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笔记中小说资料的学术价值
明代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高度繁荣，但除明末渐兴的尚不成系统的评点形式外，小说批评领域并未出现像诗话、曲话、文话之类专门的“小说话”。然而，数量众多的明人笔记却载录了不少小说资料，其学术价值值得治小说史者倍加珍视。
揭示传奇文体的唐宋之别
明人笔记中的小说资料揭示了传奇文体在唐宋间的演变。鲁迅《唐宋传奇集·序例》称“传奇命脉，至斯（宋）以绝”，意谓传奇小说至宋已然衰绝，但并未对其成因展开具体细致的分析，明人笔记对此论之甚详。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29《九流绪论下》云：“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他从创作主体出发，对唐宋传奇不同的审美风貌把握得相当准确。唐传奇被称为“进士文学”，是因其作者大多为进士出身或参加过进士科考试的“文人才士”，而且他们又多具有诗人身份。因此，唐传奇多具“诗笔”，想象奇幻、文辞华美、抒情性强，充分体现了唐传奇作者沈既济《任氏传》所谓“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的创作动机。而宋传奇作者多为“俚儒野老”，其作品崇实黜虚，以“议论”见长而乏于文采。
对于唐宋传奇在艺术上的差异及成因，钱希言《狯园》的自叙论之更详：唐人小说皆“文人才子”为之，他们“善用虚”“情深趣胜”，故其小说“率多藻思雅致，隽句英谈”；而宋人小说则“悉出老生鄙儒之手”，他们“善用实”且“执理局方”，故其小说“惟事穿凿议论”。
胡应麟、钱希言二人从创作主体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唐宋小说截然不同的艺术风貌，极具启发性。目前学界对唐宋传奇的比较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些小说资料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深化对小说家文学观念的认识
明人笔记提供的小说资料，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某些小说家的文学观念及其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以瞿佑《剪灯新话》（以下简称《新话》）为例，王锜《寓圃杂记》卷5引述周鼎的观点称《新话》“非瞿宗吉所作”，而是出于杨维桢之手。都穆《听雨纪谈》沿袭此说，但又称“今观《新话》之文，不类廉夫”。郎瑛《七修类稿》卷23“诗文托名”条则称《新话》“乃杨廉夫所著，惟后《秋香亭记》乃瞿宗吉撰也”，仍将《新话》著作权归于杨维桢，但又认为只有《秋香亭记》出自瞿佑之手。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1《庄岳委谈下》认为《新话》就是瞿佑所作，提出人们之所以将其归于杨维桢名下，是因为杨氏“耽嗜声色，故好事遂举归之”。明人笔记关于《新话》著作权的讨论，为我们认识其审美特色提供了重要信息。
杨维桢与瞿佑及其叔祖瞿士衡同为云间诗社成员，他对瞿佑十分赏识。据瞿佑《归田诗话》卷下“香奁八题”条，杨维桢曾因瞿佑“即席倚和”其《香奁八题》而对他大加赞赏，对其“春芳才情”加以鼓励。杨维桢以《西湖竹枝歌》闻名，而瞿佑《剪灯新话·联芳楼记》又通过小说人物兰英、惠英“效其体，作苏台《竹枝曲》十章”，表明瞿佑深受杨维桢文学观念的影响。杨维桢的诗以绮丽婉媚见长，《新话》以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依红偎翠”之作为主，便是瞿佑受杨维桢影响的结果，以至于人们误将《新话》的著作权归于杨维桢。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提出，瞿佑“风情丽逸，见之诗篇者，往往有歌扇舞裙之兴”，紧接着又称其《新话》“粉饰闺情”，已认识到瞿佑诗歌与小说所体现的共同审美风格。这有助于我们认识《新话》艺术特征的成因。
结合时代思潮考察小说文本生成
明人笔记中的小说资料启示我们，应将小说文本生成置于特定时代文化思潮中加以考察。例如，关于《西游记》的主旨，有游戏说、宗教说等观点，而谢肇淛《五杂组》卷15“事部三”云：“《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他认为《西游记》绝非简单的游戏之作，亦非单纯演绎宗教观念，而是一部具有时代文化内涵的哲理小说，它寄寓了阳明心学主旨即所谓“求放心之喻”。就《西游记》的情节内容来看，“心猿”屡屡出现在诸如“五行山下定心猿”之类回目中，孙悟空与白龙马“心猿意马”的角色设置也大有深意。作者实际上是以唐僧师徒的取经过程来隐喻阳明心学修心养性以致良知的过程。小说主人公孙悟空先是大闹天宫，接着被压于五行山下，继而走上漫长的取经之路，最后修成正果，隐喻了阳明心学“放心→定心→修心→致良知”的全过程。
