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抖落一身沙尘，来到了烟雨江南，感觉实在好。说来很奇妙，我多次江南踏青，都碰上了春雨潇潇。从杭州萧山机场往桐乡走，远处的油菜花，晃晃悠悠地从车窗外飘过，并非花海，不成段落，似乎只是标点。杭嘉湖地区经济发达，土地资源紧张，并非赏花的好去处。烟雨迷蒙，拍不出好照片，但空气湿润，不用戴口罩，对于刚度过三年疫情的我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享受了。

此行来去匆匆，真正在浙江工作兼游玩的时间只有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上午在浙江传媒学院桐乡乌镇校区出席“数字文化背景下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与专业建设”高峰论坛暨“中国近代文学文献数据库百校共建共享联盟”成立仪式，并作主旨发言。十一点离开桐乡，由浙西转浙东，赶到绍兴市上虞区参加下午一点半在春晖中学举行的“寒之友金石书画展”开幕式，顺带参观校园。傍晚来到绍兴市越城区云松村，考察其乡村文化建设。

一天忙碌下来，感慨良多，对浙江的文化底蕴及文脉形成颇有思索。看好浙江经济的学者很多，但着眼于文化，从细微处入手，兼及古今，谈出一点道道来，还真不容易。

数字人文与文献保护

恕我孤陋寡闻，到了这里，才知道“北有中传，南有浙传”的说法大有来头。这些年走南闯北，对中国大学硬件设施的提升很有体会。这回也不例外，浙江传媒学院的校园建筑及会场设备，让人印象深刻。开幕式简单紧凑，领导致辞得体，校企合作签字以及赠送图书仪式等一气呵成，没那么多大话与空话，实属不易。

这年头，“高峰论坛”到处开花，不必太较真。我只知道数字化浪潮是大势，中文学科的未来是小局，成立“中国近代文学文献数据库百校共建共享联盟”则是众多具体举措之一。我的任务很简单，就是略为配合会议主题，做一个专题演讲。原本拟题《中文系的困境与机遇》，最后决定删去“机遇”，突出了“使命”。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听好话，偶尔提及困境或危机，马上话锋一转，说“危机”就是“转机”，“转机”就是“机遇”，足见坏事可以变好事。其实，由“危机四伏”转变成“生机勃勃”，这样的好事不能说没有，但必须是天时地利人和。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关键词一般落在最后。对着同行开口，不该全是“光明在前”之类的大话，直面现实，先说陷阱何在，再谈规避之策。十几年前我写过《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读书》2012年第2期），这回略为调整，将“三十年河东”的视野，扩展到国际政治、学院文化、科技水平以及具体的研究策略，借此讨论中文系的远虑与近忧。

此次活动由浙江传媒学院主办，浙江越生文化传媒集团、浙江省媒体传播优化协同创新中心共同协办。不愧是传媒学院，刚一下车，喝过两杯茶，就被要求接受学校记者的专访。要我谈的是中国近代文学文献搜集整理、出版、研究的价值，以及相关数据库的功能。我是“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的执行主编，编纂的宗旨，此前在《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总序》中已经陈述；具体工作进展，一年半前接受《光明日报》专访，也都说得差不多了。比如下面这段答问，就言简意赅：“相较中国古籍有系统的整理与出版规划，中国近代文献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中国近代文献，被收藏在国内各大图书馆，也有大量散落在海外，目前还没有一部相对系统完整的丛刊予以收录。考虑到大部分图书的纸张已十分脆弱，经不起再三翻阅，很多图书馆已不再出借。这个时候，采取必要的手段，以出版的方式让更多作品能长期保存且传承下去，就显得较为紧迫。晚清以降出版的书籍，近二十年虽也有不少整理与重印，但像‘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这样网罗八方、规模宏大的计划，尚属首见。若能顺利完成，则能嘉惠学界，让更多人得以看见近代文献的原貌。”（《固学术之本 浚新思之源——陈平原谈“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光明日报》2021年9月16日）

