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保廉和他的《辛卯侍行记》
陶保廉(1862-1938),字拙存,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一生著述丰富,主要著作有《辛卯侍行记》《测地肤言》等。陶保廉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行将瓦解、走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时代,正所谓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时代。内忧重重,外患更甚。这种严重的局面促使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将目光投射到充满危机的社会现实。陶保廉就是其中一员。陶氏一生学问,集中在实学领域。他虽然早年中过举人,但随着社会危机的步步加重,便彻底放弃了仕进道路,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舆地、算学和医药等实用学科,而且在著作中,处处体现出关心国运衰弱、民生艰危的情怀。他的《辛卯侍行记》也最具代表性。
《辛卯侍行记》的写作缘起
陶保廉出身于官宦清贵之家,为清末民初所谓“四公子”之一,与谭嗣同、陈三立、吴彦复齐名。他的出处与时流不同,除曾担任过《清史稿》纂修之外,一生没有出仕。从青年时代起,陶保廉一直随其长期任职西北的父亲陶模生活。陶模累官至陕甘总督,为清代末年封疆大吏,在西北经营数十年,与西北结缘甚深,《清史稿》有传。陶模仕途畅顺,曾历任甘肃文县知县、皋兰知县、秦州知府、甘州知府、迪化州知州、陕西巡抚、陕甘总督等职,后以病辞官,不久病逝。《辛卯侍行记》撰写起自光绪辛卯年(1891),陶保廉刚届而立。此年陶模升任新疆巡抚,陶氏随父进京述职,之后即踏上前往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的仆仆行程。从陶氏随父进京时即1894年4月28日始,至此年腊月初九止,前后历时数月。此次行程先由西安出发,经河南、山东到天津,又由天津经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到新疆迪化任所,前后逾万里,这在古代交通不便、西北人烟稀少的条件下,不啻是一个壮举。
保廉虽生于江南,但长在西北,在长期随父任职西北的生活中,对西北之地耳濡目染,异常熟悉,也具有很深的感情。此次随父远赴迪化,正当盛年的保廉将其作为一个开阔视野、增长见闻的良机,为了撰写《辛卯侍行记》,行前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是各种史地资料图集的准备。作者在行前即记曰:“二十七日庚申,俶装,衣箱六,书箱九。”(见《辛卯侍行记》四月二十七日,以下未注明引文者,即出于是书,不赘列书名,只注所记之日。《辛卯侍行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为了在行程中便于书写,作者于其行车中更是煞费苦心:“余所坐车,席棚毡里,羊皮门帘,左右缝两袋,盛笔墨、罗经、图书,常将车帘挂起,以便左右望。”(十一月初五日记)可见作者不但要行万里路,而且立志要著书成一家言。其二,西北极度严酷的自然环境对这支队伍是一个考验,何况作者在行程中还要实地查勘、观察询问、检书考索、撰写成文。对于旅途中遭遇的恶劣环境,处处皆是,如日记中曾记有随行者不堪忍受而中途返回的事例。途中陶氏曾数次卧病,至于身体不适,犹视之寻常:“晚雪,屋少人多,车夫皆露坐向火,从人贪用煤炭,易受烟毒,一夕数惊。余受风头晕,视房屋如转蓬,喉燥口苦,求一勺淡水不可得。”(十一月十三日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陶氏白天观察考索,夜间翻书成文,所记无一日中断。这对人的意志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对此,作者还记到:由于在漫长的行程中,夜晚多不能安睡,车夫白天赶车时打瞌睡,“余于平坦处任其瞌睡,遇险则呼之。余欲详记沿途形势,不敢假寐也”(九月二十六日记)。又有:为了了解西北地方文献,作者在兰州“借志书十余种归,穷日夜之力阅之”(十月初三日记)。可见,陶氏为了此书的撰写,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热情。
