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 新坐标 新话语 ——2022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近年来，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多元性和一体性、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等多重语境中探求广阔的发展空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时俱进，在古代民族文学研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作家作品研究等领域都有颇有创见的研究成果，彰显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一、古代民族文学研究
“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这种思想在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并融合到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2022年度的古代民族文学研究立足文献，深入挖掘各民族文学互动交融的历史事实，再现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韩高年的《文学共同体观念视野中的“诗骚传统”与“三大史诗”会通》提出，以“诗骚传统”贯注其中的历代汉民族文学都对历史上各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少数民族文学也对中原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既补充其形态，也赋予其活力。董希平的《论辽宋文学的互动特征》、刘成群的《论元代北方文脉》、周兴陆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北游南归与文化认同》、龙正华的《羌笛意象与盛唐诗歌》从辽与宋的文学互动、北方文脉对理学元素的吸收、中国文学史上的“北游”“南归”现象及盛唐诗人品笛、咏笛之风等角度出发，论述其都是中华各民族之间相互欣赏、相互影响的典例，实现了多层面的文化交流与交融。
古代少数民族对儒家文化有着深刻的认同，他们自觉地学习和效仿诗书礼乐，将儒家思想融入到文学作品中。契丹朝野普遍效仿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风，张晶、王永的《赋诗与讽谏：辽代契丹诗人创作的文化功能》认为诗赋唱和、赋诗言志在契丹上层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有着重要功能，契丹诗人对白居易诗的接受，一方面在于其真切易晓，另一方面在于其讽谏精神。吴刚则通过对杜甫民族观的阐释，发现自唐代开始，一些少数民族诗人就深受杜甫的影响。还有花宏艳对完颜麟庆游记散文《鸿雪因缘图记》满汉文化融合基本特征的考察，蔡丹君对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书写策略和人文地理空间建构的探究，都体现出其对汉民族文学的追寻和推崇。
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作者的诗文创作大多以汉语为主，这种现象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多洛肯的《明代少数民族诗文创作叙论——中华文学交融一体的历史缩影》从民族文教政策、边地移民政策及科举制度等方面对明代少数民族诗文繁荣的人文生态进行考索，描绘出明代中华文学交融一体的缩影。殷晓燕通过对《国朝闺秀诗柳絮集》中存录的27位女性笔下的236首诗歌进行梳理，探究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接受与融合。佟颖的《清代锡伯族驻防文学中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认同》则展现了驻防文学强烈的国家认同以及家国情怀。
正如苏利海所阐释的“大文学史观”，古代民族文学研究应将多民族文学置于民族共性、文化共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坐标中，提炼出具有“中国话语”特征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随着时代语境的转换，回顾和梳理少数民族文学史，反思与重建中国特色多民族文学批评话语体系，聚焦中国本土的文学实践、文学制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传播，成为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得到了来自不同部门和机构的合力推进，在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文学生产传播、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得到了多方面的政策扶持。叶炜的《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作家培养研究》以文讲所时期和鲁院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家培养为样本，探讨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培养的机制问题。周根红回顾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大量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出版和推介，认为其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主流话语空间和经典化建构。李翠芳认为，《文艺报》的“少数民族文艺”专刊充分发挥了媒体批评的优势，以主流话语引导少数民族文学，实现了文学领域的政策落地，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体系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还有一些文学期刊为培养各民族作家、促进各民族文学融合互鉴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杨亭、刘淼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西藏文学》与魔幻叙事登场和黯然消退的始末；王玉所关注的新疆文学期刊是当代文学跨语际交流与传播的平台，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基本概念的溯源和解析是构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体系的基石。“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源自1949年茅盾为《人民文学》撰写的《发刊词》，李琴通过概念溯源认为，“少数民族文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就已经产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受到苏联影响。