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19年，头一趟世界大战刚歇角，西班牙流感方兴未艾，巴黎开了大派对，北京的学生子火烧赵家楼当日，上海沪西曹家渡，来了两位法国修女，一个叫鲁依斯佩，一个叫金闺，两修女对总领天使圣弥额尔发愿，要在此地造一座神圣的大教堂。本地教友捐出三间平房跟一方空地，乱世中造起一幢木头房子，差强人意。民国二十四年，本地一对双胞胎徐神父，延请大建筑师潘世义设计一座石头大教堂，庄严堂皇的中世纪圣殿，哥特式钻天尖塔，拉丁十字平面，飞扶壁撑了拱券，苏州河畔的巴黎圣母院。没两年东洋鬼子打进上海，石头大教堂只好困了档案馆的图纸上吃灰。二十一世纪初，曹家渡拆得七七八八，长寿路长宁路跟万航渡路口，重新造起一座哥特式样教堂，红砖黛瓦，十字架高悬尖顶，彩色玻璃画了《新约全书》，名唤“曹家渡圣弥额尔总领天神堂”。这一日，法国梧桐黄叶子一簇簇蜷了地上，我立在教堂门口排队做核酸。轮着我是最后一个，打开手机扫好码，听到有人叫我名字。负责扫码的大白对我招招手，我看一眼防护服里的面孔，除开性别一无所知。她讲普通话，我是绸缎，记得我吗？我说，你是绸缎？她说，蔡骏，做好核酸不要走。我摘了口罩，像个小学生张开喉咙，恭迎一根棉签子侵入我的嘴。等我一口馋吐水吞下肚皮，核酸亭子已经关门，大白收作管子跟耗材下班。绸缎卸去护面镜跟口罩，隔了两秒钟又蒙上。我只看清一对眼乌珠，涂黑了眼影跟睫毛膏。绸缎问，多少年没见过？我是掐指一算，三十年。我说，除掉名字，你是哪能认出我的？绸缎说，我看过你的小说，你讲你还住了曹家渡附近。我说，老早我就住了马路对面。我的手指头冲了万航渡后路，一幢六层楼的老公房。剔去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这幢楼是曹家渡唯一的幸存者。隔壁的上海绢纺厂已是一爿高档楼盘，沪西电影院前几年关门大吉，曹家渡花市拆掉成了大工地。绸缎说，蔡骏，你还记得火柴吗？我眯起一对眼乌珠，心里滋啦滋啦点燃一根火柴。

火柴当然不姓火，也不姓柴。火柴到底姓啥？时光漏过三十年，我已记不清爽。火柴为啥叫火柴？头一个是因为生得瘦长干枯，小学五年级就长到一米六，体重却只有七十斤，像一根乏善可陈的火柴棍子，脑袋也像可怜兮兮的火柴头，天生的刀条面孔，却嵌进一对不成比例的大眼乌珠。每趟火柴擦亮火柴，眼睛里便会照出两团火苗，仿佛煤气灶打出的火。第二个是因为火柴欢喜火柴，不是自恋的意思，而是火柴欢喜玩火，身上一日到头藏了火柴，就算没火柴盒头也有绝招点亮火柴，我偷学过几趟至今未能掌握。小学围墙下的角落里，火柴点上一根火柴，我伸出两只手掌罩牢，免得火头被阴风吹灭。火柴头安静地长成一团白色、橘色与红色混合的柔光。火柴的肉身仿佛变成一根火柴棒，精神就变成肉身熬成的火焰。火柴跟人类一样吸入氧气，吐出二氧化碳，偶尔发出松香味道。火柴讲这是上等的大兴安岭松木劈出来的火柴。别人的火柴只有一两秒寿命，但在火柴的手指头上能烧五秒钟，最长七点三秒，我掐了电子表测过的。

认得火柴以前，我也玩火柴，但是方法不同。有人像集邮一样收集火柴盒上的花火，我们的数学老师就贴了满满一本子。我玩火柴就是把火柴棒拼成各种形状。最简单是火柴人，只要五根火柴棍子，再吹一口气就活了，像上帝在第六天造人。复杂一点是用火柴搭出AK-47自动步枪、T-34坦克、B-52轰炸机，仿佛擦亮这些火柴就能毁灭几百万条生命。我搭的也不全是杀人放火的世界，偶尔能建造巴黎埃菲尔铁塔，纽约双子大厦，甚至一座泰姬陵。认得火柴以后，我们走遍了曹家渡半径三公里内每个角落，比方我家背后的三官堂桥洞，安远路上老早日本鬼子棉纺厂的塔楼，中山公园悬铃木王的树荫下一次次点燃火柴，哪怕只能维持几秒钟的光和热，就像原始人守着火种在漆黑的洞穴里涂画公牛。火柴是从哪里传染上这种毛病的？有一种近乎真理的讲法——火柴的爸爸是个极度危险的纵火犯。

