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董时进其人其事

董时进（1900-1984），重庆垫江人。新文化运动时期，求学于北京农业大学，后留学美国，1924年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是民国时期非常活跃的农学家。

作为知识分子的董时进，一直笔耕不辍，是一位被遗忘的作家。1920年代，他与章士钊有过书信往来，并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发表过文章；1930年代，他与胡适在《大公报》有过论战，并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发表多篇乡居随笔；1940年代，他与储安平有过交往，并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发表多篇政论；1950年代，他与雷震有过交集，并在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发表了多篇社论。除此之外，董时进发表文章最多的阵地，还有《现代农民》月刊。1940年代，董时进是《现代农民》的主编，在这份刊物上，他以“退思”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1949年后，董时进赴美不归，后入籍美国，逐渐为人所遗忘，成为农学史与文学史上的双重失踪者。

改革开放后，董时进再次引起学界关注，有三位学者不能不提。首先是谢泳。他在1990年代致力于《观察》研究，发表了《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让不少人记住了董时进。后来谢泳编辑出版《〈独立评论〉文选》一书，将董时进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所有文章全部选入，再一次让董时进进入学界视野。其次是熊培云。民国时期，董时进在江西办过农场。作为江西人的熊培云，在撰写《一个乡村里的中国》时，通过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讲述了董时进对农村问题的思考。熊培云的这本书畅销一时，很多人由此知道了董时进。不仅如此，董时进的自传体小说《两户人家》，也在熊培云的大力推荐下，在大陆出版。第三是熊景明。她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利用这一学术平台，她发掘了一些关于董时进的新史料。董时进小说《两户人家》出版时，熊景明还特地撰写了具有介绍性的序言，讲述了重庆垫江董氏家族的来龙去脉。

现在学界对董时进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董时进的农学思想。作为农学家，董时进有大量农业方面的学术著作问世，因此，有学者从农学角度来研究董时进的农业主张。第二，1940年代，董时进创办了中国农民党，发表了党纲，发展了一些党员，因此有个别学者从政党史的角度，研究董时进的政治主张。第三，作为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董时进在当时的许多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在当时是有一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因此，也有学者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研究他的思想主张与言论诉求。

农学家、农民党领袖、知识分子，这三种身份集于一身的董时进，在引起学界关注的同时，也遮蔽了他作为小说家的身份。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董时进的小说大都在港台出版，在大陆出版较少，读者相对少。再加上董时进的在美华人的身份，也限制了他的小说阅读受众。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小说家的董时进逐渐被人遗忘，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董时进的四本小说

终其一生，董时进创作并出版了四部小说。第一部小说《硖口怒潮》，是他于1950年代初期在香港时完成的，1953年10月由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第二部小说即自传体小说《两户人家》，1981年先在台湾出版，2012年5月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这也是他在大陆出版的唯一一部小说。第三部小说《阿宝救牛记》，1982年3月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第四部小说《宋林远征记》，1983年2月在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可以说，1980年代是董时进小说创作的爆发期，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他连续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

第一部小说《硖口怒潮》，主要描述了重庆解放前后重庆峡口场这一乡村一隅的历史变迁。小说以果园经理熊亮一家的生活变迁为主线，叙述了解放军进城后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作者在描写地方士绅之余，还将视角聚焦于重庆乡村的底层斗争，成功塑造了跟风投机的高大嫂与争权夺利的曾树青这两个人物。可以说，两人虽然都是底层民众，但在权力与财富的双重诱惑下，抛弃了乡村中淳朴善良的品性，成为了峡口场民众的祸害者。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对男女，在狼狈为奸无恶不作的同时，也发生了奸情，这不禁让人想起古华《芙蓉镇》中的李国香与王秋赦这两个人物典型。也就是说，在权力与欲望的异化之外，小说还呈现了欲望的沉沦，在欲望书写的背后，也呈现了作者对两人的道德审判。最终，两人的奸情被高大嫂的丈夫高屠夫撞破，在一种夹杂着愤怒的迷狂状态下，高屠夫将两人杀害，借此实现一种“复仇式的正义”。不过，在塑造高大嫂这一反面典型时，作者也是同情悲悯的。当高大嫂忙于跟风而高屠夫忙于杀猪时，两人放养不管的孩子因之死亡时，作者写道：“高屠夫到家时，他的孩子已经僵硬在床上，一条幼嫩的生命，就像一根擦过的火柴，已经成了无烟也无火的残烬，再也不能复燃了。”这一细节，可见作者深厚的人道主义底色。

