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旦之后是复旦 ——教育学家马相伯的治学之道
马相伯（1840—1939年），中国现代教育的开拓者，参与创办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蔡元培、梁启超、黄炎培、竺可桢都曾受教于他。他精通拉丁、希腊、法、英等多门外语，对哲学、数学、语言学等文理学科均有研究，有著作《致知浅说》《拉丁文通》等。他兼通古今中西深厚学养，在晚清罕有其匹，其教育思想和治学理念值得认真学习和借鉴。
为国“毁家兴学”。马相伯一生的学问事业均脱不开“爱国”二字。中学毕业时，他被法国领事馆邀请任职，却毅然拒绝：“我学法语，是为中国用的！”兴学救国，是他一以贯之的使命。
1900年，为了创办一所和欧美大学并驾齐驱的中国新式大学，马相伯“毁家兴学”。他将松浦、青江三千亩田产捐献给教会作为办学基金，并且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两年后，他牵头创办震旦大学。这是一所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他说，“慨自清廷外交失败，国人不知公法，又不知制造，故创设震旦以救之”。之后又为震旦大学捐现洋四万元和租界内八处地产，在罗家湾购置校舍。1905年，因与教会方发生矛盾，马相伯不得不为退学的震旦学生另外筹设大学。没有校舍，只得暂借吴淞提督衙门旧址；没有教员，马相伯就亲任校长兼教师；没有资金，便四处筹款，最终建成了一所官私互助的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其宗旨转为“造就专业人才”，马相伯希望学生“内之以修立国民之资格，外之以裁成有用之才”。1912至1914年，马相伯又极力倡导仿照法国设立国家级的学术研究院，筹办函夏考文苑，目的是保存优秀传统文化，振兴邦族。他多次致信政府相关机构，陈明利害，拟定了包括严复、沈家本、陈三立、刘师培在内的十九人人选名单，但因当时政治风云变幻，且经费无着，计划没能实现。
马相伯穷尽了所有心力和财力投身于学术和教育，晚年身无长物。震旦大学每年所给津贴，也被他捐助给上海启明女校。“九一八事变”爆发，九十一岁高龄的马相伯为抗日救亡呼号，发起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等，写下“立息内争，共御外侮”等联语，将义卖书法所得十万元悉数捐献于抗日。正如一副挽联所言：“为教育家为学问家长留不死精神楷模国士”。其兴学为国、抗战救国的爱国精神堪称楷模。
将传统学术引向现代化。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之时，马相伯提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他主张教育要会通中西文化，以融合传统的姿态实现发展。
早期震旦大学的宗旨为“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讲教理”，并以培养翻译人才为目标。因为在马相伯看来，只有通晓西方语言，方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他曾带起一股清末维新人士学习拉丁文的热潮，梁启超、汪康年、蔡元培、张元济都跟随马相伯学习过拉丁语。马相伯对学生说：“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
初创的复旦公学既重视西文也重视中文。在当时，许多课程用西文讲授，原因有三：第一，当时有些历史、地理、科技、哲学等专有名词尚无完备的中译；第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要想知己知彼，需要学习对方语言；第三，西方典籍浩繁，仅靠翻译无法遍览。但是，复旦公学也注重学生的中文能力，学校章程规定“凡投考者，以中西文俱优为最合格”“中文差者，须自认于卒业限内，能加意补习为合格。其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屏斥。”
马相伯创办的学术教育机构，其名称皆有古意：“震旦”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复旦”典出《尚书》“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在自强不息，另外“复旦”还是不忘震旦之旧，更合复兴中华之意。“辅仁”出自《论语》“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通过取名便可见其古文修养之深。细究各校设想与实践，也可知马相伯主张学术既要面向世界和未来，同时也应立足传统，力求实现体系化和现代化。
同学生“亲密得像一个大家庭”。不论是作为学人，还是作为教育家，马相伯一生追随者无数，其原因也在于他独具特色的教育理念。
马相伯主张不限年龄招收学生。他曾说：“我则主张年轻的和年长的，甚至三四十岁的，只要他们诚心来学，程度相当，皆应一视同仁……我们的成年人尤须教育，因为他们学了一点，马上到社会上去，就有用。”
在教学上，马相伯倡导亦师亦友，作启发互动研讨式教学，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他的学生回忆道：“相老在震旦复旦，对于学生非常爱护，常和他们谈话，亲密得像一个大家庭。”马相伯喜欢与学生共餐，在晤谈中了解其性格特点，从而有针对地鼓励和启发。在与学生谈论读书、谈论古今中外学术源流时，马相伯可以连续几个小时不休息，其间学生“时有辩难”，他则非常高兴。马相伯教授外语，先教拼音字母，让学生独立拼读；教数学、物理和哲学，也是以开示门径为主，让学生自主研习。
马相伯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他强调阅读的重要性，为家乡的图书馆慷慨捐赠了中西图书8700多卷，并以箴言相告：学海无涯，兀兀穷年，读书需要经历长期苦读方可得甜；又不可死读书，而应活读，才不至于被书奴役。他还特别重视学生的体育科目，1931年，在两江女篮对战日本和朝鲜女篮取得胜利后，马相伯表示赞赏：“我曾代表国家多次出使外洋，听见看见的，尽是中国人受辱，返国后遂兴办教育事业，以求民族强盛……你们为国家、为中华民族建勋，你们是中华民族的女英豪，我要感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