具体操作此事的，是一家民营企业——浙江越生文化。他们的雄心/野心很大，希望在互联网时代，刊行“中国近代文献史料丛刊”，包括文学、经济、艺术、教育、历史与地理等五大门类，还强调“系统性、完整性、权威性”，这谈何容易。科技再发达，代替不了纸质图书；近代文献受纸质及印刷条件限制，亟需重新整理出版——这道理很简单，只是实施不容易。虽然越生文化采集的近代文献数量非常可观，印制技术也是国内一流，但如何让各级图书馆有意愿购买收藏，不是一件容易事。

《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第一辑已分别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推出，其中诗歌100卷（含260余部）、戏剧100卷（含260余部）、小说100卷（含210余部）、散文100卷（含190余部）、汉译文学100卷（含160余部），以及文学研究60卷（含112部）。大概销售不太理想，主事者并未催促我赶紧开始第二辑的编选。当初我就预料到困难，说好见机行事，能走多远算多远。卖书不是我的长项，但为此事站台，说说好话，还是可以的。至于转为“中国近代文学文献数据库”建设，当然是顺应潮流，也算生产自救；但我不觉得此举能取代纸质图书的抢救性保护。唯一的希望是在其位或有力者认同这个设想，支持、参与或直接承担此“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

说实话，旅途有点劳累，加上说的都是老话，我的答问不精彩。答问是否成功，既受自家学养限制，也与提问水平相关。第二天会议期间，临时被请出来，接受桐乡媒体的采访，谈谈“桐乡的文学印象”。如此不具挑战性的题目，只能勉强作答。不说，难为主人；说了，为难自己——这才明白那些随时随地都能口若悬河，说些不着边际的好话或废话，也是一种本事。

读书种子不绝

因为是学中国现代文学出身，我当然知道桐乡。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的嘉兴市，政治、经济、文化都很有名，行政上包括二区二县，还代管三个县级市。这三个县级市，我在以往的研究中多少有所涉及的，包括桐乡市的茅盾、丰子恺、钱君匋，以及海宁市的王国维、徐志摩、金庸，至于另一个县级市平湖，则实在想不出哪个文学名家。

路上聊天，谈及我在浙西的见闻与游历，称对平湖几乎没有任何印象。突然间想起，不对，有将近三十年时间，我每年都会收到一位从未谋面的平湖人寄赠的书籍。那地址很特别，故好记：“浙江平湖乍浦食品站。”一位食品站普通职工，每年给我寄赠他编写的《文坛杂忆》，这事让我大为感慨，还专门写过两篇文章。

回家后上网检索，方知这位可敬的普通人顾国华已于2021年8月去世。相关报道提及其30年坚守，自费编辑印刷了30卷《文坛杂忆》，发掘抢救出现代文史资料两千余篇，还引述我的话——“学者陈平原说：‘对于那些不求功名、没有稿费、纯属雅趣的投稿者及编书人，我始终心存敬意。’在他看来，这是中国‘读书种子不绝’的重要表征。”（《一位普通老人的30年坚守：百年后我的书里只要有一句有用，所有努力就值得了》，《文学报》2021年8月30日）

《文坛杂忆》创办于1985年，每年一卷，油墨印制，仿古线装，顾国华邀稿编辑，好友许士中毛笔清誊。撰稿者以江浙为主，遍及世界各地，基本上是地方上（非高校）的文化老人（据说作者平均年龄87岁）。谈文说艺、忆旧怀人、金石书画、野史逸闻，乃典型的笔记文体，质量不均，但每卷都不乏可读之作。更重要的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转型，无数读书人脱下长衫，下海经商，一些地方政府也只对能为“经济唱戏”搭台的“文化”感兴趣。一时间，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世人弃之如敝屣。这个时候，还能守先待后，不为潮流所动，实在难得。

2000年，我为《文坛杂忆》初、续编（顾国华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撰写推荐文章《民间的记忆》（《新民晚报》2000年3月12日）。2014年，随着年事日高，加上时代变迁，学术转型，顾国华准备收工了，恳请我为《文坛杂忆全编》撰写序言。下面这段话，很能体现我当时的立场与心境：“一个时代的史料搜集与文化积累，本该由政府部门或学术机构来承担，但居然让一位热心的读书人占了先，这实在是一个奇迹。对于那些不求功名、没有稿费、纯属雅趣的投稿者及编书人，我始终心存敬意。在我看来，这是中国‘读书种子不绝’的重要表征。比起今天诸多敲锣打鼓、争取到国家大笔投入的‘辉煌编书’来，我更怀念那逐渐消沉或已黯然退场的‘民间学术’。”（《民间立场、精神与趣味——顾编〈文坛杂忆〉合订本序》，《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22日）

