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钱钟书是第一个把“围城”带到中国的人吗

钱钟书于1944年动笔、1946年写毕、1947年出版的《围城》，有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围城》1947年5月初版封面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末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e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苏文纨关于“围城”的这句话，如此生动传神，大概是当代中国人最熟悉的婚姻格言。“围城”一语当然不是钱钟书发明的，他借留法文学博士苏文纨之口道出，这是一句法国话。《围城》出版不久，钱钟书在其主编的英文刊物Philobiblon（即《书林季刊》）作了十分简短的介绍，公布了“围城”一语的全貌和来源：A novel about Chinese intelligentsia in Wartime. The title is taken from the French proverb, ‘Le mariage est comme une forteresse assiégée；ceux qui sont dehors veulent y entrer, et ceux qui sont dedans veulent en sortir.”（一本关于战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说。题目取自法国谚语“婚姻如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要进入，城里的人想要逃出。”）钱钟书明确指出，“围城”一语取自法文谚语，1980年为《围城》重印本写作“前记”时，他仍旧坚持这一说法。

钱钟书真的是第一个把“围城”谚语带到中国的人吗？

2019年冬天，笔者在居地小城北碚（重庆）翻检著名民营企业家卢作孚的资料时，无意中看到他的一位助理的一封私人信件。这个助理名叫高孟先。据其堂侄高代华、高燕编辑的《高孟先简年表》，1936年前后，高孟先辅助卢作孚建设北碚，任《嘉陵江日报》和《北碚》月刊的编辑。1936年12月17日，高孟先与赵雪西女士在北碚温泉公园举行结婚典礼。笔者看到的这封信，就是高孟先的朋友从远方寄来的一封婚礼贺信。笔者于卢作孚纪念馆工作人员那里得知，高孟先长子高北南在2016年前后将长期保存的高孟先的生平文献捐献给北碚博物馆，其中就包括这封信。现卢作孚纪念馆已展出这封信的原件复印版。信件不长，恐失其真，以下全录：

曾有人这样说过：“结婚如攻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内的人想出来。”你俩性情相合，志趣相投，我们相信必能进城去即不想出城来。永远地携着手儿，哼着调儿，立在民族解放最〇〇（引案此处污损二字）努力抗日，努力创造，更努力争取光明！

廿五年冬，绥边战事紧急之际，为孟先好友雪西女士结婚纪念

王育锋丘直云额手赠言

王育锋丘直云的贺信

读罢这封贺信，我们发现：早在1936年（民国廿五年），就已经有人在使用“围城”谚语来写结婚贺信了，比《围城》的出版时间早了11年。

据《高孟先文选》可知，贺信的作者王育锋和丘直云两人是高孟先少年义勇队的旧友。少年义勇队是民国时期重庆北碚一带追随卢作孚有志于建设家乡的一群热血青年。“九一八事变”后，这些青年们组织“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集体到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刘湘处请求开赴前线，被刘湘劝阻。后来随着局势日益紧张，这些义勇队员根据各人志愿分散工作，一部分便选择了从戎救国。从贺信来看，王育锋和丘直云正选择了这条路。

信中所说的战事，即绥远抗战，是全面抗战前对日作战的一次重大战役，发生在1936年11月15日至12月19日。当时的国民政府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为此次抗战的总指挥。经过一月有余的浴血奋战，中国军队获得了此次战役的全面胜利。

高孟先在北碚成婚之时，这场战役正如火如荼。曾经同是有志青年，如今一在中国西南投身城市建设，一在中国西北奋力抗击侵略，殊途同归。王丘二人以“围城”之语来祝贺高孟先的婚礼，可谓应景：此“围城”既是当前二人所在战场之亲身感受，又不无幽默地承载了对旧时好友的婚姻祝福——希望新婚夫妇幸福地走进“围城”而永远不想“出城”。在贺信的结尾，两位身在抗日前线的旧友，还向他发出了立在民族解放的潮头去“努力抗日，努力创造，更努力争取光明”的呼唤。以抗日战事之惨烈，王育锋丘直云二人能于生死之际以“围城”之语相祝福，又以民族存亡大义相嘱咐，亦可使后人得见全面抗战开始前中国军人的乐观精神。

