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托马斯诗全集》：“时光在我前方游弋”
任何一个转弯都可能引向天堂
或者，任何角落都可能隐藏着地狱
道路闪亮，像雨后上山的河流。
——爱德华·托马斯
1914年12月至1917年1月，在战争的阴霾下，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用生命的最后两年时间创作了他一生的诗篇。1917年1月13日，托马斯写下最后一首诗《真爱的悲哀》，两周后，他作为英国皇家炮兵部队少尉赴法国前线。4月9日，在阿拉斯（Arras）“复活节反攻”时被德军炮弹击中身亡。托马斯的一百四十二首诗作在其身后结集出版，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歌成就之一。作为十六位战争诗人之一，他的名字被镌刻在伦敦西敏寺诗人角的一块纪念碑上。
爱德华·托马斯生于1878年，十九岁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林地生活》。到1914年，在成为诗人之前，他已是著名散文家、传记作家和深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被《泰晤士报》称为“拥有英格兰诗歌天堂钥匙的人”。那一时期，托马斯还实验性地创作了冥想散文、印象派小说、神话、奇幻故事与寓言，他的写作实践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学体裁，如果不是过人的文学禀赋，他或许也会以纯粹的博物学家、自然学家、地形学家、民俗学家或社会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写作。托马斯广泛而独到的评论遍及自乔叟时代到他同时代的文学作品，既以非凡的洞察力评论同时代作家（哈代、叶芝、劳伦斯、庞德等），也敏锐地倾注于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文学新人。他第一个意识到威廉·亨利·戴维斯（W. H. Davies）、德拉梅尔（Walter de la Mare）和弗罗斯特的诗歌才华。他积极评价戴维斯的处女作，并鼓励他写下在北美的狂野经历《一个超级流浪汉的自传》，这本书被出版商拒绝，托马斯帮助获得萧伯纳的前言，助力出版；托马斯在评论弗罗斯特的《波士顿以北》是“现代最具革命性的书之一”时，两人还素不相识，后来成为挚友。弗罗斯特在1921年坦言：“是他给了我作为诗人的地位。” 从托马斯与乔治亚诗派、意象派、未来主义等为代表的新兴现代主义进行的批评性对话中可以看到，他吸收了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和爱尔兰复兴主义，在保留上个世纪的美学的同时，也倾听着新世纪的声音，最终奏响自己的绝唱。
爱德华·托马斯
托马斯在生活中承担着沉重的经济和精神压力，过度的工作、严重的精神抑郁问题，都令他疲惫不堪，他形容自己是一根“三头燃烧的蜡烛”。时常陷于绝望的托马斯几度试图自杀，1901年的一篇日记里写着，“但我太想自杀了；杀死自己的想法因其过于强烈而自杀”；1908年冬天，在一篇短篇小说里他记录了一次试图射杀自己的企图。然而，这位最严厉的自我批评者最大的苦恼是对散文与书评之“文学性”的怀疑——他梦想着完全原创的写作。托马斯丰富的文学经验与精神风暴的原生沃土里，深埋了诗歌的种子，1897年，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笔记本上就出现了诗行，但不知为何它们停止生长了。在托马斯后来的写作中，诗的内核一直都在，只是披上了散文的形式。托马斯散文中潜藏的诗的节奏被弗罗斯特发现了，后者一再鼓励他写诗。
