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诗神》：诗神的四个凯洛斯时刻
《试论诗神》，王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
“时代脱了节”，在巨大的震惊之中遭遇父亲鬼魂的哈姆雷特这样说。“时代”与“时间”在time这个词里得到了折叠，它不仅像阿格尼斯·赫勒所说，是历史时间而非宇宙时间，是自然法权与传统继承权之间的角力，同时，也是过去、现在与未来在王子胸中同时震荡的结果（【匈牙利】阿格尼斯·赫勒，《脱节的时代：作为历史哲人的莎士比亚》，吴亚蓉译，华夏出版社，2020，28-29页）。《哈姆雷特》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复仇本身就是过去时间在未来的重影，衔接过去时间与未来时间的，是幽灵的命令、王子的疯癫、捕鼠器的戏中戏，以及哈姆雷特交出叙述的权利之后漫长的沉默——四个“凯洛斯时刻”。而如果挖掘这四个时刻之下幽深的洞穴，一个相互连通的地下世界将可能作为显象剧情的鬼魂而显现，在这里，“复仇”呈现为次要的情节，取而代之的，则是四个时刻共同指向的、对纯洁“丹麦性”的清洗，一种“自我”与“敌人”的辩证法：秩序的重建，最终落在了异邦人小福丁布拉斯的手上。
“四个凯洛斯时刻”，这是王炜在《试论诗神》中对《哈姆雷特》的解读。凯洛斯（Kairos），“时机”，奥登曾将其与钟表时间的准时相对立，认为它“蕴含了准时性的种子，但这种子没有开花”（W. H. Auden, The Dyer’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8, p.140）。开花的则是时间的潜能：保罗·蒂利希在《历史的诠释》中称之为“时间的实现”（这个定义，也是奥登在《凯洛斯与逻各斯》一诗中借鉴的定义，见Edward Mendelson, Early Auden Later Auden,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81, 2017, p.489），或者说，在诸多流逝的瞬间之中，那个连通了未来一系列发展的时刻，在它当下的、正在发生的、孕育多重可能的形态，被称作凯洛斯。即便《哈姆雷特》不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一开头就由歌队的十四行诗向观众交代了全部的剧情，但既然所有观众都已经了然哈姆雷特的命运，那么剧本和阐释的深度，就全寄身于这四个关键的凯洛斯时刻和它们的纵深当中，而《试论诗神》通过对这四个时刻的勾连，让老文本透出了新的秘密，并继而向我们自己的“凯洛斯”投来目光：这个被我们自己的想法、选择和行动填充的当下，以及它必然连通的未来。
可以说，这种双重关联，是《试论诗神》的一种基本方法。《试论诗神》是诗人王炜的一部诗论集，也是一部沉甸甸的、综合的诗学著作，它以惊人的吞吐量，清晰庄严的表述与至为灵活的思想探针，深入地探究了世界文学史上一些重要的诗学时刻，如荷尔德林的诗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拜伦的《该隐》，普希金的《青铜骑士》，歌德的《浮士德》，艾略特的《荒原》与《四个四重奏》，奥登的《诗解释》，等等。与这些文本相伴生的，还有诸多重要的诗学问题，如现实感、诗性正义、文学主流、诗与经验、诗与真、语感与文学风格，等等。这些问题，也都得到了毫不闪避的回应，或者说，是这些问题，驱动了文本的讨论。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强烈地感到，与王炜的诗作或许有些不同的是，《试论诗神》的优美与准确唤起的与其说是对一种妙笔生花的钦羡，不如说是一种对成为像王炜一样的读者的渴望：如果允许我再次挪用赫勒的观察，这是一本在被阅读的同时阅读你我的书（《脱节的时代》，15页），它也激发着它的读者对文本——这本书本身，及它所讨论的那些诗神显灵的时刻——作更深入、更诚实的阅读。这种驱策，也部分地源自这本书本身的谦逊：它的题目是“试论诗神”，“试论”不仅意味着人的屈身，而且还提示着语言本身的郑重：三个以语言为名的汉字推迟着一种神性的在场，并最终被它照耀。在这种照耀之下，作为读者的我，也试着提取出了《试论诗神》的“四个凯洛斯时刻”，以期对这本书里的几个关键的讨论面向，做一点挂一漏万的梳理与解读。