收录一百八十余位历尽沧桑的文坛老人忆往感怀文章的《文坛杂忆全编》，精装六册，约二百万字，上海书店2015年5月刊行。为此，夏晓虹专门撰写了《〈文坛杂忆〉及其编者》，刊《书城》2015年第11期，除了讲述我们与他“神交”的经过，更以个人研究经历，说明《文坛杂忆》的史料价值。顾国华的使命其实已经完成，但并非一切都很完满，还是留下了不小的遗憾。在《文坛杂忆全编》序言的结尾，我写下类似广告的一段话：“金盆洗手前，他希望‘帮三十卷《文坛杂忆》原稿、封尊五和许士中手抄原本，以及六千封信件，一百六十余幅字画找一个归宿’，对于敏感的学术机构或图书馆人来说，这是个收藏并研究‘民间记忆’的好机遇，值得认真关注。”

不仅广而告之，我和夏晓虹还亲自出面，牵线搭桥，希望为这批宝贵资料找到合适的去处，也让顾先生晚年生活有所安顿。他本人对此寄予厚望，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提及。翻看他去世前半年与夏晓虹的短信联系，还在商讨此事。可惜我们人微言轻，虽也努力争取，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重读我23年前的推荐文章《民间的记忆》，以下这段话今天依旧适用：“此等全凭个人兴趣、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雅事，不出在八百年古都北京，也未浮现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广州，而是落实在历来人文荟萃的江南，实在并非偶然。”这也是我对“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寄予厚望的地方——这里的文学与文化，既有显赫的名家，更不乏深厚的土壤。

中学故事以及春晖精神

向会议主办方请假，解释我为何急匆匆，赶往上虞春晖中学参加“长松长歌——纪念经亨颐先生诞辰145周年暨寒之友金石书画展”开幕式，我就用了一句话：我是朱自清先生的弟子王瑶先生的学生，有义务共襄盛举。这理由很充分，浙江人一听就明白了。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此行并非春晖中学坚邀，而是我主动请缨。

事情还得从十八年前说起，那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答记者问，题为《中学往事，那青翠的记忆》（《光明日报》2005年5月18日）。其中谈及如今的中学教育，都奔着高考而去，校园生活十分单调，让人扼腕。因此，我极力主张把大学史的叙述，推广到中学史的建构：“浙江上虞的白马湖边，1920年初，著名教育家经亨颐创办春晖中学，邀集了一批新文化人，匡互生、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等，按照自己的理想办学，声名远扬。直到今天，这所学校师生平等、学生自治、教学自主、男女同学等经验还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春晖中学的鼎盛时期，不过五六年；这对于百年树人的教育大业来说，时间太短了，但是这种教育精神很值得怀念。”

十八年后的今天，春晖中学的教育试验，因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的生花妙笔，得到广泛传扬，春晖中学校园建筑更是于2013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了文学与建筑的羽翼，春晖的形象得以迅速提升；但在我看来，关键还在教育理念——正是在这一点上，今人与一百年前的教育先驱拉开了距离。

为纪念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我在《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3日）上发表《于秋水长天处寻味》，谈及五年中学教员生涯锻炼了朱自清的生活态度与写作策略，其中有这么一段：“平常心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和他那批春晖中学、立达学园、开明书店共同奋斗过的朋友，如叶圣陶、丰子恺、朱光潜、夏丏尊等，都是低调的理想主义者，‘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短期看，并非耀眼的明星，但放长视野，不能不佩服其精神与毅力。”

