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丹心照后人
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距今已近一个世纪。今天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纪念着在五卅运动中英勇捐躯的顾正红等革命先贤，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在这批革命先贤中还有一位值得纪念的富有才华和胆气的人物，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人汪寿华（1901年—1927年）。汪寿华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斗争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共产党人。
日前，我走访了汪寿华的故乡——浙江诸暨赵家镇泉畈村。那里的汪寿华故居并不大，就是一座普通的农舍，门前广场上还有汪寿华铜像及事迹碑记，供游客凭吊。
汪寿华是泉畈村村民口中代代相传的英雄，这位英雄的事迹今人却了解不多。为此，我开始阅读汪寿华撰写的文章和日记，了解这位先烈的成长经历与革命品质。
西施故里育先贤
汪寿华出生在西施故里诸暨。远在6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诸暨就产生了楼家桥文化。《诸暨县志》记载“禹会计而诸侯毕及也”，诸暨因大禹治水在此会盟诸侯而得名。春秋时期越王先后在境内建都。离汪寿华故居不远处的枫桥古镇，王羲之、李白、苏东坡等文人都曾造访过。诸暨的三位文化大家更为天下所传颂：梅竹宗师王冕的故事及他的《墨梅》“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家喻户晓；文坛奇才杨维桢是元代文坛领袖，他的书法作品被列为国宝之一；画苑巨擘陈洪绶，其人物画有“在仇（英）、唐（寅）之上，盖明三百年无此笔墨”之称。这三位人物有个共同点——性格刚烈，不畏强暴，从某种程度来说影响着诸暨人性格的形成。人说诸暨为“南人北相”，史载“民性质直”，民风刚烈侠义。
汪寿华，原名何纪元，化名何今亮等。他出身于诸暨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汪氏兄弟3人，他排行第二。“耕读传家”是当地的人文传统，因此尽管汪寿华的父兄在他年幼时相继去世，家境清寒，但家人仍然节衣缩食供他读书。汪寿华的少年是在乡里度过的，他体格强壮，胆识过人，村里同龄人没有不怕他的，是个名副其实的“孩子王”。他喜欢读《水浒》，膜拜梁山好汉，喜好行侠仗义，每次得到钱财就用来周济穷人，故在当地传有美誉。
1917年秋，聪敏好学的汪寿华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是一所有“浙江革命熔炉”之称的学校，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等中共早期骨干在此教学或读书。汪寿华关心国家的命运，同情贫苦人民，在学校读书时恰逢十月革命胜利，在迷茫中看到了希望，阅读《新青年》等进步读物后，开始寻找救国救民之道。他立志苦学，为改造中国而发奋读书。
汪寿华读书时已在日记中流露出不凡的志向。他在1919年元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岁之新也，心亦新。愚夫俗子，咸有发愤思振之感。奈人心惟危，每诱于欲，于是因循之心起，而怠惰之魔乘焉。虽欲奋兴，安可得哉。昨日，为戊午除夕，追览日记，言不顾行，能无感悔。然戊午往矣，不可谏。己未又来，当自追。今日为元旦，一岁行事之首也，振兴之机，安可错过。诚以出之，恒以持之，使己未之往，毋再抱戊午之悔，则余之愿矣。”
五四运动犹如一声春雷，唤醒了无数仁人志士。当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时，汪寿华也参加了杭州的集会游行。他痛斥帝国主义列强和腐败无能的军阀政府，揭露社会上的各种腐败现象，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今亮”，意为从今起心真正明亮起来，立志献身于改造社会的伟大事业。1920年6月，汪寿华在上海参加沪滨工读互助团，9月到霞飞路渔阳里的外国语学社学习。后经俞秀松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寻梦异乡志兴邦
十月革命的成功，使汪寿华受到极大的鼓舞。1921年4月，他与多名同学一起，在上海冒险登船奔赴苏俄。开始因无法抵达莫斯科，汪寿华等人只得在西伯利亚的伯力等地从事华工教育。后在莫斯科期间，汪寿华和共产国际进行了密切交流，探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路线问题。在那里，汪寿华当选为赤塔远东职工会中国工人部主任。
1923年春天，苏联远东急需华工领导者，汪寿华被调到海参崴，继续做华工教育和组织工作。他在海参崴创建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在当地党校开设中国班，组织苏联共产党和共青团内的中国支部，担任沿海省职工苏维埃的华工总指导员，后当选省职工苏维埃常务委员、省党部中国部主任。《华工醒时报》从赤塔搬来后，改名为《工人之路》，成为“旅俄华工解放奋斗的指南针，是工人阶级唯一的舆论机关”。汪寿华成为《工人之路》的主要撰稿人，所用笔名为“梦醒”。汪寿华还多次在俱乐部演讲，呼吁当地华工加入工会，并去边疆山区的煤矿和林场，指导当地华工反抗工头剥削的斗争。
在苏联中文报纸《工人之路》上，汪寿华一直被称作“何同志”。许多年后，人们翻阅发黄的《工人之路》时不胜感慨，从汪寿华撰写的大量时评来看，他思维敏捷，立意深远，文笔流畅。这里仅抄录部分新发现文章的标题：《中国人民的劫运》《五一节与华工》《欧洲大战十周年纪念感言》《广州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等，从这些标题中可见“何同志”对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革的思考，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格局和胸襟。
1925年初，汪寿华回国，在上海参加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他提出“工人将是红色革命重要的领导阶级”，并关于工人运动作了报告。他还撰文《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和世界革命者救助会的纪念日》，文中写道：“照现在的形势来看，牺牲和流血，是无产阶级革命万不能幸免的命运。”
据中共四大工作人员、会议记录者郑超麟回忆：“何今亮（汪寿华）作为海参崴的代表出席中共四大。因其貌不扬，张太雷常常戏弄他，使他难堪。”天津代表李逸说：“何今亮，即日后五卅运动中职工方面大显身手之汪寿华。”
五卅运动显本色
1925年，中国工人运动不断壮大，使外国资本家遭受巨大损失。外国资本家对工人运动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上海的各大日商纱厂对待中国工人更是残暴，拖欠工资，无故开除工人。上海22家日商纱厂工人先后举行罢工。5月15日，工人领袖被日商杀害，引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和全国性的爱国运动。
