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本文拟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即以“北京作家”的居住地址作为焦点，在大量收集材料与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与当代文学史的复杂关联，以期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另一种观察路径。这一研究计划具有实验性质，所采用的方法既不同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也与上世纪末风行学界的文化研究范式迥然有别。在隶属于文化研究的城市研究风潮中，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北京这一文化地理空间的特殊性：“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上海其实是个特例。相对来说，作为古老中国的帝都，加上又是内陆城市，北京的转型更为痛苦，其发展的路径也更加曲折，很难套用现成的理论。读读西方关于城市研究的著述，你会感到很受启发，可用来研究北京，又总有些不太适用——在我看来这正是北京研究的潜力所在。‘北京学’必须自己摸索，因而更有理论创新的余地。”[1]而在既有的文学史研究中，不少学者已经涉及到本文所要讨论的领域，如京味文学与京味作家的相关论述、以王朔为中心的“大院文学”研究等等。只是因为问题意识和关注重心的区别，其中有关作家居住地的探讨大多浅尝辄止，或者止步于印象式、抽象化的勾勒。

研究北京作家住址与当代文学的关联，前提条件和问题潜力在于，在八十年代以前，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北京，公职人员（特别是迁入人口）的住房一般都是由所在单位安排，自主选购“商品房”的情况较为少见。因此，一个人的住址，就可以看作一个有迹可循的社会编码，与其（或其户主/家长的）单位、职务、级别等社会信息密切相关。这正是社会主义北京的特殊性所在，也可视为城市研究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色。作为系列研究的初篇，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方法的探讨，因此对于其中的关键性概念，有必要作出更为具体的界定和说明。

首先，本文及系列研究中的“北京作家”概念，是指居住在北京这座城市的作家。更准确地说，是指那些拥有北京户口、被视为北京市常住人口的作家。这样，它与“京味文学”视域下的“北京作家”概念就有了显而易见的区别。以地域为尺度的“京味文学”，主要是从文化角度，探讨现代进程中人与城的精神联系，以及有关（旧时）北京记忆的书写方式及其实绩。除被视为开创性研究的赵园的《北京：城与人》之外，王一川提出的三代“京味文学”的观点也颇具代表性，并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在他梳理的谱系中，第一代“京味文学”以老舍1920—1940年代的创作为代表，第二代为林斤澜、邓友梅、汪曾祺、韩少华、陈建功等人1980年代的写作，第三代的代表则是1990年代“泛媒介场”中的王朔、刘恒、冯小刚、王小波、刘一达。[2]与之相较，本研究所关注的，首先是“谁在北京？住在哪里？”的基础性问题。其他诸如籍贯、出生地、文学风格以及文化认同的因素，则置于研究的总体背景之中。

其次，鉴于这一研究体量庞大、枝蔓繁杂，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便十分必要。因此，本文及初期研究中的“北京作家”，是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居住在北京的作家为中心。它在代际的层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即“当时已是作家”的作家（包括郭沫若、茅盾、曹禺、冰心等“老作家”和王蒙、邵燕祥、刘绍棠、从维熙等“青年作家”），和“后来成为作家”的作家（如阿城、王朔、张辛欣、北岛、徐星、刘索拉等）。在阶段性的研究完成之后，再逐步把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向后延展，将“新时期”以后迁入北京的作家纳入视野。这样处理的考虑是，本文所谓的“北京作家”，实质可以理解为“生活在社会主义新北京的作家”，因此首先遭遇到的就是“进城”这一社会性问题，并与1950年代城市空间的规划与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一位研究者所说，1949年以后，为了安置进京的国家机关与军事、文化单位而兴建的广义的大院群落，重新分割了北京城市地图。[3]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中，作家也根据所在单位（部委、军队、学校）在资源配置中的结果，而被安排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居住。