第二部小说《两户人家》，是作者所写的关于董氏家族的自传体小说，虽为小说，实为自传。董时进的儿子董保中在序言中说：“《两户人家》可以作为小说欣赏，也更可以作为历史真实的参考。”熟悉董氏家族的人，完全可以通过小说考证出里面的真实人物。小说中的可生是董时进，可大是董时进的堂兄董时厚。熊景明在序言中认定小说中的可法是1950年代的右派董时光，其实不对，可法乃是北平朝阳法学院毕业的董时敏，小说中的可志与可立对应的分别是董时光与董时恒。这部小说讲述了黄章氏（董时进的祖母）带领黄正纶（董时进的伯父）与黄正绪（董时进的父亲）努力振兴家族的前尘往事。小说讲述了重庆垫江武安桥地区乡民的奋斗史与堕落史。从这本小说中，读者既可以看到鸦片如何在晚清时期的垫江成为最重要的商品的过程，又可以看到乡村女性在传统社会中地位的卑微程度。这本小说，一方面展示了晚清民国时期乡村社会残忍的一面，如杀人抢劫的土匪，如四处泛滥的鸦片，如倾家荡产的赌博，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教育如何让黄氏家族重振家业，如置产买地，如经商致富，如教育救民等等。可以说，这部小说展示了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时期重庆垫江的乡村画卷，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

这部小说也是董时进农业思想的集中呈现。作为农学家，董时进非常关注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他对阶级斗争的反思，很大程度上源于董氏家族中地主与佃户良好关系的亲身经历。董时进的祖母是位寡妇，全靠忠诚可靠的佃户老陈帮助，她才能完成家族振兴。董时进去上海求学，一路上全靠另外一位古道热肠的佃户老刘照顾。他的这些亲身经历，对他思考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他对中国农业的转型，也有过通盘思考。借《两户人家》这部小说，作者写道：“世间事物，都有整套性，必须能够配合。……中国的农业乃是中国环境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一部分，是历代经验演变出来的成绩。要使农业方法和农业用具发生重大的改变，必须市场、运输、工商业，以及土地与人口的比率等，都有改变，才能办到。”关于劫富济贫，作者也有一番精辟之论。小说中，黄正纶出外经商，要坐轿子。对于要不要坐轿子，黄正绪与其妻熊氏有过一番议论。作者写道：

熊氏诧异地问道：“你要你的哥哥走路么？要打富济贫吗？”

正绪迟疑了下下，喝了一口茶，答道：“要他走路，就会夺去两个轿夫和一个挑夫的生意。打富济贫么？打了富还是济不了贫。就以我们这地方的情形而论，一千人之中能做烟商的，不会超过三五个，要下力的恐怕不少于三五百。即使把三五人的家产，全部拿给下力人，也属无济于事。”

