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福尔摩斯”
龚明德教授在《旧日笺 民国文人书信考》（中华书局，2013年12月1版1印）基础上增订而成的《旧笺释读 现代文人书信考》，2022年10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内容篇幅由33篇增至77篇，将近十年时间，作者的现代文人书信考释已蔚为大观，硕果累累。
作者“这二十年来致力于中国现当代作家书信的搜集和研究，弄到了几千封书信手迹原件或复印件”，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样的工作量；还可以想见，这些书信，犹如一座富矿，作者焚膏油以继晷，青灯苦守，爬梳在故纸堆里，“使得更多的谜一样的私密书信成为连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可靠手段”，学科面貌得以越来越明晰，“因为私密书信中蕴含的史实细节，比公开发表的文字更加真实生动”“看到还有许多老旧的类似书信的字条，虽然只有几句话、几十几百个字，却怎么也弄不明白它说的究竟是啥子，我就着急，就立图设法弄清楚它”。于是乎，上穷碧落下黄泉，旧报刊中找线索，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使书信中缺失的时间、人物等“原形毕露”，清晰呈现。全书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随便举例一二：
郁达夫重托李孤帆
沈尹默致信唐弢谈忆鲁迅
“茅盾书信中说的‘那年路过成都’的‘那年’，按照李劼人的旧体五言律诗和茅盾书信中的提示，应该在他们‘廿年曾未面’之中的某一年……我用排除法把茅盾与李劼人‘曾未面’的这二十年作了一个地毯式搜索。”
“检读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二三十年间公开出版的好多种徐志摩书信集或者含有这封书信的徐志摩文集、全集，所收入的这封书信文本大多弄得有三四句意读不通。细究之后，原来都是误将舒新城的批注混入徐志摩的书信正文。”
《张恨水谈其作品的一封旧信》文中，根据署名“螺君”即毕树棠发表在北平《艺文杂志》1943年11月第1卷第11期、1944年1月和5月的第2卷第1期、第5期的109天的日记摘抄，其中写于1932年1月15日的日记，有涉及张恨水相关史实：《大公报·文学副刊》转来张恨水君来信，文甚长，多牢骚语，盖不满意时人对其小说之批评也……又嘱将此信发表于《文学副刊》。因为这句“又嘱将此信发表于《文学副刊》”，作者“去查相应时段老旧的《大公报》之《文学副刊》，还真地找到了，题为《张恨水君来函》，有700字，要算长信，刊1932年1月25日《大公报》第211期《文学副刊》”，“由毕树棠日记索得的张恨水史料，在已有的张恨水相关编著中都是缺失着的，正可以补遗”。
《郭沫若“十七”日短简考》中，一封只有24个字，落款日期“十七”日的短简，作者抽丝剥茧，用大量的证据考证出此短简的日期为1959年2月17日，进而纠正了1992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印行、黄淳浩编上下两卷本《郭沫若书信集》中“审阅”的剧本记为历史剧《武则天》的失误，实应为历史剧《蔡文姬》。因为写短简的时间的确定，审阅的是什么剧本就能确定了，剧本《武则天》至1960年1月才动笔写完初稿，短简的写作时间在此前近一年。
为了“落实朱之彦两个弟弟结婚的准确月份”，作者自己专程到派出所找户警查实。《朱自清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朱之彦》中，“为了写这则文字，我专门去成都西安路派出所户籍管理处请户警帮忙查找朱之彦三兄弟的情况，想落实朱之彦两个弟弟结婚的准确月份，让这封朱自清书信有一个更为可靠的年月时间。”尽管派出所“根本没有这三个人的记载，连迁移和死亡等记录都没有”，但作者并没有一丝放弃的意思，“再耐心等待彻底弄清楚的机会”。
为了书信的来源，作者还密切关注拍卖会上的拍卖图录信息，坚持数年从不间断。如茅盾十二日致宇宙风社的信，林语堂“捐交”蔡元培子女教育基金的信，郭沫若致唐弢的“请罪”函，老舍1948年1月9日致梅林，郭沫若1975年3月1日致胡乔木，巴金致何为的一封信等等，无疑拓宽了书信的来源渠道，为考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1978年在湖北一高校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调入四川一出版社任编辑，2007年回归教职，到四川一所高校任教至退休。作者“有对自己的恒定追求。我希望力所能及地把有可能打开的蕴藏在文献中的史实死结打开，为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已被宏大叙事者们糟蹋得面目全非的学科提供一点儿原貌性质的探究结果……努力向只为读者写作只为学科奉献的应有境界靠拢”（《旧日笺 民国文人书信考》“校后记”）。“在视力、智力、体力、精力和时间等都允许的情况下，能写什么就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大有退而不休，愈益精进之势。
学者谷林先生读了龚明德赠阅的《昨日书香》后说：“为了核实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所做的探隐索微、去伪存真……读一组考据文章，居然像听华生跟福尔摩斯谈话，如此饶有兴味。”读了《新文学散札》后说龚君“凝壹专注……排除一些外务，‘如弃敝屣’”（谷林著，《淡墨痕》，2005年3月1版1印）。学者陈学勇谈及龚明德时说：嗜好民国文学史的朋友称誉龚明德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的福尔摩斯”，可见龚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钩沉、辨析方面的成绩如何突出。他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执着、勤奋、建树，素来为我钦佩。若没有他和陈子善等一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的贡献，民国文学史、民国作家形象，怕会因为历史镜头焦距的过远，面貌要更加模糊。学者黄成勇《“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福尔摩斯”，并非浪得虚名》的文章中这样评价道：龚先生多年努力，为新文学研究提供可资采信的宝贵资料，此所谓授人以鱼；他的研究方法更值得报刊、图书编校人员学习借鉴，此所谓授人以渔……而严肃认真、严苛较真及扎实科学的治学精神，也正是目下不止于学术界和出版界所缺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