我跟火柴都是转校生。我在三年级下半学期转学到长寿路第一小学，火柴比我晚了半个学期。火柴讲不来上海话，舌头里埋了东三省腔调，他的户口远在三千公里外的大兴安岭。火柴爸爸老早是知青，插队落户去了大兴安岭，后来托了蛮多关系回上海当工人，还跟我爸爸在同一家工厂，勉强可算同事关系。厂里职工子弟大半都在同一所小学读书，我们班上就有五六个，当中就有厂长的女儿。她叫王小绸。我们都叫她“绸缎”，不单因为名字里带个绸，也因为她有一根细长头颈，一年四季缠了丝巾。春天是半透明的红纱，秋天变成紫颜色，冬天加厚绑上两圈，再系一根红领巾，相当于长寿路的一道风景。

火柴爸爸像匹独来独往的狼，下了班就立在消防塔下，望了苏州河对岸的造币厂大厦，一口口凶狠地吃香烟，好像每一口都吞进一颗手榴弹，遂得一外号“烟枪”。厂长觉着日日夜夜吃香烟的人，必定是个夜游神，不容易打瞌，安排烟枪隔三岔五上夜班。连续熬了三年，烟枪瘦成了火柴的腔调，面色像困了太平间。烟枪觉着厂长欺负老实人，好几趟顶了厂长办公室门口，嘴巴里像吞了炸药，反而得罪厂长被打了回票。等到一个暮春之夜，恰好轮到烟枪上夜班。他撬开厂长办公室门锁，抽斗里翻出一瓶茅台酒，一条中华烟，一整套《福尔摩斯探案集》，加上一套足本《金瓶梅》——要是秉烛夜读到天明，等于通宵达旦服用精神食粮。可惜烟枪一页纸都没读，烧掉半条烟，吃掉半瓶老酒，擦上最后一根火柴，点亮华生医生跟西门大官人的世界，倒在墙根下梦游回了大兴安岭。还好消防塔近在咫尺，消防队拍马赶到救了烟枪一命，办公楼已烧成灰烬。厂长不承认私藏了茅台酒、中华烟、福尔摩斯跟《金瓶梅》。烟枪成了纵火犯，破坏工业生产，又撞上严打的枪口，大家都传他要吃一颗花生米，还好法外开恩，有期徒刑十年，发配白茅岭农场，大家又讲烟枪是祖上积了德。

火柴住在沪西电影院隔壁弄堂里。每趟我去寻他就像钻进黑猫的盲肠。底楼公用灶披间，本来摆了煤球炉，上个月才通煤气。火柴弹开贴了徐悲鸿奔马花火的盒头，抽出一根火柴，红磷擦出火苗，像小姑娘跳霹雳舞，扭来扭去凑上煤气孔。火柴腾出左手旋动开关，冲出一圈幽蓝火焰，照亮长满冻疮的右手，邪气优雅地甩灭火柴，只留一小截乌黑残骸。火柴在铜铫里放满自来水，摆上煤气灶火头，便拉我爬上楼梯。我看到火柴的后背慢慢隆起，仿佛一回头就会变幻成巴黎圣母院的卡西莫多。陡峭漆黑的楼梯尽头，就是火柴家的三层阁楼。头顶一扇天窗，上海人叫老虎窗，平常晒不着太阳，黄昏才有一把夕阳戳进来。我的手指头穿透这束光，捕获肉眼可见的灰尘，像宝剑划开魔王肚皮，地板上化开一腔金灿灿的血。火柴拉了我的手，爬出三层阁楼天窗，我们仰了两根细长头颈，眺望曹家渡上空的火烧云，三角形街心岛上瓦片层层叠叠，健民浴室的锅炉烟囱喷出一绺笔笔直的黑烟，十三路电车翘了小辫子进终点站，野风从苏州河对岸化工厂卷来埋伏呛人味道。火柴点着一根火柴，双手围拢起来滋滋烧尽。火柴拉一根油腻刮喇绳子，电灯泡啪一声，像颗透明的咸蛋黄悬了房梁下——火柴家里仅有的两样电器之一，剩下一台红灯牌收音机。三层阁楼里住了火柴跟他爷爷，老头子干枯得像个骷髅，拉出一根无线电天线，国民党特务收听敌台的腔调，却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六点钟的晚新闻。老头子擦亮火柴，点上一根香烟，碗橱里端出两碗米饭，一碗咸菜毛豆子，半条河鲫鱼，结了一层黑魆魆的鱼冻。火柴爷爷再倒一杯黄酒，讲一口苏北话，骏骏一块吃饭吧。我说，我妈妈做好夜饭了。火柴送我到楼下，刚好煤气灶上铜铫烧开，火柴顺手倒满两只热水瓶。