一、交叉时刻
我的阅读正值2023年的春节。除夕的夜里我们去街头烧纸，纪念亲人。远远近近的路口上，明灭着各家的火光，而选取交叉路口，按我父亲的话说，是为了来去的灵魂更容易找到回家的路。因为笔直的道路并不可靠，人是在道路的相交中辨认出自己的位置。
这或许正是理解《试论诗神》中频繁提及的交叉时刻的第一个角度，也是最为直接的一个角度。正如诗神显灵的第一个文本，T. S. 艾略特《小吉丁》的第二节，诗人在被闪电战摧毁的黎明的街道遭遇了一个“熟识的复合的灵魂”，它赋形为叠加态的叶芝与维吉尔，“像被不可阻挡的城市晨风吹卷的/金属薄片急匆匆地向我走来”。他们谈论语言、失望与悔恨，而在这一遭遇之初，诗人就已经清楚这一对话其实是向内的：这鬼魂不过是他负担的“一个双重角色”，对话本身也是一种自我辨认。这让我想到不久之前阅读尤瑟纳尔的《苦炼》，主人公泽农在激进的思想冒险之后回到布鲁日隐姓埋名，当他重又走在家乡油腻的石板路上，一个类似的交叉时刻击中了他：
……泽农感到，如同海上吹来的风从他的旧衣服里穿过，成千上万人从他的身体里穿过，他们是曾经在地球上的这个点站立过的人，或者直至我们称之为世界末日的那场灾难之前将会来到这里的人：这些幽灵从他的身体里穿过，对他视而不见，这个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还没有存在，或者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时他已不复存在。刚才在路上碰见的那些人，瞥过一眼之后，随即就被抛进了一团无形的过去之中，加入不断壮大的亡灵的队伍。时间、地点、本质失去了在我们看来是它们之间界限的特性；外形不过是本质被撕碎了的表皮；本质在并非其反面的空无中沥干；时间与永恒不过是同一样东西，就像一股黑色的水在一片恒定不变的黑色水面上流淌。（【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苦炼》，段映虹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
在这个奇妙的时刻里，泽农不仅身负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极速压缩，一种永恒而短暂的共时；更重要的是，这个极度充盈的时刻同时也清空了他。他在矛盾和张力之中得到了更新。这或许提示了《试论诗神》关于交叉时间的另一个关键角度：相交的路口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我选择较少人走的那一条”（Robert Frost,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相反，它的重要性在于交叉本身，在于风口处的运动，无论这交叉是向上的路与向下的路在人身上的交汇，是雅典（开端性）和耶路撒冷（近代冲动）之间的角力，是诗人所必须掌握的，“经验材料与知识材料结合后的第三材料”，是“危机性与多重性的同时在场”，是“自我的主体性”向着“一个可以被真理启示的生命”的让位——这些《试论诗神》中一再得到述说的交叉与张力“如同弓，把人向未来投掷”（《试论诗神》，第10页，以下引用仅标注页码）。
“十字路口内化于人，跟随于人”（10页）。这一描述性的语言包含了双重的面向。其一关于创作本身，一种内生于人的矛盾与诘问往往是作品的生命所在。其二或许关于阅读。交叉时刻就意味着每个文本都必须伴随阅读的动作来到一个永恒发生的当下，正如在博尔赫斯《小径分叉的花园》里，余准猛地意识到“一切都分毫不差地刚好在现在对着人发生。千万年过去，而事情只发生在当下”（Jorge Luis Borges, 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 [1962], tr. By Donald A. Yates, Andrew Hurley and James E. Irby, London: Penguin, 2018,p.2）。