王育锋丘直云是从哪里获悉“围城”一语的？现存的关于王育锋丘直云二人的资料极少，笔者从中亦未发现 “围城”一语从何得来。根据《高孟先文选》及笔者所检视的少年义勇军资料，王育锋丘直云以及高孟先，均无出国经历，也无外语训练。因此，王育锋丘直云二人绝不是阅读了“围城”法文原句才信笔写出这封贺信。他们极有可能是从某些人那里听说了或者从哪里读到了“围城”这一表述。然而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在《围城》发表前十年，“围城”这则谚语已经存在并流传于中国，并且为王育锋丘直云这两个普通的抗日军人感兴趣，当他们的朋友结婚，在为远方的朋友写一封简短的新婚贺信时，还记得这句话。

贺信中道及“围城”一语，说“曾有人这样说过”，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如何了解“围城”谚语的？王育锋丘直云又是如何读到这个“人”提及“围城”的？

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在写作和发表《围城》之前，钱钟书本人已经把“围城”谚语带到中国？

二、钱钟书是如何接触到“围城”的

《围城》的开篇描写方鸿渐苏文纨一行乘坐法国邮轮归国。这艘邮轮叫白拉日隆子爵号，法文名为Vicomte de Bragelonne，正是大仲马三部曲《三个火枪手》的最后一部《白拉日隆子爵》之名，白拉日隆子爵正是小说主人公。不知道钱钟书安排方鸿渐他们乘坐这艘邮轮归国有何用意。法国人出于对大仲马的熟悉和热爱，常常用大仲马作品及人物命名本国物什，因此说是碰巧也无可厚非。

钱钟书对大仲马也应该是熟悉的。他自1935年到1938年在英法留学与游学，对法语和法语文学颇有一些研究——比如《围城》中，除了汉语之外，最多的就是法语。钱钟书各类学术作品中，引用的法语文献也不胜枚举。

有学者在钱钟书的所有著述中检索大仲马，发现在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钟书笔记手稿《容安馆札记》中：第647则，散记关于诗文譬喻的思考和摘录，引了一句大仲马的话；第758则，散记关于男女幽情的诗文部分，引了一句大仲马与其情人的对话；第768则，散记对几部书的摘录，其中摘引大仲马《一千零一个幽灵》的序言的一句话。看来，钱钟书确实接触过大仲马的作品。

而大仲马恰恰曾在其作品《丹吉尔、阿尔及尔和突尼斯航游记》（1848）与《罗穆努斯王》（1854）中言及“围城”谚语。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钱钟书在《容安馆札记》中所引，皆非出自大仲马著作原文，全都转引自法国作家Henri Clouard所著的大仲马传记《亚历山大·大仲马》。而这部传记是1955年才由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出版发行。根据杨绛所作介绍以及从《容安馆札记》偶尔记载的钱钟书标记的读书日期也可以看出，钱钟书是在1950年代才读到了Henri Clouard所著的大仲马传记。因此，有的学者仅以这些证据来断定钱钟书从大仲马那里获悉“围城”一语，是无法成立的。

其实，在《围城》写作之前，假如钱钟书读过任何一本引述过“围城”谚语的书，都可能会使他获悉这则谚语。假如钱钟书曾经听闻了“围城”谚语，也可能影响他去写作《围城》。在钱钟书《围城》之前提及“围城”谚语的著作，目前我们可检得：大仲马的《丹吉尔、阿尔及尔和突尼斯航游记》（1848）及《罗穆努斯王》（1854）；Pierre-Marie Quitard编《法国谚语及其历史、文学与道德研究》（1860）以及《关于女性、友情、爱情、婚姻的谚语集评》（1878）；John Bartlett编《熟语》（1868）；A. Certeux与E. Henry Carnoy合著的《阿尔及利亚传统对阿拉伯民间文艺的贡献》（1884）；Bernard Frédéric著《荷兰人》（1878）；Gustave Joseph Witkowski著《人类的一代》（1880）；Arthur Imer-Cuno著《在罗曼蒂之家》（1888）；Paul Margueritte et Victor Margueritte编《一些想法》（1905）；Henry Bradford Smith编《思维何以犯错》（1923）；Marie Bashkirtseff编《未刊的笔记》（1925）。以上这些著作主要出自法国和美国作者，但他们几乎全以法语来表述“围城”，甚至全英文著作在提及“围城”时也专门使用法语。这说明，以法文表述的“围城”谚语，在钱钟书写作《围城》之前的欧美世界已经较为广泛地流传起来。

巧合的是，《容安馆札记》中钱钟书笔记了以上所列著作的一种，即John Bartlett 主编的Familiar Quotations：Being an Attempt to Trace to Their Sources Passages and Phrases in Common Use（《熟语》）。单从书名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内容就是追索各类熟语来源。它是英语世界非常流行且非常权威的工具书，自1868年出版后屡屡再版，最近的一个版本是2019年5月美国HardPress版本。根据《容安馆札记》所载，钱钟书看到的是1937年第11版。

