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占武:贺兰山阙作春秋
一
贺兰山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远观近赏,你可以随意地挑选一处沟谷,走进它的腹里。南北走向、长达二百多公里的贺兰山,东、西麓均呈梳篦状分布着众多的山口。清代翰林院庶吉士储大文有过《贺兰山口记》,他说(东麓)“山口约四十”,实际远不止此。今人统计,东麓大小一百八十条,长度十公里以上的有三十二条,最长的达五十公里;西麓亦复如此,大小沟口、河道近百条,长度十公里以上的有二十七条,最长的达二十八公里。这些山口长短不一,东南西北走向各异,更有一些沟谷相与贯通。纵横交错,如织如缕,如手掌的纹路。
我读古来歌咏贺兰山之作,最看重明代庆王朱的词《念奴娇 ·雪霁夜月中登楼望贺兰山作》,情景交融,意境宏阔雄壮,其中有“万仞雪峰如画”“瀑布风前千尺影,疑泻银河一派”诸句,摹画出迥异于中原的雪色山光,只有身临其境者才能写出,仅此即远迈前人。但朱王爷显然与绝大多数人一样,是“遥望”而非“近抵”,更不是深入,对贺兰山的描摹终究绕不开大多数人“遥望”的画面:“贺兰晴雪”。如若深入贺兰山的内里,它才乐于和你分享它的秘密,你会感受到它令人瞠目的复杂和多面:峰陡壁峭,雄壮奇美,也山低崖矮,衰弱萎靡;乱石嶙峋,草木凋零,也涓涓细流,姹紫嫣红;曲径通幽,温润如玉,也肃杀凄清,风云际会。你需要多攀爬几条沟谷,特别是在它的南、北、中段至少各选择一处去体验。
贺兰山的密码其实就隐藏在它的沟谷中。读懂贺兰山,应该从阅读每一道山阙的故事开始。史前人类的活动,游牧人的踪迹,“云锁空山夏寺多”的皇家园林,明王朝的边墙烽燧。……当然,还有声名更为卓著的贺兰山岩画。幽深的山谷总能激发人们探索的欲望,刺激人的想象,于是就有贺兰山即不周山的考据,秦始皇修筑长城的传说,穆桂英挂帅的附会,甚至民国时期土匪的传奇。贺兰山口可描画可咏颂可探赏,而我更愿意记录每条沟谷的故事,贺兰山阙作春秋。
二
贺兰山的故事首先是游牧人书写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迄于清代,贺兰山的历史就是一部游牧史。
据《元和郡县图志》所云,“贺兰山”之得名,是因为“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駮马,北人呼駮为贺兰”。北人,大概率是指北方游牧民族,而且很可能是鲜卑人;駮,同“驳”,指色彩斑驳,植物学家解释此指云杉与山杨、白桦等混生的景象,实际不必拘泥如此。贺兰山草木稀疏,裸露的石色任何时候都是斑驳的。如果“斑驳”在鲜卑语中叫“贺兰”,那么可以从与之有密切亲属关系的蒙古语中来索考。蒙古语把贺兰山称为“阿拉善山”,那么,“贺兰山”也许就是“阿拉善”AlaŠa(意为“五彩斑斓之地”)的音译。揆诸唐音,“贺”的拟音为 [γɑ],而据日本学者村上正二的研究,AlaŠa“阿拉善”一词中古蒙古语是读为γalaŠan-qalaŠan的〔村上正二訳注《モンゴル秘史 -チンギス·カン物语》,东洋文库(294),东京:平凡社 ,1976,258〕,二者对音契合。其尾音Ša被译为音兼意的类名“山”,较之“阿拉善山”,省减了一个“善”字,确实是恰切而节略的。如此说来,是鲜卑人首先使这座山闻名于世。但与《元和郡县图志》撰者同时代的杜佑在《通典》中又提及:“突厥谓驳马为曷剌”,如果“曷剌”即“贺兰”的转音,那么,“贺兰山”“阿拉善”的语源可以追溯到阿尔泰语系。但无论是突厥人还是鲜卑人,都是贺兰山游牧史中的过客。贺兰山驻牧的族群太多了,在一鳞半爪的史籍记述中留下名字的就有西戎、鬼方、义渠、朐衍、匈奴、突厥、鲜卑、吐蕃、党项、蒙古等。
