限，使之有非线性的表达存在，更接近思考过程本身。
科幻是“非人”给“我们”说的情话
张 媛 廖 莉：《吹笛手莫列狐》和《开膛手在风之皮尔城》中探讨着“自由”问题的不同面向，树人莫列狐“虽然失去了自由，却拥有了一颗真正的心”，爱、身心、自由相互统一；在风之皮尔城岛屿上的人们，以为自给自足的生活带来的是自由的文明，其实却是“文明人”植入“结石”货币的傀儡，在两篇故事中，您是如何理解万物的自由之可能性呢？
程婧波：把这个归纳成“自由”是一个很好把握的点。当时写这两部作品时，我自己也处在人生的叛逆期，所以我想表达的是叛逆期“中二”少男少女的状态。你们可以看到，在《开膛手在风之皮尔城》里，男女主人公是“中二”的少男少女，他们被污蔑成杀人犯，其实这个故事是对叛逆期少年的一种极端呈现，通过“他们被污蔑成杀人犯”这一境况来体现这种叛逆。这种叛逆在奇幻小说中可能会更加轻易地实现。两部作品的共同点在于，好人都被诬陷，随之发生了命案，角色都是叛逆期的少男少女，这可能与我彼时整个人的状态有关。
这几年，我开始写一位女性如何看待婚姻了，这就好比我是一头小鲸的时候，我在海里感兴趣的是小磷虾，而当我越长越大，成为一头庞然大物，别人无法伤害我的时候，我可能想去吃大章鱼，口味的变化与个体的成长有很大关系。这两篇作品的关联性很强，它们创作于同一时期，我个人也关注叛逆期时人的心态，所以作品也在反映这样的心态，主人公对自由的追寻反映的也是现实“中二”少年关心的那些问题。作品主题与创作者的创作关注点相联系，在文学作品中，一个作家在某个阶段可能去关注叛逆的主题，这突出表现在故事中的角色是怎样理解自由的。叛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反抗就是对自由的追寻。
张 媛 廖 莉：您的故事里写道：“羊羔、抹香鲸和孩子是同一种东西。就好比小偷、盲鳗和开膛手，是同一种东西。”当人类的“孩子”处于这些相互交织的明喻中，我们发现了“人”在自然、社会、文明中的荒谬处境，这三组关系直击人心，又让人感到几分惊悚，可以谈谈您对人类文明的个人体察吗？其中人与非人形象的并置是否也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呢？
程婧波：我非常关注“非人”，之前没有在自己作品集后记或其他访谈中专门讨论“非人”问题，但这是一个不断反问自己的问题，我在问自己是不是特别关注这类题材，是否很喜欢在作品中去展现人与“非人”的关系，也在问自己为何这么着迷“非人”。当时写完《像苹果一样地思考》后，我写了《你看见它了吗？》，它和前者一样，都非常古怪，里面的人被外星生物寄生大脑，他们以第一人称不停地说一些很古怪的话。我可能在探索人与“非人”的一种分界点，一个“人”被外星生物寄生了，并用第一人称说话，这之后，我越发对“非人”感兴趣。
在《吹笛手莫列狐》中，我虚构了人类社会和“树人”社会，把人类社会与“非人”社会作了对照，《赶在陷落之前》也是这样。科幻为我找到了一种可以非常自如地去展现人与“非人”对话性的文学表达方式，所以我才可以自由地去创作这样的作品。而《开膛手在风之皮尔城》则是对人类社会的洞察，也是尝试用经济学进行的一次思想实验。我记得当时“星云奖”的颁奖词说得非常精准，说这部小说讲的是经济学的原理，把经济学的东西放在一个封闭的岛屿，去进行思想实验，展现一个故事。颁奖词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也许我们常常看到的用物理学、天文学、化学、数学进行思想实验而写就的科幻小说，但经济学相当于是将社会学也纳入了科幻小说写作实践中，在一个更加原始、另行的逻辑上，人与社会对抗的主题在此会显得更加直接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