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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朝梁代的东宫，让太子萧统营造为一个满溢着焕然文采的所在。史书上说，萧统性格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当时的东宫，名才并集，文学兴盛，这是晋宋以来从未有过的。

萧统引纳的才学之士，有著名的“东宫十学士”。他们是王锡、张缵、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这其中的每一位，都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作诗弄文，亦名重一时。

“东宫十学士”中，萧统尤其喜欢王筠与刘孝绰。有一次，他左手执着王筠的衣袖，右手抚着刘孝绰肩膀，把两人揽在身旁，表现出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王筠在萧统身边时间最久，长达三十余年。他七岁即能属文，年十六为《芍药赋》，文辞甚美。诗歌创作，语言清丽，音声婉转，风格柔婉细腻。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率先尝试诗歌创作“同韵自和”范式，开风气之先，影响甚巨。王筠晚年自编文集,以历任官职为集名，一官一集，有《洗马》、《中书》等集一百卷。以任官的时空线索编集作品，在一集之中及各集之间建构起作家的创作编年史，使文集成为一生居官为文之迹的记录，“一官一集”成为文集编辑体例的一大创新。这样一位饱学之士、文学英才，深得喜爱文学的太子敬重，自是理所应当。刘孝绰，自幼聪敏异于常人，七岁便能属文，素有神童之誉。他的舅舅是时任中书郎的王融，也是一位文章大家。王融常常让他的这位外甥乘坐在他的官舆上去拜望亲友，他逢人便说，天下文章，若没有我王融，便数我的这位外甥了，真是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刘孝绰创作的文章，为后进文士所推崇，以至于他每作成一篇，很快就传遍朝野，有人甚至专门为之传写，使得他的文章、他的声名流闻绝域。刘孝绰来到东宫以后，深得萧统看重，有一年，东宫建起一座乐贤堂，萧统首先让画工为刘孝绰画像，并将他的画像悬挂在最醒目的位置。还有，萧统自己创作的诗文，群才都想为之辑录整理，但他唯独信任刘孝绰，让他编集，又让他作序。这种信任，超越了等级，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友情，纯粹是对同道的激赏，是对文学的敬重。

除了“东宫十学士”，刘勰也来到萧统身边，做了“太子通事舍人”。当时他已经撰成《文心雕龙》，因此深得萧统尊重。关于刘勰，史书上说他早年孤苦，但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在寺院里住了十几年。南朝重佛教，梁代尤甚，僧祐是当时佛教界的领袖，四处讲经，还开坛授戒，深受梁武帝器重。刘勰在寺院做他的助手，帮他收集、整理文书。与大师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刘勰学问大增，遂博通经论。僧祐收集了很多佛教典籍，刘勰整理后编出目录。他最大的成就，是撰成了《文心雕龙》。他在这部书中，对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经验作了全面总结，又在文学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产生，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意义非凡，对后世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当时奉职东宫的，还有殷芸、明山宾、陆襄、杜之伟、到沆、刘苞、庾仲容、何思澄、刘杳、顾协、钟屿等。

萧统的东宫，一下子汇聚了这么多的才学之士，那是一种何等的盛况啊！这些学士，诗文都写得好，文学修养高，而这一点，尤为萧统所看重。这样的一些文学翘楚，济济一堂，汇集在萧统周围，谁都可以想象得出，他们注定会为文学做出一番非同凡响的大事来。

二

梁天监、普通年间，以萧统为中心的文学团体形成。萧统的文学主张，开始引领这一时代的文学风尚。

在此之前，“永明体”统领诗坛，代表人物有沈约、谢朓、王融等，他们讲求声律、骈偶、对仗，构思巧妙，追求诗的意境，相对于古体诗，开一代新风。但这种风格，也有其天然的缺陷，过于严格的声律要求，必然对真情实感的自由表达产生阻碍，所以，即如沈约，当他处于齐、梁王朝更替的风云中，面对严酷的政治形势，忧馋畏祸、进退维谷之时，他在创作中也就顾不上孜孜以求韵律的调谐了。看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五言八句为主的新体诗大大减少，内容上也缺少了那种咏物诗和赠答诗自有的从容，取而代之的则是隐隐的哀怨与痛苦。钟嵘在他的《诗品》中，评论沈约晚年的创作，说他这个时期表现出的是一种“清怨”的诗风。此时，已是萧梁王朝天监前期，而到了天监后期、普通年间，随着沈约等人相继离世，“永明体”开始被冷落，这种文学的“新变”竟一时陷入沉寂，影响也渐趋式微。

