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给予我的教益
我要谈及的是，大江健三郎给予我的教益。它属于个人角度，我承认，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自私”的作家，所有的阅读我都考虑的，至少是首先考虑的，是它对我有什么用，有怎样的启示和启发，我能从中获取怎样的滋养。我，极为看重文字作品对我的给予，如果它没有这种有效提供，我可能会忽略它，甚至遗弃它。我的“自私”性格始终影响着我，它也塑造了我强烈的个人偏见。
大江健三郎给予我的教益，第一重的教益是，文学，需要保持问题意识，它始终可以面对我们生存中的至关重要的核心议题，并引发我们的思忖：生活如此？只能如此？有没有更好的可能？在好和更好之间我们可以如何选择？小说也许并不给定确然的答案，但它会，使问题成为问题，在大江健三郎的文字写作中，始终有一个强烈的问题意识，他的文字一直在以一种坚固的姿态追问：人类往何处去，日本往何处去，之后的战争可能往何处去，反抗和革命往何处去，我们真正要反抗的又是什么，青年人的活力和冲动是否可以信任……
从《万延元年的Football》、《水死》、《个人的体验》、《空翻筋斗》到《小说的办法》、《定义集》，这个核心的坚固的追问始终存在着，以至形成了大江健三郎的文字辨识。他关注着欲念和身体，革命和救赎，世界和我们的来路和去处，战争和它永不弥合的创伤，以及核这个魔鬼可能带来的巨大灾难……“我是唯一跑出来给你报信的人”，大江真切、坚固地充当这一角色，义正辞严也极度孤单。我们东方的写作很容易迷恋于物和物哀，很容易在狭小中沉浸，很容易迷恋于手把件的美，而在大江健三郎身上，以及鲁迅、莫言等少数作家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的是阔大的灵魂追问和人性追问，是我们的时代、生命以及未来的核心问题。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评判文字价值的首要标准是文字的议题，越对生活有意义，它的格就越高。在这点上，我极度认可大江健三郎的文字提供，尽管我未必完全认可大江先生提供的方案。
真诚真切，始终将自我和自我的内心毫不留情地残酷剖开，这是大江健三郎先生一贯的如一表里，也是他文字中最有力量但未必动听的强音，在他的文字中没有对他者的伪饰也不对自己进行伪饰，他的坦坦荡荡没有丝毫表演性。作为写作者，作为东方人，我知道做到这点是何等艰难，它甚至比写作中任何的挑战都艰难一些，我们的东方作家绝大多数过不了这一关——然而，在大江健三郎的文字中，我注意他在面对自我的内心深处的幽暗区域时的决绝坦荡，它甚至在许多时候构成对我的警醒。我在阅读大江先生的作品尤其是小说作品的时候时时追问自己：这种心理心态，这种自私的、欲念的、恐怖的、阴暗的东西在我的身上也是一种无法剔除的存在，可我，敢于在文字中写下它吗，敢于呈现于众人面前吗，敢于，不把它挪至父亲的身上而坦然承认它是我的吗？我承认，多数时候，我不敢，我会被追问逼出一身的冷汗。大江先生在面对自我、日本和内心的时候，我能触摸到他的真切和肯切，触摸到他连接到肋骨的疼痛，触摸到他反复的、反复的无解挣扎。在书写这些的时候，他不需遮掩，不需左右而言其它，也不曾为自我做出丝毫的隐或晦——那种几乎刻骨的坦荡和对羞愧之处的淋漓解剖，在东方的作家身上极为罕见，与大江先生的相互对照也时时让我汗颜。
《参与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是大江健三郎先生的一篇序言，我承认，它也是给予我教益的文字之一。正是这篇文字让我明白，作为作家，我的视野应该也必须有一个“世界整体性”的宽度和广度，我的写作必须要有对世界文学的参与感，尽可能提供一个有特点的前所未有。“我当初开始作家生涯时需有一个奢望，那就是从自己笔下创造出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这是大江健三郎先生的奢望，也是我和我们这些后辈作家的共有奢望。假如天假以年，我希望我也能用毕生精力，做出自己微薄的提供。
（本文根据作者在第五届大江健三郎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