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杨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大文学史”视域下的贾平凹研究》《陈彦论》等。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论文奖。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理事。

内心始终有用世之心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你2016年入选第五届客座研究员，后来你曾说，客座研究员的经历对你而言，可以说是学术生涯最为重要的节点——“既是我由文论的研习转向当代文学评论的重要节点，也为我打开了此后数年研究的基本问题论域。当然，也差不多决定了我从事文学批评的方向——既努力接续‘传统’，也密切关注重要的时代和现实命题。”年轻一代批评家的出道，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研究员培养机制，以及如《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等刊物对青年批评家的大力扶持。你个人是如何看待外部推力对年轻一代批评家成长的助推作用的？或者进一步说，你认为什么样的路径才是年轻批评家成长的有效路径？

杨辉（以下简称杨）：如果未来某一天我有足够的自信回顾自己的批评道路，2016年入选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必定是无法回避的重要节点。它之于我个人精神和生活转折的意义，或许我目前仍未必能够全然领会。记得在一年后的离馆发言中，我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为期一年的客座研究员经历使我有可能和优秀的‘同代人’在最广阔的平台上介入正在发生的文学史现场，经由互相切磋、相互砥砺，得以深入领会一种有意义的文学生活和令人神往的批评状态的真实意谓。这种批评关涉个人的喜怒哀乐、兴衰际遇，关涉悠远的文学和精神传统，最根本的，也关涉我们身处其中的复杂多元的生活世界。我们或许无力创造历史，但我们的种种努力，也有可能成为未来历史叙述的组成部分。”入选客座前那两年，正是我苦苦寻觅适合自己的道路而不得的彷徨期。先做西方文论，后又做道家、道教研究，还写过一段时间小说，但似乎都不能让我有精神安妥的感觉。所以那一段时间左冲右突，不断尝试，直到因偶然机缘开始做当代文学研究，身心顿时因之安稳。就表面而言，似乎自己内在的准备比较重要，但我深知，外在机缘的推动和成就更为紧要。缺少这个推动力，人生道路定然不同，也得失难料。至于《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之于青年批评家的重要意义，更无需多论。你我都受惠于此，回想起来想必也都心怀感恩。

确定做当代文学以后，我比较集中地关注过优秀同行们的工作，也对他们的“成长的路径”格外留意。但相较于大多数人，我的成长道路可谓是“例外状态”，是典型的“迟到者”。好在有那么多优秀的同行可以参照学习，自己不至于离“队伍”太远。因此我想，因个人的准备、外部的机缘等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成长路径必然存在着差别。只要能够成长起来，任何路径都是有意义的，同时也是“合理”的。

周：我们都应该永远心怀感恩啊。在《“大文学史”视域下的贾平凹研究》一书的“后记”中，你谈到自己的博士后导师吴义勤教授。能谈谈吴老师对你学术上的影响吗？

杨：导师对学生的影响，很多时候是全方位的，既有言传，也有身教，甚至后者更为紧要，更能对学生的观念、人格产生更大、更为深远的影响。吴老师多年来关注的重要学术议题，比如说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批评的“及物”，等等，都对我有着很大的影响。另外，吴老师也特别看重文本细读的功夫，他说，一部新作出来之后，能否写出一两万字的扎实、细密的评论文章，是考校批评功力的重要尺度。这些观点对我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还有，吴老师处理繁杂事务时的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更是让我羡慕不已。自己要出来做些事情的时候，才更体会出这种能力的难得，但只怕我无论怎样努力，也学不到吴老师十之一二。还需要提及的是，我从和师门中很多优秀的师兄师姐的交流中学到很多。这应该说也是吴老师影响的重要一种，也是“师门”这样的小的“学术共同体”的价值所在。

周：你在陕西师范大学已经是非常年轻的教授、博导了，相对那些刚入职的“青椒”，属于成功人士了。为何愿意放弃这一切去作协办刊物？据我所知，作协的待遇远远低于高校，个人成长空间也不大。另外，下一步，如果从学校到了刊物，可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你的研究，你将如何规划自己的研究方向？

杨：很高兴兄能问到这个问题，让我有机会袒露心迹，也顺便回应一下关心我的朋友们的同样的疑问。在做选择的过程中，确实比较纠结。倒不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那样倒比较简单，几乎是一目了然，无需反复思虑，而是我对自己未来规划的内在的“犹疑”。我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场面上热闹的人，但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似乎又不适合做这样一份工作。之所以最后做出了选择，细想起来，可能在我内心深处，始终都存在着一种类乎儒家知识人的用世之心。即不把学术仅仅视作个人的进身之阶，视作谋求自身种种现实利益的手段，而是还有着由“内圣”而至于“外王”的理想，希望在最大的意义上，能够让所学所思所想作用于外部世界。如是，单纯的书斋生活便十分有限。努力走出书斋，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可能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一些小小的出于实际利益考量的得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为了一种“理想”，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的“牺牲”可能也是必要的。聊以自慰的是，既然无所逃于天地间，那就努力切近“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的境界吧。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明白兄的意思。从“学院”到“作协”，的确不是简单的工作岗位的变化，这里面必然包含着更为复杂的问题。如兄所知，近十年来，我在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上倾注的心力，的确要多于对新的作品和文学现象“评论”的用心。而且多年来累积的学术思考，至今写出的，不过十之一二，放弃委实可惜。虽然有很多前辈和同代人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但这两者之间的分野的确也是历史性的，是有着不易弥合的“裂隙”的。极有意味的是，身在学院，既做文学史研究，同时也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学者（评论家）为数不少，但相反的例证却着实难寻（当然二者之间绝无高下之分，只是方式和路径的差别）。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我也并无定见。但一个十分迫切也现实的问题的确摆在那里：一旦进入作协，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学术研究”？如果不能又当如何？对于这个问题，我目前尚无能力“规划”，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或者说见招拆招吧。

