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面对正在发生的改变中国乡村面貌的伟大历史实践，感受到新时代磅礴澎湃的精神气象，青年作家应当如何接过前辈作家手中的接力棒，用情感受新时代山乡巨变，用心书写无数个面向未来的、充满生机的乡村世界，正成为时代赋予青年作家的历史重任。

在当下众多写作者中，经受过完整学术训练的高校教师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职业上得天独厚的优势某种意义上解放了身心，让他们有更多时间从事写作，阅读、授业、鉴评等职业属性也为他们行走在创作的现场创造了条件。教师、学者、作家的复合身份令这一写作群体的实践总体上呈现出人文性、前瞻性和探索性。

就上述两个方面的话题，《文艺报》和中国作家网以书面形式采访了几位代表作家，本文即为记者康春华和杜佳对作家叶炜访谈的综合。

一、新乡土写作与乡村美学

康春华：您为何始终关注乡村题材的写作？为何对此有持之以恒的书写欲望？

叶炜：从大学时代开始写作至今，从《母亲的天堂》到“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富矿》《后土》，再到最新出版的“城乡中国三部曲”第一部《还乡记》，乡村题材的确一直是我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心所在。一个作家对“怎么写”尽管可以去发挥他的“主动性”——可以炫技，也可以守拙，可以借鉴现代，更可以转向传统。对“写什么”的选择，当然也有可以去主动选择的一面，但有很多时候却是一种“天注定”。我一直以为，一个作家的写作，往往是带有“胎记”的。他出生的那块“血地”，是他生命的出发原点，走得再远，往往还是离不开那一小块“地方”。我出生、成长在鲁南的一个小山村，一直到读大学，都生活在那里。即便是参加工作以后，因为父母还在那里生活，我还是会时常定期不定期地回去看看。由于新冠疫情的关系，这两年回去得少了，甚至春节都没有能回老家过年，这让我失落了很长时间。离开那片土地久了，就忍不住想念，想念那里的一切。我知道，自己这一辈子怎么走都不会走出那个小村庄了。正因为这些，我一直对乡村书写念念不忘，那个小山村和鲁南大地几乎成为我笔下的全部“世界”。于我自己而言，通过写作，我得以“精神还乡”，在文字中间去重温和展望那里的点点滴滴。我在202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也是“城乡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还乡记》里，曾经借助一个人物之口，说了这样一段话：“每一个作家选择写什么地方的事儿，那是他的主动行为，也是被动行为！为什么赵作家喜欢写麻庄村里那些事儿，因为他熟悉嘛，他对麻庄有感情嘛，他在这里长大的嘛。所以，与其说是赵作家选择了麻庄，不如说是麻庄选择了赵作家！”这其实是夫子自道。一个作家写什么题材，的确和他的出生地和成长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每一位作家也都有他擅长的写作领域和写作题材。就像乡下人刘姥姥想象不出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为何要葬花一样，一个脚底沾满泥土的作家，也不可能去硬写他不熟悉的繁华都市。当然，对于一个好的作家来说，写也是可以写的，但往往写得不能尽如人意。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告诉我，只有写自己熟悉的那块土地，才能写得快乐而坦然。也因此，我在给学生上写作课的时候，为了“怂恿”他们拿起笔来，常常“诱导”他们：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作家的精神自传。只要回到故乡，回到童年，激发潜能，每一个人都有故事可写。

以上两个方面，是我始终关注乡村题材的主要原因，也是持之以恒书写乡村的动力所在。

康春华：风景、世相、乡情、人心，您最关注乡村生活的哪些方面？

叶炜：乡村小说的写作自然离不开风景、世相、乡情和人心，可以说这几个方面都有关注。拿我所在小说中一再书写的麻庄为例，这几年，作为鲁南山乡的麻庄变化的确很大，“风景”的变化也大。有一些老风景慢慢消失了，比如古树、土坯泥墙的老房子、水井、磨盘……好多东西都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新的风景又出现了，水泥路面、路灯、小洋楼、自来水、面粉厂和私家车等。有评论家说，小说中风景的消失令人担忧。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小说一味强调好看而注重情节强推，有意忽略了“风景”，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有些作家离开乡村太久，只看到旧日风景的消失，而没有发现乡村新风景的冒芽。其实，乡村最不缺的就是风景，就看有没有发现风景的眼睛。