萧统主张：“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这是萧统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里说的一段话。他的弟弟萧绎来信，要他的文集和他编辑诗歌总集《诗苑英华》。萧统给他回信，并借此与他讨论文学。

“文质彬彬”的文学主张，与萧统所一贯秉持的儒家审美观念是一致的。很明显，这段话也是针对刚刚过去的、曾盛极一时的“永明体”创作而言的，这里暗含着萧统对“永明体”的批评。“永明体”耽于用典，在以四声裁诗的同时，描写上也过于讲求“轻巧”和“形似”，其结果就是“典则累野，丽亦伤浮”。不过，“丽”与“典”既然是“永明体”的主要特征，也自然成为永明文学“新变”的一种标志。对此，萧统并没有予以全盘否定，而是在认可“典”、“丽”的基础上，将“典而不浮”、“丽而不野”，看作是一种理想的艺术境界。从萧统的身份来看，他主张“文质彬彬”是很自然的，借用孔子的话表明自己的文学主张，也是想通过对“永明体”诗风的纠偏，为萧梁文学指引一条正确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萧统其实也是在追求一种“新变”，只不过，这种“新变”是从指摘“永明体”诗风而来，有创新的成分，也强调对传统的继承，应该说，这是一种“守正创新”意义上的文学“新变”，它代表了萧统的文学理想，也完全符合萧梁王朝的需要。

萧统的文学主张，其实早就为东宫学士所认同。刘孝绰在为萧统编完文集以后，写了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表达了刘孝绰对文体写作的认识，认为前代的文人学士，很难做到众体皆备。接着，他就以司马相如、枚皋、王褒、扬雄等人的创作，来证明他的观点。他的用意，很显然，就是以这些前代作家的不足，来反衬萧统的创作才能与成就，但这并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之所以如此地对萧统极尽吹捧之能事，正是为了表明一种文学主张，也就是“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浮，约而不俭”。

刘孝绰的观点，与萧统所言，何其相似！这不得不令人相信，刘孝绰在与萧统的日常交往中，早就谙熟并高度认同萧统对文学的看法。联想到东宫学士抢着为萧统编辑文集一事，自可断言，如果不了解、不认同萧统的文学主张，这些学士是绝对没有勇气毛遂自荐的。刘孝绰最终成为萧统文集的编辑者，并不是因为东宫学士中，只有他的文学主张与萧统的相一致，而是他以其特殊的身世、出众的才华，相较于其他人，更容易得到萧统的信任而已。

萧统的文学主张，在东宫学士中产生广泛共鸣。大旗高涨，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到来了。在这一时代，一部前所未有的诗文总集——《文选》，横空出世。

三

萧统在《文选序》中说，在政务之余，平日有许多空闲时光，他便广泛阅读各类文章。在阅读时，他一直在思考一件事。自从周、汉以来，年代久远，逾越千年，这期间辞人才子，誉满文坛。他们才思敏捷，铺纸挥毫，创作的诗文，汗牛充栋，数不胜数。这么多的作品，如何才能读得完呢？于是，他决定，删除其糟粕，采集其精华，编选一部诗文总集，也就是《文选》。

便于阅读，这当然是编选《文选》的原因，然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周易》中的名言，萧统在《文选序》开篇引述这句话，很明显，就是在表明自己的政治意图，并认为编选一部堪称人文经典的诗文总集，对当朝的“化成天下”，具有深远的意义。

东宫有近三万册藏书，这在当时，并不是个小数目。萧统在这里与众学士讨论历代篇籍、商榷古今诗文。他的文学主张，成为选文定篇的原则和标准。

事物是发展的。与世间万物一样，文学由朴实而趋华美，是历史的必然。这是萧统对文学发展规律的基本认识。

那么，什么是文学呢？萧统认为，只有全面体现了儒学传统价值观，在艺术上又有新发展，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能够达至完美统一的诗文，才是真正的文学。

