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毕业三十年后回母校看望老师，前排左起 ：龚延明、平慧善、雪克、张金泉、方建新，后排居中者为本文作者

回忆四十年前报考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现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前身）硕士研究生的往事，仿佛就像昨天，历历在目。

1983年，坊间传言教育部有一个新精神：在高校工作的青年教师可由单位推荐参加研究生班学习深造，学制两年。结业后回到原单位，三年内若完成一篇高质量的论文，经评审、答辩通过后可以授予硕士学位。这个新精神，直到那年11月21日我才从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赵立生老师那里得到确认。报名、考试、录取，均在来年2月。我赶紧查询专业目录，没有文学方面的招收信息，仅有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招收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与我略微沾边，导师是姜亮夫先生。我最初知道姜亮夫的大名，还是在南开大学读大一的时候，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见到先生那本封面已发黄、破旧的《屈原赋校注》。那时，我醉心于现当代文学，扫了一眼书名，以为作者是清朝人。后来，我自学古典文献学，才知道姜老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高材生，而我也是清华大学的一名教师，冥冥之中，感到与姜老有了一种缘分。

姜亮夫校注：《屈原赋校注》

但是，时间太紧张了，距离考试只有三个月，我的专业知识又不扎实，一度想过放弃，等准备充足一些再报考。我征求了教研组老师们的意见，多数人鼓励我还是去试试。那时，古籍版本专家魏隐儒先生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看书，知道了我的犹豫，他明确表示：“你不该放弃这个宝贵的机会，带工资去上学，毕业还回原单位工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何乐不为？不仅要考，而且一定要考好！”在魏老的鼓励下，我鼓足勇气，提交了报考申请。

那年11月25日，我的申请得到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的批准。按照规定，报考外地的考生都要到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领取相关资料，报名登记表及政审表要在12月10日前寄到招生单位。领到报名表，我突然想起，如果按照报考研究生来算，这已是我第三次报考了。第一次是在1981年秋天报考南开大学。那时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结果名落孙山；第二次是到清华大学报到的当天，就提出报考吴文治老师的研究生，结果因为不符合学校相关规定，愿望又一次落空；第三次报考，时间紧、任务重，能否如愿，毫无胜算。

我在那年1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忽然记起，是六年前吧，我正在农村奋战，当时，考大学之风刚起，我身居穷乡僻壤，对外界消息知之甚少。只是一种强烈的求学的愿望，使我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下决心去碰碰运气。今天似乎旧戏又重演，时间如此之仓促，业务如此之生疏，学校如此之渺茫，信心如此之不足，都是一样的。更为相同的是，今天我仍有强烈求学的愿望，而今天的学习条件哪里是六年前所能比拟！”

首先，寒假期间有政治课和外语课的辅导班。其次，教研组各位老师积极帮助：李润海老师帮助我复习近代史、共运史知识，还给我拟题，并介绍经济学专业的王跃山、黄美来二位老师给我辅导政治课；刘桂生教授指导我抓住学术史的要点；钱逊先生送我钱穆先生的著作《国史大纲》《中国文学讲演集》等，让我到社科系和报考研究生班的考生一起听政经辅导课，还介绍我认识他的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古典文献专业三年级的侄女钱婉约，婉约又为我找来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1982年和1983年的两套考题（具体题目参见《从师记》，《传记文学》2020年第11、12期）。不仅如此，钱逊先生还亲自给在杭州的熟人写信了解情况。那位熟人通过郭在贻老师了解到：1.杭州大学专业课没有指定参考书，但是推荐张舜徽的著作；2.杭州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本科83级第一届招生，学习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之学；3.本年度古籍研究所的招生对象是文、史、哲三系学生，故综合考试涉及这三门学科内容。

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的年轻同事马相武介绍我认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金开诚、费振刚、严绍璗老师。我专程去严老师办公室拜访，严老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向我介绍了古典文献专业的主要课程，包括：1.古典文献学史，侧重于学术源流、历代整理文献的成就；2.古典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等；3.名著选读。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和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培养方向大致相近。严老师还重点向我介绍了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情况：既不属于中文系，也不属于历史系，是个独立单位，所长是姜亮夫先生，具体负责人是平慧善老师。严老师还介绍我与平老师认识。

那天晚上，我迫不及待地给平老师写信，汇报我的自学情况。12月18日，我接到平老师的回信，欢迎我报考，信中说：

刘跃进同志：

来信收悉。欢迎你报考我所古典文献研究班，作为七七届毕业生，又有两年的实践经验，录取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你所提的问题简答如下：综合考试主要考察考生的古文阅读能力、分析能力与写作能力（不要求以古文写作），而不是考各门知识的总和。考试科目除中国古代文学（而非近代文学，部的招生专业目录印错了，已通知各地纠正）、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哲学三门任选一门以适应中文、历史、哲学三系的学生都可应考外，其余都是统一的要求。因此对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或系统学过这几门课程的学生都是有利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主要参考书是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你所复习过的书都是应该复习的范围。开过古典文献学的在全国高校中还不多，所以对考生说都较生疏，不必多所顾虑。

