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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铭（1901—1931年），贵州荔波人，中共一大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16岁背井离乡求学报国；20岁出席党的一大；24岁发动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26岁在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28岁无惧酷刑折磨狱中坚持斗争；30岁英勇就义，临终留下“是！我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邓恩铭！”的话语凛然在耳。他的诗歌中反抗压迫、追求真理、不惜牺牲的志气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潘王新简应该称，水有源头树有根。总为清廷政腐败，英雄起义救民生。”这是邓恩铭少年时所作的《潘简王》，潘简指的是清朝同治年间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水族英雄潘新简。邓恩铭是家中长子，自幼聪明伶俐，为了长大以后不再因为不识字被欺负，邓恩铭的父亲下定决心，即使砸锅卖铁，四方求助也要供他读书。10岁的邓恩铭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进入荔波县模范两等小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随着见闻的增多，广泛流传于贵州民间的潘新简打击恶霸劣绅，攻破荔波县城，铲除贪官污吏的传奇故事引发了邓恩铭的思考，《潘简王》一诗由此写成。诗歌既表达了对英雄的赞许和仰慕，又发出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怒吼，更是揭露了旧社会自身滋生却无法克服的顽瘴痼疾和旧社会之所以黑暗的深层次原因。邓恩铭幼小的心中充满了勇敢的力量，他盼望自己将来也能成为一名英雄，带领人民奋起反抗，埋葬反动的旧世界，拯救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

“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这是邓恩铭辗转北上准备去济南读书时所作的《述志》，该诗志存高远，慷慨悲壮。1917年邓恩铭小学毕业面临升学，但一贫如洗的拮据家境再也无力继续支持，家庭的入不敷出虽然一度让邓恩铭紧锁双眉，夜不能寐，但他走出大山，忧民报国，寻求新生的志向却从未动摇。苍天不负有心人，在山东做事的二叔慷慨解囊，愿意资助这个胸怀苍生、品学兼优的晚辈继续深造。面对乡亲父老的殷殷嘱托，临行前的邓恩铭直抒胸臆，吟就《述志》这首诗作别。

此时，邓恩铭已清醒意识到，穷人要翻身就要抗争，有反抗必然会有牺牲。家人更盼的是他能够有朝一日衣锦还乡，而邓恩铭在《述志》诗中却将自己喻作一只舍生取义的大雁，为了拯救深陷内忧外患的旧中国，为了拯救哀鸿遍野的劳苦大众，义无反顾去探索寻求新出路、新道路，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而自己的信仰就在这向往光明的不懈追求中得到永生。在辞别家人亲朋之际，邓恩铭还作过一首《前途》：“赤日炎炎辞荔城，前途茫茫事无分。男儿立下钢铁志，国计民生焕然新。”《前途》与《述志》两首诗相得益彰，再次将邓恩铭不顾个人前途安危，将救国救民作为人生理想的无悔志向表达得淋漓尽致。1961年，董必武赋诗：“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不老松”与《述志》中的“不朽永垂”相互辉映，对邓恩铭的真挚缅怀溢于言表。

“读书济世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尝。为国牺牲殇是福，在山樗栎寿嫌长。”这是邓恩铭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所作的《决心》，该诗借典明志，表达了他为革命努力工作、不怕牺牲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走出贵州大山的邓恩铭辗转来到济南，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学生运动的洗礼中，邓恩铭先后组织发起励新学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与发起建立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共一大胜利召开后，邓恩铭认识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革命需要艰苦卓绝的奋斗，也必然会有前赴后继的牺牲。共产主义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人奋发有为，慷慨激昂，邓恩铭联想到了东晋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祖逖和春秋时期卧薪尝胆、越甲吞吴的勾践。在邓恩铭眼中，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生命才有意义，才会崇高，为国赴难即使正值英年也是死得其所，而《庄子》中记载的樗树与栎树却“大而无用”，虽活得长久也只是徒耗生命，“视殇如福”传递出的是一种强烈的“山河因而变色，草木为之含悲”的高尚情怀。《决心》这首诗句句用典，全诗读完诗人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不惜马革裹尸的大无畏共产主义形象跃然纸上。最令人敬仰的是邓恩铭被害前留下的绝笔《诀别》：“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诗人不惜牺牲、为国捐躯的誓言。在这首绝命诗中，邓恩铭叹息的不是卅一年华，面对死亡的威胁他毫不畏惧，坚信无数的后来人会用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告慰九泉之下的自己，而壮志未酬的是没有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为国牺牲殇是福”，为党的事业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不朽形象仿佛矗立在我们面前，被我们永远铭记。1944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就是对包括邓恩铭在内的为人民不惜牺牲、为信仰不惜生命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最好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