毛巧晖也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相关话语早在20世纪初期至二三十年代伴随歌谣运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以及对苏联民族理论和文艺观念的翻译就已经出现，但并未形成固定的话语表述。一同展开的还有与“少数民族文学”相关的阶段性回顾与反思：乌·纳钦对中国多民族文学互鉴关系的讨论，刘晓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路径的探析，傅钱余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观念和路径的探究，王永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对少数民族文学史重写进路的推进，李晓峰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历史进程的梳理，都是立足现状与当下、对未来发展所进行的深入探讨。
何为“当代文学”，它的表现形态、内在理路、情感关切、未来潜能在哪里？刘大先的《贞下起元：当代、文学及其话语》一书从整体性的视野探析和理解“当代”的维度，进而切入到近代启蒙和现代性问题的起源，辨析“中国故事”“中华文学”形成的历史脉络和概念边际，论述自“新文学”至今的文学、艺术与思想的多重曲折发展，再度确立文学与中国、社会与人民之间的关联，从历史、地理、人文传统和美学传承的综合视角，确立“中国”及“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导出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文化自觉。谢刚的《族群认同意识及其辩证功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研究》《论“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社会主义国家认同》、朱林的《从主体间性到文化间性：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跨文化写作的人类学观察》，则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视角审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发展之路。
“口头诗学”作为现代学科口头文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在创编、演述、流布和接受诸环节上形成了独特的规律和法则。朝戈金的《口头诗学的文本观》和《论口头文学的接受》是对演述场域中的文本、演述人、受众核心要素以及口头文学动态存在方式的理论探赜。意娜对不同语境中口头与书面史诗创作、传播和接受情况的探讨和王艳对口头文学神圣性与世俗性的辨析，都是基于口头诗学的法则。“话语体系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所能达到的思维能力、理论水准、精神品格的标志。”朝戈金的《“全观诗学”论纲》提出了一个研究口头文学基本理论的整体框架。“全观诗学”是立足口头文学之本体、围绕口头文学之问题、引入多学科视域而构建的文学阐释体系，这不仅开启了从“口头诗学”走向“全观诗学”的广阔学术空间，也是构筑“中国史诗学体系”的“中国学派”、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突出成就。
以文学的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然是本年度的热点。刘俐俐的《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民族文学价值观念及其文学批评意义》从历史与现实、审美情感与艺术选择、“中国民族文学”走向世界三方面论证了中国民族文学价值观念之成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乡村书写、女性形象塑造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形塑和强化，如董秀团的《多元混融中的白族文学——白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印度文学及东南亚文学的关系研究》一书，将白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印度文学及东南亚文学中类似的传说故事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揭示白族文学多元混融的特质。还有向笔群的《土家族文学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白晓霞的《“西部文学”话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钟世华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杨建军和崔涛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行动——论少数民族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黄晓娟的《百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建构机制与历程》等成果，都体现出研究者的时代责任感和共同体意识。
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学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有效途径。谢丹凌认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虽然引起了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但仍徘徊在海外大众读者的视线之外。夏维红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效果探研——以外文局下属出版机构推出的英译本为考察对象（1951-2007）》、刘岩和韩婉茵的《西南少数民族典籍在日本的译介：现状、问题与对策》、王彦杰和罗宗宇的《1949-1976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外译的特点——基于中国大陆英译作品的考察》以及黄忠廉、杨荣广和刘毅的《少数民族文化外译的优先路径诠释》，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海外传播与接受情况的考察和对译介效果和译介策略的分析，揭示其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借鉴。
三、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研究