在《容安馆札记》中，钱钟书于第47则页眉增补了几段笔记，在谈到“术语翻译”的时候提及《熟语》一书所辑的Charles Dibdin的Mounseer Nongtongpaw（《毛瑟·农通帕》）和J.G. Saxe的The Romance of Nick Van Stann（《尼克·范·斯坦恩的罗曼史》）两首诗可相参考；第588则引《熟语》说明斯科特等诗人对莎士比亚和蒲伯的模仿和改造。他十分确切地标出了所引《熟语》一书的版本及页码。可见，钱钟书不仅读到了《熟语》，而且读得仔细。

在这本书中，出现了“围城”谚语，而钱钟书读过这本书。——当然不能据此断定钱钟书就是从此接触“围城”。那么，我们就看看钱钟书所读的《熟语》的这一页是怎么说的，笔者译引如下：

“婚姻”就像夏天花园里的鸟笼一样，无忧无虑的鸟儿想要进去，进笼之后，它们身处绝望之中并被日益消耗，担心自己永远逃不出这个鸟笼。（原文为英语）

婚姻像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面的人想进入，城里面的人想逃出来。（原文为法语）

“婚姻”就像鸟笼一样：未曾绝望的鸟儿想进去，那些绝望的笼中鸟想出来。（原文为英语）

是不是从一开始婚姻就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这种情形就像机构之中的那些人想逃出来，而外面的那些人想要进去。（原文为英语）

作者John Bartlett所示的“围城”谚语，与钱钟书在《学林季刊》所列一字不差。更关键的是，John Bartlett还搜罗了数则寓意如“围城”谚语一样的话语，其中有一则中国读者很熟悉，就是“婚姻如鸟笼”——也就是说，在John Bartlett的罗列中，“围城”之谚和“鸟笼”之喻伴随出现。

在《围城》开篇讲述中，“围城”之谚和“鸟笼”之喻也是结伴出现。小说中褚慎明杜撰其与罗素的交往时说，罗素告诉了他婚姻如“鸟笼”这句话，而且是一句英国古话。在前所引四句话中，第一句和第三句是都是“鸟笼”之喻，其中第一句话，正是生活于16—17世纪的著名英国作家John Webster的著名剧作The White Devil（《白魔》）第一幕第二景人物Flam的台词。对褚慎明和罗素而言，John Webster当然可谓古人了。第三句话，则来自16世纪蒙田的《随笔》第三卷第一章，这是一位法国古人。

也就是说，钱锺书和《熟语》一书，一共有三处关联：第一，《熟语》中收录了“围城”谚语的法语原文，整个句子恰巧与钱钟书在《书林季刊》中自述的句子一字不差；第二，《围城》中，“围城”之谚是和“鸟笼”之喻伴随出现，恰巧《熟语》中也是两者伴随出现；第三，钱钟书在写作《围城》之前恰巧阅读并给《熟语》一书作了笔记。这应该不是巧合。

另有一处值得注意的是，John Bartlett在罗列“围城”谚语时，也列出了出处：即本文前述法国语言学者Pierre-Marie Quitard的《法文谚语研究》。钱钟书之所以认为“围城”是法文谚语，也极有可能是受其影响。

三、“围城”真的是法文谚语吗

“围城”真的是法文谚语吗？学者钱定平曾当面问及《围城》法文译本的出版者Christian Bourgois，得知法国并无这则谚语。笔者也注意到，在小说中苏文纨留学的法国里昂的市立图书馆网站上，有法国读者问询“法国是否有这则谚语”，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里昂图书馆反而征引“中国文学批评家”（chinoises critique littéraire）的观点来回答。在各种辑录法国谚语和成语的工具书中，我们也找不到“围城”（une forteresse assiégée）的踪迹。

学者范旭仑通过互联网检索，发现在法国最早使用“围城”谚语的正是法国作家大仲马。在1848年发表的游记《丹吉尔、阿尔及尔和突尼斯航游记》上，“Dumas翻译了一个阿拉伯商人佩戴的护身符”，“一则正是‘Le mariage est comme une forteresse assiégée ：ceux qui sont?dehors veulent y entrer, ceux qui sont dedans veulent en sorta’”，也即钱钟书在《书林季刊》所列“围城”法文原文。这里范旭仑转述不够准确，原著中这则谚语写在大仲马遇到的一个门卫（janissaire）的手臂上，这个门卫因为这则谚语的保护而暂时免于结婚之苦。不过这个门卫也是阿拉伯人。大仲马似乎对这则谚语很感兴趣，几年后他创作喜剧《罗穆努斯王》，主人公Wolf和Célestus在第一幕开场讨论婚姻问题时，就搬出这句话来劝告对方：