《辛卯侍行记》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倾向
《辛卯侍行记》虽仅六卷,但从内容上看,十分丰富。举凡作者所过之地,所述涉及山川、水流、津梁、村镇、道路、关隘、城邑、驿站、人口、宗教、民族、土地、矿产、环境、物产、植被、户口、防务,等等,旁及所见之古迹、寺庙、墓冢、风俗、学校及相关历史名人,甚至对相关地域及历史名人的逸闻轶事、重要著作等都有提及和评价。对于如兰州、哈密、迪化等历史名城的历代沿革,昆仑山脉、西北诸族等舆地与民族的分合演化及诸家观点,广引经史子集诸书,旁及野史笔记,都能信手拈来,远溯上古,近取汉唐,采及当代,并证之以猎弁之言,纵横捭阖,不厌其烦,动辄数千言。若加以别裁,可汇成精悍的专题论述。凡到一处,必标明里程,路径则言明正岐分叉,足可视为其时西北旅程指针。其细密处,对于井水之甜苦、树木之多少、汛兵之数目、河流之走向等,都一一辨明交代。其记事有则多写,不惮联翩累牍,无则寥寥数语,读来略无滞涩乏味之感。
作为 日记体著作,《辛卯侍行记》在清代西行著作中是独树一帜的。清代西北舆地之学成为显学,加之因各种原因远赴西北边疆的学者文人渐多,更推动了时人对于西北史地研究的兴趣,产生了大量著书。洪亮吉的《伊犁日记》,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林则徐的《荷戈纪程》等,或偏于行程记录,或偏于专题研究。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是以极其严肃的著述态度,有计划、有准备而为之。正因如此,在清代众多的西行文献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刘满先生甚至认为:“《侍行记》不仅所记内容广泛,而且详实可信,因此《侍行记》是清代这类著作中晚出的一种,也是最好的一种。”(《辛卯侍行记·前言》)从此书的实际内容看,这个评价是确当的。
《辛卯侍行记》中体现的基本倾向也值得关注。作为官宦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陶保廉放弃仕进,潜心学问,体现出不同于时流的一面。他的《辛卯侍行记》,不单是广征博引,以博学著称,通览全书,可以体会到作者独到深刻的见解、关心家国民生的情怀,以及对于吏治的荒嬉腐败、时政的措施失当、当政者对边事的充耳不闻的指斥,由于这些见解往往出 自旅程中的耳闻目见,有感而发,所以它与一般书生囿于书斋的空乏议论截然不同,往往让读者有振聋发聩之感。此外,陶氏生活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中华大地,思考的范围也不只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在《辛卯侍行记》中,作者笔墨所及,除了关注洋务运动、西北民族治理及民族团结等体制性问题外,还接触到诸如环境和生态保护、中西语言异同、西方军事管理及训练、西方发电及石油冶炼等技术性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辛卯侍行记》的文学特征
严格来说,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属于学术性著作。从内容上看,此书虽然涉猎广泛,但主要思考的是史地问题,其中不乏精密的学术考证,作者自身的兴趣也不在文学的表述与构思。然而我们若从文学角度来审视文本,此书却丝毫不乏文学的笔法与色彩。正如许多传统史地著作,其作者都未尝以文学价值为其追求,先秦诸子与历史散文不必说,就是作者在《侍行记》中屡屡称引的《水经注》,又何尝不是上乘的文学作品。
《辛卯侍行记》的总体文学特征体现在它的叙述不事声张,朴实无华,而摇曳生姿;语言简洁凝练,娓娓道来,却颇耐咀嚼。这种繁简得当与简洁流动,正合文学笔法,也是无数作家的终生追求。如其写景,寥寥数语,而面貌肖然。其描绘酒泉之地云:“雪峰相衔,缘涧成溪,故以水名。”(十月二十二日记)描摹肃州讨来川的雄浑景象云:“豁然开朗,水草丰茂,原隰从未耕犁,故泥土粘固。汇流澄澈,多鳞莫鱼,举杆可戳。野牛出饮,群以千计。弥望沃野,胜于酒泉。”(十月二十二日记)凡此种种,使此书体现出文质相生、优美生动的独特风格。
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多方面的内容和多重价值,以及渗透其中的忧国忧民情怀和远见卓识,使之成为日记体著作中的骊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