2022年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是对沈从文、巴·布林贝赫、吉狄马加、阿来等经典作家的持续关注和重新解读。对作家地理轨迹和生活史的考证，有助于对其作品形成一种全面、动态的分析图谱，从而有效认识和阐释文学现象和作家创作。李光荣考证了沈从文在呈贡的居住条件、经济状况、精神文化、文学写作、人际交往等生活内容，记述了呈贡给予沈从文的物质和精神补养。赵锐回溯了沈从文从“讲故事的人”到孤独的“现代小说家”的形象转折，这不仅是他从“故事”到“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与冲突，也是他对叙事形式的艰难探求。侯玲宽回顾了20世纪30年代“京海之争”的缘起和过程，沈从文的批评隐现了他理想化的文学观，以及文化认同隔阂下的矛盾冲突。满全的《巴·布林贝赫整一性诗学体系建构综论》梳理了巴·布林贝赫的诗学研究历程，总结和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命题和范式。李濛濛的《吉狄马加诗歌接受研究》、于昊燕的《吉狄马加诗歌中的“群山”地理书写与文化认同》分别从诗歌的国内外接受情况和“群山”地理书写的视角解读作品，彰显出诗歌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阿来是在汉藏文化之间漂泊的作家，他以嘉绒藏族地区的社会变迁为写作资源，书写了现代性、生态、博物学以及灾难等“同时代性”的主题。汪荣的《阿来文学创作中的族性表述与跨族际想象》认为阿来的创作包含了族性表述和跨族际想象的双重面向，他将自己的文学实践扎根在嘉绒藏区的土地上，其创作凸显了强烈的地方性和混融的原理。王瑜、宋丽娟的《〈云中记〉与阿来的文化认同》认为民族性与现代性在阿来的小说中并不矛盾，《云中记》探索了民族文化与现代的相处之道。吴雪丽以阿来的“机村史诗”为考察对象，探究了阿来丰厚的博物情怀与博物精神。这些经典作家的重新解读与研究对当下的文学现场构成了有益的启示。
第二是对地方书写、母语创作及多民族作家的批评与研究。本年度，许多学者对作家群、新生代作家以及类型作品的分析和文本细读进一步深入。刘大先的《世俗时代的史诗思维——论刘亮程〈本巴〉对〈江格尔〉的发展》认为，《本巴》通过淡化《江格尔》的族群性和地方性色彩，使其成为一种具有可译性和普遍性的文本。刘亮程使古老史诗的讲述成为一种文化表演，从而在史诗研究的还原主义知识论范式之外开创了一种启示性存在论式的传承方式，史诗思维在世俗化的理性时代重获生机。欧阳婉竹的《传统和现代的并行——当代藏族文学中的主体性表达》聚焦当代藏族小说中不同个体表述变革经验的叙事及其对主体的影响，揭示主体经验表述中现代与传统的辩证共存，并以此探讨社会变革和文化碰撞对现代藏族人主体建构产生的影响。周晓艳的《西藏当代文学的神性与日常书写——以次仁罗布的小说为例》从神性的维度表述西藏传统与现代影响下的日常生活。马佳娜的《论万玛才旦小说的世界观念和艺术特征》敞开了传统与现代交织、神圣与世俗共在以及虚幻与真实融通的复杂而又神秘的世界。郑丽娜和宋依洋的《论东北作家群中的满族作家——以金剑啸、李辉英、舒群等为例》、安少龙的《地域性的当代多样形态与少数民族作家的现实主义书写——以甘南藏族作家为例》分别以满族作家和甘南藏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为样本，考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实践。另外，刘亚利对内蒙古生态小说书写三个维度的阐释，李春喜对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重返草原”主题书写的关注，杨刘秀子对文实权京味小说的研究，也都是对多民族叙事的表达。也有学者对人口和母语写作者较少的民族如达斡尔族、东乡族、撒拉族、裕固族的文学创作做了梳理和评述，如李瑛的《在继承中创新：傣族作家母语创作的文体实践》、阿茹汉的《达斡尔族文学评论与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当代思考》、任淑媛的《论了一容的小说创作》、王爽的《撒拉族作家马学义小说论》和王明丽的《理解之同情的具象——铁穆尔的非虚构写作批评》等。
四、新时代十年
新时代十年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展现出丰硕的成果和崭新的气象。《文艺报》开设“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我们这十年”专栏，《中国民族报》开设“十年·绽放”专栏，回望和梳理近十年少数民族文艺成就，为新时代文艺发展积蓄前进力量。《少数民族文学：新时代的新变化——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四人谈》一文特邀包明德、刘大先、李晓峰、邱婧，围绕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就，重点聚焦少数民族的理论研究与批评建设，对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成果与发展态势进行了回顾、梳理与总结。崔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新时代内蒙古文学》回顾评述了新时代十年内蒙古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和散文等文学创作实践取得的成绩。邱婧的《为时代而歌——新时代十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回望（诗歌篇）》和苏涛的《书写时代精神的情与思——新时代十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观察（散文篇）》分别回顾总结了十年来少数民族诗歌和散文创作取得的成绩。
新时代的中国多民族文学是一个多声部的审美话语世界，具备独特多元的文化资源和美学传统。丹珍草的《新时代多民族文学批评的话语实践与边缘活力》指出中国多民族文学存在批评话语零散化、表面化和单一化的现象，倡导多民族文学的“批评精神”，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民族文学批评话语体系。新时代少数民族的乡村书写对于如何理解现实、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白文硕的《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乡村主旋律书写》聚焦“三农”问题，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脱贫攻坚再到乡村振兴，少数民族文学在传颂、延承、深化主旋律的同时，也尝试进一步融通文学与现实、政治与审美之间的关系。张羽华的《书写新时代乡村社会新格局——论肖勤小说的叙事伦理及美学经验》关注新时代乡村脱贫致富、基层治理和家庭生活的新格局,为乡村文学提供了特定而复杂的美学经验。
回望2022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可归纳为“新时代、新坐标、新话语”。在以往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多注重民族性、差异性和地域性，缺乏历史的眼光和整体的视野，融通不足。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少数民族研究者一方面鉴往知今，在史料发掘、方法视野、历史反思等多方面都有所拓深，另一方面返本开新，积极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研究“三大体系”，持续推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历史广度和理论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