《试论诗神》实践着这样一种创造性的、纵横的阅读，是“以巨大的耐心、勤奋和刻苦……能潜入表层以下”，带着对当下现实的敏锐，发现过去时代中“与情感和行动水乳交融”的潜流的阅读（【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译林出版社，2004，22页）。有两样东西不太经常能得到人的谈论。或是出于人本身的局限，所有人都意识到但无力改变的事，比如对动物的残忍；或是像伯林所说，“与平常经验太密不可分的东西……和我们关系太深以至于不被注意的特征”（同上，26页），比如电，比如一代人的教养方式，使用语言的方式，以及他们的写作潜意识。辨认一部作品背后的这些普遍的，隐含的，而往往在同代人的讨论中也并不显像的基本现实，并把它作为诸多阐释的基石，这需要的不止是共情的感受力，更重要的还有一种面对大师作品时的同代人思维（当然，我认为书中的一些论述也达到了同代人质量）。比如，书中对勃洛克《十二个》的分析，就回到了在一个非常具体的语境之中，如何用一种破坏的、自我捣毁的语言写作的问题。再比如，对米沃什《诗论》的分析，部分地指向了一个“共同体”的问题。向着民间、在地的出走是否自动成立？这也是二十世纪中国诗“到民间去”运动面临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试论诗神》中这条通向世界文学的通道，可以理解为是用历史感重新激发中国诗的审美意识，用同代人思维，塑造一种带有主体意识的参照系。它并不把诗神的作品直接移植到今天，但总有一种隐隐的、蓄意的呼应。因此，交叉时间也可以当作是一种对诗人的嘱托：人是在这样的路口与诗神相遇。
二、否定时刻
交叉时刻是有用的，但它当然并不永恒，或者说它也是值得超越的。在关于勃洛克后期诗作《十二个》的一讲中，王炜提到一种必要的、对“交叉时刻”的超越：诗的创造，“需要走出‘交叉时刻’，把自己置于自由意志之中”（371页）。自由意志，在我的理解里，或许是走出某种既定的文本世界和阐释框架，投入“我”与现实的冲突之中。但无论如何，“交叉时刻”可以说概括了《试论诗神》的一种基本方法，一种黑格尔式的、永远动态的矛盾。诗神也并非一个静谧的处子，而诞生于一种交锋中的缠斗。
因此我们看到，这本书中几乎所有的主要概念都借助了否定的形式，“敌人”或许从未像在这本书中一样的有用。如果借用齐泽克对黑格尔的著名阐释，走向真理的道路就是真理本身，而真理无非是“对一连串谬误的系统表述（articulation）”（齐泽克经常使用类似的表述，这里的引述来自Slavoj Zizek, Hegel in a Wired Brain, London: Bloomsbury, 2020），那么或许也可以说，对敌人的表述也是走向诗神的必经之路。这样说，并不是持一种和稀泥的相对主义立场，磨平好与坏的差异，而是试着指认《试论诗神》中一种重要的语法，一种辨明新声与恶声的语法。
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种语法。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一个是书中对济慈著名的“美即真，真即美”的解读，另一个是对浪漫派的“体验论”令人击节的梳理。我认为，王炜在这里对济慈这句著名而神秘的结语做出了令人难忘的精彩解读：美是向非美学的跃出，正如（书中其他部分提到的）诗是诗的裂缝，文学是对非文学性的打开，也是对一种文人形象的克服（308、317、466页）。当然，在书中，这些开阔的命题之下有许多具体而微的诗学讨论，比如无韵体诗与韵律诗之间的悲剧关系，以及诗体对散文体的拥抱——这也是王炜在近几年的创作中实践的内容——但这种对“像一把雨伞一样反过来”的（语出法国诗人弗朗西斯·蓬热），反向文学经验的注视与辨析，恰恰是诗神的开放与光明所在。另一个例子，则是王炜在关于“体验与诗”的一节中非常犀利的观察：十九世纪以降的文学艺术对“体验”的强调，乃至它在当代市场上获得的自足意义（比如一则作品如果能带来某种共同经验类的共情，便称得上是成立！），往往使人忽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可体验之物——海德格尔称之为“体验的浅水”——对“不可见”之物的遮蔽（139-143页）。又一次，诗人提请我们将体验向着它的反面，那无法被体验之物的神秘敞开，去凝视后者带来的认知空白。
