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辉：也谈鲁迅的出版观
鲁迅以其犀利的目光，很能看到社会的不足之处，但他看世界的主旨还是希望社会光明。在出版方面，鲁迅尤其看它是新文化和光明的象征，希望出版成为一种向新和向上的力量。
出版的基本功能与定位
鲁迅的一生是为书籍的一生，还有过自己的出版活动。早在晚清的1903年，在东京求学的鲁迅就自费印行过自己的翻译作品即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后来一直都与出版紧密联系。他对于出版更有独到的见解，犀利而又深刻。“纸墨寿于金石”，是中国传统艺术观中的精华，鲁迅移用于出版行业，集中体现了鲁迅有关出版功能等重要问题的认定。
其一，出版的基本功能。对于出版的功能，鲁迅最看重的是“指出确当的方向，引导社会”，奔向“人道的光明”，刊印作品“恐怕纸墨更寿于金石，因为它数量多”（《致郑振铎》），“能够久传”。所以，在他看来，从事创作与出版的人，“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对于作品，一方面是“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结得极好的果实”。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较为劣质的作品，鲁迅讽刺说：“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其二，出版应该是为大众的。鲁迅从几个层次上提出了为读者的思考。首先是根本目的和总原则。鲁迅曾明确地说：“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这是我常常自己印书的原因。”（《致曹白》）他在给亲友的书信中反复强调，出书一定要“于读者有益”“使读者有所得”。在《〈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一文中，他说：“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叶圣陶曾说：“鲁翁一生致力于编辑极勤，主旨唯在益人。”所谓益人，也就是有益于读者，也就是鲁迅说的“为中国大众”，这是出版的根本目的。一切都要有益于读者，是鲁迅的基本考虑。其次是作品的取舍，也要以读者的需求为依据。作品有好坏，好坏有比例，要有辩证的观点。“所以我要再来补充几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哪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大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关于翻译》下）他的着眼点是“受损失的却只有读者”，不要让读者受损。再次在图书版式设计等技术层次上，也要考虑读者的需求。在《忽然想到》一文里，鲁迅说，“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在鲁迅看来，留空白，既是为了疏朗的美感，也是为了方便读者可以书写读感。
其三，出版对于文艺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鲁迅的一生，主要的精力在于新文学的创作和关注。在他眼里，这种新文艺与出版的关系很大很重要。他指出：“中国的新的文艺的一时的转变和流行，有时那主权是简直大半操于外国书籍贩卖者之手的。来一批书，便给一点影响。”（《蕗谷虹儿画选》小引）就连国外的情形也是这样，“至一九二〇年顷，新经济政策实行了，造纸、印刷、出版等项事业的勃兴，也帮助了文艺的复活”（《竖琴》）。出版对于文艺是如此重要，鲁迅感到可惜的是，“投机的风气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几分真为文艺尽力的人”（《〈文艺连丛〉的开头与现在》）。
其四，出版界与著作界负有同样的责任。“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然而这怎么能呢；指摘坏翻译，对于无拳无勇的译者是不要紧的，倘若触犯了别有来历的人，他就会给你带上一顶红帽子，简直要你的性命。这现象，就使批评家也不得不含胡了。”在这一段话里，鲁迅不但提到了出版界的责任与著作界翻译界相同，也提到了出版界与著作界一样，需要开展评论。而开展对于出版界的评论，可以说是鲁迅的倡导。鲁迅知道这样的批评还不大常有，故而身体力行。在《点句的难》一文中，鲁迅就对三十年代前中期出版业大量标点出版明末小品文，借以鼓吹“性灵”文学的不良倾向提出过批评。
对于出版，鲁迅既能大处着眼，也能从小处观察。不论是对于大潮的把握，还是对于出版方面的每一点进步和细小的动态，鲁迅都给予高度而深切的关注。
从大处说，鲁迅重视宏观趋势。比如三十年代初中期，鲁迅注意到出版界与读书界“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我们要批评家》）。三十年代的刊印古籍，算是出版界与社科界的一件大事，鲁迅也专门写了文章《四库全书珍本》，文中写道：现在除兵争、政争等类之外，还有一种倘非闲人，就不大注意的影印《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之争。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学界却以为库本有删改，有错误，如果有别本可得，就应该用别的“善本”来替代。他注意到了，也就发声了，而且总是那么切中要害。
