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潘耀明(资料图)。(中新社记者 谭达明 摄)

潘耀明的人生堪称传奇：十岁(1957年)随家人从内地赴港，中学毕业后进入报界，从马经、狗表的校对到参与筹建香港三联书店编辑出版部，其间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活动，攻读纽约大学出版、杂志学专业，1991年接掌金庸亲自创办的《明报月刊》……香港文学的三种向度——民族性、本土性、世界性，在潘耀明的传奇经历中得以精彩演绎。

陈庆妃：从您的传奇人生中，我看到香港与内地的精神连接：香港人和衷共济、自强坚忍的“狮子山精神”以及闽南人“爱拼才会赢”的冒险与闯荡性格，毫不夸张地说，香港成就了您。但我也很好奇，十岁离乡的少年对家乡的情感与认同度如此之深，如果简单地归结为血缘关系，明显阐释无力。赴港之后，到底是哪些因素使您如此爱港又爱乡？

潘耀明：我的养父是菲律宾华侨，我与养母属于侨眷。华侨秉承了爱乡爱国的优良传统，我的小学及中学都是在爱国学校接受教育。闽南家乡是贫瘠的、苍白的，也是生我育我的地方，大山的记忆常萦回在梦乡中。

香港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在这个蕞尔小岛，因父亲在菲律宾另组织家庭，命运把我与养母打入社会的最底层。我们当年以月租六十元(港币)租了一个没有窗子、只能放一张双架床和一张可开合小桌子的小板房。为空气流通，板房顶部没有缝合。我在上架床甚至可以窥见隔离板房租客的一举一动，没有一点隐私可言。

小学求学时期，我的早餐和午餐是用两毫子在面包店购买两个隔夜面包。文盲的养母在制衣厂找到剪线头的工作，我的课余时间都在做穿胶花、钳拉链头的零工，赚零用和课本费，有空隙时间就向附近社会福利署辖下的图书馆借阅文学类图书。

我挣扎过、痛哭过、苦斗过，闽南人的不服输精神往往从绝望中让我重新燃起希望的星星之火，像大多数香港人一样，兢兢业业，刻苦耐劳，热爱生活，穷而志益坚，不坠青云志。

陈庆妃：冷战时期，两岸封冻，海外华人花果飘零，香港成为华人世界情感沟通和信息交换的中心。作为转口贸易港，香港对内地的经济贡献可以用数据衡量，而凝聚港澳台及海外华人的精神世界，在没有体制支持、文化资助的商业社会，香港文化人的坚守与努力更为令人感佩。您能谈谈冷战时期香港文化界是如何维系海外华人与港澳台及内地的沟通与联系吗？

潘耀明：我曾说过，香港是国际文化的窗口。海峡两岸被西方称作“铁幕”的年代，即由1949年至1978年内地改革开放为止的30年间，香港扮演了重要的文化桥梁的角色。这里说的“铁幕”在实际意义上不纯是指内地，台湾对“五四”运动以来的大陆文化特别是文学作品采取闭关政策，在“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下，把来自对岸的文化及至香港文化视作洪流猛兽。

香港在两岸之间实际上起了纽带的作用。在那个年代，不少香港人回内地探亲时通过口传、地下渠道，把台湾的文化与西方文化迂回地传达到内地；同时，也把内地的文化信息，特别是“五四”以迄的新文学作品，如鲁迅、冰心、巴金、钱钟书、王辛笛、卞之琳等人的作品，从香港悄悄地捎到台湾。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台湾于1991年解除“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为止。

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柏杨先生曾委托我代组织“当代中国大陆文学系列”，包括贾平凹、莫言、王安忆、舒婷、冯骥才、张承志、韩少功、史铁生、陈建功、刘心武等十个当代大陆作家开始登陆宝岛。这些稿件全部通过香港中转，因两岸仍未通函，柏杨出版这套书是有政治风险的，按台湾“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柏杨很易惹上“通匪”的罪名而下狱。

1949年后，内地与台湾、西方交往并没有直接通航交通工具，香港为其中转站。

1986年，内地出访美国的第一个作家代表团，由当时中国作协党委书记冯牧带队的，其成员包括张洁、蒋子龙、冯强、舒婷等，就是经过香港辗转飞美国的；还有包括后来当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等作家代表团赴台湾访问，由于两岸仍未通航，来回台湾也是经过香港，他们经香港都是安排由香港三联书店负责、由我具体接待的。