在其他的时候，王炜所珍重之物的轮廓又是为它们的反面所刻画的。比如，在“风格问题”一节中，诗人对一类对文学的普遍误解祛魅：一种诗意与美文风格，以及一类刻板化了的文人形象。写得精湛的，也有可能是“诗的敌人”，因为有时精湛的语言通向的只是一种诗艺的近似。诗也并非知识，它消化着对知识的迷恋，是一种“非知识的实践”（31页）。这些都并非通常意义上诗的敌人，但正是在这些精微的辨析中，我们感到离诗神又迫近了一些。这种通过否定，为理想形态赋形的语法，让我想到了雪莱，王炜笔下的光明之子，“一个全心全意拥抱最高象征并且关注超越主题的诗人”（100页）。去年，我在课上与学生一起读雪莱的《西风颂》与《致云雀》，意识到雪莱诗中的那些“最高象征”往往在与它反面的相交之中得到塑形。诗中遍布着否定的构词：无论是“不可见（unseen）”“不可驭（uncontrollable）”的西风，还是云雀“不经思索”（unpremeditated）、“不请自来”（unbidden）的诗艺，与它“不具身”（unbodied）的欢乐，否定前缀要求被否定之物在否定的同时清晰在场，这些被否定之物也提供了一种借力，让存在的理想形态得到了勾勒，这种语言的内在装置，近乎上文引用中齐泽克所说的“表述”（articulation）：谬误得到清晰表述的过程，也是真理显形的契机。可以说，王炜否定的语法也是对这种语言装置的模拟，这也或许是描摹诗神的一种唯一的语法。创作的秘密不可尽述，但诗神又拥有灵动的边界：只有选择那最为近似也最为危险的敌人——像王尔德所说，比挑选朋友更用心地挑选他的敌人（Oscar Wilde,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London: Penguin, 1891, 2001, p.11）——才或许能在对照的缝隙中落下刻刀，从混沌中雕琢出诗神动态的轮廓。这些敌人的命名，正是对威胁着汉语诗写作的那些力量的提炼：修辞的惯性，遁入审美的惰性，语言与思维的奴性，以及批评话语的粗糙。但诗神也并非这些反面的反面，它是在警惕优美、反抗精湛（却又悉心打磨）的交锋之中，在对非诗的拥抱之中，在吐纳的运动之中浮现的第三样东西。正如王炜多次引用的荷尔德林的谜语：非诗也变成诗，但需要敏捷的把握（290页；语出荷尔德林《反思》，见《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2003）。它就是那敏捷的把握。
三、动身时刻
在《试论诗神》中，还有一对重要的对立范畴：“不可读”对“可读”的挑战。它提出了一个或许反直觉的命题：诗应当在一定意义上“不可读”。这其中的缘故，并非是普遍认识中对诗的一种朦胧化与神婆化。相反，诗要拒绝过度的“可读”，人要拒绝过度的“可读”，归根结底是因为诗应当与一种过于顺滑的、对世界的认识保持安全距离。如作者所说，理想的诗的语言，“与我们所习惯的语言世界、经验世界之间，构成了斗争关系”（第7页），同时又更新着这些世界。这样说的意思是，诗的意义不在于它顺从一个时代的思维和表达习惯，而是挑衅我们的习惯，并向前推动我们对现实的感知能力。只有这样，人或许才能避免在大他者面前变得越来越“可读”的命运。
对阅读带来挑战的诗更亲民——或者说，更“新民”，在《大学》的意义上——这个命题，神似英国诗人杰弗里·希尔关于“晦涩”的伦理学。作为某种意义上艾略特在当代的继承人，希尔对一类晦涩诗的声辩比艾略特还更富有细节和说服力：如果我们记得，艾略特曾把《荒原》的晦涩归结为现代性本身的复杂。希尔则为这一讨论打开了新的维度。在2000年《巴黎评论》的一次访谈中，他直接地谈到了晦涩（difficulty）问题：人本身就是难懂的（difficult），而艺术作品的复杂程度不应低于人本身难懂的程度——这是从艾略特的论点出发了。但他从这里进一步展开：如果从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角度去谈，那么晦涩的诗更亲/新民，在于它调动了读者的更高能力，负担了语言教育、智力教育的功能，避免了一种智力与理解力的下沉，也是善政的基础。（引文及评述，见Peter McDonald, Serious Poetry: Form and Authority from Yeats to Hill, Oxford: Clarendon, 2002, p.189）