托马斯有时希望来一场革命或是灾难以彻底改变自己，一场世界大战满足了他。战争改变了世界，重塑了欧洲文学，也深刻影响了托马斯的生活和文学创作。从时间线上来看，托马斯的诗歌意识萌芽于一战前，其创作随战争的形成与逼近而推进。但从主题和内容看，托马斯的诗与其他欧洲战争诗人的作品风格迥异，后者的诗作大都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或超现实主义风格，含有辛辣的讽刺或悲剧性的虚无意识，而托马斯的诗则避开了高亢的金戈铁马和惨烈战场的描述。他的诗中没有枪炮的轰鸣，但战争事件“倾斜着”在书页的空白处发生：在法国被杀的失踪人物，无人料理的花园工具，生锈的耙子，想念伴侣的老人，丧偶的妻子们……总之，他从不写战壕。1917年春天，在抵达法国战场后，他给妻子海伦的信中说：“在这个新的令人不安的世界里不可能写作，到目前为止，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托马斯的第一首诗《在风中》诞生于1914年12月，这首诗是他无数次徒步英格兰乡野的笔记初次进入诗歌。该诗以弗罗克斯菲尔德高地一间“四面八方的小径都通向”它的林中小酒馆为背景，以一个狂野女人的口吻戏剧性地叙述孤荒之地的生活，独白的背后是几代人的故事，家庭史与社会、经济的变化史，与风景、气氛交织在一起。这首诗浸染着托马斯式的忧郁与绝望，他的绝望似乎是更深的东西，背负着对旧世界没落的悲哀，与对即将来临的新千禧年的悲观。托马斯诗歌的风景和节奏，是伴随着他对战争的思考观点的变化而变化的。《收干草》《一个梦》《词语》《小溪》这几首诗均写于1915年7月，他入伍前后。它们仿佛来自同一时间矩阵，相互关联补充，又各有侧重，每首诗中都有一个决定性的转折，一个时刻。
《收干草》一诗写于托马斯入伍之前，诗的开篇是一幅英格兰夏季农场风景画，进深为一个悠长的西方文明远景：
夜晚的雷声过后
火热的白昼有了一颗清凉的清新内核，
在无瑕的蓝色里，云朵舒展，
就像最初的众神在创世和
制造苦难之前，在美和神圣欢愉之中
浮游于无风暴的大海。
接下来，是白色路面，白色水流，白喉蜂鸟，白垩矿坑，歇息的劳动者，停在紫杉阴影里的长长的货车。白色将“房子”“空路”和“磨房水流”连成一体，所有这些在最后一刻静止于一个强大的象征：
……一切静默，一切老去，
这清晨时光，带有数不尽的伟大岁月，
比克莱尔和科贝特、莫兰和克罗姆还要古老
比田野远边的农舍，蹲在大树脚下的
白房子还要古老。
苍穹之下，不知岁月悠悠几何
人们，兽畜，树木，器具
言说着在遥远的将来会说的
我们全都脱离了蜕变的影响——
不朽于一座古老农庄的画卷。
诗的结尾将人、动物、与房子和树交织在一起，影射出时代的农业、文化和畜牧与过去悠远岁月的联系，眼前之物（人们、兽畜、树木、器具）的“言说”，将过去、现在与将来联系起来，“脱离蜕变的影响”以及“不朽”封印了这些风景，将整首诗统一成画卷，犹如一曲乡村死亡的挽歌，与遥远的战争呼应。这首短诗将一个悠远的农村场景完全历史化了，它预兆着一种社会生态的断裂，战前习俗和未来的丧失。有学者认为，很少有诗人能比得上托马斯的历史想象力，他的诗行几乎总是被地方和风景的历史感渗透，他可以“在几个世纪中徘徊，让时间变成虚无”（《美丽的威尔士》，1905）。从他评论柯勒律治的文字可见一斑：“在一些地方，历史就像地震，在另一些地方则像蚂蚁或鼹鼠一样；到处都是，一直不断地发生着；因此，如果我们知晓或留心，每棵草的竖起，每条摇摆不定的树篱或小路或道路都是一种铭文……”这种读取自然铭文的历史理解形式将历史主体与自然环境、社会模式综合成为一个整体，避免了碎片化和片面化，这决定了托马斯的诗与大多数意象派诗人的不同，它们是完满自足的而非断片式的。