鉴于视角的特殊性，本研究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去理论化”的倾向。但事实上，这一研究本身并非“反理论”的，西方学者关于城市的文化研究，特别是以空间分配为中心的文化政治研究，与城市规划及发展问题的理论及个案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但在处理具体的对象时，研究会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尽可能不跨越到理论层面进行抽象讨论，而是保持在社会生活的层面横向展开。因为笔者认为，作家的居住地，以及与此关联的问题（包括作家对于城市的文学表现在内），不是诉诸话语、权力、规训、运作等术语所能完全解释的理论问题，而是当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政权建立之时所必然产生、必须面对并且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因此，重要的是将作家住址问题本身打造成一把钥匙、一种方法，帮助我们破解曾被湮没的历史秘密。

概而言之，本课题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在文学史的知识之外，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内容，也对研究的深入推进至为重要。由此衍生的一系列问题，也将辐射到作家研究（出身及身份认同）、文人交往研究（居住片区）、文学体制研究（当代作家的生存条件及物质待遇）、文化研究（城市规划及布局）、文学社会学（文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现当代文学关系（现代、当代作家存在方式的比较研究）等多个领域。

二

在研究的操作层面，居住在五、六十年代的北京的作家，将首先根据其在家庭这一社会单元中的位置，划分为“户主”和“家属”两个部分。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作为“户主”的作家大致包括三种主要类型：军人、文化干部（老作家）、大学教师。与之相应，“户主”及当时作为“家属”的后来的作家（一般为未成年人），居住地主要是军队大院（如王朔、张辛欣）、部委家属楼（如阿城、食指）、大学校园（如宗璞、陈建功）三类区域，也有研究者将这三类分别称为军队大院、部委大院、高校大院。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作家散居在上述区域之外的城市空间之中，鉴于个体的丰富性和差异性，需要依据不同情况做出具体分析。

对于每位“北京作家”的居住地址，首先需要做细、做实，才有历史发现和显示问题的可能性。以下笔者将列举几个实例，详细阐述总体和细部的思考角度与提问方式。在研究展开的过程中，首先浮出的是文人的联络和交往问题。当代文学中一个著名的未解之谜是，老舍为何选择太平湖投水自尽。老舍当时家住灯市口，与西直门外的太平湖相距甚远，要穿越半个城区才能到达。因此，傅光明在做《老舍之死口述实录》的系列采访时，除了老舍的家人、同事、朋友和相关当事人之外，也特别留意灯市口—太平湖沿线，关注老舍在1966年8月24日的一天时间中可能会遇到的人，可能会造访和停留的地方。[4]王蒙在三卷本的自传中，记录了不少“偶遇”的经历。比如在1979年，刚从新疆“归来”的王蒙，被安排在市文化局下属的北池子招待所暂住。期间王蒙晨夕沿着筒子河散步时，多次与老作家萧军偶遇。如果掌握一些历史局势中的作家住址信息，就会知道诸如此类的“偶遇”并非意外。

对于“家属”一代的北京作家来说，从196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文学圈子”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例如，同为1980年代崭露头角的北京青年作家，徐星和刘索拉如此回忆两人初次见面的情景：

刘索拉：我还记得你去找我玩，你记得吗？你说你是徐星，然后就大摇大摆进来了，大摇大摆坐在我沙发上。

……

徐星：当时见你第一印象我觉得很美，其实我之前知道你。

刘索拉：你是通过别的人，都是这圈子里头的，北京(上世纪)70年代有个流氓圈。

徐星：后来出来的其实也是这些人，互相都认识，芒克、北岛……，为什么这些人能出来，就是有那个年代压抑的经历。[5]

刘索拉这里说的“流氓圈”，一般的说法是“地下文艺沙龙”。1990年代以后出版的一批回忆录与研究著作，如廖亦武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刘禾编《持灯的使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杨健编《中国知青文学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等，已经描绘过总体轮廓。李陀也曾回忆说，“在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的鼓舞下，不同背景、不同倾向、不同禀赋的作家、诗人、评论家组成了无数的‘小圈子’、小团体、小中心——我敢说在1983—1984年那一段时间里，这种文学圈子遍布中国大陆，无所不在。”[6]