如果说风景更多的用来描述“物”的话，那么，世相、乡情、人心则更多的指向了“人”。乡村的世相百态丰富，乡情更浓，人心更为复杂。这些年，乡村发展迅速，城乡流动性加剧，一方面给乡村带来了靓丽风景线，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冲击和挤压。面对强烈的新旧对比，人心思变也实属理所当然。“世道变了，人心变了”，在我所熟悉的鲁南当然也是普遍现象。这一点毋庸讳言。这也是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关注较多的一方面。之所以将近十年来所写的3 个三部曲9 部长篇命名为“乡土中国三部曲”“转型时代三部曲”“城乡中国三部曲”，也是试图对中国乡村所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概括和把握。

风景变了，世相变了，人心变了，但乡情不变。在我所生活过的那个小山村，邻里之间还保持着淳朴的乡情。以家族血脉为联系纽带的乡情，是不容易随着外界的改变而淡化的。血管里流出的始终都是血。中国乡村的族亲特点也的确难以撼动。即便是在今天，依然如此。这一点也是我矢志于书写乡村的一个动因所在：从乡村可以观察整个中国，可以感受每一颗跳动着的人心。毕竟，乡土还是中国的底色。土地依然是我们的出发地和归宿地。城市中阳台上的那一个个花盆，盛放的难道不是乡土中国吗？花盆里面的土和植物呈现的依然是醒目的“乡村”。看懂了乡村，就把握了中国的脉动。这一点和“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富矿》《后土》出版时提出“读懂中国人的乡愁，认识巨变中的中国”是一致的。由此不难理解，关注乡村，就是关注当代中国。书写乡村，就是书写当下时代。

康春华：铁凝主席在2020年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谈到，即使书写小小的村庄，作家所面对的也是整个世界。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科学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知识都要进入作家的视野。青年一代作家尤其需要把广阔的视野、丰厚的知识储备以及沾着泥土气息的现实体验结合起来。您在写作前是否会以社会学调查、口述史、采风采访甚至扎根实地生活的方式深入现实？

叶炜：“即使书写小小的村庄，作家所面对的也是整个世界。”这一点毋庸置疑。当下青年作家的创作一定要具有世界性的眼光。这一点也是我在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所组织的“青年作家英语班”时的深刻感受。我在关于《福地》的创作谈中也提到“看过世界，回到故乡”的问题。只有看过世界，回到故乡的写作才能更有底气；只有回到故乡，其写作才能有世界性的意义。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故乡”和“世界”是一个辩证的存在。只有看过“世界”，才能写好“故乡”；只有回到“故乡”，才能写好“世界”。群山看遍，方知村前大山之小。新的时代环境下，没有“看过世界”的乡土写作常常会受制于前辈作家一再书写过的旧乡土，其结果往往是被强大的中国乡土书写传统所淹没。对于矢志于书写新乡村巨变的青年作家而言，这一点是要特别警惕的。

因为和乡村有着生命联系，所以在书写新村的时候，我并不需要刻意地去以社会学调查、口述史、采风采访等方式来“重新熟悉”乡村。正如鱼在水中，水的冷暖是可以自然感知的。切身的熟悉，不需另找水域。但我也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因为身在城市，不能时时刻刻生活在乡村，对于一些新的乡村脉动可能有意无意地会在“惯性的熟悉”中所忽略。所以我希望自己有一天（或许等到退休）能够重新回到那个小山村生活，每天都能听蹲在村头的家乡父老唠叨东家长李家短，能够扎根实地地和今天的乡村现实再次生命交融。我相信这应该是每一位有抱负的作家所渴望的，在这方面，前辈作家比如柳青为青年作家树立了标杆。