在董时进看来，发展经济，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而是如何将经济发展的财富蛋糕做大。他认为，建立在均富基础上的平均主义思维，很有可能导致贫穷，经济会因此崩溃。也就是说，劫富济贫的理想，容易导致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最终导致普遍的贫穷。因此，发展经济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财富的蛋糕做大，只有财富蛋糕做大了，才有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部小说《阿宝救牛记》，讲述了12岁少年陈阿宝救牛的故事。阿宝和他的父亲陈兴母亲李氏住在长江下游南岸的杏花村。村子里有一位屠大爷，是开碾米店的。为了碾米，他买了一头牛，名叫“大肚皮”。阿宝与这头牛同月同日生，此后他又经常放牛，于是与“大肚皮”有了深厚的感情。然而，此时的“大肚皮”，年纪大了，无力碾米，屠大爷决定将其卖掉。对此，阿宝坚决反对。于是，他立志买下这头牛。身无分文的阿宝怎么办呢？他听说外国的洋鸡“来航鸡”能生蛋，一天可以生一个蛋，于是就从家里带了八只土鸡蛋，前往县城的农业学校，找到了学校的许教员，提出用土鸡蛋换洋鸡蛋的请求。许教员听了阿宝的请求后，不仅没要他的土鸡蛋，反而无偿奉送了六只洋鸡蛋，并为他详细讲解了孵卵与养鸡的方法。回家之后，阿宝历经各种波折，终于将洋鸡孵了出来，并逐渐喂养长大。由此，阿宝逐渐通过卖鸡蛋积攒了5块大洋，然而，屠大爷的“大肚皮”，需要24块大洋。如果卖给阿宝，屠大爷愿意以20块大洋的价格卖给他。即便如此，阿宝也无能为力。他眼睁睁看到很多买牛人来看牛，总是害怕牛被买掉，被宰杀。幸而，由于阿宝饲养“来航鸡”成功，让父老乡亲对洋鸡刮目相看。于是，许教员又无偿赠送他两头洋猪饲养。年底的时候，阿宝因为推广“来航鸡”，获得了农业学校一年一度的农业展览会的特等奖，奖金有10块大洋。于是，阿宝就有了15块大洋，最终，通过欠债5块大洋的方式，他买下了“大肚皮”，成功实现了救牛的目标。在阿宝救牛这条主线之外，作者还写道了阿宝父亲陈兴的奋斗史，尤其是他攒钱买地的情形。作者详细描述了买地成功后陈兴的兴奋之情。作者写道：“我不是常说有志者事竟成么？”陈兴接下去道。“我从小立定志向，在你那样年纪就立定志向，要……要……要……啊，我以为我这辈子办不到了，有志也不成了。没想到……”

陈兴语无伦次的背后，是拥有土地的感激与兴奋。而在买了牛之后，陈兴一家顺便把屠大爷的碾米店买了下来。于是，陈阿宝一家，既养鸡养猪，又有了牛、田地、碾米店。可以说，这个农家的日子真是越过越红火了。这部小说描述了中国农村中乡村少年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了梦想，是一部振奋人心的乡村恋歌。