就北京而言，这种始于60年代、一直延伸到80年代末的“沙龙”，其实从未形成过一个整体性的“圈子”，而是根据家庭出身、政治背景、居住片区、年龄层次、同学关系、思想倾向、艺术趣味等多重因素，形成若干“小圈子”。在当时，由于交通和通讯条件的限制，家庭住址的临近，其实是任何一个“小圈子”最初形成的关键性因素。所以在关于八十年代的回忆里，李陀当时居住的东大桥、作家苏炜的寓所双榆树，乃至“《读书》服务日”活动所在的咖啡馆，都是经常被周边“邻居”们提及的处所。而且如上一节所言，由于城市建设的高度组织化，上述诸种因素其实都不可能单独发挥作用，而是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特别是在1950到1970年代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活中。打个比方说，一个1960年代的少年人的居住地，往往是由其家长的出身或政治背景所决定；而他在哪里读小学、中学，与哪些人成为同学，也都不是偶然和自由选择的结果。

在此基础上，更为精准的定位（pinpoint），就含蕴了文学史的阐释能量。以大院子弟为例，既往研究者更多注意到大院内外的文化区别：“就内部而言，大院完备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使其成为一个自足的城中城，而其依照等级结构分配的空间形态使其天然具有一种权力规训的功能，深深影响到大院中人的人格养成，由此而形成的大院文化也因此深深打上共和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印记。而就外部而言，大院高高耸立的院墙将城市一分为二，墙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空间，与墙外的市民社会构成一种隔膜和对立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现代性想象的激进化，院墙内外两种不同性质的空间文化的交锋与争夺愈演愈烈，大院文化渗透入胡同文化，而胡同文化则以一种报复性的方式对之产生认同。”[7]但事实上，即使不论在大院与胡同之间是否存在这种针锋相对的对峙，仅在军队大院的系统内部，在此大院与彼大院之间，其实就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异。1953年生于南京的张辛欣，出生不久就因乃父张麟（曾为铁道游击队队员、随军记者）的工作调动迁往北京，定居在东城区内务部大街部队机关大院。大院所在地俗称“六公主府”，最早是清道光帝六公主的府邸，后来成为北洋政府时期的内务部办公地。张家的邻居有不少将军，以及部队作家王愿坚、黎明（《黄继光》的作者）等。张辛欣在一次访谈中就曾明确指出：“军干子弟和军干子弟不一样。”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取景地就是六公主府，但是镜头里的大院远没有她记忆中的“气派”，“我们那时……大院分成好多院落，层层叠叠的，还有假山、防空洞”[8]。

再看王朔。研究者大都知悉王朔是大院子弟，成长于公主坟一带的大院聚集区，但对他所在大院的具体情况，便往往语焉不详。事实上，王朔出身于军委训练总监部大院，该部简称“训总”，在解放军八总部中排名第二，统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王朔的父亲王天羽，就是“训总”的一名军官教员。根据马未都等人的说法，复兴路沿线的大院聚集区，是按照受重视的程度，自东向西依次排列。空军大院离天安门最近，说明地位最高，随后是海军大院、装甲兵、通讯兵、铁道兵，以及各种政治学院和军事学院，“训总”大院几乎排在最西头，因此被视为“叨陪末座”。尽管这种说法有待考证，但是多少道出了一些可供深究的门道。在王朔具有自叙传性质的小说《看上去很美》中，主人公方枪枪要上的学校是翠微小学，“因为29号（即方枪枪所在的大院——引者注）的孩子到学龄大都要进这所小学念书。有一种说法，这小学最早是29号、通信兵和警卫一师三个院联合建的子弟小学。历届学生除了这三个院的孩子，只有一个牛奶公司经理的儿子和一个翠微路商场书记的女儿。”[9]这里的叙述带有某种大院子弟的优越感，但这种优越感又是有限的，因为方枪枪自己都知道，虽然同为大院子弟小学，但是翠微小学既不如“育英”、“十一”，也不如海军的“七一”、空军的“育红”和总后的“六一”。经过这样的一番材料对校和细致辨析，我们应会对王朔的身份认同与性格形成生出一些新的认识。