请代问严老师好！匆复，预祝考试顺利！

平慧善

83.12.11

平慧善老师1983年12月11日给本文作者的回信

这封信寄到了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赵立生老师知道我等信的心情很迫切，拿到信就送到我家，偏巧我不在，老人家晚上又跑了一趟。后来，我的复试通知书和录取通知书也都是赵老师从清华大学带回来，亲自送到我家里。我到杭州参加复试，赵老师专门打来电报，让我到上海买书，江南之行算作公差，费用可以由学校报销。我知道，他是为了减轻我的经济负担，提出了这个建议。赵立生1925年出生，北京大学高材生，与著名学者廖仲安先生是同学。我到清华大学任教，与赵老师有直接关系。王达津先生（南开人称他为达老）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时，赵老师是达老的学生。清华大学成立文史教研组时，赵老师到南开大学挑选毕业生，达老推荐了我。我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一直得到赵老师的关照，至今想来依然感念不已。

1983年的最后一天，我在日记中写道：“在过去的一年里，收获仍是不小的。它不同于去年，那时，刚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一切都还陌生，一切都还有过渡的性质。这一年，凡事都渐渐走上正轨，特别是在学业上，更扩大了视野，将精力转移到几门基础科目上，如文献学。今年之所以有勇气报考文献专业的研究生，当然不是毫无一点把握的轻举妄动，也还是有一点基础的，虽然是很浅薄的基础。经过这次复习，巩固了所学的知识，无论如何，都是有益的。”其实，今天应当再补上一句，在报考研究生的过程中，我得到了那么多人无私的关爱，可能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本文作者1983年12月31日的日记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备考，1984年2月18日，我走上考场。考场设在北京师范大学。三天考六门：18日上午考外语，下午考政治理论；19日上午考古代汉语，下午考中国古代文学；20日上午考专业课文献学，下午则是综合考试。

本文作者研究生考试准考证

外语考试比较难，是我的弱项。政治理论考试相对容易，是我的强项。古代汉语考试的试题多是知识性的，有八类：一是解释八个划线词的词性词义；二是填写书名的作者及时代；三是关于五部著作的填空题；四是名词解释（右文、注疏、破字、联绵）；五是批驳朱子叶韵说；六是问“弓，居戎切”在三十六声母中为何母，与今音有何不同；七是解释划线句子的句法；八是举例解释古汉语中的意动词、使动词。这些知识点，我多已复习到。涉及音韵的试题比较难。中国古代文学考试的试题，宋代以前的内容多可以答出来，元明清的题目则丢分较多。

文献学考试最紧张，有五道大题：一是判断题（20分），关于《熹平石经》和《开成石经》；二是初唐四杰“王杨卢骆”的名字、诗文集的名称（15分）；三是《汉书》“纪”“传”“表”“志”的各自特点和相互关系（25分）；四是填写几部著作的作者及时代（20分）；五是列举两部著名的史传目录和宋代两部有解题的目录，并说明其编纂体例及地位影响（20分）。

综合考试本来最没底，因为没有边际。打开卷子一看，我心里却有点底了。第一部分是三段古文断句和说明（60分），分别出自《荀子·天论》、《礼记》和《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第二部分是作文（40分），题目是《试述为学》。一开始，我有点懵，不知从何说起，稍微冷静下来，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一是人不能生而知之，用高尔基、宋濂、王充作例证；二是学习的目的在于致用，用韩愈、白居易作例证；三是各个时代致用的目的不同，强调我们这个时代学习的特殊意义。

考试过后，我连续做梦，第一次梦到杭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考试仅三人及格，最高分也就六十多分，三人全是杭州大学的；第二次梦到自己准考证未到，临时补了一个，可头天又忘记第二天考什么；第三次梦到考外语，与妹妹和她的同学在同一考场，她二人交头接耳，作为监考的母亲竟然不加制止，急得我的考卷答不完，妻子又在一旁添乱；第四次梦到父亲突然告诉我杭州大学来信了，我忙问是否有复试消息，父亲脸一沉，默默不语，片刻又说：“你自己看吧。”我的心也一沉，就醒了……

4月18日，妻子通过老同学叶柳打听到我的分数：总成绩411分。当年全国外语及格线是40分，我过线了。古代汉语没有考好，文献学成绩最好。我打长途电话询问考试情况，被告知这个成绩不占优势，心理负担很重。这时，正好王达津先生在杭州大学参加古籍研究所所长会议，我通过达老向平慧善老师咨询了我的情况，得知初试通过，就等复试消息。