这是诗培养读者、培育民众的角度。而王炜还给出了来自另一面的、诗的角度：母语的生命，依赖一类“在母语的异常化、陌生化中写作的人”（251页）。他征引了德勒兹与克里斯蒂娃，他们两人都论述了一种在母语之中“成为母语的陌生人”的冲动，或者说，一个使母语变得“既亲近又不可辨认”的时刻（252页；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之《小吉丁》，汤永宽译）。这样说，并不是与母语为敌，毕竟母语往往是诗人最亲近的语言资源，但这种亲熟在创作中往往显出它的局限，而诗人的使命在于拓殖母语或者语言本身的疆界。诗人与母语之间的一种必要的紧张，也许更适合挪用德勒兹关于卡夫卡的一篇《什么是少数文学？》来加以说明：他必须扮演一个大语言中的少数派——不在国别意义上，也在语言探险的意义上——说一种类似“纸语言”的、近似人工的语言（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 by Dana Pol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16）。这是一种语言的正常性向外推开窗子、被陌异的风吹拂的时刻，背后的理路，几乎近似鲁迅直译、硬译的实践。
一点题外话，这样的写作，因为它陌生化的特质，的确也经常受到类似翻译体的指摘。王炜并不回避这一点，他甚至借用一种反讽的语言，谦逊地称自己为一个“中国特色的读译文者”，但他在其他地方也清醒地指出，这种对译文的阅读与再创造并不具有某种二手性与次等性，“文明已经不再以固有的所在地，或者依据他的主人的划分而被人类使用。……一个熟悉英国文学的非英语读者、与一个并不熟悉英国文学的英国人谈论英国文学时，前者并不用把后者视为英国文学的主人”（53、259页），而《试论诗神》准确、可靠、富有洞见的文本分析，也配得上这句话平视的尊严。从某个角度来说，《试论诗神》对文本的组织，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译文与母语的平等：它们之间的关系，近乎一种朝向本雅明“纯语言”的共同意向（见本雅明《译者的任务》，收录于《保罗·利科论翻译》，章文、孙凯译，三联书店，2022）。从鲁迅到拜伦，从雪莱到哈特·克兰，从米沃什到奥登，从普希金到艾略特，不同语言的文本在中文里得到聚集、化合、缀连与阐释，而它们的共同形态与相互作用，与它们在任何一种其他语言里的可能组合都不同。比如，在对《荒原》末节的分析中，“我应否至少把我的田地收拾好”——以渔王的口吻——与伏尔泰《老实人》的结语“每个人应当收拾好自己的园地”相互解释，这是在其他语言（比如英文）中因为具体用词的不同（lands/garden），不大可能产生的联想，但这种以中文为介导的联想又是有效的，因为花园所代表的整饬与肥沃恰恰是传说中的渔王最渴欲的东西，而这里的“田地”“园地”又与后文中米沃什耕殖的“花园”（西川译）、与穆旦涌起生命突泉的“园地”交相辉映，形成了一座新的星系，他们共同构成一种个别语言对“纯语言”的尝试。这样的语言，一个中文母语之中的陌生面孔，被德勒兹命名为“人工”的语言，在王炜的坐标系中，却恰好归属一类“自然的语言”，一种没有被城市语言、社会语言和知识语言过分催熟的、健康的语言（255页）。在它的指引之下，诗带我们动身前往语言和经验的边界，那不稳定的地方，“文本燃烧的地方”（232页）。
四、生成时刻
如这本书开宗明义交代的，它的底本是作者在2019至2020年间在中国美术学院的课程讲稿。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也保留了它讲稿的特征：不是通过某种刻意为之的通俗化，而是通过对一种紧急性的保存。“还有一个小时”，准备解读《荒原》的诗人说。时间的有限容器与即将得到阐释的对象——《对弈》末节中大写的催促，“请快些，时间到了”——形成了强烈的互文，并和后者一样，提醒着读者自身的现在与时间的有限。
《试论诗神》还有另一个关于时间的维度：关于诗神的成熟。“成熟”是艾略特在《何为经典？》之中为文学作品及其时代树立的尺度，而依据这个尺度，浪漫派诗人身上那种青年性只是一种审美的中间阶段。“在我看来，对雪莱的热爱就像一场青少年时期的恋情：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雪莱都标志着成熟前的一段激烈的时期，但多少人在年岁渐长后还将雪莱引为同伴？”（见T. S. 艾略特《何为经典？》[1944]以及《诗的功用与批评的功用》[1932-1933]）与之相应的一类思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种“晚期风格”，似乎它是老年带来的一份许诺。把文学的生涯理解为一种线性的上升，这归根结底，也是与现代性平行的一种发展观。