《一个梦》是托马斯的第一首十四行诗。托马斯梦见与弗罗斯特在莱丁顿附近散步，在一条陌生的溪边两人失散了：
梦中与一个老朋友越过熟悉的田野
我走着，突然来到一条陌生的小溪边。
它黑暗的水流从大山的心脏涌出
迸发最耀眼的光亮冲入光明。
它们在阳光下奔流一小段，然后折返
跌入一个深渊，再次变得黑暗
如诞生时分：我站在那儿想着
多么白，当日光照耀水流，它们
起伏、翻卷。这咆哮和嘶嘶声
这深渊中的剧烈震荡
使我茫然，以至于忘了朋友
一直到最后也没有见到他，没有寻找他，
当我从水边醒来，回到人间
说：“总有一天我会再来此地。”
托马斯在他的笔记本中记录、加工了许多梦境，“梦”的意象在他的诗中反复出现。在这首诗中“熟悉的田野”或许指向熟悉的生活，它将被黑暗水流（战争）打断，那深渊是否暗示（或是在他的无意识层面折射出）战争对他的吸引？在日光（美国）与黑暗（战争）之间，他从“想”到“茫然”再到“忘记了朋友”，是他对战争的思考的一系列情绪和想法的波荡。1914年8月，托马斯在笔记中写道：“西北方的天空一片黑暗凸凹，明亮的月露出三分之一，近乎橙色，低低的，没有云，我想到在同一时刻，东边的人能看到它。直到现在还爱着英格兰似乎很愚蠢，如果不知道它可能会被蹂躏，而我本可以，但也许不会做任何事来阻止。”《一个梦》这首诗预示了他的入伍选择。几天后，他就报名体检，7月19日正式入伍。托马斯曾说，他的诗是他入伍决定的“形而上对应物”。战争爆发后，因为超龄，托马斯本来可以避免服军役，他当时正考虑赴美国与弗罗斯特会合，继续从事文学。战争逐渐让他意识到，英格兰已被改变，她所有的一切都被推入战争深渊了，他无法旁观：“如今所有的道路都通向法国/生者/步履沉重，而亡灵/归来舞步轻盈。”（《路》）弗罗斯特得知他的决定后很难过，他回信说：“我很清楚你已经走了多远，偏离了多远。只有最勇敢的人才能这样献祭。”
《这不是简单的是非问题》（写于1915年12月）是托马斯唯一宣称的“战争诗”。他在诗里说：“我不恨德国人，也不热衷于/用对英国人的爱去取悦报纸。”托马斯不认为自己是爱国者，他厌恶民族主义，对他来说，人就是人，不管穿什么军服，面对枪口时同样会感到恐惧，他曾经并不想置身于战争的暴力。然而对英格兰与战争的复杂心理，伦理、文化以及一系列因素令他矛盾不安。1914年8月29日至9月10日，托马斯穿越英格兰，在火车车厢、电车、酒馆和公共场所倾听人们谈论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他想知道这一切会给英格兰带来什么。他相信，这不是“政客或哲学家/能判断的是与非的简单问题”。他谴责那些煽动和宣传式写作，他的诗《洛布》就是对《战时英格兰的歌曲和十四行诗》（1914）等文集的反击。他在《论战时诗》一文中指出：
诗：全国性的战争，在大脑中仍是一片黑暗和混乱……人们表达各种各样的观点，捏造出老掉牙的伪善的套话，但对这“场合”来说，还不是坚实而必需的真理。政客们可能会说“当荣誉和自由受威胁时，没有什么代价是太高的”等等，但它不能被翻译成诗。
《这不是简单的是非问题》一诗在结尾处说：“但与最优秀、最卑微的英国人一起/我呼喊，上帝啊，救救英格兰，免得我们丧失/永不为奴的自由、蒙福的牧群。”这包含了弥尔顿等人对英式自由的赞美，十八世纪英国最高法院法官曼斯菲尔德伯爵反对奴隶制时曾言：“英国的空气对奴隶来说，早就太纯净了，每个呼吸它的人都应该是自由的。”“蒙福的牧群”指向《申命记》（28: 4）：“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托马斯的英格兰，是一个不禁止人做自己想做的事，也不强迫做他人想做之事的地方：“我相信英格兰是一个巨大的圆周系统、环绕着家园的微小邻接点。”托马斯将生命的意义赋予一个地方（家园）和生态（畜群、歌唱的鸟儿）。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托马斯为什么选择参战：他是为了这片深爱的土地、它所支撑的生活方式而战。据托马斯的知己埃莉诺·法吉恩说，她曾追问他为什么选择入伍，托马斯停下来，弯腰抓起一把土说：“就是为了这个。”