5月30日上午，南洋大学学生抗议杀戮顾正红的暴行，100余人当即被捕。下午1时学生进入租界，就顾正红被杀及学生被捕之事进行演讲，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等口号。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刘华在潭子湾也派出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去南京路、浙江路、贵州路、东新桥一带示威，数千名工人、学生在各马路散发“打倒帝国主义”等传单。下午2时许，英国捕头爱活生下令巡捕捕人。南京路老闸捕房拘捕了100多人。消息传出后，大批学生、工人和市民向老闸捕房汇集，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老闸捕房顿时“群众云集，水泄不通”。下午3时45分，爱活生命令华捕、印捕在老闸捕房门前组成战斗队形，随着一声号令，子弹横飞，血流遍地，先后有13名学生、职工和商人牺牲，伤者无数，又有53人被捕。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南京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此时汪寿华奉召回国不久，担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协助李立三、刘华、刘少奇领导工人运动。在李立三和刘少奇被迫离沪、刘华牺牲后，汪寿华挑起了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的重任。上海各界人士听到顾正红被害的消息后，群情激愤，在汪寿华的领导下，工人和学生纷纷涌上街头，要求日本领事馆交出凶手，要求政府严肃处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五卅运动的狂飙席卷全国，北京、广州、南京、重庆等几十个大中城市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广州各界的反帝运动演绎成为有10万人参加、历时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在一片舆论声中，北洋政府派出外交人员与日方交涉，日本最终被迫交出凶手。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它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我党在总结前两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教训的同时，准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由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8人组成特别委员会。1927年3月4日，汪寿华主持召开上海工会干部会议，决定组织5000人的工人纠察队，并秘密开展武装训练。3月21日中午12时，汪寿华等下令全市总罢工，罢工一小时后，立即转入武装起义。汪寿华先后参与指挥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特别临时政府成立，汪寿华当选为临时政府委员、常委，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独闯虎穴传悲歌
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上海后，蒋介石背地里勾结大流氓，利用流氓冒充工人纠察队进行破坏活动。汪寿华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予以坚决回击，戳穿了其阴谋和借口。1927年3月27日，汪寿华面见蒋介石后，向上海区委主席团汇报会见蒋介石的情况：“昨见老蒋，先加慰劳，他并无赞扬上海工人。”“蒋介石提出外交方面要工会方面听军事当局指挥，我没有答复。”可见，蒋介石一面以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文告，限制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活动；一面给工人纠察队送去他亲自题写“共同奋斗”的锦旗，麻痹工人的警惕性。
蒋介石见软的不行，便与杜月笙密谋除掉汪寿华。关于汪寿华死因有两种不同说法：
一种说法是汪寿华被诱杀于枫林桥。此说源于作家章君谷写的《杜月笙传》，目前拍摄的影视片均采纳此说。1927年4月11日，在蒋介石授意下，杜月笙邀汪寿华参加晚宴，汪寿华立即向组织汇报。有人劝他不要去，说杜月笙这伙流氓反复无常很危险；也有人认为去了可以摸清敌人的底细，但要注意安全。汪寿华坦然表示：“我过去常和青洪帮流氓打交道，不去反叫人耻笑。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宁愿牺牲一切！”为安全起见，组织上决定由李泊之陪同他前往。在即将到达杜宅时，汪寿华要李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杜宅附近等他，如两小时他还不出来，要李立即报告组织。
汪寿华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赴约。他刚踏步进入杜宅大门，杜宅门关灯灭。杜手下的“四大金刚”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高鑫宝早已埋伏在杜宅。叶焯山用尽全身之力，猛地向汪寿华的左胸一撞，接着顾嘉棠应声闪出，捂住汪寿华的口鼻。杜月笙不想让汪死在自己家里，遂让人把汪寿华的尸体放入麻袋，装进汽车里。
汽车开到枫林桥郊外，他们趁四周无人，挖掘土坑。这时只听到麻袋里发出声响，得知汪寿华没有死，芮庆荣冲过去，举起了铁锨，顾嘉棠说：管他死活，快点把坑掘好埋掉。1950年冬，上海市民在枫林桥挖到了汪寿华的尸骸，将血衣在工人文化馆展览。除已死的凶手外，将抓获的马祥生、叶焯山进行万人公审，判处极刑，并在枫林桥汪寿华遇害处执行枪决。
另一种说法是汪寿华在龙华被枪杀。有学者认为章君谷的《杜月笙传》未忠于历史事实，许多出自杜撰或道听途说。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的档案，其中有“审讯”汪寿华的“口供笔录”，系汪被捕后特务处“审讯”时，书记官所记录的，写在印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字样的八行笺上，共4页。在最后一页的“批示”上写：“现据供认反动不讳，应即处予极刑……四·一二”。旁注“枪决”两字。真相或许是这样的：1927年4月11日晚8时左右，汪赴杜宅时被捕，由杜派人押送汪到枫林特务处杨虎处审讯，12日被枪杀。
伫立于汪寿华铜像前，凝视着这位英姿勃发的先驱，我感慨万千。
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事业，汪寿华献出了年仅26岁的生命。身为诸暨人的他，和他的先辈一样英勇、刚烈、豪爽。碧海丹心，悲歌永传，汪寿华的英名与世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