再如，许自昌《樗斋漫录》卷6谓冯梦龙“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冯梦龙《古今谭概》“天后时三疏”条也表达了对泰州学派李贽的尊崇之情，谓“宜卓老称为圣主也”。由此可以确认，正因冯梦龙秉承了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之说，才提倡“情教”，主张并践行适俗、尚真、导愚的小说观，将描写重点转向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
记录小说传播中的作伪、删节现象
小说既是精神产品又是文化商品，明人笔记揭示了小说传播过程中频繁出现的作伪和删节现象。钱希言《戏瑕》卷3“赝籍”云：“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昼者，刻画摹仿，次弟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为招徕读者，书坊主在刊刻小说时往往伪托名人评点，李贽因在晚明声名最盛而成为书坊主最喜欢伪托的对象，许多小说评点本以“李卓吾先生批评”之名刊行。
叶昼与书坊主关系密切，像《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等皆托“李卓吾”之名由书坊刊行。对于小说作伪现象，盛于斯《休庵影语》“西游记误”条云：“余最恨今世龌龊竖儒，不揣己陋，欲附作者之林，将自家土苴粪壤，辄托一二名公以行世。”像李贽、陈继儒、钟惺等“名公”都是书坊主喜欢伪托的对象。
作为文化商品，小说文本形态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变化，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1《庄岳委谈下》云：“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钱希言《戏瑕》卷1论及《水浒传》时也称“今坊间刻本”“奇文悉被铲剃”。这表明，以牟利为目的的书坊主为节省成本而随意删节小说文本，他们是促成小说文本形态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反映明人小说观的复杂性
明人笔记中的小说资料还反映了明人小说观的复杂性、矛盾性。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36《二酉缀遗中》肯定“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的奇幻之美，但对同样出于“幻设”的《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却持否定态度。而胡应麟的历史小说观排斥虚构，其《少室山房笔丛》卷41《庄岳委谈下》指责《三国演义》中关羽秉烛达旦这一情节于史无征，显然混淆了史书与小说的界限，没有意识到添枝加叶、张冠李戴的虚构现象在小说创作中是必要且合理的。
明人小说观的复杂性、矛盾性在小说家身上也有体现，如冯梦龙《古今小说序》谓“史统散而小说兴”，强调虚构之于小说的重要性，因此其“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为人称道。然而，冯梦龙在编创《新列国志》时却本诸《左传》《史记》等史书，固守实录小说观，导致该小说在艺术上大为逊色。无疑，不能正确处理虚实关系，是明代历史演义小说数量众多而佳构寥寥的重要原因。
当然，明人笔记中小说资料的学术价值并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屠本畯《山林经济籍》、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薛冈《天爵堂笔馀》等提供了《金瓶梅》在晚明文人中传播的珍贵资料，并言及“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这对于判断其成书时间及作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郎瑛《七修类稿》卷25“宋江原数”条详列宋江等36人姓名，是考察水浒故事在民间流传情况的重要资料。明人笔记还是话本小说取材的渊薮，如《型世言》第2回、第5回分别取材于《戒庵老人漫笔》卷7“王孝子”、《菽园杂记》卷3“洪武中京城一校尉”，这有助于探究明人笔记与话本小说之间的渊源关系。综上所述，明人笔记载录的小说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有待我们进一步激活其蕴含的丰富文学信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明笔记整理与研究”（17ZDA25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