第四部小说《宋林远征记》，讲述了1950年代农家子弟宋林在漫游路上的所见所闻。小说中，宋林有两次漫游经历。第一次是借着贩猪的名义将狗运到广州，第二次是跟随耍猴戏的黄二爷去武汉寻亲。宋林是徐家埠禹王庙附近的农村人，他在陪父亲宋发祥卖菜回来的路上，捡到了一只可爱的小黑狗，于是收养了它，取名“财喜”。然而，好景不长，此时国内掀起了打狗运动，“财喜”在劫难逃。嗜狗如命的宋林，为了拯救爱犬的生命，在父母的支持下，偷偷带着“财喜”追随秦大爷去广州，希望将“财喜”从广州送到香港。秦大爷以前是个猪贩子，现在是贩猪的国家干部。于是，宋林将“财喜”混在一百多头小猪群里，追随秦大爷、用骡子驮猪饲料的陈老幺、老实巴交的赵四等人，一起踏上了南下广州之路。路上，他们见证了当时地方政府推行的扒坟运动。走到一半路程时，他们赶着猪崽在隧道中行走，结果遇上了疾驰而过的火车，不少小猪崽被压死，“财喜”不知所踪。这种情况下，秦二爷只好联系隧道附近太平镇上太平客栈的廖老板娘，让她通知全村来吃猪肉。全村宴上，失掉“财喜”的宋林郁郁寡欢，宴会结束后，忽发疟疾，身体忽冷忽热。于是，秦大爷一行人继续赶路去广州，留宋林在客栈休息。身体痊愈之后，宋林又在周围不断寻找“财喜”，他偶然听人说耍猴戏的人有一只黑狗也叫“财喜”，于是就去找寻耍猴戏的人。为此，他甚至寻到了县城，结果发现县城的人都忙着“除四害”，全城人都在“打麻雀”。他再也找不到“财喜”了。此后，回到太平客栈的宋林，在跟秦大爷汇合后，闷闷不乐地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当他们到达徐家埠的时候，发现徐家埠恰好逢集，而在集市上，宋林看到了耍猴人的猴戏，而与猴子相配合的就是“财喜”。宋林本想要回“财喜”，却被秦大爷劝阻了，因为灭狗运动，“财喜”只有在马戏团才有活路。当宋林回到家之后，惊讶地发现，随着大搬家运动的实施，他的家已经由其他人入住，他的父亲被转到鄱阳湖挖沙子，母亲被转到汉口第一纱厂工作。在这种情形下，宋林只好寄食于秦大爷家里，农忙时帮秦大爷干活。过了一段时间，耍猴戏的黄二爷找到宋林，说“财喜”见到他之后，不太愿意耍猴戏了，希望宋林可以加入猴戏班子，管吃管住。不仅如此，黄二爷还想到处去耍猴戏，从徐家埠出发，一直耍到武汉。为了跟“财喜”在一起，更为了去武汉找母亲，宋林决意追随黄二爷耍猴戏。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颠沛流离。到了鄱阳湖畔时，两人看到了数以万计的农工在鄱阳湖边挖沙，黄二爷将此举称之为“愚公移山”。后来，他们终于到了汉口，目睹这座城市正忙于大炼钢铁运动，而当他找到纱厂时，他的母亲因为要参加农业合作社，已经回家了。于是，宋林只好告别了汉口，坐上火车，再一次回到了徐家埠。最终，在“多快好省”的标语口号声中，母子终于团聚了。可以说，作者借着宋林的眼睛，向人们展示了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各种运动以及在运动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与命运变迁。

三、董时进小说的重庆特色与底层叙事

董时进的这四本小说呈现出典型的自叙传色彩。《硖口怒潮》中的熊亮是果园农场的经理，而董时进在民国时期曾经在多个农场工作过，因此，小说主人公熊亮，浓缩着董时进自身的经历。《两户人家》是董氏家族的兴衰史，小说主人公可生就是董时进本人，小说中出现的文学地标“母安桥”，即现在重庆垫江的武安桥。《阿宝救牛记》中的许教员是一位致力于农业下乡的教授，跟董时进农学教授的身份密不可分。而《宋林远征记》中宋林对狗的深厚感情，与董时进对狗的热爱也一一对应。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不论是郁达夫的《沉沦》，还是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都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董时进也是五四时代思潮影响下的作家，因此，他的小说创作大都呈现出自己人生经历，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

