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乔生：《呐喊》《彷徨》两悠悠
1923年，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将单篇作品的影响集中起来，给读者更大的震撼，也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第一篇白话小说，发出第一声呐喊“救救孩子！”《孔乙己》写出苦人遭遇的凉薄，《药》写先驱者的牺牲与不被理解的寂寞，《阿Q正传》画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风波》《明天》《端午节》《社戏》等，各自体现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回溯这部中国文学经典的生成过程和产生的巨大影响。
《呐喊》之后，鲁迅的小说结集名目是《彷徨》，似乎标明鲁迅人生状态有了很大的变化：从积极主动坠入消极迷惘状态。于是，一种描述鲁迅文学创作、思想发展道路的范式出现了：从“呐喊”到“彷徨”。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题记中说，自己作文有讲究对仗、声韵的喜好：“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指的是准备在《南腔北调集》之后，再出一本《五讲三嘘集》（后未出版）。这么一说，确实如此，《二心集》对《三闲集》，《伪自由书》对《准风月谈》。更早——也许那时还无意——《呐喊》对《彷徨》！
一
“从呐喊到彷徨”，期间的变化情形，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有所讲述：
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后来《新青年》团体散掉，他进入了“彷徨”状态：
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字面上看，呐喊自然比彷徨好，积极比消极好，光明比黑暗好，希望比绝望好。但鲁迅有一点明确的表示：《彷徨》中的作品“技术”和“思路”，也就是艺术性比《呐喊》高。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自己写的是“小说模样的文字”——的确，《呐喊》中有如《一件小事》之类速写或纪事文章，是新文学小说体裁的尝试之作。
大多数批评家对鲁迅的《呐喊》给予好评，但也有人指出其艺术上的不足，与鲁迅的自我批评是一致的，如朱湘、郑振铎对《故乡》《阿Q正传》等的议论。
这些具体的批评对鲁迅做出这样的自述不无影响。但对全盘否定式的意见，鲁迅表示了不满和反抗。如成仿吾对《呐喊》一概不喜，认为大多数小说都是“拙劣”而且“失败”的。他只对《呐喊》的最后一篇《不周山》稍予肯定，如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所说“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这批评改变了《呐喊》的面貌，在第四版印行的时候，鲁迅将最后一篇《不周山》抽出来，改名《补天》，日后作为《故事新编》的第一篇。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几篇作品，他是用了“曲笔”的——即添加了所谓“光明”的尾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朱湘就认为《故乡》虽然艺术性较其他各篇好，但最后关于“希望”和“路”的议论却属不必：
我所唯一不满于这篇结构的地方便是最后的三段不该赘入。小说家是来解释人生，而不是来解释他的对于人生的解释的；作者就是怕人看不出，也可以另作一文以加注解，不可在本文中添上蛇足；更何况这三段文章中所解释的两层是读者很容易于发见的呢？至于作者关于希望的教训，尽可以拿去别处发表，不应该淆杂在这里，——虽然他拿走路来比希望的实现，我觉得比的很好。
鲁迅后来陷入“彷徨”状态，出版《彷徨》的时候，他选取《离骚》句作为题辞以自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随后的成绩，至少在小说创作上，没有超过《呐喊》和《彷徨》：“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