我在曹家渡做核酸碰着绸缎一个礼拜后，接到她的微信：小学同学聚会，你来吗？老实讲，升上初中开始，我有三十年没见过小学同学们了，脑子里还记得长相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头颈系丝巾的绸缎，另一个就是手上擦火柴的火柴。隔日我才答应。聚会地点在曹家渡悦达889楼上唐宫海鲜，讲清爽AA制结账。我是掐了点到的，但是一张面孔都不认得。蛮多人打电话来请假，不是盯了小囡做功课，就是单位加班，还有人小区里有密接被封控了。绸缎也没出现。班长打她电话，但是没接。隔了包厢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曹家渡天主教堂门口的核酸亭子，蛮多人还在排队。我望了两个穿了大白的核酸检测员，到底哪里一个才是绸缎？她是拿了一台手机给人扫码？还是拿了一根签子戳人喉咙？我听到有人聊起绸缎，才晓得这一台子人都吃过她的喜酒，那年上海开了世界博览会，黄浦江两岸潮潮翻翻的人，绸缎的酒席订了花园饭店，摆开二十桌，台型扎足。后来不晓得有啥变故，绸缎的电话号码换了好几趟，渐渐断了联系。包厢里讲话的人越发少了，不是忙了夹菜吃菜，就是低头刷手机看卡塔尔世界杯。但没人提起过火柴，好像只有我的记忆里存在过这么一个人。

夜里九点，绸缎姗姗来迟，头颈上还绑一根紫颜色丝巾，摘掉N95口罩，嘴唇皮搽得血血红，面孔上香粉能刮下来二两。绸缎也不吃菜，罚酒三杯波尔多，统统一口闷。绸缎屁股还没坐热，聚会就散场了。走出悦达889商场，凉风从苏州河吹来，绸缎的大衣毛领头蓬松摇摆。马路对面四十层高的烂尾楼顶闪了电焊的光，像一颗颗流星砸下来。教堂尖顶上的十字架还在发光，彩色玻璃下的核酸亭子已经关门。绸缎蒙在口罩里说，对不起，今天我没上班，晚上有事出来晚了，他们知道我在做核酸检测员吗？我说，我没跟任何人讲过。绸缎说，你没吃酒吧？我说，没有。绸缎说，你开车吗？我说，开了。绸缎说，你能送我吗？

绸缎在副驾驶座上说，先往武宁路方向开。我说，绑好安全带。我从长寿路左转弯上武宁路桥，渡过黑漆漆的苏州河。穿过内环高架，这条路开挖施工超过十年，像个反复开刀切除癌细胞又转移的病人，夜里排队的土方车咆哮着与我擦肩而过。绸缎望了车窗外不声不响，也不讲住了啥地方。我斜睨她一眼，踏了油门往前。车载音响循环播放巴赫、猫王还有罗大佑。开过中环线，快到京沪高速入口，绸缎说，上高速。三杯波尔多让人微醺，声线雌雄莫辨。我问她，你住安亭？绸缎没回应，摘脱面孔上的口罩，脸颊涨了潮红，坤包里翻出一包韩国爱喜，抽出一根细长香烟，仿佛做核酸的签子，塞进两片鲜红的嘴唇皮。我的耳朵听到打火机吧嗒一声，余光里闪过一团火头，烟草混了薄荷味道飘进鼻头孔。我按了车窗键，放一道口子透风。绸缎的烟头一明一灭，烟灰如骨灰飘出车窗。