与自叙传色彩息息相关的是他小说中所展现出的巴渝风情。作为重庆垫江人，董时进对故乡充满眷恋，他的小说中理所当然的呈现出浓厚的重庆地域色彩。小说中，不论是语言上“要得”“龟儿子”“袍哥”等重庆方言的使用，还是嗜辣嗜火锅的饮食描述，都带有浓厚的重庆特色。可以说，董时进的小说创作源于他的乡愁意识。1950年，在朝代变革之际，他选择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后来又移居美国。在远离故土之后，人性中本能的乡愁意识，成为他小说创作的源泉。每个人在童年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对故乡的眷恋，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人大都会离开故乡，去远方找寻自己的人生道路。于是，每个人就会在远方思念故乡。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讲，西方文学史上的《奥德赛》，是一部主人公奥德修斯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荣归故乡的英雄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论是《古诗十九首》中的“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还是白居易《夜雨》中的“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都是乡愁主题的经典呈现。从现当代文学史的角度来讲，鲁迅走异路去异地，身在远方不断思念家乡，于是就有了他文学世界里的“S城”“鲁镇”“咸亨酒店”等文学地标。小说家老舍，在英国伦敦思念故乡北平，于是就有了《二马》与《赵子曰》，并逐渐形成他小说中的“北平世界”这一文学地标。离开湖南凤凰的沈从文，来到北平当北漂，逐渐创作了一系列以“湘西世界”为文学地标的文学作品。为了摆脱贫穷，选择去当兵的莫言，在逃离了家乡山东高密之后，在遥远的异地创作了以“高密东北乡”为文学地标的红高粱小说系列。可以说，董时进小说中的险滩猪儿石、朝天门码头、武安桥、沙坪坝等等，都是重庆很有名的地点。身在异国他乡的董时进，在不能回国的岁月中，只好用文字的力量，在小说的世界里，重新塑造自己的家乡，以此来慰藉乡愁。因此，我们可以说，董时进的这些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海外游子心底深处的家国情怀。

自叙传与巴渝风情之外，董时进的小说几乎都是乡土小说。缘何如此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家庭出身来看，董时进出身农家，不论是生活阅历，还是学习经历，都与农村密不可分。其次，从时代思潮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鲁迅的影响下，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在题材上大多以乡土小说为主。当时，董时进深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并以知识分子的视角进一步拓宽了这一乡土世界。第三，从身份上来讲，董时进是农学家，他的大半生都在农场中度过，对农民生活最是熟悉，写起农民生活，自然得心应手。

董时进乡土小说的创作，决定了他小说中的底层关怀。这种底层关怀，典型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他的小说中，故事的背景以农村为主，小说中的人物以底层农民为主。《硖口怒潮》中，拯救熊亮一家的是机智勇敢的童克勤，他是佃农出身。《两户人家》中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出身，几乎每个人都对土地有一种深情眷恋。《阿宝救牛记》中，陈阿宝与他的父母一家都是农村人。《宋林远征记》中，宋林的父母也都是老老实实的本分农民。第二，底层农民之外，董时进的小说中，多会出现农学家这一类的知识分子形象。《硖口怒潮》中，有致力于果园种植与推广的熊亮。《两户人家》中，弟弟可生与哥哥可大都是赴美学农的学生，学成归国后，一直致力于将先进的农业思想传播到中国乡村。《阿宝救牛记》中的许教员，也是致力于推广洋鸡的农学教授。小说的这一安排，典型体现了董时进“农业救国”的思想主张。第三，小说中的人物，不论是底层农民，还是知识分子的农学教员，都对动物充满了怜惜之情。在《硖口怒潮》中，他穷形尽相地叙述了农民对耕牛的疼爱；在《阿宝救牛记》中，他淋漓尽致地描写了阿宝对牛的热爱；在《宋林远征记》中，他不遗余力地阐释了宋林对狗的怜爱。这种对动物的热爱，对底层民众的热爱，体现了作者对底层民众的深厚情谊。东晋时，陶渊明给儿子送了一个仆人。在给儿子的家书中，他写道：“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董时进对底层农民的情感，恰恰就建立在“此亦人子，可善遇之”这一人性共情之上，恰恰建立在鲁迅“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人间情怀之上。与此同时，董时进小说中对动物的爱，也让人想起当代诗人的一首《杀牛》：

临近过年，他几乎每天都要宰一头牛

人们见证了他的残忍，小路边

他高举斧头，使出全身的力气

一锤锤砸向牛脑袋

直到牛慢慢趴在地上，嘴角流血

偶尔动弹几下

目光依旧瞪着旁观者

他才远远地望着牛

大家都说看到了牛的眼泪

并决定从此少吃牛肉

仿佛只有那位杀牛人是一个屠夫

接连几天

牛皮和牛肠被随意扔进沟里

我迅速地绕过它们

想象春日来临，梅花飘落

覆盖了人间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