托马斯与弗罗斯特都认为，在诗中“耳朵而非眼睛才是最重要的：耳朵是唯一真正的作家，也是唯一真正的读者”（《弗罗斯特书信选》）。对他来说，词的声音可以构成自然与历史的场景，他的诗中涌动着各种人声、号角声、钟声、回声，鸟鸣、树木的“吼声”、溪流的“嘶嘶”、太阳“黑色空洞的咆哮声”， 托马斯在1913年《沃尔特·佩特：批判性研究》中写道，声音带有“我们不知道的过去或深渊中的事物的持久回声”。托马斯机敏的耳朵捕捉着声音，将它们编辑转化为词语，织入思想的流动。他诗中的鸟鸣具有超越性（如《无名鸟》中神秘的音符）。托马斯希望诗歌能够平衡语言和音乐，1911年，他在《莫里斯·梅特林克》一文中指出每个词语都应该“活出它最强烈的生命”。他似乎能够同时使用所有的感官，运用文字传递所感，赋予感官一种认知中心的地位：“今天，我只用气味思考”“记忆有着野玫瑰的香味”（见《词语》一诗）等等。而记忆，在托马斯诗中意味着“过去”，也伸向未来。正如他所言：“诗歌是一种自然生长，与玫瑰、树木和山丘的关系一样不只是表面上的。无论它的叶子和花朵上是多么的大气和优雅，它的根都深扎于一个实质性的过去。它显然来自于对土地的占领，来自于漫长的、忙碌的、安静的时间，在那里，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可以找到自己的灵魂。要有未来，就必须有过去。”然而所谓的“过去”其实没有实体性，是“阴影领地上的一个阴影”（《离别》），它盘旋着，重返光明。在《桥》这首诗中，过去与未来被“黑得发亮的溪水淹没”。
虽然“毁灭”和虚无主义的前景因战争而加剧，但并不妨碍酷爱自然的托马斯经常独自徒步荒野，即使在军营里和战场上。他的战争日记中精辟记录了军旅生活，战争对大自然和村庄的毁灭性打击，以及无处不在的美：“在弹片的爆裂中，敌人的飞机就像苍白的飞蛾，很美。”在一次炮击的间歇，他把野战望远镜转向一只盘旋的红隼，看着它俯冲、扑击，抓起一只老鼠。他说：“我想那只老鼠在旅行了。”从对自然的凝视中，托马斯看到时间的褶皱，看到历史学家、动物学家、哲学家难以解释的时间与生命流逝的痕迹。他将揭示在这些动物和植物中生命是什么，我们自己的生命与它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他质询着作为“大地居民”的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责任和债务”（见托马斯散文集《南国》）。这种认知与反思是他的生态中心观念的体现。他在诗中揭露了人类对其他物种的暴力，比如《峡谷》中英格兰最古老的兽种獾被捕杀，被挖出来给了猎犬，《空心木》中“小鸟像鱼儿游动”“会笑和尖叫的鱼”“跪倒的枯树”等等。从这一切中，他直觉到了更深层的危机，而战争只是加剧了托马斯对于生态的悲情倾向。托马斯的诗邀约着我们记住自然中的人和人对自然的干预，努力去创建新的共存方式，以弥合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乃至分裂。托马斯的诗与散文是生态批评的先驱，根据英国学者艾德娜·朗力（Edna Longley）的说法：“没有哪位诗人能比他更好地将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所说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带入新的层面，带入新的世纪。”
