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新文学奠基人的启示意义

乡土、大地、农民，永恒的文学主题。

农民的喜怒哀乐，乡村世界的兴衰福祸，既是百年中国新文学系之念之的对象，也是许多作家难以释怀的牵挂与担当。

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之间，鲁迅发表了他最有世界影响的经典之作《阿Q正传》。这位新文学的奠基人恰恰把自己小说创作中最长的作品奉献给了中国农村和农民。

在这位被民间社会自发地尊为“民族魂”的新文学开创者的影响和感召下，蕴涵着无限创造力而又风云激荡的中国乡村，以及生存于其间且蓄积着无数光荣与梦想的中国农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始终是百年中国文学的热点和焦点之一。

正如鲁迅在《学界的三魂》中所说：“惟有民魂是最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华盖集续编》）学术研究是这样，文学创作何尝不是如此？自新文学诞生以来的一百多年里，惟有那些切切实实关注广大城乡百姓生存现状、民生福祉的作家及其作品，经受住了时间老人的严酷检验，至今还巍然屹立在百年新文学发展史上，吸引着不同时代的读者一遍遍重温、一次次品尝与揣摩，而且一次又一次地从中获得新的启示和领悟。

《阿Q正传》就是这样高耸入云的不朽杰作，并且早在它诞生不久的1920年代，就赢得了世界性声誉。鲁迅反复强调过他以此诊断“国民魂灵”的意图，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其在揭示“精神胜利法”上的犀利、深刻、独到，都有较大的共识。与此同时，我们也切不可轻易放过作品中的那一节“生计问题”，切不可轻易忽略阿Q的生存轨迹：在未庄一直“真能做”——无事可做后不得不进城——城里“打工”失败而返乡——误打误撞被诬陷为革命党而抓进城里枪毙。没有这样的肉身存在线索，阿Q的整个灵魂世界便空无所依，种种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神胜利”奇观也就无所凭据、无从立足。所以他的愚和穷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作品创造了中国新文学描写中国乡镇和国民性的标高。

鲁迅在同时期的《伤逝》里议论过，“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同样，对于一个普通乡村百姓来说，也是首先必须生活着，在此基础之上的种种人生义务才有可能逐项去加以完成。这些义务既有官家所规定的“纳粮”和“服役”，也有作为一介小民所必须履行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送往迎来等等基本人生责任。恰恰是这些基本人生责任或义务的具体实现空间和完成方式，决定了一个时代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倘若乡村社会足够广大、乡村居民占据了一个国家人口的大多数，那么，这个群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辅相成的观念形态或精神状态，也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甚至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基本底色。

除了阿Q，鲁迅还给新文学画廊提供了闰土、航船七斤、祥林嫂、爱姑等“旧中国”乡村儿女的形象。在他的感召和影响下，中国新文学投向乡村的眼光和创造的画卷，说得上是弦歌不断、蔚为壮观。三十年代有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乡村牧歌，四十年代有赵树理、孙犁描绘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下奋起抗战的北方乡村大众，五十年代则有“人民文学”的崭新追求和实践，更不用说进入新时期以后，高晓声、周克芹、古华、路遥等作家都以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刻画了带有鲜明地域色彩和时代特色的乡村图景和画像，都先后引发不小的文学震动和社会反响……从某种程度上看，它们都可视为鲁迅所开启的新文学这一重要源流里的一个个余波。

那么，今天的中国作家又该如何面对处在巨大历史变革中的广袤、深厚、灼热而又躁动不安的乡村大地呢？

二、日趋固化的城乡暌隔

说到底，要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乡土领域的作品，写作者与农民命运的感同身受、休戚与共，还是第一位的。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阶段，无论来自发达国家的文学理论如何新奇、如何五花八门，没有对于中国农民生存处境与命运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关切，种种相关创作活动都只能沦为形式或技巧的演绎，都只能是书斋文人或职业写手顾影自怜的文字表演。这样的写作，即使有时被媒体热捧，要想真正深入人心，或是在文学史上立足，都只能说是难乎其难。

