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往圣之道 隆家世之业
从2022年开始,每年5月15日国际家庭日所在周为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家庭、家教、家风。《颜氏家训》有言:“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风气教化是上行下效、先后传承的结果,家风家训的形成本质上是长辈示范、子女效仿、代际传承的过程。
明人先自明 正人先正己
周成王九年,周公姬旦之长子伯禽获封东夷之地。周公知道自己的儿子人虽宽厚却略显自负,又不擅长与贤士交往,忧其能力难以胜任国君之位,便对他进行谆谆教导:“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
周公可谓集富贵、权力、名望于一身,但仍然礼贤下士、谦卑恭顺,不敢有所放松。他曾多次洗头洗到一半,来不及冲净擦干就挽着头发去接见到访的客人;多次吃饭吃到一半就吐出口中的食物,赶紧去招待投奔的人才。即使如此,他仍担心错过了天下的贤才良士。
明人先自明,正人先正己。周公用自己的待才事例教育伯禽务必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不可怠慢人才。只有善待人才,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延长国运。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宣扬与践行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理念,在伯禽身上收到了明显成效。此后,他谨守父亲教诲的“守恭、守俭、守卑、守畏、守愚、守浅”美德,宽厚孝悌、注重教化、广纳人才,坚持以礼治国,使鲁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奠定了鲁国近800年的国运基础,也成为优秀传统家风中为政礼贤的典范。
言传身教 教上之教
《晋书》记载了陶侃母亲“截发换米、削粱起炊”的故事:冰雪寒冬之际,同郡孝廉陆逵一众车马仆从到访陶家,无奈陶家一贫如洗,于是陶母“截发换米”。陆逵见状“叹其才辩、愧其厚意”,感言“至洛阳,当相为美谈”。
陶侃在浔阳做渔业官吏时,部下见其生活清苦,便从鱼品腌制作坊取了一坛糟鱼给他食用。想到母亲爱吃糟鱼,陶侃便托出差的部下带给母亲。得知此鱼来历后,陶母便将坛口重新封好,叫客人将糟鱼带回,并附上家书:“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惟不益,乃增吾忧也。”
两则故事,一是全力以赴支持儿子真诚结交朋友,二是以实际行动劝诫儿子清正廉洁从政,是陶母身体力行施行家教的生动案例。
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来看,陶侃之所以能在朱门、竹门“老死不相往来”的两晋时期,从寒门跻身朝廷要员,统督八州、位极人臣,除了得益于自身励志尽职、自强不息的优良品性之外,还与其母亲言传身教的严格要求关系密切。
陶母所主张的尽其力结交贤良,助陶侃顺利踏入仕途;陶母所倡导的谨守法度、清正廉明,造就陶侃治军严明、治政公廉的良好品质;陶母所奉行的勤俭节约,也影响到了陶侃的生活作风,以至晋成帝赞颂其“经德蕴哲、谋猷弘远”。
《吕氏春秋》云:“不教之教,无言之诏。”不同于正规、专业的学校教育,在家庭教育、家风养成中,父母的言传身教往往胜过一味讲道理,实为“教之上教”。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颜之推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著作,被称为“千古家训之祖”。作为孔门弟子颜回之后,颜之推是颜氏家学的承袭者、施教者。他自幼受“博学有志行”的祖父颜见远影响,勤奋好学,自行钻研“三礼”和《左传》等。因博学多识,19岁时被梁武帝任命为国左常侍。他的三个儿子均成一代名儒,长子颜思鲁工于训诂,次子颜愍楚善于音韵,三子颜游秦精于汉学。
颜思鲁之子颜师古幼时贪玩,颜之推就以自己“龆龀之时背诵《鲁灵光殿赋》而数十年不忘、弱冠之年所诵经书月余便置荒芜”为例,劝孙儿及早学习。颜师古见贤思齐,善述父之志、弘往圣之道、隆家世之业,终成盛唐经学大师。唐太宗的军国要务等诸多重大诏令,皆由颜师古执笔。到中唐时期,颜氏家族更是出了书法大家颜真卿以及殉国忠臣颜杲卿。
治家节俭克己 治国廉洁奉公
战国时期,齐国的田稷出于改善母亲生活条件的目的,把下属送的百镒黄金交给母亲。田母盘问:“子为相三年矣,禄未尝多若此也,岂修士大夫之费哉!安所得此?”
田稷道明缘由后,遭到母亲的严厉斥责:“吾闻士修身洁行,不为苟得。竭情尽实,不行诈伪。非义之事,不计于心。非礼之利,不入于家。”
在母亲眼里,儿子身为朝廷官员,享名望、受俸禄,就应该上尽忠、下尽孝,无功而受禄有违忠臣之道,送呈贿赂之金不合孝子伦理,故此行为等同于“为人臣不忠、为人子不孝”。
在母亲教诲下,田稷及时退还了黄金,还主动向齐王认罪。齐王赞其母大义,不仅赦免了田稷的罪行,还赏赐了田母。
《资治通鉴》还记载了东汉“四知先生”杨震暮夜拒金的故事——
杨震在赴任东莱太守途中,恰好经过昌邑。曾获其提携的昌邑县令王密为报答知遇之恩,特意准备十斤黄金,于夜深人静之时送给他,并说深夜无人知晓送金之事。谁知,杨震用“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理由予以拒绝。
从举为茂才、初入仕途到擢升太尉、掌管军事大权,为官清廉、清白正直的品行贯穿杨震的政治生涯。他立志做“清白吏”的人生信条,也是杨氏一族家训的价值遵循。
《后汉书》中有杨震教子的相关记载:“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应该说,杨震在遗留家产给子女这件事上的理解比较透彻。相较于购置产业留于子孙,他认为把做“清白吏”的精神追求留给他们更有价值。
从儿子杨牧、杨秉、杨奉到孙辈杨赐,再到曾孙杨彪,后世的孙杨时、杨士奇等,杨氏子孙得“性公廉、不受私谒”高尚品行的熏陶,均能恪守良好家风,震畏“四知”、秉去“三惑”……
吕祖谦在《少仪外传》中引用过范文正公的一则故事:范仲淹在次子范纯仁结婚时,主张从简办理。当听说女方陪嫁物品中有用锦做的帷幔时,他感到很不高兴,认为这样会坏了勤俭家风,并直言:要是敢带过来,我就当众在庭院里焚烧掉。
这看似不近人情、不合常理的节俭,凸显出范仲淹对勤俭持家美德的深层次理解与坚持。治国如同治家。治家能节俭克己,治国才能廉洁奉公。范仲淹进入仕途后恪守官箴、淳正清廉,故对子孙要求亦高。
《宋史》中记载了范仲淹的节俭事例,如“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在严格家风的管教与熏陶下,范氏子孙皆能遵从家族节俭家风。
《曲洧旧闻》评价:“范氏自文正公贵,以清苦俭约著于世,子孙皆守其家法也。”范纯仁拜相后,官职俨然超越其父,但“自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
(作者单位分别为上海师范大学、中共上海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