三

在对“北京作家”的居住地址进行爬梳和整理之后，研究的主要延伸方向，是在其与新中国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学制度的接合部。唐少杰认为，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层面，新中国逐步建立并实施“七大制度”：单位制度、户籍制度、城乡街居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农业集体化制度、党管干部制度和党军制度。[10]张均在《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中，将新建立的文学制度，分为组织制度、出版制度、批评制度、接受制度四种类型进行讨论。[11] “北京作家”的居住地址，至少与政治-社会制度中的单位制度、户籍制度、城乡街居制度和人事档案制度，以及文学制度中的组织制度直接相关。在文学史家的著述中，文学组织制度主要指文学团体、文艺刊物、文学研究机构的设置，以及相应的作家、干部的存在方式，包括工资、稿酬、版权等具体的政策规定。[12]值得注意的是，由“住址”这一问题出发，是对制度及其研究的反向刺探。如研究者所说，新中国的各项制度，都有酝酿、生成和落实的一系列环节，成形之后也绝非一成不变。因此，在这种由问题出发的探询中，我们将能触及制度的“毛坯”，见到其形成的过程、初始的状态和持续不断的调试，而不仅仅是“制度化”之后的结果。

在“户主”的层面，首先能够想到的，是他们在1950年代的住址，与新中国建立后文化意义上的“进城”和文化单位的建置有关。一些单位的办公地点，比如著名的“东西总布胡同之争”中的两条胡同（东总布胡同是1950年代初“文协”所在地，西总布胡同指赵树理当时所在的《工人日报》和工人出版社）[13]、王府大街64号的文联大楼，都是当代文学史中的重要“地标”。不过，这些文化单位的“进城”，必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人事角度讲，今天我们知道的很多干部、编辑，都是随着工作的展开陆续调入京城的。此处仅以中国作协（包括其前身“文协”）及其下属单位为例，郭小川解放后先在中南局，1953年因调任中宣部理论宣传处而“晋京”，1955年到中国作协任职。公木1954年因“文讲所”工作需要，从东北调到北京。而在丁玲担任中央文学研究所（1953年11月更名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简称“文讲所”）主任期间，她还曾致信时任人事部部长的安子文，要求调入田家、袁珂、刘继祖、西戎、羊路由、刘莲池等六名干部。[14]可以想见的是，对于入京干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房、宿舍的安排问题。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这些公职人员的住所，一般不会距离办公地点太远，基本都要在步行、骑车可达的范围之内。如果存在通勤或取暖等实际困难，一般会在一定时间内由单位协调解决，即使刚刚参加工作的新人也是如此。杨匡满就曾详细叙述过，在他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文艺报》工作后，如何被安排在东总布胡同22号居住，一年后又如何在副主编侯金镜的关照下，搬到新建的和平街10区单元楼“集体宿舍”。[15]