正是在这一点上，当今中国作家遇到很大的障碍，或者说遭遇到一些瓶颈性的问题。倘若得不到高度重视以及相应的切切实实的应对和解决，读者对优秀乡土题材作品的期待只能是一次次落空。如果失望累积得太多，或许一份希望都会变得越来越稀薄。

这些障碍最简括的表述可以称之为：因为受城乡二元体制及相应的城乡不同生活方式的制约，写作者与现实行进中的乡村之间已经日益暌隔与远离，作家与自己笔下乡村人物之间的共情能力及相应的审美概括力创造力，已显得相当的疲软和衰竭，其最显著的外在标志便是，乡土题材作品的发表与出版不仅在量上相对不足，而且还极少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很难受到职业读书界或年轻读者群的青睐。一个百年来时时刺激读者神经、经常引发社会热点的、一直活力无限的创作领域，如今总体上却呈现出偃旗息鼓、“平安无事”、难以吹皱一池春水的状态。

可以罗列出许许多多的内外原因来解释这种不太能令人满意的现象。但任何作品毕竟都是经由作家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任何人物、故事、场景毕竟都要经由作家长期孕育、呵气成形、赋予生命，所以首先还是需要到作家身上找原因，从写作者的情感和灵魂质地上找源头。

然而，恰恰是经过六七十年的城乡分隔，又经过四十多年来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今天的作家和写手已经普遍地蛰居城市一隅，日常生活和灵魂牵系上都与乡村渐行渐远。或者干脆说，由于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即使是出生在乡村的作者和写手们也都已普遍“弃村而去”，远走高飞。乡村日趋退居为一个只是偶尔在节假日里探访的所在，或是记忆和想象里的一种背景，而不再是与写手们的生存方式与精神生长休戚与共的现实空间。越是年轻的作家，这一迹象和趋势似乎越是分明。仅以当代作家而论，1950年代在这一领域震动文坛的作品，其作者们往往不仅具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历（乡村出生，又长期追随革命队伍在农村根据地生活和斗争），而且有不少人还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把自己迁居到乡村（尽管仍保留国家干部身份），长期在乡村兼职和劳动，亲身参与五十年代在中国乡村大地上发生的前无古人的巨大历史变革。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推出这一领域产生巨大反响作品的一批作家们，则往往此前有二三十年的务农及农村基层干部经历，有的甚至背负着特殊政治身份（如“右派”），从而决定了他们在长时期里必须跟普通农民一样从土里刨食（即使担任农村基层干部也还是长期隶属“农村户口”），因此才能创作出一大批跟广大农民真正意义上同呼吸共命运的、足以振聋发聩的作品。

而当下呢？在目前全国各地的文学出版中，乡土题材作品具体占多少比例，需要进一步的统计数据。不能不承认，个人的阅读非常有限，也只能根据这些有限的接触来描述有限的观感。倘若对这一领域里的创作有长期关注，对当今的乡土题材作品确实无法满意。不少作品对于今天真实的乡村世界而言，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向壁虚构，甚至胡编乱造。即使是成名作家的创作，很多也不再是通过长期的贴近观察和体验一步步地凝聚提炼而成，而是运用成熟的技巧热衷于编织离奇故事，把各种来自道听途说、报刊新闻、媒体八卦等的消息和事件进行“典型化”加工而成的小说。成名作家都有一支生花妙笔，情节虚构和叙述语言上都能各擅胜场、左右腾挪，从而可以把故事写得曲折离奇，语言弄得活色生香，但每遇到事关乡村主人公命运及乡村社会的实质性问题，往往就机智而巧妙地闪转腾挪、绕道而行，不由自主地滑入“不及物”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表达惯性，满足于在虚构世界里高视阔步、恣意畅游……对乡村主人公丰富而复杂的心理世界和精神王国，更少见曲尽其详、体察入微的感应与描绘。像在新时期之初那样，能够真正意义上冲击城乡读者心弦、让广大读者同歌共哭回肠荡气的乡土题材作品实在难觅。