三十多年前，火柴从加格达奇回到上海的时光，大兴安岭火灾还没扑灭，烧了一万七千平方公里，从中国一路烧到苏联，烧死两百多人，经济损失超过五个亿，蛮多东北虎也葬身火海。我问火柴，见过东北虎吗？不是动物园里懒洋洋的大猫，而是森林里神气的山大王，苏联人叫西伯利亚虎。火柴讲自己不但亲眼见过老虎，还吃过猎人打死的老虎肉，困过老虎皮的毯子，痛饮过虎骨酒，就差吃过强肾健脾的老虎尿。火柴在鹅毛大雪中骑过鄂温克人的驯鹿，冰冻三尺的黑龙江上坐过狗拉爬犁，偶遇过比东北虎还要壮的大棕熊，成群结队捕猎梅花鹿的草原灰狼，后半夜变成美少女钻进猎人被窝的白狐狸。大兴安岭变成葱茏的墨绿色，粗壮的伐木工人走入原始森林，扛了电锯子跟开山斧，嘴里吆喝伐木号子，砍倒一棵棵耸入云霄的红松巨木，每一棵树芯的年轮，相当于孔夫子与苏格拉底的年代，最少也见识过铁木真和他的儿子们。火柴常常跟了伐木工人爬树，不用绳索钉子，赤手空拳搭上横过来的树枝，陪了一窝小松鼠爬上树顶。我问，最高有多少米？火柴说，没用卷尺量过，每趟要爬个把钟头，可能等于二十层楼，比南京西路的上海电视塔还要高，你在地面上活一辈子都看不到的风景。我闭上眼乌珠想象自己爬上海盗船桅杆顶上的橡木桶，微风徐来，就像漂浮在墨墨绿的汪洋大海上。我伸长了头颈问，你能看到大兴安岭的尽头吗？火柴笑笑说，就算在灭火的直升机上也看不到尽头，但我看到了苏联。我跳起来问，苏联长啥样？火柴说，墨墨绿，也是一眼望不到头，穿过西伯利亚，直到北冰洋。这年放了暑假，大兴安岭火灾才被扑灭，上海的小学生们信誓旦旦地认为这归功于某位气功大师——这位神人头顶一口高压锅，站上北京天坛的大圆盘（后来我才晓得那叫圜丘坛），遥对几千里外的苍茫北方发功，次日大兴安岭降下一场瓢泼大雨。于是，同学们当中有几位天赋异禀的发现自己也拥有某种特异功能。我这种天资愚笨的只好从地摊上买了气功培训班小册子，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勤能补拙，笨鸟先飞。只有火柴嗤之以鼻，因为他掌握着大兴安岭火灾的秘密。

玩火者，必自焚，这是我五岁时妈妈对我的警告。等我升上小学五年级，我把这句话送给了火柴。火柴说，历史老师讲过，如果没有学会用火，我们现在还是树上的猴子。我无力反驳，因为我是历史课代表。这日起，我在家里翻箱倒柜寻出藏书，大半是我妈妈在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自学考本科的教材。我妄图从历史和哲学的维度证明火的极度危险性，以及“玩火者，必自焚”这一真理的必然性。但我不幸地从浩如烟海的文字里验证了火柴的观点——如果没有学会用火，就不会有人类，更不会有伟大导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两千五百年前，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拜火教，光明神马兹达先创造火，再创造万物与人类，并与黑暗神阿里曼水火不容。琐罗亚斯德觉着火是神圣的，不能用来火葬，所以发明了天葬。一百多年前，有个叫尼采的德国人，写过一本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个查拉图斯特拉就是琐罗亚斯德。我跟火柴并排躺在三层阁楼的天窗下，仰望正方形的淡蓝色天空。火柴擦亮一根火柴，放到我们的双眼之间，像在波斯拜火教的圣坛上燃烧了两千年这么久。火柴说，还有啥神话故事？搜肠刮肚一番，我想起一个名字，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的神仙，他按照自己的腔调捏橡皮泥捏出人类，宙斯不准人类用火，普罗米修斯偷了火给人用，宙斯大动肝火，就拿普罗米修斯绑了高加索山上，再派一只老鹰每日啄他的肝脏，白天刚吃掉，夜里又长出来。讲到此地，我有了肝痛的幻觉。火柴说，这不是神仙，这是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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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见《当代》2023年第2期，责编徐晨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