山峦是游牧人的庇护所。在贺兰山的沟谷盘山涉涧,总能想起史书中关于游牧人生活的描述。《隋书》说他们“冬则入山,居土穴中”。《元朝秘史》说:“挨着山住下呵,咱每放马的得帐房住;挨着涧住下呵,咱每放羊的、放羔儿的喉咙里得吃的。”甚而想起司马迁的描述,那些游牧的人,各自分散居住在各个谿谷,各有自己的君长,不相统一。活动在贺兰山的鲜卑人,我们至少可以寻觅到“贺兰部”“乞伏部”两个部落。
而更重要的在于,纵横交错的沟谷提供了游牧人随季节变换、逐水草而迁徙的通道。东西联通的几条大沟谷,从来都是沟通阿拉善高原与黄土高原的坦途;繁多的曲径别道,提供了游牧人自由出入的捷径。
哪怕是一只山羊,也很难抑制穿越的欲望。贺兰山西麓南北长而东西窄的洪积平原,西、北受到腾格里和乌兰布和沙漠的阻隔,牧草资源极其有限。然而,西麓却是适宜攀爬的缓坡,游牧人信马由缰即可登上贺兰山顶向东眺望:冲积平原旷远无垠,一望无际;黄河湿地柔绿如染,苇花飞白;甚或河水襟带左右,大型的农业灌区五谷蕃熟,瓜香果甜。游牧人如何才能平复自己垂涎的喘息呢?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历史上游牧民族南下,通道之一就是首先从更遥远的北方集兵于贺兰山东麓,然后顺黄河南下,再沿清水河穿越六盘山直抵京都长安。
三
显然,中原王朝很早就注意到了这条通道。
公元前三二〇年,一路北巡的秦惠文王站在黄河东岸向西眺望。黄河水势浩荡,嵯峨的贺兰山若隐若现,河西湿地郁郁葱葱,匈奴人的牧马膘肥体壮。作为秦国历史上第一位称王的西部霸主,他会不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抵御匈奴人的长城已远在身后,为什么不把关口前移,将黄河作为防御的天堑呢?如果他有这样的闪念,那么百年之后秦始皇就付诸实施了,秦始皇三十二年(前二一五)蒙恬攻取河套黄河以南地区,“城河上以为塞”,在黄河的东岸分别修建了神泉障、浑怀障两个军事要塞。
而国力强盛的西汉王朝则进一步跨过黄河,直抵贺兰山下。汉兴之初,王朝继承了秦帝国的遗产,谨慎地维持着与匈奴以河为界的秩序,然而也早就显露出跨过黄河向西攻取的态势。在因袭黄河东岸秦帝国富平县的基础上,汉惠帝四年(前一九一)增置了灵洲县,最重要的是在四面环水、狭长的灵洲岛建立了河奇、号非两个官办的牧马苑,是全国五个牧马苑中的两个,其军事意图昭然。在元狩二年(前一二一)夏第二次 “河西之战”后,元鼎三年(前一一四),汉帝国沿着贺兰山东麓,紧邻几个大的山口设置了灵武县、廉县,修筑了专门屯田的典农城、上河城,牢固地占据了河西军储基地和交通要道。
关于骠骑将军霍去病第二次“河西之战”的行军路线,《史记》只简略提及“北地”“居延”“小月支”“祁连”几个地名。今人研究,霍军由当时的北地郡北上,从银川平原的某一障塞而出,然后绕道居延海完成战略大迂回,对匈奴实施了一次出其不意的突袭。那么,他是从贺兰山哪个山口出发的呢?我猜一定是灵武口。这个山口可通阿拉善盟的那林霍特勒,在今青铜峡市邵岗镇西侧,而邵岗镇正是西汉富平县的故址,大军在此渡河,渡河的工具、粮秣的补充自然没有问题。