尽管在制度研究中，学者势必划分成不同类项分别描述，但“制度”落实于实际的历史进程，落实于个体的日常生活，则总是以综合性的方式，以“看不见的手”进行调控。因此在制度问题的具体研究中，也需要采取综合的手段。如果结合经济和社会资料，就可以对与“住”有关的体制问题，有更细腻、贴切的历史理解。比如前面曾说到，五、六十年代北京住房一般都是由单位安排，自主选购“商品房”的情况较少，这其实是一个整体性的判断。说它是整体判断，意味着会有若干局部性的例外。如果我们将焦点集中在1950年代的作家群体（即前述“当时已是作家”的作家），就会发现他们不仅会买房，而且形成了作家“买房热”的社会现象。这个现象背后的根源，是1950年代初制订的“高得有点不合国情”的稿酬制度（以“建国初普通城市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作为参照）[16]，以及工资、稿费与房价三者之间的关系。据阎纲描述，“当时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不过几千元，所以，许多作家都买了自己的房子。周立波在北京香山买了一座大院落。赵树理用《三里湾》的稿费买下煤炭胡同的房子。田间用他诗集的稿费买了译作紧挨着后海的小四合院”。[17]据刘绍棠自述，尽管当时作家买房成风，但购房者都是丁玲、艾青、胡风、周立波、赵树理、臧克家、秦兆阳、李季、马烽等中年、老年作家，他在1957年以2500元的价格买下了一处位于府右街光明胡同（中南海西红墙外）的三合院，成为青年作家中买房的第一人，因此在“反右”运动来临时，这成了他腐化堕落的一大罪状。我们可以顺着阎纲和刘绍棠的叙述，以几位1950年代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为例，做一点具体的观察。王蒙1953年在团市委工作的月工资是87.5元。《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后，王蒙收到稿费476元，“相当于现在五万的感觉”[18]；同年，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预审通过，收到预付金500元，《文汇报》又带着500元要求连载。从维熙1955到1957两年间出版了两部小说集和一部长篇小说，总共拿到6000多元稿费；当时他在《北京日报》的月工资是69元。刘绍棠是这代青年作家中的第一个“万元户”，以四分之一的身家买下一处三合院，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不足为奇，甚至可以说是一笔精明的投资。

对于1950年代以降的稿酬制度，张均、黄发有、王秀涛等研究者，已有相当扎实的考述。他们的这些研究，应当是“北京作家住址”研究的起点和对话对象，而不是结论。以“住址”作为问题，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拓展既有的研究成果。其一，从本文标题的GPS思维出发，自购房的区位因素，本身就可成为视点。自购房的住址，仍然可以视作一个人的社会编码，与其单位、职务、级别等社会信息紧密相关。以阎纲所举的几位作家为例，赵树理所购房所在的煤炭胡同（今名煤渣胡同），其东端和西总布胡同的西端都是东四大街，两个端点相距仅200多米。田间在1950年代初供职于文研所，校址位于鼓楼东大街，因此在“紧挨着后海”的地方买房就顺理成章；周立波在香山的院落，应该可以理解为“别业”，或者与其工作性质有关。因为可想而知，其时年过四旬的周立波，不可能每日往返于城里和西山。其二，由此可以进一步描述稿费、物价、工资之间的动态关系，三者都是不断变动的。“买房热”是一个持续性现象，还是有一个时间下限？如果有下限，主要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1958年的“降低稿酬”[19]，对于作家买房是否有影响，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在稿酬标准升降的同时，物价、工资的浮动情况又是如何？这些都是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文学组织制度意义上，探讨作家的存在方式，通常指的是作家在制度中的存在，也就是个人“在文学-政治结构中的位置”。[20]对于作家居住地的研究，可以扩展对于“存在方式”的理解，将衣食住行层面的“存在”纳入视野，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制度研究“不见人”的弊端。与此同时，也可带出一部北京五、六十年代微型的生活史和风尚史。譬如，在我既有的印象中，诸如“下馆子”、“夜生活”（吃喝层面），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这可能是悦宾饭馆（1980年开业，被称作中国第一家个体户饭馆）、利群烤鸭店（个体经营，接待过众多知名外宾）一类的故事造成的。但这其实是后来者常有的错觉。1950年代人们在外吃饭，也不是只能去东安市场、前门大栅栏，也不是只有仿膳、全聚德、东来顺；也有很多知名或不知名的小饭馆，区别可能只是在“国营”“私营”的性质上。据洪子诚回忆，1959年他与谢冕等六人合作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第一章在《诗刊》登出后，寄来一百多元稿费，上交中文系被退回。在当年围剿个人主义的氛围下，谢冕做出‘大胆’决定：由六人平分，并领着我们在海淀镇老虎洞小胡同的一家小饭馆——胡同连同饭馆现在已荡然无存——吃了一顿饭”。[21]在郭小川1957—1958年的日记里，有许多关于“吃”的记述。由于工作忙碌、会议频繁，郭小川晚饭经常在外面解决，最常去的是菜根香（扬州菜馆）。也有同周扬、刘白羽商谈工作，而在外吃饭直到凌晨两点归家的记录。[22]可想，当时的人如果想吃夜宵，也不是没有任何办法。除了正经饭馆以外，还有很多在王蒙的《青春万岁》《恋爱的季节》等小说中写过的馄饨摊儿。总而言之，这些生活资料的整理，可以丰富我们对于历史细节的理解。

