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怀念夏仲翼老师
夏仲翼先生辞世。5月28日早晨在朋友圈看到这个消息,几天来头脑里都是夏老师的身影、动作、声音。
一
夏老师给我们讲“外国文学史”课时,五十六、五十七岁,这是现在从他出生于1931年来推算的,当时,我们这些二十出头的学生哪里会注意这个。他走进教室,常常气喘吁吁——从市区赶到学校,路程不近——微胖的身体在讲台上站定,把一个大手提包放到讲桌上,拿出眼镜盒,取出一副眼镜,换下戴着的眼镜。我们曾经津津乐道夏老师开讲前一副眼镜换另一副眼镜的标准程式,赋予它审美的意味,却从来没去想其实是老花镜和近视镜的换来换去——我们粗略地把老师分成年轻教师和老教师,依据只是一眼看上去的感觉,有的老师不到五十岁已经被我们认定为老教师——夏老师似乎超越了这个划分,我们没往这方面想,而是被别的东西吸引住了。
别的东西是什么?没人说得清。据说女生们称夏老师为“我们的罗切斯特先生”;男生里居然有人研究起夏老师的穿着,他常穿夹克,看上去和普通的夹克没大差别,但就是不一样。还有同学猜测夏老师念过教会学校,但苦于没法证实。总之,我们对夏老师充满了方方面面的好奇,实际上却几乎一无所知。
这份好奇当然是由夏老师的课堂引发的。1987年下半年和1988年上半年,夏老师给我们上了两个学期的课,每周三个学时,从古希腊讲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些年,我们还处在不知天高地厚的青春躁动中,夏老师的文学史课,却让我们不知不觉中沉浸到广阔而绵长的丰富世界。我们那时候就觉得,何其幸运,遇到这样的老师。后来我读研究生,陈思和老师告诉我,他的外国文学史就是夏老师上的,从他们七七级开始,夏老师就一直给中文系开这门课。我这才反应过来:幸运的不单单是我们这个班。夏老师坦言,喜欢给中文系上课。我并不清楚夏老师给中文系上课结束于哪一年,有多少级学生幸运受益;只知道有相当长的时期,中文系的老师到外文系讲中国文学,外文系的老师来中文系讲外国文学,是惯例、常规,中文系好多位老师给外文系上过课,外文系似乎只有夏老师来中文系上文学史。
我们八五级的课,最受欢迎的,之前有两年级骆玉明老师讲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个学期先秦两汉,一个学期魏晋南北朝;三年级遇上夏老师,就又增加了一门。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两位老师风格大不相同到形成强烈反差,而我们都沉迷其中,大受激发,实在是开了我们的眼界,拓展了我们对文学、知识、学问的理解。我的一个同学多年之后回忆起来,说得层次清楚:听这两门课,是大学时代最美好的时刻;美好都美好,却是不一样的美好,重要的是,我们不仅经历了美好,而且经历和懂得了不同的美好;这两种不同的美好,仿佛处在摆荡的两极,反差越大,美好荡开的幅度就越大。其实当年,我们私下里就议论过两位老师的鲜明特色。骆老师讲课,风烟浩荡,波涌浪激,我们一动不动端坐课桌前,内心却一次一次经受震动,不断地惊奇、惊喜、惊醒,也暗自警醒。夏老师呢,声调温和,语速舒缓,言辞平实,讲了一年课,没有一句惊人之语;也绝口不谈课程之外的内容,不谈自己,没有东拉西扯的闲言。那么,我们是被什么吸引的呢?就是他讲的文学史和他的讲述方式。譬如,某种文学样式(体裁、类型)的兴起、繁盛、衰微,他能讲出漫长时间里的运动和过程,简单地说,他能讲出“史”来。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几乎从不认为后来不见了的文学样式是消亡了,他从后世新兴的样式中发现了吸收、转化和旧样式改头换面或脱胎换骨的重生——而这,也是讲出“史”来。至于他的讲述方式,我只能用老话来传达个人感受,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庶几近之。
夏老师的课,教室里总是早早坐满了人,等待着上课铃响。要知道,我们读书那会儿,逃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仅逃,而且逃得理直气壮。有一门课,老师正讲着,最后一排站起来一个同学,他要出去本可以走教室后门,可他不,偏偏从最后面沿着走道一步一步往前走,皮鞋跟钉了铁钉,一下一下敲打着大理石地面,清脆响亮;走到讲台边,转弯,从前门扬长而去。这就有点像抗议了,抗议老师讲得不好。我自己也是一个逃课的学生,逃得有点多,超过一半吧,但确有几门我是一次也没逃过,夏老师的课当然不用说,每次还都不由自主带着点儿兴奋去占位子。有一天晚上,两个同学在宿舍里起了争执,动了手,一个打破了另一个的头。我们送受伤的同学去长海医院急诊包扎,等处理完回到学校,天已经亮了。我忽然想到上午是“外国文学史”,就没敢回宿舍,怕回去躺下睡过头,而直接去了教室,等待一个半小时后夏老师走进课堂。