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可以找出很多。但空间上的长期分隔与感情上的渐趋漠然应该说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一些作家蜷缩于日趋安逸和精致的城市生活圈，被城市生活与体制所收编，忙碌并满足于与权力、与商业利益之间的种种合作或勾兑，乡村百姓与乡村社会都日益退居为一种遥远、渺茫甚至虚幻的背影。他们的日常生活渐渐变得与乡村社会之间几乎毫无直接瓜葛，时间稍久，其日常感觉、情感、感受、思绪、思考、想象等等，与乡村大地和百姓之间也日益缺乏自觉的勾连和关系。在这种宏观社会背景及日常生活体制的管控与束缚之下，一个长期安居于城市的作家，又如何可能与经历着种种生存挣扎和转型阵痛的农民之间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痛痒相关、同呼吸共命运，进而建立起一种深层的情感认同呢？从总体趋势上看，需要有更多的作家在总体心态、情感认同或文化-心理结构等方面进行修正，摆脱乡村旅游观光客心态。

三、出版、批评与阅读的城市化偏向

文学是个系统工程。作家生活方式的变化其实也是某种社会变迁的晴雨表，作家的创作，跟文学出版、文学批评以及文学传播与阅读之间，都密切相关，相辅相成。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深，乡土文学创作所受制约和影响，尤其显著。

当今时代，出版部门普遍实现了企业化，出版物的市场盈利情形成为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考虑因素。也就是说，一部作品是否出版、是否有资格与读者见面，出版社首先考虑的是它的潜在销量（通过征订数量及投放市场后的读者购买行为来体现）。故而，文学刊物和出版部门的编辑与决策人物成为一部作品能否获得合法出生权利的第一道门槛。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从事文学编辑和文学出版的人群中，城市出生背景的占比在不断加大，受其知识结构与阅读兴趣、文化选择等因素的影响，总体说来，他们对乡土题材作品的亲和力不会很大，而都市言情、商场角力、宫廷内斗、玄幻穿越、科幻玄想等等时尚题材，都有可能得到更多的青睐。再加上编辑出版决策方面的某些导向，直面现实矛盾冲突的题材易于受到限制，乡土文学作品在总体上受到冷遇，已成不可避免的现实以及仍在延续的发展趋势。乡土、乡村和农民，也在逐步沦为文学期刊和出版部门眼里日趋遥远、甚至日趋淡漠的远山或幻影。

而当今文学批评格局对这种趋势也起着火借风势、推波助澜的作用。因出版事业的空前繁荣、纸质出版物的迅猛增长、读者阅读兴趣和形式的巨大改变（电子阅读所占比例的大幅度提高），目前流行的出版部门的促销宣传和文学批评的推介评议，对读者的购买和阅读行为都不免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因为面对琳琅满目的海量出版物，哪怕是专业读者都面临无从选择的困难。又受前述城市生活体制的制约，有影响的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们也都是栖居大小城市渐长渐久的城市居民，其趣味、爱好与眼光也日益变得以城市为中心。于是，形形色色的新书发布会、推介会、小型研讨会，“小圈子”现象日趋显著。出于销售业绩方面的考虑，出版方已经较少对某部乡土作品进行郑重其事地推荐了。或许也偶有此类作品被出版部门看中而做了推介运作，但在媒体热点层出不穷、再大的热点也只能“各领风骚三两天”的今天，能否引起读书界应有的关注，也仍然是令人信心不足的。