四

以上示例都是要说明，北京作家地图的研究计划，绝不是机械的资料整理工作。材料的搜集、考辨，与针对材料提出问题的意识，二者不可偏废，才有可能形成具有思想潜力的研究格局。但研究实行的难度在于，几乎没有成形的同类研究作为参考，同时基础性材料过于零碎，严重缺乏系统性。因此，资料来源的问题，就是迫切需要讨论的难题。

在笔者构想中，需要广泛搜求的基础史料，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档案资料、口述资料和书面资料。如果能够查到诸如户籍、登记表等一批档案资料，对于研究的裨益自不待言。在档案资料之外，口述资料是重要的补充，也是研究继续推进的基石。走访的对象包括：（1）1949年后生活和居住在北京的老作家，如王蒙、石湾、李国文、刘心武、李陀等；（2）老编辑、老记者及相关的文化工作者。原《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秦晋曾回忆说，《光明日报》文艺部的老编辑，有一套自己的工作经验、工作方法，简单说就是“交朋友”。老编辑黎丁跟很多老作家都是朋友，比如郭沫若、艾青、丁玲、冰心等，逢年过节就去这些人家看望。[23]这种以“友情”为基础的工作方式，在老编辑、老记者当中相当普遍，因此这一部分在场者，可以提供大量宝贵的历史信息；（3）各大高校的老教师、学者，如谢冕、洪子诚、钱理群、杨匡汉、杨匡满、刘纳、曾庆瑞、孙郁、程光炜等。[24]在获取口述资料之后，重要的工作是对这些资料进行对接、整合、考辨、校勘等一系列加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分析和阐释。

书面资料以公开出版物为主，包括地方志（民政志）、回忆录、传记、年谱、访谈等多种资料来源，都可以为研究的展开提供重要线索。需要注意的是，有两方面的社会史资料需要补充，其一是以身份、户籍、单位为圆心的社会制度研究，其二是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北京接管史的资料，如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写的《北平的和平接管》，另如王军的《城记》等建筑史研究，也有可供参考的内容。例如，《城记》收录了有关1950年代各部委、军队、学校“圈地”的大量史料：“当时，各机关为解决办公问题，陆续占用城内空房较多的王府，如卫生部占用了醇亲王府、解放军机关占用了庆亲王府、国务院机关占用了礼亲王府、全国政协占用了顺承郡王府、教育部占用了郑亲王府、国务院侨办占用了理亲王府、国务院机关占用了惠亲王府、外贸部占用了廉亲王府等。而在城外西郊，大幅土地一下子就被部队分完了，形成一个个大院，如海军大院、空军大院、国防学院大院等；而在西北郊的文教区，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一圈就是一大片，形成了‘谁盖楼中央就拨钱，谁就跑马占地’的现象。”[25]

更直接相关的作家、编辑的传记、回忆录等书面资料，其实并不稀缺，只是大多处于字里行间的暗角，需要自觉的问题意识才能照亮。如前引王蒙自传、从维熙回忆录、刘绍棠年谱、郭小川日记之中，名编回忆录如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吴泰昌《亲历文坛》（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龙世辉《编余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张守仁《永远的十月：我的编辑生涯》（北京出版社，2011）等，都包含了大量与作家住址有关的信息，只是这些著作一般不会专门从这个角度叙述。因此，字面意义的“爬梳”，或者像磁石一般首先将相关材料吸附，就至关重要。