期末考试,不作惊人之语的夏老师出的考卷,却使我们每个人都大吃一惊。题型不过是名词解释和论述题,题目也没有奇怪的,可是总量超常:名词解释竟然有四十个!这么大的规模,这样细的密度,几乎没有遗漏任何重要内容,所以这门课的考试不存在侥幸的可能性。三个论述题选两个,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我选答了一个中世纪文学的题目,因为有点挑战性,还因为听课的时候特别注意到夏老师所讲与通常评价的不同之处。
后来才慢慢想通,夏老师的考卷,与夏老师的课堂一样:宏阔,但绝不空疏;丰富,但绝不散乱;要清晰,要细致,要平实,要落到具体。所以夏老师的课给我们的,就有总量和密度,超过通常课程的总量和密度。
两个学期的成绩,我得的都是优秀,心里真是高兴。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学生这么在意成绩,也不计算什么绩点,我自己的本科课程大多是良好,还有几个中等,很少有优秀,得了优秀也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夏老师课的优秀,觉得不一样,过了三十多年,想起来还是高兴。
夏老师的课结束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而俄罗斯文学正是他专长的领域,对伟大作家的精深讲解把课程停留在高潮的部分。我们又激动又遗憾,遗憾的是没有听到夏老师讲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在八十年代前面几年,他发表了关于现代主义的系列文章,但开风气,却在后来现代主义逐渐热起来之后退隐;我们还想听他讲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他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给我们谈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我们后来才知道,他是最早介绍和翻译巴赫金的人。
二
1989年我读本系研究生,特意去外文系查了研究生课表,果然发现夏仲翼老师开的专题课,“欧美小说艺术研究”,于是我又有了一个学期的美好时光:不同于本科时的大课堂,这回是一个小教室,七八个外文系的,加我一个中文系的旁听生。
我跟贾植芳先生和陈思和老师读比较文学专业,因此有时会在贾先生家里碰到夏老师。贾先生家里常有聚会,一次章培恒老师和夏老师同在,两个人喝得高兴,大有一醉方休之势。章老师喝酒的名声与学问的名声一同流传,我们都知道,我却是第一次见识夏老师酒量之大,连章老师都自叹弗如。夏老师是醉不了的,他自己说喝酒没有特别感觉,因此反而羡慕章老师的杯中兴味之强烈。
1992年,我毕业,以《论台湾〈文学杂志〉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介绍》提交答辩。贾先生说,请夏老师。初夏的一个晚上,我搭出租车去武宁路,走进夏老师的客厅。整洁的房间里有一样东西使我大感意外,那是一张黑白的照片,夏老师穿军装,戴军帽,端庄严肃。说起来,我才第一次知道夏老师的经历,但也极其粗略,夏老师语气平淡地简单告诉我:他原来上的是沪江大学英文系,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并入复旦大学外文系,改读俄文专业,1955年毕业留校任教;1963年应国防人才培养需要,调往解放军外语学院担任俄文教员,那张照片就是那期间拍的;1969年复员回上海,做了八年产业工人;高校恢复招生后,1978年重返复旦外文系执教。我和我的本科同学当年对夏老师做了种种胡猜乱想,却怎么也没猜想到这样的经历。经历的具体情形怎样?对夏老师意味着什么?他没说。
房间靠墙放了一台四通文字处理器,个人电脑普及之前用于写作的新工具,夏老师说,用这个很方便,特别适合做翻译。他还给我演示了一下。
我的答辩就在贾先生的书房兼客厅里进行,两位导师,三位答辩委员,一个学生,围坐在那张熟悉的小圆桌边。结束后,小圆桌摆上贾师母准备的菜肴,大家喝酒,闲谈,然后散去。
之后我到《文汇报》工作,有一年章培恒老师和夏仲翼老师合开一门课,两人同上讲台,做“中西文学比较”的对谈,新老学生奔走相告,搞得我这个离开学校忙于应差的人徒生羡慕。
工作的关系,偶尔在一些活动中遇见夏老师,上前问好,简单说几句,就没有别的话了。退回到自己的位置,隔着许多人望向夏老师,冒出一个想法:这样的场合,因为遇见老师,对我个人才有了工作之外的意义。
三
