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爱生活胜过了爱我自己。生活本身有它的力量、它的格局、它的美好、它的花样翻新，你难道能不爱它吗？

——王蒙 

我先从时间说起，文学和时间。第一，我已经是八十八岁半。第二，我写作已经七十年。第三，我的《青春万岁》从写作到出版整整二十五年。我写新疆的小说《这边风景》从写作到出版三十九年，要从开始酝酿算起，那就是四十多年。2022年《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从前的初恋》，那是1956年创作的，稿子现在居然还完整。这个小说里的有些内容是我抄录写于1951年和1952年的真实日记。小说的这部分采用了日记体。从那时候算就是过七十年。这一个人活着，看到自己的作品经过七十年后发表，可能也不多见。

我还有两篇小说，一篇是《纸海钩沉——尹薇薇》，1989年底在《十月》杂志上发表，那是我1957年写的。我当时就给了《北京日报》，后来因故没有发表。从完稿到发表，这已经相隔三十多年。这篇我是有原稿的，还有一篇没有原稿，凭记忆又加上很多现在的描写，我写的就是《初春回旋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写成的，八十年代末发表。

爱生活胜过了爱我自己

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写作人有时候挺在乎作品到底能够活多长寿命。因为文学与科学技术不一样，技术出来新的就把旧的代替了，但文学并不存在以新抵旧的必要性。比如《诗经》，《诗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因为孔子编辑它的时候是两千五百多年以前。这些诗篇是民歌，已经流传了数百年。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一大特点就是它们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青春万岁》，经过了25年，在1979年正式出版。从1979到现在，又过了四十多年了，去年一年人文社加印，每次加印三千册，去年一年就加印好几次。它为什么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伟大转变。我们经历了经济的转变、社会的转变、人的精神面貌的大转变。我们还或深或浅、或长或短地参与了争取构建新中国的奋斗，参与了革命的斗争，看到了革命的凯歌行进。所以我们确实心怀一种激情，一种光明。那个时候，你在别处看不到这样写中学生的，世界文学中写中学生的往往是儿童文学，但《青春万岁》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特殊年代动荡的情况下，革命也年轻化了。这部作品蕴含着对日常生活、伟大斗争的体认，饱含着写作人的那种真诚和激情。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这边风景》是1973年开始写的，所以必然会受那个年代的某些意识形态、某些观念的影响。但最后还是写成了，反应也很好，翻译也非常多，又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现在已经翻译到国外的有韩语、俄语、波兰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阿拉伯语，还有日语、突厥语、土耳其语正在翻译的过程中。小说里明明很多观念跟现在不一样了，但是还有丰富的生活，小说写的是生活，不是观念的衍生物，不是观念的图解。不论在什么观念下都有生活，都有老、少、男、女，有各民族的同胞，有活生生的人，有吃喝拉撒睡，有衣食住行，有美丑之分、善恶之分，有对人生的期待，对人生的追求。

生活有时候会修理错误的观念，荒谬的观念、错误的观念，到了生活那儿，它不但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实现，它连百分之四十的实现都很困难。所以作家要真正忠于生活，小说创作要了解和表现人。

《这边风景》被央视定为2003年“十大好书”。有一个评论家就说：“你看了《这边风景》，你看到了新疆的，尤其是伊犁一带的清明上河图。”因为小说里描写了各民族的，尤其是维吾尔族的生活，别人没写过。所以如果你有扎扎实实的生活，而且你对某种有特色的生活有兴趣，那么它能使你的作品产生一点儿对时间的免疫力。所以我觉得时间是对文学作品的生活根基的考验，是对作者对于生活的审美和消化能力的考验。简而言之，我们有对生活的丰富经验，我们有对生活的浓厚兴趣，你喜欢这个生活，你的作品也就经得住观念的折腾。

我在最近的一篇对谈里，曾经说过，我到了新疆，到了伊犁农村，看到了非常有魅力的生活样式，我非常有兴趣。我爱生活胜过了爱我自己。我并不娇气，我不需要在最舒服的地方过日子。生活本身有它的力量、它的格局、它的美好、它的花样翻新，你难道能不爱它吗？而且生活里有那么多可爱的人，那么多美好的人，还加激情和审美，变生活为美的因素的力量，这是我要说的一点体会。