鲁迅的《<自选集>自序》中对自己的“五种创作”做了系统介绍，其中涉及《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的叙述，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并遵循，逐渐形成了将《呐喊》《彷徨》并置甚至对立的观念。
二
鲁迅在《我与<语丝>的始终》中写道：
谭正璧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说的名目，来批评我的作品的经过的极伶俐而省事的话道：“鲁迅始于‘呐喊’而终于‘彷徨’”。
两种文集名被标签化，造成对鲁迅一个时期艺术创作和思想状态认识的固化。实际上，鲁迅本人从没有如此夸大这两部小说集之间的差异，或有意将二者做参照分析。
《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后，鲁迅多年间少有小说创作，更没有鸿篇巨制，让殷切期待的读者们失望而且惋惜。鲁迅对好意的催促和期待报以歉意和感激，对恶意的攻击则给予反击：
有几位论客，还几分含讥，几分恐吓，几分快意的这样“忠告”我。然而我自己却并不全是这样想，我以为我至今还是存在，只有将近十年没有创作，而现在还有人称我为“作者”，却是很可笑的。我想，这缘故，有些在我自己，有些则在于后起的青年的。在我自己的，是我确曾认真译著，并不如攻击我的人们所说的取巧，的投机。所出的许多书，功罪姑且弗论，即使全是罪恶罢，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块不小的斑痕，要“一脚踢开”，必须有较大的腿劲。凭空的攻击，似乎也只能一时收些效验，而最坏的是他们自己又忽而影子似的淡去，消去了。但是，试再一检我的书目，那些东西的内容也实在穷乏得可以。最致命的，是：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翻译又因为缺少外国语的学力，所以徘徊观望，不敢译一种世上著名的巨制。后来的青年，只要做出相反的一件，便不但打倒，而且立刻会跨过的。
在自我辩护的同时，鲁迅也暗自为创作做准备，构思着长篇小说创作，以及准备翻译世界文学名著。前者未能实现，后者的代表成果是译出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
文坛内部的争论和批评，虽然言辞激烈，鲁迅也能接受，毕竟其中含有期待和鼓励，更是对他多多投入创作的催促。而来自思想观念、政治立场方面的批判，就让鲁迅非常紧张。鲁迅到上海的最初几年，自诩为革命文学家的太阳社、创造社干将对他的攻击很猛烈。他们把《呐喊》《彷徨》视为鲁迅思想落后时期的作品予以否定，认为两部小说宣扬的是人道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黑暗的力量，《阿Q正传》《故乡》之类篇章表现了农民的落后，否定了农民的进步性，因此是过时的，死去的，如果不愿退出历史舞台，是应该用十万斤火药轰毁的。更有甚者，如杜荃（郭沫若）所写：
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这意味着，鲁迅不但没有从“彷徨”中走出来，还因为不接受批评甚至回击，而向更深的深渊走去。以前走过的“从呐喊到彷徨”本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他却不但不幡然悔悟，改弦更张，反而百般辩解，负隅顽抗。
如果是“从彷徨到呐喊”或尽快“从彷徨回到呐喊”就给人积极向上、奋然前行的印象。
革命文学论争只是鲁迅从呐喊到彷徨，或者从彷徨回到呐喊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未能影响到《呐喊》和《彷徨》继续作为经典作品受到读者的喜爱。但这场争论给鲁迅留下深刻的创痛，随后多年，他仍不时回顾他遭受的“围剿”。
《呐喊》《彷徨》是双峰并立，各有特色，还是一高一低，显示了鲁迅创作的退步，以及思想的消极低沉？这不但是艺术技巧的问题，而且是关乎人生观和思想境界的问题。
三
鲁迅去世后，盖棺论定，很多挽联都提到《呐喊》和《彷徨》，如孙伏园所撰写：“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耗，万众彷徨。”更有人抽象地将“呐喊”“彷徨”作为鲁迅一生事业的象征。只不过，在对鲁迅下定论评价的时候，评论者不再说他从呐喊坠入彷徨，而是着重塑造鲁迅“呐喊”一面的形象，而不再纠结于其“彷徨”一面。“彷徨”的状态则给了民众——他们因为失去了鲁迅而无所适从，或者可以提出一种警告：如果他们不沿着鲁迅的道路前进，将会陷入“彷徨”的境地。所以，有挽联取了鼓励的意思：“热风未息，岂能而已；呐喊前去，且莫彷徨！”