与此同时，当今读者阅读口味的转换与变迁也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随着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随着影视和自媒体在内的文化工业的日趋发达，随着物质生活内容和形式的渐趋丰富多样，普通城乡读者对于文学阅读及纸质阅读的需求都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中华民族流传数千年的“唯有读书高”“万事从书出”一类的传统信念不断受到冲击与碾压。人们在忙碌艰辛的城乡谋生活动之余，选择读书的行为不是在增多而是在减少，普通公众更乐于从美食、旅游、微信、观影、非虚构阅读中，以及短视频制作、电子游戏等五花八门不断翻新的消费方式中得到娱乐、消遣或彻底的放松，文学阅读尤其是纸质阅读，渐渐成为一种“小众化”的甚至近乎“高雅”的文化消费行为了。加之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影响，乡村年轻人普遍不再有务农的兴趣，而是纷纷流入城市，变身为各式各样的打工群体中的一员，在城市经历着种种生存的艰难，甚至还有日常相伴的身份压抑。作为“在而不属于城市”的过客，他们在打工之余，也很不容易拥有一份时间的余裕和心情去从事文学作品阅读（无论是纸质还是非纸质）。即使偶或有文学爱好的，其他时尚类题材往往更容易吸引他们的眼球。

需求与供给是一对互为因果、水涨船高的欢喜冤家，没有读者的呼唤、需求以至强烈的阅读期待，作品的创作或供给方面也免不了锅清灶冷、缺乏创作的热情和动力，更何况还有前面说过的出版社的销售压力？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一部乡土长篇小说问世，动辄发行数十万上百万册并且一再加印重印，城乡读者争相阅读并热议的场景，恐怕是随风而逝，一去不复返了。

四、敢问路在何方

乡土题材文学创作的总体疲软乏力，是一种客观事实，不承认不等于它不存在。作家、期刊与出版部门、批评家及文学研究者，还有崇尚娱乐的读者，都与这一现状有关。故而都需要正视目前这种现实，承担一份自己所能承担的责任，努力谋求破解和提振之道。

任何时候，现实再骨感，理想还是需要的。由百年中国新文学的曲折发展历程所昭示，就乡土领域创作而言，以乡村人为本位的乡土文学创作应该更多涌现，并且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参与。在此过程中，写作者、出版人、批评家，甚至读者公众，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尽一份力量。

毫无疑问，作者还是第一因素，是前提条件。文学的王国当然应该姹紫嫣红、百花齐放。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数千年农业文明、且至今仍具有庞大农村人口的国家，理所当然地应该有一大批作家是真正关注中国乡村，心心念念地关怀着中国乡村人的生存现状、生活水平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期盼的。这也是真正实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一个重要试金石。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很多职业作家或写手基本上都被约束在城市的日常生活里，但作家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当，“三不朽”之一的古老召唤、“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现代箴言不应该被摒弃。也就是说，有出息的作家有义务有使命在创作过程中超越自己的世俗身份，从而在现实体验与文学想象中，与处在百年巨变及世纪转型中的中国乡村百姓达成内在情感上的休戚与共和真正的血肉相连。仅仅根据一时的政策条文、有限的道听途说或各式媒体平台上的八卦逸闻，编织一些或浪漫或悲情或离奇或荒诞或缠绵悱恻或凶险惨烈的故事，对一个成名作家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难度。但那至多不过再给琳琅满目的文坛再增添一个一次性消费品而已。大道多歧，有追求的作家应该走窄门。那当然有更大的难度。那需要深入到乡村人生活与灵魂的深处，去全身心地感受、感应、捕捉各式乡村人在自然环境、家族背景、村落风习、地域文化及宏观历史变迁等多重因素纠缠下的心理、性格、生存搏斗、命运沉浮、人生启悟，还需要充分借鉴中外文学经验，在此基础上凝神聚意、呵气成形，创造出转型时期中国乡村人的种种形象，为现实存照，为历史留影。西谚曰，艺术就是对困难的克服。身为中国作家，如果放弃了对几亿乡村人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真心关注，对各个年龄层的乡村居民的物质生存和精神状态缺乏真切的共情，那样的“中国”认知和想象必定是严重残缺的。仅靠一点语言技能编织一点离奇虚幻而又无关痛痒的乡村故事，缺少“民胞物与”的基本关怀，所作既不可能真正打动国内城乡读者，也不可能赢得世界同行的尊敬。