康春华：您如何处理经验、知识与虚构和想象之间的关系？

叶炜：小说既是经验和知识的产物，更是虚构和想象的大成。它们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对于青年作家来说，我感觉这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在创作中都要有所顾及，并且力求融会相通、浑然天成。由此，对于成熟的写作者而言，是并不存在经验、知识与虚构和想象之间的矛盾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经验、知识、虚构、想象都至关重要。以乡村小说为例，没有农村经验，创作无从谈起；然而只有经验，缺少农村风物知识，也构不成好的小说。近年来，知识性小说有崛起之势，也证明了读者在获取经验的同时也在向作家寻求更多包含价值观的东西。小说本就是虚构的艺术，离不开丰富无边的想象力，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作家去写小说本身就是不可想象的。但理应如此并不意味着就是如此。道理谁都明白，谈创作理论谁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但真要实践起来也确乎需要一定的把握能力。一味地强调经验和知识和一味地强调虚构与想象都不是明智的。这一点在我接触创意写作之后，更是有了深刻认识。2012年，我从上海大学毕业，获得了创意写作文学博士学位，也因此成为中国首批创意写作的博士。我的一个认识就是，创意写作说穿了就是建立在高度自觉基础上的写作，它可以有机协调一个作家的创作感性和理性，对把握知识、经验和想象力之间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处理经验、知识与虚构和想象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无须刻意。

康春华：近几十年来，伴随城镇建设的兴起，城市对乡村的人口迁移、景观建设等形成了巨大的吸附力。失落与回归，离开与重返，镜照他者与反观自身，乡村可能正面临着一种“新乡愁”。你认为，与50后、60后作家的乡村书写相比，青年作家如何面对、理解并书写这种“新乡愁”？

叶炜：新乡愁意味着新的改变。今日中国之乡村和五四时期之乡村、新中国之乡村、新时期之乡村甚或21世纪之初的乡村都不一样。2015年的时候，我在《中华读书报》的一个访谈中提出当下中国需要一种新的乡村写作方式——“新乡土写作”。但“新”是建立“旧”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乡土底色蕴育了乡土文学的成熟与成就，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乡土文学作品和作家。其中，就包括50后、60后作家的乡村书写。但是，尽管中国的乡土文学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个顶峰并不是不可逾越。当下中国需要一种面对新乡愁的“新乡土写作”，这种“新乡土写作”是对此前写作的继承与超越。随着时代环境的宽松和作家知识结构的改善，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从创作技巧上，“新乡土写作”都有着巨大的进步空间。

必须承认，乡土中国有着强大的乡村叙事传统，几代作家对中国乡土写作的一再开掘，众多作家对乡村的杰出书写，几乎把乡土中国的写作资源消耗殆尽。如果没有新的文学视野，没有新的思想境界，没有新的写作手法，新乡土写作就很难称其为新。只有有了世界的大悲悯、人类的大通感，新乡土写作才可能对已有的乡村叙事有所超越。为此，在“乡土中国三部曲”尤其是《福地》写作过程中，我提出并尝试了“大小说”和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当然，这些还远远不够，最根本的是写作者必须回到故乡，回到自己的扎根处，面对新的乡愁，重新出发，才能让世界的情感在自己邮票大小的“根据地”落地开花。

从小在土地里摸爬滚打，我的身上天生有一股子“土”味。虽说从读大学开始，我就开始远离家乡的土地，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之间游走，但自感身上的土味从未减少半分。如同家乡土地上的那一棵棵大树，我的生命根系深深扎进了家乡的土层。无论迁徙到哪里，脚下始终粘着家乡的那一把“土”。或许，我这一生注定走不出家乡的目光，自己身上的“土”味只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发浓烈，而这“土”味也不可避免地要影响我的写作。从2000年发表第一篇乡土小说开始，我在小说创作这个行当里已经摸索探究了23年。回头看去，最满意的还是那些带着些许“土”味的作品。从“乡土中国三部曲”到“城乡中国三部曲”，是我20 余年创作的总结，也是我青年时代写作的一个精神证词。我把家乡的“土”味和新乡愁移植到小说的园地里，在这里探求精神的来路，寻找生命的尊严。

康春华：作家要由乡村思考中国，以乡村为例认识新时代，作家应当探索乡村题材和新时代现实题材创作的广阔空间。您认为，新时代的乡村，尤其是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广阔的乡村取得了哪些方面的显著变化？作家如何书写这种新的史诗变化？如何在笔下塑造与新时代乡村巨变所匹配的新人物形象？

叶炜：随着经济大发展，今天的中国早已经摆脱“纯粹乡土”的底色，以加速度的方式步入了“城乡中国”时代。以老家为例，当下的中国鲁南乡村，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带动下，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和劳务输出，已经呈现出城乡融合的趋势。这一趋势迫切需要新的文学来塑形和升华，讲好新时代乡村故事。