春晖任教，只是朱自清中学教学生涯的最后一章，1924年3月赴任，1925年8月转往清华，只不过家眷仍在白马湖畔，1927年1月始举家移居北平。借助朱自清撰写于1924年的《春晖的一月》《教育的信仰》、1929年的《白马湖》、1946年的《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我得以从一个特殊角度进入显赫无比但又转瞬即逝的春晖中学。这四篇文章作者生前均未入集，现收入《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很容易找到。

“今天是个下雨的日子。这使我想起了白马湖；因为我第一回到白马湖，正是微风飘萧的春日。”这是朱自清《白马湖》开篇的文字，与我当下境遇何其相似。今日的我，同样是“在微雨的春天，一个初到的来客，他左顾右盼”，先参观重建的仰山楼，眼下作为春晖中学校史馆，证实当年“北南开，南春晖”的说法并非虚妄。再依次走过一字楼、大礼堂、图书馆、曲院等，一路听校史馆工作人员讲解发生在这些老建筑里的故事。而后走出校门，跨过小石桥，来到此行的重头戏，参观弘一法师的“晚晴山房”、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夏丏尊的“平屋”，以及朱自清故居等旧踪。“晚晴山房”毁于战火，如今的建筑是复建的，院子里有弘一法师的青铜塑像；其他三位作家的故居则基本保留原样，只是略加修缮。古屋犹存民国风韵，配上门外的草坪与大树，还有近在咫尺的湖水，遥听朱自清《白马湖》的诉说，你很难不沉醉在春风微雨中：“春晖中学在湖的最胜处，我们住过的屋也相去不远，是半西式。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到我们窗前、桌上。”

当讲解员指着墙上的画作与书影，告知你丰子恺就在这个窗前构思创作他第一幅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以及夏丏尊就在那张书桌前翻译名著《爱的教育》时，我明知是虚拟，也都不自觉地浮想联翩。一百年前，就在这所偏僻的乡村学校，居然集中那么多文化精英，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在发展/完善自家的才华。有一点须记得，今天如雷贯耳的众多文化名人，当初绝大部分刚出道，属于今人所说的“青椒”。基于某种文化理想，集合于此，同心协力，从事教育改革实践。

刚任教不久，朱自清便在校刊《春晖》第27期上发表《春晖的一月》：“我看不出什么界线，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备，什么顾忌；我只照我所喜欢的做就是了。这就是自由了”；“学生因无须矫情饰伪，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全天性，不遭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对于教育者来说，“美景”加“自由”与“真诚”，近乎乌托邦，今天想来更是不可思议。半年后，朱自清又在《春晖》第34期上刊出《教育的信仰》。抨击一番时弊后，文章结尾处，朱先生笃定地说：“教育者须对于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对于他的上帝一样；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尤须有深广的爱；教育者须能牺牲自己，任劳任怨。”不知道今天中国的大中小学教师，有多少能支持当年白马湖边一介书生的畅想与信念。

1929年7月，已在清华大学教书的朱自清回望南天，遥想昔日友人星流云散，格外怀念白马湖边的雅聚：“我们几家连接着；丏翁的家最讲究。”（《白马湖》）这里特别提及的夏丏尊，乃春晖中学黄金时代的核心人物。春晖中学之所以成功，得益于上虞富商陈春澜的慷慨捐资，也得益于著名教育家经亨颐的精心规划。但初创时期，具体操持校务的，其实是夏丏尊。

除了日常管理，发表在《春晖》第20期的《春晖的理念》（1923年12月2日），最能体现夏丏尊的教育理想。你是“生在乡间的”，故有义务“至少先使闻得到你钟声的地方，没有一个不识字的人”；你是“私立的”，故应该“竖了真正的旗帜，振起纯正的教育”；你“无门无墙”，故有义务“多方接引同志”；你“财产不多也不少”，有可能“以精神的能力，打破物质上的困难”。至于1923年开始翻译、1925年在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上连载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长篇日记体小说《爱的教育》，日后单行本出版，更是风行一时，影响极为深远。