亲爱的Célestus，您知道吗？有一句阿拉伯谚语说：“婚姻就像被围困的城堡：外面的人想进入；但是里面那些人想要离开。”

因此，范先生认为大仲马最先为法国输入阿拉伯“围城”之喻。但笔者注意到，在大仲马之后，共有数位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作家学者使用“围城”寓意，但并未有人声明他们是从大仲马的作品中知悉这个谚语。最明显的，是法国语言学者Pierre-Marie Quitard，他在大仲马之后出版了法文谚语研究著作《法国谚语及其历史、文学与道德研究》，收录了“围城”这个谚语，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Dufresny的一部喜剧中读到：婚姻这个“国度”很特别，因为外国人想住在这里，居民却想从那里流放。这句尖锐的句子是根据以下阿拉伯谚语组成的：婚姻就像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进去，里面的想出去。

Quitard所提到的Dufresny是法国17—18世纪之交的戏剧家，比大仲马还要早。按照Quitard的说法，Dufresny早已经接触到了阿拉伯谚语“围城”。至于Dufresny是如何接触“围城”谚语——是像大仲马那样到阿拉伯世界游历，还是听闻或见到已经泊来法国本土的阿拉伯谚语——均已不可考据。这意味着，“围城”作为阿拉伯谚语早在大仲马之前已经被传到了法国本土。然而，“围城”谚语又是怎么从阿拉伯世界传到法国本土的呢？

法国语言学者A. Certeux与E. Henry Carnoy合著的《阿尔及利亚传统对阿拉伯民间文艺的贡献》于1884年出版。这部著作对阿拉伯地区传统民间文艺（包括俗谚）进行了详尽的知识考古，至今仍被认为是很有水准的学术著作，不断再版。在其第6章Croyances et Superstitions（“信仰和迷信”）的第三节Les Amulettes（“护身符”），作者考证了“围城”谚语的来源。

原来，在相当一段时期的阿拉伯地区，人们常常将《古兰经》片段或者一些被认为是智慧的话语写在纸上或者羊皮上，藏在首饰中或者特殊的章牌中，借以警醒自己，久而久之，这类话语就变成了护身符。书中写道：

一个犹豫不决的人求教Si Ali bou Rhama，想知道他是否应该结婚，后者对给他说出了一句格言，翻译如下：婚姻就像被围困的城堡，外面的人要进去，里面的人要出去。

显然，这一段溯源式的表述不仅指明“围城”确实是一则阿拉伯谚语，而且是由Si Ali bou Rhama这个人信口道出。关于这个Si Ali bou Rhama的身份，应该是伊斯兰民间大量存在的智者一类人物。“围城”应是阿拉伯民间俗谚。

顺便说一句，A. Certeux与E. Henry Carnoy在解释“围城”谚语的时候，提到了“大约四十年前，一位伟大而成果辉煌的法国作家”曾对这类阿拉伯“护身符”上的谚语很感兴趣。两位作者并未明说，但这位法国作家应该就是大仲马——大仲马在1840年代游历了突尼斯等伊斯兰地区，游记《丹吉尔、阿尔及尔和突尼斯航游记》上披露了他所了解到的“围城”谚语。

从这些证据看，“围城”一语的确是阿拉伯谚语，而且是一个伊斯兰谚语。

结语

综上，到底是谁把“围城”谚语带到中国？不知道，但绝不是钱钟书和《围城》。1936年的冬天，在中国绥远边境，两个普通的抗日军人已经在用“围城”谚语向他们的朋友表达婚礼祝福了。此时的钱钟书还在英国，他还没有来到法国，也还没有读到John Bartlett主编的《熟语》——钱钟书所读版本在第二年才出版；《围城》的写作和发表，是大约十年之后的事情。从17世纪直到钱钟书写作《围城》的20世纪，这句谚语早已在西方世界和阿拉伯地区广为流传，它被某个人或者某本著作带到中国的机会，实在太多了。

不过，即便不是钱钟书及其《围城》把“围城”谚语带到中国，也无碍于《围城》的伟大。这当然不是因为《围城》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围城”谚语在中国的接受范围，而是说《围城》以一部杰出的汉语小说的虚构，使“围城”这个意象的寓意变得更加丰富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