但是，把托马斯仅仅读作一个“自然诗人”显然是片面的。跨越一百五十行的长诗《洛布》写于1915年4月，是托马斯最为自信的一首诗。这首诗有着广阔的文学、社会、自然背景，结合了民间传说和神话自然史，诗里的洛布是一个“有一千三百个名字的傻瓜”， “他一直在英格兰，与鸽子和寒鸦一样古老”。这个角色曾以多种形式在他的散文和诗中出现：捕鼹鼠者、雨伞人、圣人等等，通过他，托马斯展开了英格兰的民间传说和神话之旅：这一角色以不同身份、不同的腔调在诗中演绎着英格兰与诗的理念。自然环境、文化记忆和文学之间的交互是《洛布》最显著的特点，英国社会历史学家阿伦·豪金斯（Alun Howkins）将托马斯对洛布的构建与英格兰乡村成为怀旧对象的历史时刻联系起来。但不止于此，在这首诗里，洛布又成了“无人区”的领主，有人看到他死在“滑铁卢、黑斯廷斯、阿金库尔还有塞奇摩尔”，这四个地点是四个著名战场，与战争术语“无人区”（英德战壕之间的土地）共同指涉当时的战争。洛布从民俗传说中跳出来，他“永远不会承认自己已死”，暗示着所谓的英格兰精神，成了过时的、虚幻的、游荡的鬼魂。
托马斯曾称自己是“虔诚的不可知论者”，在质疑上帝对人类的苦难袖手旁观这一点上，他与另一位战争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相似。欧文曾与托马斯在同一个营地受训，但很可惜，这两位战争中最优秀的诗人都对自己写诗之事严守秘密，欧文没有认出自己的教官是文学批评家和诗人。写于1916年2月的《二月午后》是一首十四行诗：
人们听见椋鸟会谈的咆哮，看见
一千年前，恰如此刻
黑鸦与白鸥紧随那只耕犁
好让在先的变得在后，直到一声呱叫
命令在后的再次变得在先——一条
古老的律法，当一个人，比如我，恍梦着
千年尘埃将如何落上额头
鸟儿也这般落在树篱和林薮间。
时间在我前方游弋，让一千年
如同一日，当耕地上宽阔的橡树
发出磨坊般咆哮，人类击打，也承受
战争的打击，英勇或听天由命，亘古不改，
上帝仍端坐于高空那我们为他
排布的阵列，聋如石，盲如石。
诗中“一天/一千年”的转化将漫长的历史收缩。黑与白两种颜色象征着古往今来征战的两个阵营，它们都将如尘埃落在林木间。“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指向《圣经》中的一句“但许多在先的，必在后；在后的，必在先”（《马太福音》19: 30），磨坊的比喻可能是借用威廉·布莱克长诗《耶路撒冷》中“黑暗的撒旦磨坊”；结合前句以及最后两句“上帝/聋如石，盲如石”，其中明显涌动着托马斯的反宗教暗流。本诗中的椋鸟、乌鸦、海鸥、犁与耕地，将生态、农业、文化和战争带入了一个脆弱的田园框架，这个田园很快将被城市扩张的轰鸣、被战争击打。这首诗的重点是，它激活了一个深层次问题：自然的“律法”可能是恒久的、地域性的，春耕秋收，万物各从其类，有其局限性和平衡的空间，只有人类，会无节制地将暴力排布入超验的“阵列”，以上帝之名相互杀戮。
我们在阅读托马斯的诗时不难发现，英格兰的自然生态、文化记忆、语言文学是他的灵魂与才华的主要迸发之地，而历史和社会政治在他的诗中并没有缺席。诗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劳动者（草工人、田间耕农、收干草的工人、旅馆的女房东、被疏散的城市工人）；各种野生动植物、海洋森林、土壤水流，村庄城镇、山川道路以及各种声音，是少见的多维全景的统一体，它既包含了咫尺间的现实、地方风景，也涵盖了遥远时空的文化元素（民间传说、民谣、希腊和拉丁作家以及英国文学中未注明的典故），且兼有先行的生态视野和对意识的微妙探索。这些独具特点的诗学坐标，让托马斯的诗区别于同时期的任何诗派，也另类于其他战争诗人。尽管学术界的现代主义诗歌的创始叙事将爱德华·托马斯边缘化了，但他的诗歌与散文影响了几代诗人，历经百年，仍一次次再版，在现代读者中保持着强韧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