心里有着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我再说说这空间。我写作，写了新疆，也写了北京，也有很多地方我故意没有写是什么地方，或者是既不是北京，也不是新疆。比如《春之声》，我写了坐闷罐子车的经验，那是我从西安到三原的感受。有很多伟大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根据地，但是也有一些作家，你说不清他的根据地。比如托尔斯泰，你说不清他的根据地，他写彼得堡的城市，尤其是写那些大聚会，写了那些说法语的俄罗斯贵族。但是他也写了农村，写了火车还有没有开通的地方，甚至他还写了车臣。

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亚，他们写的不只是一个国，不只是一个民族，所以写作的地域空间不是固定的。写作没有固定的标准，比如说著述丰厚，可能好，也可能不好。曹雪芹写的就不多，至少咱们知道的不多。毛主席当年在他的《论十大关系》中是这么讲的，中国对世界应该有大的贡献，这个中国无非是地方大一点、人口多一点、历史长一点，还有半部《红楼梦》。毛主席说半部《红楼梦》，就是因为后四十回还不知道是谁写的，大部分人不认为是曹雪芹，还有不少人贬低这后四十回，但是没有写作者敢与曹雪芹比。毛主席把《红楼梦》看成新中国立国之本的一部分。英国人的说法也牛，他们说，英国可以失去英伦三岛，但不可以失去莎士比亚。

我认为全中国、全世界，就一个曹雪芹，永远也看不完他，永远也感动不完。这些年我也很喜欢在我的新作里，加上一些国外的、国际的因素，面向世界。比如我写的《笑的风》里，我写到了西柏林。

我有幸得到各种各样的机遇和方便，访问过境外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你出去看看，你可是真长见识。我们要面向全国，面向世界，要心里有着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再简要说一点，关于文学的想象力。我们提倡现实主义，这是绝对正确的，想象也是从生活当中来的。塑造出孙悟空是靠想象力，我们看看天上有云彩，可以想到猴王一个跟头出去，驾着云彩跑到十万八千里之外，这仍然是有实际生活中的依据。我看《三体》，为什么我看不明白？我原来自以为我是很热爱科学的，是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是我读《三体》够费劲的，发现我原有的知识远远不够，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要敢想象，《三体》作者的想象也有现实的根据，有学理与技术的依据，又有胜过国外某些皮毛科幻作品的深刻性。近年还出了一本书《三体中的科学问题》，专门是从科学知识、从物理学上来解释三体。还有电影《流浪地球》，在国外也取得很大的成功。这部电影的叙事能够想象到别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但又不是胡扯，有一定的学问、逻辑，这部电影的思路，我觉得太厉害了。

我们的文学观念，可以有所开拓，守正创新。西方人更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英语里，没有一个真正代表小说的一个词儿，shortstor y是短篇小说，nove l是长篇小说。法语中roman，也是指长篇小说。整个小说叫什么呢？比较贴近小说的，英语是fiction。Fiction有虚构的意思，谎话也是fiction。如果你在外交谈判上说对方说的都是fiction，那是表示自己根本不信对方的话。

中国的小说一词起始于庄子，庄子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为你修饰，制造一批小说，制造一批段子，不是大说不是大言，而是用小说来表达对那个大命题、大事业的意见，这是难以做到的。小说确实有一个特点，从小见大。小说不能用写论文的那套方法，鲁迅写的《阿Q正传》《孔乙己》都是从小见大。但是小说虚构的能力，我始终觉得可以发展。

最后我再说说语言，语言是符号，是思维的符号，又是一个自己的世界，文学语言非常重要。孟子曰“心之官则思”。原因就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所以我认为文学是思维的艺术，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应该有相对比较强大和深邃的思维能力。要想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不能离开文学，不能不看文学的书。

我感觉到语言本身是一个世界。尤其是中文，是综合性的文字，中文表音、表意、表达一种逻辑，而且有非常美好的形状，有无穷妙处的意义、声音与理念的结合。语言文字有一种自己的结构，有符号的音乐性、对比性、延伸性、暗示性与可塑性结构。

李商隐远在马尔克斯之前千年写下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你问“我的归期”，这是现在时，而归期与未有期这是未来时，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回不去。“巴山夜雨涨秋池”，这是现在进行时。“何当共剪西窗烛”是未来时。“却话巴山夜雨时”，是未来时中的回忆过去时。写作上的这些技法呀，中国文学中有的是。

我们一些年轻同行，在读到《百年孤独》的开头时，“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却不知道千年前的李商隐早就掌握了时间的多重性与可变性。所以我还希望与大家一起，活一天，学习一天，学习中国的传统，学习世界的各种新书、可爱的书，学习和体察生活中随时出现的新的想象、新的可能。 （组稿编辑：王雪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