在老家，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许多人开始到枣庄县城去买房。随着私家车的逐步普及，很多白天在乡村小镇上班的人，晚上驾车回县城居住。我最近一次返乡发现私家车在农村越来越多，多是中低档车型，有些还是二手车。这里二手车交易市场巨大，好似全国的二手车都在向这里汇集，被当地人戏称为“中国三汽”。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的鲁南乡村绝对已经不是原来想象中的样子了。在我长大的小村庄里，几年前就盖起了小康楼，许多年轻人从老房子里搬出来，上了单元楼。原来的大半个村庄也成为了崭新的新型社区。总之，面对这些乡村巨变，我们这些所谓的作家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无动于衷。这也是为何要创作《还乡记》的最大动因。

《还乡记》作为“城乡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所着眼的正是广阔的乡村新的史诗变化。我想用手中的笔塑造与新时代乡村巨变所匹配的新人物形象，也就是重点关照从乡村走出来的“75后”一代人的沉重肉身和精神成长。我们这一代1975年以后出生的人，有许多是从小在乡村长大的，后来因为读大学等原因才来到城市上学、工作、定居。这一代人的精神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处于一种“流浪”和“漂泊”的状态，或者说得更为极端一点，就是肉身和精神的“撕裂”。这一特点简单概括就是“身体在城市，精神在故乡，灵魂在路上”。

从“乡土中国三部曲”开始，一直到新出版的这部《还乡记》，其实我一直在进行新乡土新人物的探索和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版方将《还乡记》定位为“一部反映建国70年来城市和农村的变迁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风貌巨变的长篇小说”是恰当的。对小说的概括“以城市青年赵寻根返乡为叙述视角，塑造了以农村青年韩慧慧、刘少军、刘君山为代表的新时代青年农民以及以赵寻根为代表的从乡村走到城市的‘75 后’青年形象”，也是精准的。无论如何，新时代乡村巨变需要作家新的书写方式，新的史诗变化需要匹配新的人物形象，在我看来，在新的人物画廊中，应该有新的青年农民形象。

二、知识分子写作与学院品格

杜佳：在当下作家群体中，有一类是经过完整学术训练、较长时期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研究的同时，还进行文学创作的群体。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专职教师和兼职作家的统一体，身兼教授、作家、学者等多重身份。在您看来，这一群体所拥有的多重身份对他们的写作构成怎样的影响？

叶炜：多重身份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这一群体所能拥有明显的辨识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教师、作家、学者等多重身份的集合，让这一群体自带“知识复合体”的耀眼光环。一段时间以来，“文学是人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写作归根结底是“人”的事业。对这一群体而言，除了用作家作品塑造人，还用学者身份影响人和用教师身份做真人。从作品塑造人这一视角来说，这一群体的写作所塑造出来的多是多面棱角的知识人，而不是单纯生物人。从影响人这一视角来说，他们所能运用的手段和形式不仅仅是创作文学作品，更重要的还有学术研究和言传身教。从做真人这一视角来说，他们更重视教师身份的学高为师和行为世范。这些方面共同发生化合作用，对这一拥有复杂身份共同体形成聚合式影响，当然也会影响到具体作品的创作。

“人学”之外，文学也是“物学”。身兼教师、作家、学者等多重身份的写作者，往往对文学的复杂性认识得很清晰。所谓物学是指文学在塑造人的同时，也会塑造物——这里的物是指天地万物，包括物品，物体，物质，一切的物，所谓万物生。说到底就连人也是物的一种，所谓“人物”是也。人身上有人性，但也有神性，更有物性。所以，强调文学写人性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到物性。曾在学院任教的鲁迅和沈从文等人的写作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对人的复杂性的深刻认识。

谈到鲁迅和沈从文，我们会发现学院作家在现代中国是有一个传统脉络的。除了鲁迅、沈从文这样曾在大学任教的作家，更有现代文学史上的朱自清、闻一多等长期在大学任职的学者型作家和作家型学者。我曾经承担过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中《自清芙蓉：朱自清传》的写作，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看到了一个学者型作家的铮铮风骨，更看到了一个作家型学者的傲人才华。从当代文学来看，格非、曹文轩等教授作家也一直在高校教学、写作；王安忆、阎连科、莫言、李洱等人则选择了“写而优则教”，分别加盟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并分别领衔各校的创意写作学科建设。总而言之，这一群体的确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文脉。