从小处言，鲁迅也善于观察局部。在看到《文学月报》第四期刊登了新人作品后，鲁迅写道，“现在打破了这局面，虽然不过是一种月刊的一期，但究竟扫去一些沉闷，所以我以为是一种好事情。”因为这些进步哪怕是细小的进步，都在走向积极，是向上的力量。鲁迅也善于发现书刊中的不足。比如他说，《漫画与生活》单就缺点讲，有二：一，文章比较的单调；二，图画有不能一目了然者（《致聂绀弩》）。鲁迅在私人信件中评价《新社会半月刊》时说：“曾经看过几期，那缺点是‘平庸’，令人看了之后，觉得并无所得。”当看到作品中的不健康因素，他会给予批评与警示，如“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并把这写给编辑，“也许于编辑上可供参考，总之我是极希望此后的《文学月报》上不再有那样的作品”（《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
在鲁迅看来，在出版领域，无论大小，即便“固然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虽是小事情，也看作大事情做，才是”（《致陈烟桥》）。这和我们今天所讲的“出版无小事”是一致的。
关于“书坊”与“牟利”
鲁迅看出版的问题多一针见血，他明白做出版是需要许多金钱来支撑的，但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却可以看出做出版的动机来。在《域外小说集》再版序言里，鲁迅说，做出版事业的条件之一是“要资本”，在另外的几篇文章里，又说：“但为难的是缺本钱”“现在总算得了一笔款，所以就尽其所有，来出一本译文的增刊”。出版家虽然大抵是“传播文化”的，而“折本”却是“传播文化”的致命伤（《译文》复刊词），因此，在鲁迅看来，对待金钱的态度是不同的出版人的分水岭，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出版家与出版商的根本区别。出版家应该是“留心于文化的前进的人”（《书的还魂与改造》），而鲁迅本人更是一个舍金求书的人。
在这方面，鲁迅对当时出版业有批评有期望。总体上说，鲁迅对出版界是不满的，“书坊势利”是他的总评，他真能抓到出版的要害点。鲁迅在这方面的意见很多，对出版商的投机批评也最多。“此地书店，旋生旋灭，大抵投机的居多。”（《致李霁野》）“投机的风气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几分真为文艺尽力的人。”他对三十年代被称作出版黄金时代的出版现象也进行过评论，又说“因为销路小，出版界就要更投机，欺骗，而拿笔的人也因此只好更投机，欺骗”。鲁迅还对出版业“书的还魂与赶造”现象进行过批评，他批评的动机是向前的，“凡留心于文化的前进的人，对于这些书应该加以检讨。”他还曾举例，“最可恶的是一本《庶联的版画》，它把我的一篇文章，改换题目，作为序文，而内容和印刷之糟，是只足表示‘我们这里竟有人将苏联的艺术糟蹋到这么一个程度’”（《致曹白》）。
他在表达不满的时候，往往不是只有牢骚，还能一方面提出中肯的意见和改进的措施：“上海的出版界糟极了，许多人大嚷革命文学，而无一好作，大家仍大印吊膀子小说骗钱，这样下去，文艺只有堕落，所以绍介些别国的好著作，实是最要紧的事。”（《致李霁野》）一方面自己舍财印书，如《引玉集》广告文就说，“近乎赔本，盖近来中国出版界之创举也”。又说，“书坊专为牟利，是不好的，这能使中国没有好书。我现已筹定款项，决于本月由个人付印一千册”（《致孙用》）。他还说：“我常常自己印书的原因。因为书局印的，都偷工减料，不能作为学习的范本。”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言与行，来影响中国的出版业，其言也善，其行也艰。
编辑工作谈
鲁迅对于编辑工作持有全面的理解。他熟悉编辑行当，懂得编辑的角色意义。赵家璧有一句话说：“我自己也是搞这一行的，其中也大有学问。”这也正是鲁迅的写照。鲁迅对于编辑的理解，是超出同时代人的。
其一，编刊物要有立场。有立场的第一步是树立编辑工作的阵地占有意识。鲁迅一直主张编印期刊作为自由言说之地。他说过他“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华盖集〉题记》）。鲁迅又说：“编刊物决不会‘绝对的自由’，而且人也决不会‘不属于任何一面’，一做事，要看出来的。如果真的不属于任何一面，那么，他是一个怪人，或是一个滑人，刊物一定办不好。”（《致唐弢》）在鲁迅看来，编辑是有思想支配的。
其二，编辑的社会地位与角色。编辑是个受气的角色。当《自由谈》和黎烈文遭到围攻时，鲁迅在信中安慰并鼓励道，“做编辑一定是受气的，但为‘赌气’计，且为于读者有所贡献计，只得忍受”。在另一封信中又进一步说，“能修炼到不生气，则为编辑不觉其苦矣。不可不炼也”。编辑的修养全在于此，任劳任怨，是编辑工作的本质要求。
编辑有自己的工作方法。在编辑方法上，鲁迅指出，“编辑要独裁”（《致曹聚仁》）。“×××的译稿，如错，我以为只好彻底的修改，本人高兴与否，可以不管，因为译书是为了读者，其次是作者，只要于读者有益，于作者还对得起，此外是都可以不管的。”鲁迅的这个观点虽有可商议之处，但却正确地指出了编辑应对读者和作者负责，能发挥编辑主体作用，具有较高的素质的原则。编辑要“独裁”，要能够修改作品，就必须本身有学养。当然鲁迅也强调了编辑作用的有限性：“凡社员的稿件，编辑并无取舍之权，来则必用，只有外来的投稿，由编辑者略加选择，必要时且或略有所删除。”（《我和〈语丝〉的始终》）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可能就是完整的编辑方法论。
图书质量观
鲁迅对于编辑出版工作始终都是追求高质量，追求完善与完美的。首先是保证质量，包括文字质量、印刷质量，等等。在此前提下，图书正文之外的封面以及序跋、插图各种辅件，都力求齐全，精益求精，因为这些看上去是辅件的东西，却是图书质量上乘的另一种表征。鲁迅说：“在一本书之前，有一篇序文，略述作者的生涯、思想主张，或本书中所含的要义，一定于读者便宜得多。”（《〈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
总而言之，在出版方面，鲁迅是全方位的思想者和实践者，既有思想主张，又有自己的身体力行。在中国的新出版事业开启之时，鲁迅希望通过他的一系列的评论与实践，给整个民族减少一些负能量，给出版界增加一些正能量。他给我们留下的极为重要而又取之无尽的思想和实践的遗产资源，将永远启迪着后人。
（本文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