所以说，周公撰写的那些典籍，孔子编订的那些书籍，能跟太阳、月亮一起高悬空中，能与鬼神较量深奥玄妙，它们是道德方面的准则法式，是人伦方面的导师良友，但不是文学。

《老子》、《庄子》、《管子》、《孟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以表达思想见解为宗旨，也不是文学。

萧统指出，圣贤的美好辞句，忠臣的耿直言论，谋士的话语，雄辩家的言辞，像冰雪消融、泉水奔涌一样滔滔不绝，又像黄金为质、玉声铿锵一般文质兼美。古代辩士辩于狙丘，议于稷下，高谈阔论，折服众人，鲁仲连的辩才迫使秦军退兵五十里，郦食其的劝说降服了齐国七十余城，张良一连提出八大难题，陈平献出六条奇计，他们的事迹美显于当时，言辞流传千载，大多都已见于典籍，或出自诸子及历史著作。像这一类的事迹，虽记载在书籍中，但是与文学作品毕竟有所不同。

还有，那些记事和编年的史书，是用来褒贬是非，记清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与文学作品相比也有所不同。

但是，他认为，史书中的一些“赞论”综合联缀华丽的辞藻，“述赞”组织安排漂亮的文词，因为事迹、道理出自深刻的构思，表现为优美的文采，所以算得上是文学作品。

萧统将文学从经、史、子中独立出来，这是他一贯秉承的文学主张所要求的。他的文学主张决定了《文选》的选录标准，由此遴选出来的文学经典，真正展示了文学的自觉与独立的风采。

《文选》收录作品七百多篇，时间跨越周至六朝，各种文体的重要代表作品基本齐备。它的编排体例，先按照辞赋、诗、杂文三大门类，划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中文、祭文三十八类。每类之下又有子类，如诗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二十三个子类。

在全部作品中，诗歌类有四百三十四篇，辞赋类九十九篇，杂文类二百一十九篇。“作者之致，盖云备矣！”上起周代，下迄梁朝，七八百年间各种重要文体和它们的演变，大致完备于《文选》。一部《文选》，就是一部用文学经典连缀而成的文学发展史。

萧统去世后，谥曰昭明，《文选》于是以《昭明文选》行于世。

四

文学就像一条大河，有源头，有一路奔腾的风景。《昭明文选》把这条发源于先秦、流向萧梁的文学大河上那最美的风景，留住了。

那天，我坐到写字台前，又一次轻轻翻开《昭明文选》。突然间，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这清香是从哪里来的？我转身望向阳台。阳台上的水缸中，那几支亭亭玉立的莲花，正在盛开。这清香是不是从莲花发出的，我不知道，我只记得，当时我突然感觉，一股思古之幽情缓缓从心底涌出，那是一种混合着仰慕和惋惜的深重感喟。

因为，我想起了《南史》中的那段记载：

中大通三年三月的一天，萧统乘坐画舫在后宫池塘游赏春日美景。他看到一朵初开的莲花，便探出身子，伸手去摘，却不料划船的宫女不小心，弄得画舫晃动起来。萧统脚下一滑，站立不稳，落入水中。众人大惊，急忙入水施救，救起后，发现他的股骨受了重伤。萧统怕父皇担忧，严令不许声张。后来，他的伤情急剧恶化，不到一个月，便猝然离世，年仅三十一岁。

“荡舟摘莲溺亡”，早就有人质疑过它的真实性，以为三月刚是春末，断无采摘莲花之理。这或许是一个虚构的事件，但我宁愿相信它是真的，就如同我相信《旧唐书》所载李白死于大醉后捉月溺水一样。

《南史》对萧统之死的表述，于历史不必为真，于文学则真实不虚。他高擎文学的大旗，率领一个志同道合的文学团体，在天监、普通年间，完成了一项前无古人、功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昭明文选》，毕乎天地、悬诸日月。

梁太子萧统并非为文学而生、为文学而死，但因为有《昭明文选》在，他的文学身份在人类历史上定格。

（作者为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