1979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举办的“中国周末”(由聂华苓、保罗·安格尔主办)轰动中外，海峡两岸作家因政治原因隔离三十年后，在这里第一次(自1949年后)相聚，与会的内地作家萧乾、毕朔望来回路程，也是经过香港转赴美国和返北京的。其后艾青、王蒙、丁玲、吴祖光、茹志鹃、王安忆等赴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都是以香港为中途站的，大都是由我出面接待或安排的。两岸未开放三通后还没有直航期间，两岸的作家和文化人的互访和交流也是通过香港这一枢纽的。

陈庆妃：1970年代末，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冷战开始融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海外华人文化圈慢慢重建。重建过程几乎超出我们想象的快，这与香港文化从未中断与母体的联系有关，也与香港文化人的使命感有关。从疏离到亲近，香港的中国人经历了什么样的心境转换，香港文化人经历了怎样的角色再定位，《明报月刊》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见证者与记录者，您能谈谈相关情况吗？

潘耀明：《明报月刊》是金庸于1966年创办的，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金庸为保存中华文化传统文化，因而创办了《明报月刊》，希望藉此传承中华文化的薪火。《明报月刊》创办到今天已有56年历史，是海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化杂志，对推动中华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着不可取替的作用。1991年，我开始接手主编《明报月刊》。

《明报月刊》作者名家如云。中国最初的伤痕文学、陈若曦写的如《大青鱼》《尹县长》《耿尔在北京》等，都是70年代在《明报月刊》发表的。聂华苓《桑青与桃红》在台湾《联合报》连载，因政治原因被腰斩，也在《明报月刊》全文登载。此外，60年代后期，在内地的无名氏(卜乃夫)辗转托人把《金色的蛇夜──续编》带来香港，于1979年9月至1980年5月在《明报月刊》连载。

金庸曾撰文指出：“我们创办《明报月刊》，目的就是希望尽力保存中国文化。《明报月刊》的基本风格、基本使命，还是维持到现在，我觉得《明报月刊》在海外跟中国文化事业上，起了一定作用。《明报月刊》的作者几乎包括了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各家各派人士，真正可以说得上是‘群星灿烂’。”

白先勇认为，《明报月刊》“树立了一种特有的人文精神。直到现在，她的优良传统都得以薪火相传，一直是世界华文读者的重要精神粮食”。

陈庆妃：《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名家手迹背后的故事》一书回望1980年代以来您与海内外著名华人作家、学者的交往，以手迹手稿与文学书写还原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曾记录的香港文缘。许子东曾说，在香港推动华文文学界交流，使香港文学在大众文化场域中发挥特殊的文化政治效应，这方面的工作，没有人能够超过潘耀明。请问您是如何自我期许的？香港的故事要如何继续讲下去？

潘耀明：许子东教授谬奖了，我视作是对我的策励。《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中抒写的老作家们都是在拼力与时间竞赛的人、用生命写作的人，经历了生命的各种磨难和艰辛，他们仍然热爱文学，争分夺秒地穷余生之年去写作，把过去被虚耗的时间挣回来……正是“日既暮，而犹烟霞绚灿；岁将晚，而更橙橘芳馨”(洪应明《菜根谭》)。他们的道德文章仿如高山仰止，都是我文学道路光辉的楷模和鼓舞力量。

我的文学起步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与学者及作家曹聚仁相识，曹聚仁经常劝导我们年轻人，“你们都是文艺青年，最好趁年轻选定志向，给自己订立一些文化课题，下点苦功夫，日积月累，将来肯定会有所成”。我把这话听进去了，因长期涉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对相关作家也开始关注，收集现代中国作家的资料，并加以编号和做索引。后来内地开放后，经常赴内地拜访和访问这些作家，核实作家资料，在与多位名家近半世纪的交往中积累了近千件手稿及书信。《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是从近半个世纪的积累中整理出来、发而为文的其中一部分。我还在继续这项繁重的工作。

对香港原创文学的发展，我感到担忧。我曾指出，“相较于影视、表演艺术等领域，特区政府在文学方面的投入一直很少，因此我也担忧香港原创文学的未来发展”。希望可以藉此书令大家看到文学的历史与价值，如同书名所言，令心向文学的情感在人们心中一直流动。

对谈者简介：

潘耀明，笔名彦火，福建南安人，《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文综》社长兼总编辑、香港作家网社长，任香港作家联会会长、香港世界华文文艺研究学会会长、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会长。著有《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名家手迹背后的故事》等26部著作。

陈庆妃，福建松溪人，文学博士，华侨大学文学院、海外华人文学暨台港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海外华人文学理论与批评”方向硕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理事，泉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监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华侨华人文学、香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