杜佳：从创作立场的角度考量，学院派作家既不同于专业（职业）作家，也有别于一般的非职业化写作者，从事的是具有学院背景、经过学术训练与规范的非职业化写作。请结合自身经历和创作经验谈谈学院派作家创作的状态是怎样的？

叶炜：这一群体的写作的确有别于其他群体。相比较而言，这一群体的写作无生存之虞，可能会因此少了些许功利心，其写作心态更趋淡泊。所以，他们的写作看上去不急不躁，追求的是顺其自然和水到渠成。就我本人而言，读完大学后到高校任职，期间读硕士再读博士，直到今天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高校。在高校时间久了，就形成了不轻易追随潮流或者说比较稳固的心态。新时期以来，文坛上的风刮过不少，有清风徐来，也有妖风阵阵，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些对高校中的作家所形成的影响相对较少也较为隐秘。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一面是可以形成创作定力，可以较为长久地坚持自己的写作理想。坏处在于有可能会阻滞短期的创新和突破。总起来说，我本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厕身高校的写作状态。

杜佳：深圳大学教授、作家南翔说：“我是以对艺术负责的态度进行小说写作的，基本没有考虑过畅销的问题。忠于现实，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是我的原则，我不会因市场的考虑而改变自己的写作态度”，不少学院派作家更是终其一生践行了写作的独立品格。在您看来，专业评价和市场反馈对学院派作家写作的影响几何？这些评价机制如在学院外一样奏效吗？

叶炜：我感觉每个作家或多或少都要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影响。说完全不受一点影响那是假的。但比较而言，学院派作家更注重来自专业的评价。因为这一群体本身就在专业之中，不能容忍自己的创作低水平重复。他们宁可少写或不写，也不愿意制造文学垃圾。关于市场，前面我谈到了他们并无生存之虞，所以这方面的影响相对较少。

杜佳：从文学创作实践来看，学院派作家总体上具有深厚的学识修养，这是否为这一群体的文学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人们一般将专业水平视为有力支撑，与此同时，这是否对这一群体的写作价值取向构成制约？

叶炜：从理论上来讲，作为知识复合体的学院派作家的确在文学探索方面更具优势。因为写作其实是一种综合“输出”，既是艺术的输出，也是学识的输出，更是思想的输出，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输出。学院派的独有特点为这种综合输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输出是建立在输入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输入与输出必须成正比，才能确保探索与创新的动力源源不断。有效的文学探索，离不开生活、知识、思想和价值观的综合汲取。

虽然理论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学院派作家对自身创作的苛刻要求也有可能会对写作价值取向构成制约，或者说容易形成创作的“眼高手低”。当然，是否构成制约，构成什么样的制约，关键还是要看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因人而异。

杜佳：文学创作诉诸感性形象，而学术研究和学术批评则更多诉诸理性，在您看来，这是否可能成为学院派作家不得不面对的内在冲突？

叶炜：创作和学术所配置的不同思维，是一个客观存在，也在一般群体形成了一个比较顽固的观念。但我要强调的是，文学创作的确更注重感性，但也有理性的一面。具体来说，细节和情感是感性的，但思想和价值观却是理性的，一味感性不可能写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同理，学术研究的确更注重理性思考，但也需要感性认识，尤其是切近当下现实注重文学现场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如果没有对具体作品的感性认识，就不能写出血肉丰满的文章。那种满篇都充斥着干巴巴味道的纯理论八股文是不受读者欢迎的。真正理想的写作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化境，是感性与理性有机结合，情感与思考无缝对接。时下跨文体写作跨文化研究之所以流行，也有这方面的原因。真正理想的写作是无界的，真正理想的文学是相通的。所以，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定要面对的冲突，这里的尺度拿捏很重要，拿捏得好了，就不会矛盾。

杜佳：请结合自身经验，举例谈谈创作对学术研究的启发。

叶炜：就我个人而言，创作和学术研究基本上是融为一体的。这可能也和我所从事的创意写作专业本身的特点有关，创意写作从业者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作家、学者和教师多重身份的重合。我是因为喜欢写作才读了创意写作文学博士的，从大学时代开始写作发表作品，一直到读创意写作文学博士，这期间一直在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在上海大学申请创意写作博士学位的时候，我既出版了百余万字“乡土中国三部曲”，还提交了30万字的学位论文《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从中央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正是因为“乡土中国三部曲”的创作，促使我在《中华读书报》的访谈中提出了“新乡土写作”和“大小说”理念，并主动从作家作品、流派思潮对其进行学术梳理和研究。与此同时，我还在主编的《中国作家研究》杂志开辟了相关研究专栏，进行跟踪研究。这是一个典型的创作与学术互动的例子。更重要的是，通过新乡土写作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我更加了解了农村题材写作，加深了对当代中国的认识，更加理解了柳青、路遥和陈忠实的写作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