汇纂资料的初始方式，可以概括为“线状”和“块状”两种展开逻辑。“线状”指的是，从一个具体的对象开始，以其资料为线头，把其他人的情况逐渐串连起来。仍以郭小川为例，仅郭小川1957年1月的日记里，有关来访和做客的记录，就有李普、陈笑雨、张海、庞季云、萧乾、韦君宜、林默涵、李季、许立群、徐迟、熊复、水华、海默、朱丹、李纳、邵荃麟、吴组缃等近二十人，而且其中多数都是闲谈性质，因此可以理解为彼此都是步行可达的“街坊”；只有去邵荃麟家，郭小川写明是乘三轮车去的。如从郭小川为起点收集住址材料，就可连线带面，也就是我们说的“线状”逻辑。“块状”指的是，可以从某一时间、某一群体的截面出发，调查其中人员的居住情况。例如，1956年春中国作协书记处成立，经中央批准，书记处书记共11人：刘白羽、严文井、康濯、张光年、郭小川、曹禺、陈白尘、吴组缃、臧克家、杨雨民。“块状”即从这11个人构成的“小区块”着手展开研究。

总而言之，研究的工作方案，包括两个彼此相关的步骤。用简单的话说，第一步就是“查户口”，即对北京作家不同时期的住址做精准定位。需要做实的问题，其实恰好对应于居民户口簿上的“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市”和“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址”两项内容。第二步，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联络成网，最终绘出一张北京作家分布图。如能绘成，相当于为既有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添加了一个GPS导航系统，可以激活和接通诸多相关的文学史与文化史问题。作为系列研究的初篇，本文具有方法探讨的性质，是“假设”而非“求证”的文章。题为“刍议”，即言这是一个远未成熟的草案，期待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北京：都市记忆与文化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2页。

[2] 参见王一川主编《京味文学第三代——泛媒介场中的20世纪90年代北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 参见丛治辰《现代性与社会主义城市建构——1949年后文学中的北京想象》，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论文作者认为，这种“重新分割”，“隐隐构成国家空间与城市空间的对峙与隔膜”。对于此类问题，本文不从这一角度把握，原因如正文下段所述。

[4] 参见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访实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5]《名Famous》2010年7月刊，网络资源参见http://ent.sina.com.cn/s/2010-07-30/18473035494.shtml。相关讨论参见拙作《当“钟亦成”再遇“灰影子”——王蒙与<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的发表》，《文艺争鸣》2019年第2期。

[6] 李陀：《1985》，《雪崩何处》，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

[7] 丛治辰：《现代性与社会主义城市建构——1949年后文学中的北京想象》，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8] 唐骋华：《张辛欣：大院里的生猛丛林》，《生活周刊》2014年总第1513期。张辛欣的经历，还可参见她的自传体小说《我》、绘本故事《拍花子和俏女孩》，张麟《车轮之下五千里》（《收获》1986年第1期）。

[9] 王朔：《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10] 唐少杰：《应追溯历次转向的历史渊源和制度基础》，《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萧冬连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

[11] 参见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2] 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二章；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四章；丁帆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作家出版社，2020）第三编（本编撰稿人黄发有）等。

[13] 参见董大中《东西总布胡同会议》，《你不知道的赵树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苏春生《从通俗化研究会到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兼及东西总布胡同之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14] 参见李蔚超《社会主义文学教育的试验与试错——记草创阶段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

[15] 杨匡满：《中国作家协会新来的年轻人》，《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3期。

[16] 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17] 阎纲：《作家与稿费》，《文史博览》2004年第10期。

[18] 参见《人•革命•历史》，《王蒙全集》第2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289页。

[19] 相关问题详见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一章第二节的讨论，本文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20]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

[21] 洪子诚：《谢冕四题——在谢冕学术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现代中文学刊》2022年第3期。

[22] 参见《郭小川全集》（第9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 参见笔者2015年11月17日对秦晋的访谈《<夜的眼>发表记》，收程光炜主编《八十年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24] 学者、教师所能提供的口述资料并不限于亲身经历，也包括相关的文史掌故。例如前述王蒙在1970年代末与萧军多次偶遇的背后原因，就是当时“不在场”的程光炜老师提示我的。

[25] 王军：《城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4—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