1933年，鲁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再次回顾和审视两部小说集。3月2日，日本人山县初男向他索要著作，他赠以《呐喊》《彷徨》，并分别题写五言诗。诗中有对当局言论禁锢政策的批评，在对自己以往的业绩自谦和自嘲的同时，也有重新评价：
弄文罹文网，
抗世违世情。
积毁可销骨，
空留纸上声。
(题《呐喊》)
寂寞新文苑，
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
荷戟独彷徨。
(题《彷徨》)
两首诗中当然有一些消极态度：《题<呐喊>》竟然说出“空留纸上声”的愤激话。
但是，消极中也有积极的因素。面对新的文坛形势和自己的新的使命，鲁迅在总结过去的业绩的同时，表明自己对未来道路的取向——他会继续在文坛上奋战，尽管这奋战是独战，是彷徨。
其实，鲁迅在回顾自己的小说创作时也遇到一个知音。郁达夫懂得和同情他的处境，两人惺惺相惜。就在鲁迅写作《题呐喊》《题彷徨》两个月前，郁达夫用两部小说之名入诗,写赠鲁迅：
醉眼朦胧上酒楼，
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盲竭尽蚍蜉力，
不废江河万古流。
郁达夫认为鲁迅的两部小说彪炳史册，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家经典，那些攻击诽谤的宵小之徒无论怎样竭力，也不能贬低其价值。其中“悠悠”二字的含义，既是悠然，更是悠久。悠然，是在郁达夫看来，这两部名著的存在状态本就是自由的，自在的，自足的，尽管受到各种攻击污蔑，但坚定屹立；悠久则是指经典存在的永恒和普遍，毫无疑问，两部小说集是传世的经典。与革命文学阵营相反，郁达夫对鲁迅给予“全盘肯定”：他不在乎鲁迅的积极和消极，不分鲁迅创作的“呐喊”期和“彷徨”期，不谈鲁迅思想的转变没有转变，只是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和思想状态一律喜欢。“两”既是二，也是全，两部乃至鲁迅全部著作都很高超，很精彩。他正告“群盲”，不能通过贬低《彷徨》贬低鲁迅，正如不能因为飘逸和沉郁而抑李杨杜或相反。
作为鲁迅的知己深交，郁达夫深知鲁迅几年间经受的巨大的压力，希望鲁迅摆脱魔咒，不理会诅咒，悠然度日，陶然上楼，醉眼朦胧，傲视群小。而鲁迅在看到这首诗后，或许正是因为郁达夫的理解与支持，让他在不久后为《呐喊》《彷徨》所做两首诗既宣示了自己两部文集“不废江河”的价值，也从写作姿态上显示出自己“两悠悠”的从容。
人们在评论鲁迅小说创作或思想发展时，很容易按字面意义或鲁迅自述大略，将《呐喊》和《彷徨》作为创作分期，而且有意制造出二者的截然对立。两部小说集虽然有情绪、技术方面的变化，但内容是一贯的，互为表里、交叉融和。“呐喊”中的人物多“彷徨”姿态，色调灰色居多，行动也多孤僻怪异，全书充满了怀疑和迟疑。如批评者所说，《呐喊》中很多“老中国的儿女”，鲁镇和未庄是典型的中国村镇，在哪里都能遇到，镇上的生活也是日常习见的生活，而且在多少年后仍然如此：
现代烦闷的青年，如果想在《呐喊》里我一点刺戟(他们所需要的刺戟)，得一点慰安，求一条引他脱离“烦闷”的大路：那是十之九要失望的。因为《呐喊》所能给你的，不过是你平日所唾弃——象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唾弃一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
呐喊中有彷徨。只是结集出版时，鲁迅在自序中回顾写作过程，从总体上对小说集的主旨进行了提升，选取了“呐喊”这个形象鲜明、动感强烈的名目。
鲁迅以这两首诗为两部文集做感悟式的总结，也许有特殊的用意，即回答几年前那些围剿者，又一次表明他对《呐喊》《彷徨》的看重——他没有给予其他文集这样的待遇。
鲁迅的两首题赠诗表明，两部小说集对他而言同等重要，甚至《彷徨》更重要，因为正是这部作品支撑他走过艰难时期，而在这部作品中，他同样发出“呐喊”，同样表现了对社会的批判，同样表达了浓烈的感情。他在《题<彷徨>》中为自己勾画出一种比“呐喊”更让人感到震撼的形象：“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在题赠日本友人的手稿上，“荷戟独彷徨”的“独”字写作“尚”，也就是说，他仍然在彷徨中，但仍然荷戟独战，仍然是一位孤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