杜佳：您认为什么是理想的写作？作为学院派作家，您觉得你们的写作可以为理想的写作提供怎样的营养？

叶炜：理想的写作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就每个人的写作理想而言，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写作环境而言，我感觉理想的写作一定是可以自由探索的；就写作心态来说，理想的写作一定是发自内心的，是顺其自然的；就写作的作品而言，理想的写作应该是既能继承传统，又有现代精神，内容既有独到之处，手法又新颖别致，精神上独上高楼，思想上喜闻乐见。总体上说，是生活、知识、思想和价值观的有机体。

我前面提到，学院派作家最容易面临“眼高”“手低”的问题。他们所具备的学识素养，决定了他们所能有的识见和见解必定较高，但俗语说站着说话不腰疼，理念一旦要落实到实践中来，笔下往往可能会力有不逮。学院派的写作是有可能提供出一种新的写作范式的。在学院写作，因为心境和环境的不同，或许更能接近于理想的写作状态。这种写作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和营养所在。如果看得远一点，未来的职业作家也好，非职业作家也罢，恐怕都会和学院产生关系。现在的80后90后乃至00后作家们，几乎清一色地从学院里面走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或者已经向学院走去。

杜佳：通常介绍您都不可能忽略“中国大陆首位创意写作文学博士”这一身份。您在中国大陆第一个创意写作博士点读了博士学位，也有赴国外学习创意写作的经历，能否结合自身谈谈国内创意写作学科的现状和发展的趋势？

叶炜：我曾经把创意写作在中国的发展概括为“北上广模式”，提出中国化创意写作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数所高校的努力下，形成了一定的发展模式。时至今日，创意写作在中国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新的“北上广苏浙”版图。

在北京，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为中心，形成了文学与创意写作教学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创意写作硕士生、文学创作方向的博士生招生培养，也包括成立专门的教学、研究和交流机构。如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以莫言为主任的国际写作中心，并与鲁迅文学院赓续合作办学传统，再次启动联合培养以文学创作为重点的创意写作硕士班。北京大学则成立了以安徒生文学奖获得者曹文轩为所长的文学讲习所，一改北京大学不培养作家的刻板印象。在上海，除了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之外，较早开设创意写作课程和招收创意写作硕士的还有同济大学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综合来看，复旦大学侧重于爱荷华大学文学创作经验的传承，建立了拷贝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上海写作计划”。上海大学是创意写作理论研究的重镇，也是目前国内最有实力的创意写作理论研究成果的产出地。以葛红兵教授为中心，这一团队创建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创意写作教学研究理论体系，成为国内第一个招收并成功培养创意写作博士生的高校。这一团队产出的创意写作理论成果为创建中国化创意写作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广东，广东财经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创意写作本科生培养方面较早做出了尝试，这两所高校身居广东这一沿海开放大省，抓住了创意产业这一牛鼻子，在本科生层面为中国化创意写作做出了重要尝试。在江苏，老牌高校南京大学一直有着作家培养的传统，近年来，也在创意写作硕士生培养方面发力，和江苏省作家协会合作，成立江苏文学院，并联合培养创意写作硕士研究生。我原本的工作单位江苏师范大学作为苏北一所以师范教育见长的高校，在我的倡导下，较早成立了江苏师范大学作家工作坊和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与研究中心，并招收创意写作方向的文艺学研究生。江苏这两所大学一南一北，形成了创意写作教育呼应之势。而沿海发达省份浙江是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后起之秀。面向日渐发达的文化创意产业，在浙江办学的高校纷纷开设诸如创意写作这样的新专业。作为一所知名传媒艺术院校，我现在就职的浙江传媒学院较早开设了创意写作课程，并在未来作家班的基础上开设了创意写作本科方向。学校还联合浙江省作家协会，依靠文学院成立了浙江网络文学院，统筹创意写作新专业建设；较早尝试建立了创意写作的元宇宙教育体系。以上是对中国创意写作的“北上广苏浙”版图的大致描述。此外，在武汉、西安、济南、南昌、吉林等都有诸多高校在全力推进。相信这将有力带动未来全国创意写作学科的迅速发展。