好的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编辑更是文学佳作的发现者和催生婆，是作品走向读者的第一道门槛，哪怕是发表门槛较低的网络作品，也需要有编辑的发现、把关与推送。说简单点，倘若缺乏一大批具有过硬精神素质和专业素质的编辑人和出版人，无论潜藏着多少优秀的文学作品（当然包括乡土领域的），都只能胎死腹中、难见天日。这就遭遇了期刊和出版部门如何平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老问题。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但文学编辑和出版人毕竟从事的是属于知识、文化、精神层面的工作，所提供的并非都是一次性消费品，与纯粹的逐利行业之间还是存在许多不同的。因此，编辑人和出版人还是需要拥有一种物质利益以外的精神和文化关注，具备一定超越性的胸襟与眼光，这样才有可能对处于萌芽状态中的优秀乡土文学作品及时发现、促成并催生。

在这一领域，文学批评的职责也同样义不容辞。以城市为谋生与栖息地的文学批评工作者，一方面被海量文学信息所困扰，另一方面也被自己所寄身的高校或科研机构的管理和评价体制所束缚，较少有人能够或是愿意以关注、鉴别、分析、评价陆陆续续发表出版着的乡土文学作品为己任，更不用说充分发挥前沿观察哨以及分析师、鉴定师的重要职能。这其中，“不能”与“不为”的因素都兼而有之。说“不能”，以个人之力，一个再勤勉的研究者，都难以尽读每年出版的海量作品（尤其是加上网络作品）。说“不为”，则是跟当今科研体制的“课题化”“量化”评价方式密切相关。于是，随机性的圈子批评应运而生。只要写作者、出版人或某些机构善于运作，一个随机性的评价圈子很快形成，电子的和纸质的媒介上会因此热闹上一阵，作者赢得一定的媒体曝光率，出版部门或许借此增加大小不等的销量，一次小型的推介性评价活动就此完成。这其间究竟有多少议论是基于中外艺术发展经验与标准的负责任的鉴定和评价，确实是不无疑问的。在这种流行风气之下，真正优秀的乡土文学创作不易破土而出；或是偶尔出现了，也易于顷刻淹没在无边无际的发表和出版洪流中。而个别长袖善舞的写作者或出版人，亦可借助此类促销宣传手段，诱惑某些评论者对平庸之作大唱赞歌，从而误导读者的购买行为。批评即选择。乡土文学创作领域已渐趋冷清和寂寞，批评家的热情鼓吹，且秉持职业良知对已发表和出版的作品进行及时而公正的鉴定与选择，在当今出版物蜂拥且难以选择的状态下，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

至于读者精神文化需要的提高，对高品位文学作品的期待，自然也起着呼唤和催生的作用。这是自不待言的。

毋庸赘言，在目前状态下，要出现一流的乡土文学作品，或是迎来这一领域作品一度出现过的往日的繁盛与辉煌，作家、期刊和出版部门，还有文学批评甚至读者层面，都存在种种牵制力量。但无疑，也都存在着改善和提高的空间。早在上世纪初，尚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就满怀深情地作过展望，“人立而后凡事举，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由此开启了他终身坚持不渝的以文学和文化“立人”的事业，并且身先士卒，在乡土小说创作中开辟了先河。百年后的今天，跨世纪的召唤仍然余音不绝。作家通过对中国乡村人身内身外世界的多层次开掘与描绘，创造出独具艺术魅力的文学力作，为中外文学画廊提供独具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学图景和人物，自然会重新吸引和打动被转型时期的种种身外身内问题所困扰的城乡读者，并给世界文学提供独特的中国景观。这也恰恰是中国文学界的职责和使命所在。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当代乡土小说中主人公的变迁（1949-2019）”（20BZW16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