“河西之战”后仅仅过了七年在灵武口设置的灵武县,是“灵武”这个地名在历史上的首现,《史记》记载霍去病死后“天子悼之……为冢象祁连山”,这使人不能不联想到这个地名似乎出于对霍去病用兵如神的纪念。明清旧志都记载此地有泉水,山涧溪流淙淙,山前又是一大片开阔地,显然适合大兵团运动,因而是战事频仍的地方。建宁元年(一六八)东汉名将段颎大破羌人、明洪武十三年(一三八〇)西平侯沐英征讨瓦剌部的战争,都发生在灵武口。灵武口的地标是莎罗模山,今称“(大小)柳木高”,是海拔分别为一五七九米和一五一四米的两座山。明代庆王朱曾在此建造宁夏莎罗模龙王祠。
贺兰山阙多战事。即便是辉煌的大唐王朝,也不能平息它的烽火,读一读王维、卢汝弼的诗句就可遥想:“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半夜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
四
对明王朝来说,众多的贺兰山口是收拾不了的麻烦。翻检史料会发现,明朝对贺兰山口的重视是空前的,没有哪一个王朝对山口的记录比他们更详实,只有现代的兵要志和地理学才能超越。保存至今的贺兰山口的名称,也属明代最多。
在明人看来,贺兰山“形势虽险,防守亦至不易”,主要的措施就是修筑边墙。自明代成化年间起,迭经嘉靖、万历年间修葺完善,在黄河西岸,沿贺兰山修筑了一道长长的边墙,并在一些重点防御的山口修筑三道关口,以增强防御纵深。
“三关口”的地名就是这样的历史遗留。这个沟口此前叫作“赤木口”,在今银川市西南约九十公里处,一直是银川至阿拉善巴彦浩特的通衢大道,后来建有银巴公路。依照《嘉靖宁夏新志》的记载,它与北部的打硙口(今称“大武口”)是“旷衍无碍”的通道,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在此由东向西修筑头道关、二道关、三道关。从此,“赤木口”便被称为“三关口”了。
在依托边墙防御的同时,明朝政府还做出了禁樵禁牧的规定,并辅之以烧荒、砍木等措施,将贺兰山下的洪积台地划为军事禁区或无人区。但人们发现,这并不是一项好的措施:未禁之时,“风林山阙处,茅舍两三家”,樵牧的人家在山上定居,敌骑到来时,家养的鸡犬鸣吠,声息很快达于瞭台;既禁之后,等于自断耳目,特别是风雨天气,往往敌骑抢掠撤回才发觉。《嘉靖宁夏新志》做出以上分析后还借别人之口挖苦说:林木长在悬崖绝壁上,敌骑又不会跑到悬崖上去,假如林木可以遏制敌寇,那反而应该是多多种植而不是砍伐。
然而,无论是修筑边墙还是制造无人区,明王朝只能在一隅之地设置隔离带,并不能阻止游牧人的南下。贺兰山口只是南下的通道之一,此路不通,自有他途。正如《嘉靖宁夏新志》所说,正统年间以后,北人更多的是避开银川平原,从贺兰山西侧即明人口中的 “山后”直接南下,甚至到达甘州、凉州。
如今走过贺兰山口,见到最多的就是明代的边墙烽燧遗迹,不过是已坍塌的一道道土梁或一堆堆乱石。人为的阻隔早已消失,银川平原与阿拉善高原之间有多条道路,三关口还蜿蜒着一条崭新的高速公路,自驾不过一小时的车程。我的阿拉善朋友常常过来相聚,酒酣耳热的他自称“山后人”,高声喧哗:“我买一把韭菜也会来银川!”是啊,山口依旧是山口,这是上苍赋予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来往交流的通道,穿越历史的长空,仿佛看到时间老人在颔首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