这样的一种发展观，透过《试论诗神》对一系列文本的解读，得到了迷人的拆解。王炜先是通过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告诉我们，这首组诗的成熟性不在于它的老成与淡漠，而恰在于一种“内在的炽热”（15页）。而在里尔克的《致荷尔德林》中，荷尔德林的诗意被形容成“从熟练的情感 / 骤然落入待熟练的情感”，诗意的成熟，继而成为一种在自身的存在中不断寻获不成熟性的能力（77-79页），或者，像王炜借用奥登的语言对穆旦晚年《冥想》的观察，“一种生气勃勃的‘笨拙’，而非‘冰冷的心的文质彬彬’”（457页）。而这也是萨义德意义上的一种“晚期风格”，一种难解的、内在的粗粝，一种诗心的磨砺带来的完美性的倒退：它并非随着年龄增长而自然发生，而是稀有地生成于无人之境的探索之中。随后，成熟性显露了它的第三个面向：一种“不成熟的积极性”（630、661页），一种孩子气的、去追究根本要素的冲动。这三个面向，把文学生涯从一种瓜熟蒂落的等候，转变成了一种日夜惕厉的摸索与再次寻获。
可以说，《试论诗神》所选择、讨论的这些文本，都各自携带着自身的不完美与不安，以及它们待生成的成熟性：它们代表各自时代的一种文学“主流”。主流，这是《试论诗神》的一条主要文学线索，也是一个最易误解的词语：它其实借用了十九世纪丹麦批评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的定义，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主流”的反面。在1871年《19世纪文学主流》的系列讲座中，勃兰兑斯将主流定义为一种现代的突破，而这些主流所唤起的运动，最终成为一种文化、文学上的激进。“主流”，换言之，就是文学的激进性在此刻的凯洛斯。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作为开端性的“主流”，也就是讨论未来。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总想象《试论诗神》像它课堂讲稿的性质一样，被年轻的诗人、学生、爱好文学的人们阅读，虽然它看起来并不那么像一本入门读物，但它是一位像维吉尔一样可靠而诚恳的向导，带我们从地下到山巅，在下降之路与上升之路中都踏着坚实的土地：我们的当下时间。它引领我们穿行一张广大而精微的文学藏宝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世界文学的宝藏也许多过中文诗，但解开它们的密码，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一代中国的写作者共同面临的问题。它建构的，是一套理解世界文学的新的体系，通向的则是一种更好的中文创作。它期待的是怀揣这份地图，走向四面八方界标的、新的写作者。在这一点上，我需要引用王炜的一篇散文诗《从少年到少年》，试着对这篇《试论诗神》的评论作结：
生命中有个分界时刻，经过它以后，人没有朋友。这是晚期风格到来的标志。不，它不是那个顺理成章的老人，而是一个被世界的心碎趋势追击的少年，可他对此浑然不惧，他并不是从未来，而是从“心脏的语气”，轻捷如落雪，刚刚到来一般闯入。[…]因为，未来是从人类的贫乏性吹来的寒风，只有从少年到少年的路才可穿行。
“从少年到少年的路”，这段话曾经非常打动我，而在今天，在诗神的照耀下，它让我受到了更多的感召。诗的凯洛斯在这里振动着它新鲜的双翼：晚期风格，或者说任何有真正生命力的风格，都包含一种对过于熟练的贫乏的克服，以及一种少年性的重新开启、一再开启。这种少年性的重启与生成，就构成了创造史；唤醒它，也就是唤醒创造的刚健，一种朝向未来的写作。这种永远尚待孵出、尚待成熟的未来，是诗神注目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