1996年我又回复旦,读博士,一年后动笔写学位论文《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写到第四章《中国新诗对于自身问题的现代焦虑》,论及戴望舒,说诗人的挫折感和失败感在他的诗作中整体而言没有得到充分表达,但有时也会触及掩盖着的绝望的深渊,这就要求有心读者的体会。“譬如,《望舒草》里有一首《秋蝇》,只为个别论者所注意,却为我们提供了戴望舒结合中国古典诗境、西方象征主义诗艺、个人现代感受而融化无间的一个绝好的例子。”——我这里说的“个别论者”,既非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也不是独擅中国新诗的专家,而是一位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夏仲翼老师。
夏老师在《戴望舒:中国化的象征主义》中对《秋蝇》做了精细的分析,揭示这首简短的诗所展开的繁复的层次、繁复的主体视角和变化着的知觉,借秋蝇奄奄一息的感觉描述一种越来越无力、越来越无望的生存状态。“一个在繁乱杂沓的世界里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的人的生存状态,自我感觉趋向死亡的感受,全部是用象征的手法表现的。”戴望舒化用“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意境作为反复出现在主观视觉里的映像,但“象征主义手法用到这样的规模,早就不是中国古典诗词里古已有之的样子了”。我把夏老师的分析复述、引用到论文里,其实更重要的是,我通过这样的分析才理解了戴望舒,不只是这首诗,而是通向他整体的诗作和人生。以后我做老师,开“中国新诗”课,讲戴望舒一定讲《秋蝇》,讲法基本就是夏老师的讲法。
1999年,我和段怀清同期提交论文,陈思和老师说,答辩委员要请好老师。夏老师六十八岁,比以前瘦了一些,更显精神。他谈到我论文的最后一章时,有些兴奋。这一章题为《学院空间、社会现实和自我内外——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涉及的人物,后来大都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学者,支撑起了这一领域。夏老师当然熟知他们的成就和学术地位,在我的论文里看到对他们年轻时代读书、思想和创作的描述,自然生出亲切的兴趣。他说我的归纳使文学这一阶段的面目呈现得更为清晰。我很受鼓舞,但不觉得太意外;使我意外的是对整部论文的评价,夏老师是从阅读感受说到论文写作的:这么长篇幅的论文,从头读到尾,没有疲惫和松懈,由此可以感知写作过程中思想一直处在紧张、活跃的状态,语言带着鲜明的色彩感,笔力一直保持充沛,中间没有疲沓,到最后也没有衰弱的迹象,反而更加自如灵动。夏老师说博士论文不可能一气呵成,但这部论文文气贯通,给人以一气呵成的印象。我听着讲评,内心异常感动,这当然是至高的奖誉,但最使我感动的是夏老师体贴写作、体贴作者的“同情之理解”的深切。
夏老师也批评论文的不足,我注意到这个时候他的语气和用词:“似乎”还缺少一个结尾的章节,“好像是应该”将前面的叙述作一个总结性的论断。
四
2017年5月初,收到理想国的朋友寄的一包书,打开来,一眼看到《鱼王》:这本书出新版了。大学时代,我们读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这部小说,起因是它的译者,夏老师主译,在此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作者阿斯塔菲耶夫。新版开本变大了,书变厚了,序言还是夏老师1982年写的那篇,已经过了三十五年。
我在重读其中《白色群山的梦》的过程里,产生出一个念头:想找夏老师聊聊,如果有可能,做一个长篇访谈,谈谈他极少谈论的自己,谈谈他这一生的方方面面。年轻时候的好奇和疑问重新涌来,又比年轻时候更能感觉到分量。我联系了两位外文学院的朋友,似乎马上要做这件事——然而,拖了下来,一拖再拖,直至拖成无法挽回的懊悔。
2020年11月,复旦外文学院与上海翻译家协会在夏老师九十岁生日那天举办“夏仲翼教授外国文学翻译及研究学术思想研讨会”,我看到消息,微信给现场的朋友,说我从夏老师受到的深刻教益。午间吃饭的时候,朋友给夏老师看了这段话,夏老师说:那我收下这个赞美和感谢。
夏老师去世,我能够写下的,也只有感激和怀念——一个中文系的老学生,在复旦求学的不同阶段,每一个阶段都给予了我丰富启发和入心激励的,本系的老师之外,只有夏老师一人。
而我,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从夏老师受教而感念无已的学生中的一个。
2023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