杜佳：您认为高校是否能培养出作家？在施教或学术研究过程中，是否有培养自己的学生成为作家的想法，具体做法是怎样的？

叶炜：如果统计一下的话，我相信从高校走出来的作家并不少，能持续创作的作家大多都接受过较为系统的文学教育。尤其是较为年轻一点的作家，大多都是经过大学锻造的。也曾有声音质疑高校能否出作家，对于这样的疑问，我们完全可以置换成高校能否出音乐家，能否出舞蹈家，能否出画家书法家。如果这些艺术人才都可以通过高校成长起来，那么，作家应该也可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等开设创意写作的高校，即是如此。我先后去过两次爱荷华，一是在2011年11月，以作家身份带队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青年项目；一是在2015 到2016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再次访学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系统。我目前所从事的创意写作教学，其中一项内容便是像爱荷华大学那样，为有兴趣成为作家的学生提供相关课程。我到浙江传媒学院以后，在学校的支持下，每年面向全国招收30名网络文学与创意写作方向的本科生。对于这个专业的学生我们采取的多是工坊教学方式，师生一起在各种工坊里切磋，共同提高。我们的目的是为喜欢写作的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这里好比一块土壤，我们做的是施肥浇水的工作，成长情况还要看“文学种子”自身的努力。

杜佳：作家王安忆认为，文学教育，会让作家的创作更加持久。对此你怎么看？文学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学问，事实上未见得所有受过专业教育的人都将从业。对并未以文学写作为终生志业的那部分习学者来说，花费数年学习的意义何在？专业教育给予这部分人哪些养分？

叶炜：我赞同王安忆的观点。在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有许多只写出了“一本书”的作家。这里的“一本书”作家有别于丁玲在中央文学研究所（鲁迅文学院前身）所提出的“一本书主义”。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指的是作家要写出自己的代表作，这并没有错。而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创办初衷也正是要为新中国培养自己的作家，让他们写出好作品。这里的“一本书”作家，指的是一辈子只写出一本书的作家，而这本书往往还带有自传性质。这本书之后，再也不见其他长篇作品。而文学教育可以给作家提供总结提炼生活的能力，并学会如何让写作细水长流，让写作可持续而不是源泉枯竭。

的确，并不是所有接受文学教育的人都要成为作家。相比较来说，能成为作家的还是少数，更多的人会成为大地上诗意的栖居者。一个人之所以能作为人而不是物而活着，是因为有着不同于动物的精神，是在最大可能张扬“人性”和“物性”的同时，保持伟大的“神性”。这就突显出精神生活或者说文学生活的重要性。在生活中，除了写作，还有阅读，还有对待生命的态度，对外部世界的看法，这些都和文学的专业教育有关。毕竟，人生是需要出口的，有了出口才能呼吸，才能保持心态平衡，才能客观看待和保持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杜佳：我注意到您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之余，还致力于文化产业研究，这似乎需要一种更宏观和更具有前瞻性的思维格局。那么经受过完整的学术训练及具备作家、批评家等多重身份对此是否有助益？

叶炜：写作是我的事业，文学是我的宗教，文化是我的信仰。在我眼里，创作、批评和研究，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当然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因为博士阶段读的是创意写作，博士后阶段主攻文化创意，学术视野从文学事业向文化产业的延展是自然而然的。事实证明，从创作到批评，从文学到文化，是相互助益相互提升的。万川归海，关键在打通和汇通。创作和文学，最后都要落到文化上来，毕竟，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在本质上都是相通的。

杜佳：推荐几部您心目当中的理想作品并简单说明理由。

叶炜：可推荐的作品不少，在此只简单罗列五部：

《故事新编》：向鲁迅先生学习如何编故事。

《百年孤独》：小说中的小说，学习写小说的必读书目。

《喧哗与骚动》：福克纳代表作，创意写作班学生必读书。

《红楼梦》：曹雪芹创下的白话小说第一高峰。

《白鹿原》：从这部作品不仅可以领略当代文学的审美内蕴，还可以体悟中国当代史的诡异。

作者简介：

叶炜，浙江传媒学院创意写作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