4月24日，我接到杭州大学发来的成绩通知书，用的是印刷好了的不拟录用的分数单，打开一看，顿时有一种跌入谷底的感觉。通知书右下角的一行钢笔字“如有复试，另发通知”，又给人无限悬念。4月28日，我接到电报：“已发复试通知，杭大。”4月29日，我接到正式通知：“5月3日前到杭州大学参加复试。”4月30日，父亲往火车站跑了三趟，才买到去杭州的119次卧铺票，43元。

那天晚上七点十分发车，5月1日晚九点四十分抵达，我在绿皮火车上整整颠簸了27个小时。走出站台，四处寻找寄宿之地，结果很是失望，车站附近的旅馆都已客满。再想乘公交车前往学校，司机都下班回家了。晚上十点多的杭州，完全不像现在这样繁华，朦朦胧胧的，分不清南北。那时没有手机，一般家庭也没有座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已下班，自然也找不到联系人。第一次到这个陌生的城市，茫茫夜色中，不知何处安顿？好在我心中有目标，决心步行到杭州大学。沿着路标的指引，偶尔遇到行人，及时问道，就这样摸索着走过武林广场，走近学校。学校大门很不起眼，昏暗的灯光下，两个敦敦实实的水泥门柱立在那里，一侧门柱上悬挂着“杭州大学”的牌子。见到这四个字，心里顿时感到踏实下来。我这才顾得上看手表，竟然已近午夜时分。又询问了杭州大学周围的几家旅馆，还有校内的招待所，都已满员。事先完全没有想到，偌大的杭州城，竟没有我的托身之所。那一刻，我就像陶渊明诗歌里所描绘的那样：“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晨，远去何所依。”（陶渊明：《饮酒·其四》）别无依靠，我只能百般央求传达室守门人，勉强让我在板凳上坐了一夜。那一夜，是我在杭州大学上的第一课：做学问，必须吃苦。

复试在5月3日上午举行。题目是《谈谈你对古籍整理的认识》。试毕，平老师对我说：“你6月份就等通知吧。”我说：“如果不录取，也最好告诉我一声。”平老师说：“放心吧，老师们对你的复试成绩很满意。”复试结束，我匆匆在校园转了一圈，没用多少时间，就走完了。校园的规模不仅不能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比，和南开大学也没法比；加之第一天晚上的冷遇，内心颇有一点失落。转念一想，考上杭州大学，毕竟实现了我继续读书的愿望，终究还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顾不上吃午饭，赶到火车站购买了去上海的车票，我要尽早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一直关心我成长的王继权老师（参见《来谕惓惓，亲如促膝——记复旦大学王继权老师》，《传记文学》2021年第9期）。我还在第一时间写信将考试结果告诉严绍璗和罗宗强二位老师。罗老师可能感觉到我的一丝丝失望，回信鼓励我说：

跃进同学：

收到信后，又一次为你高兴。所以说又一次，是因为在此之前，我已听达津先生说过，你已考取杭大研究生，当时就高兴过一次了。

因为对此事已有思想准备，当时已想过，所以读信后便很快产生一个想法，那便是你应该毫不迟疑地入学。理由如下：

1.你还年轻，应该打一个深厚的基础，此次入学专治古籍整理，乃一不可失之良机，将来用处是无穷的。

2.学古籍整理，不是将来一辈子干这一工作。从你的性格特点、才思特点看，都不宜终身干这一行。学了这门知识，是为打一扎实之国学底子，以祈将来在文学研究上有大成就。

3.杭大这方面有名师。姜亮夫先生等老一辈在那里，中年中有郭在贻，此公前途未可限量，功底深厚。我与他有些交往。你若能跟他学，当能获实益。

两三年一下子就过去了，机会不再，放眼将来，就会下决心来一次系统训练。

以上意见，供你参考。

听王先生说，你已结婚。此事当然应征求夫人意见才是，以祈取得完全一致之意见。

我已完全回系，然亦碌碌而已，年岁如此，无法可想。祝

奋进！

宗强上

84.7.19

罗宗强老师1984年7月19日给本文作者的回信

1984年7月10日，我正式接到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从此，我便与杭州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本文作者研究生入学通知书

回想起来，我与杭州大学的关系，还可以推溯到1981年。那年秋天，我报考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第一志愿报考南开大学王达津先生，第二志愿报考杭州大学蒋祖怡先生。名落孙山后，从前辈的治学经验中知道了文献学的价值，开始系统地补课。两年间买了很多书，读了很多书，虽是囫囵吞枣，却也极大地开阔了视野。由此想到，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瞬间，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和学问的价值。

记得1983年10月，我读到蒋祖怡先生的父亲蒋伯潜的《十三经概论》，学会记住八卦的口诀：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入学以后，我还向同寝室的张涌泉、卢敦基、杨自强等人“炫耀”。作为“交换”，张涌泉也顺便告诉我查询四角号码的口诀：“横一竖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一横变零头。”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但在追求学术梦想的路上，交流之乐，永远是那样新鲜，让人为之动容。

1984年9月6日，我再次踏上南下的列车，开始了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读书生活。

谨以此文纪念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