1946年4月23日夏丏尊去世，朱自清撰《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提及理想家夏丏尊之办教育，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春晖中学：“是夏先生约集了一班气味相投的教师，招来了许多外地和本地的学生，创立了这个中学。他给学生一个有诗有画的学术环境，让他们按着个性自由发展。”如今白马湖畔“平屋”故居的展览，也特别说明当初招聘教职员，都是夏丏尊看中了，沟通联系，一切谈妥，再请校长发聘书。这才可能保证聚集在一起的，是一批理念相近、意气相投的朋友。只是理想虽好，很难持久，随着匡互生等人的离去，夏先生也心灰意冷，转往上海创办开明书店以及《中学生杂志》去了。后世绝难复制的春晖神话，至此告一段落。

云松夜话与学术因缘

从绍兴市上虞区春晖中学，驱车往越城区鉴湖街道云松村，大约一个小时。大部分是高速公路，即便下到乡道，路也都很好走，看得出是认真整修过的。走到村口，我大吃一惊，会稽山下，云海深处，居然有这么艺术味浓郁的小山村。百亩茶园旁，千年古驿道，远方的茂林修竹，近处的乡村艺术馆，老物件装饰的景观小品，粉白墙上挂着蓑衣，大字写着“都市隐逸”，再就是“白茶清风无别事，我在等风也等你”；加上老台门里的咖啡馆，老民居改造的书屋，还有那棵标志性的1500年银杏树，若是秋天来，必定满地金黄。如此一步一景，一看就是精心装扮，时刻准备迎接八方来客。街道书记很得意地告知，这里原本是破旧的小山村，经由政府的乡村扶贫，专家的艺术指导，村民共同参与，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村，节假日，每天约有三千游客，城里人与乡下人各得其所，都很开心。

我之所以跑来这里，缘于无意中参与了此地的文化建设。两年前，有感于云松村文化底蕴比较单薄，当地政府希望在休闲喝茶观山景之外，增加一点书香味道。于是由本地乡贤、越生文化寿林芬董事长出面，希望我同意在她的祖居修建“平原书房”，里面陈列越生文化制作的图书以及我的若干著作，以便城里或当地文化人前来休憩、聚会与聊天。有机会做好事，且不怎么需要出力，我自然点头称是。因窗外就是那棵千年银杏，而银杏别名鸭脚，我题写了“鸭脚书屋”四字，如今挂在清雅的书房里。此前已有若干学生及友人探路，都交口称赞，而我则是第一次前来观赏。

为了让我体会云松、绍兴以及浙江的魅力，寿董约了几位朋友吃饭聊天。冯君送来他主持编纂的《二十五史中的绍兴人》，中华书局2003年版，仿古线装本，甚是优雅。王君谈及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近代艺术文献丛刊”陆续推出，效果很好，让人大为欣慰。高君则高谈阔论，称近现代史上，对中国政治、思想、文化、文学贡献最大的，第一梯队应是广东、湖南、浙江，别的省份没法比。作为广东人，我当然感觉与有荣焉；不过，还是补了一句：从古到今都很精彩的，当推浙江。此语一出，本地朋友很开心，纷纷给我介绍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从我略有知晓的历朝历代、各行各业之名人辈出，说到我不甚了解的地形地貌以及食物、习俗、思想、文化，乃至具体的越医越药、越酒越茶、越菜越瓷、越榧越兰等，一句话，浙江这地方（尤其绍兴）特别了不起。多年行走江湖，我已习惯官员及文化人对本地历史、文化、人物的特别表彰。但这回说得如此确凿，且充满感情，还是让我很感动。

看我表达真挚，不像是在敷衍主人，大家回过头来问：是什么机缘，让你近年较多参与浙江的文化建设？我想了想，学现代文学，且在北大工作，那么，长期关注鲁迅与蔡元培，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更何况，我的第一本书《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1987），是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此后，还参与该社组织的一系列成功或不成功的学术活动。近几年，更是承蒙浙江社科联厚爱，邀我负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校注》，以及主持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课题“大家文萃”系列丛书。我本潜心著述，不申请任何科研项目，没想到浙江社科联主动邀约，且允许我变更规划，自主设定研究思路与写作模式，岂能不识抬举？当然，还有前面提及的那套意义重大但前途未卜的“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众人一听，拍手叫好。

事后想想，千里之外，能与一个文学/文化大省深度结缘，也是很幸运的事。

（2023年4月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