周：兄所言的“用世之心”，我能理解，同时也让我感动。虽然现在还正在办理手续，没有正式入职，但对刊物应该有了自己的思考吧。下一步，对刊物有哪些打算？

杨：首先我要说的是，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参与拥有近四十年办刊经验的评论刊物的编辑工作，接手工作之后，确实诚惶诚恐，常有临深履薄之感，生怕力有未逮，这一段时间便反复思量，多少也有些想法。《小说评论》创刊于1985年，多年间虽有因应时代语境的变化，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对后来者而言，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已经很不容易，遑论“创新”。但毕竟每一代人都有需要面对的不同的时代语境和属于自己的命题，而直面新的问题，便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观念调适。时至今日，如何在深度感应时代总体性观念之变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一些宏大的、基础性的命题，将是刊物下一步的着力点。比如说，如何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重思小说观念的古今中西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如何融贯古今，会通中西，建设新的时代的小说观。当然，以此为基础，如何在促进中国古典小说概念、范畴、术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完成小说理论话语的新的创造，也是比较重要的问题。由此自然延伸出文学史观念的转换问题，亦即如何建设深具时代意义的，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学史观，有效处理文学和文化的“古今中西”问题，打开赓续传统、扎根现实，也面向未来的新的文学史视野，应该说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时代紧迫性的宏大议题。刊物愿意为之努力，也希望得到学术界和评论界的支持。

周：希望《小说评论》在兄的主政下，大放光彩。第十届客座研究员聘任前夕，中国作家网请你“对即将履新的同仁说点什么”时，你给出了八个字“多元感通，精进不已”，在具体的阅读、研究中，你认为要如何做才能真正做到“多元感通，精进不已”？

杨：“多元感通，精进不已”这八个字，首先是对自己的勉励和提醒。明眼人一望便知，这话有着极为鲜明的儒家观念色彩。如果有心“寄身于文学”，以学术（文学）为志业，这八个字所持存开显的观念便十分紧要。个人所面对的独特的生命情境，以及由此情境所感发的种种思虑，如何转化为新的学术议题，是学术生命能否持久的重要一维。不仅如此，学术议题的拓展和自我生命经验的交互成就，方能打开更具意味的“学术”和“生命”空间。还如儒家对“传统”的赓续与创化的典型观念“因革损益”四字所示：作为命定的“历史中间物”，个人对其所处的历史、现实和学术思想语境的深度感应，对具体的生命情境和生命经验的感发，乃是新的，具有扎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特征的议题生产的先决条件。无此则无“新变”，自然难于“代雄”。“多元感通，精进不已”因之不仅是学术态度，更是一种生命态度，一种始终向广阔生活世界、精神的多样可能敞开的生活态度。

周：你认为，这十年来，在学术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杨：我也常做自省的工夫，自省己过，自省自己一些观念的“来路”和可能的“去处”。2023年是我转事当代文学研究及批评的第十个年头。因自知天资鲁钝，起点也比较低，这十年间，我多少还是下了一番功夫。记得多年前读沈从文，见他在返乡的小船上校《月下小景》时说：“细细的看，方知道原来我文章写得那么细。这些文章有些方面真是旁人不容易写到的。我真为我自己的能力着了惊。但倘若这认识并非过分的骄傲，我将说这能力并非什么天才，却是耐心。我把它写得比别人认真，因此也就比别人好些的。我轻视天才，却愿意人明白我在写作方面是个如何用功的人。”这段话好些年前读过之后，就一直萦绕于心，不能或忘。如果没有能力写得“比别人好些”，“写得比别人认真”却是认真写作所能达到的状态。还有“耐心”，持久的、不可动摇的耐心，不计现实利害得失、长期耕耘的耐心，也非常重要。

认真地写了十年，成绩非常有限，不敢说有突破，但变化总是有的。比如我刚开始做当代，主要关注的是贾平凹，也因对贾平凹作品与古典传统的赓续问题的思考而颇为审慎地提出融通古今的“大文学史观”，同时围绕“大文学史观”的落实问题写了一系列文章。包括谈古典批评的现代转换问题，尝试梳理当代文学研究中“古典转向”的路径、方法和可能等问题，看似散乱，其实是有内在的考虑。我后来谈余华、李洱、陈彦，延续的基本还是这个思路。如此数年后，又因缘际会，写了几篇谈柳青、路遥的文章。再回头看贾平凹、陈彦，思路就与此前不同。并非有意，但写着写着，突然发现自己的想法已经悄然变化。从“大文学史观”到“通三统”，大致就是这样产生的。我思考的“通三统”，与别的学者略有不同，是指中国古典传统、“五四”新文学传统、《讲话》以降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三统”的通会，显然是以当代文学为基础的思考。这其中自然包含着域外文学经验的受容问题。这些粗略的思考，置诸当代文学界可能不值一提，但对我而言，却是切己的，包含着个人生命经验甚至情感寄托的。

常在“我”上做工夫

周：你曾经长时间沉迷于道教典籍研究，细读过《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甘水仙源录》《中华道藏》等，这段对道教的研读，收获了什么？这段经历，对你当下的研究有哪些启示或借鉴意义？

杨：在为《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写作“我的批评观”时，脑海中便时常映现当年做道教研究时的一些让人终生难忘的场景。我曾在楼观台宗圣宫后院的凄凄荒草中寻觅仙真遗踪，亦于摩挲古碑（常常是被弃置不顾的残碑）之际心动不已。尤其是某一日在佳县白云观文昌阁外古柏下遥望黄河远上、大地苍茫之际，竟然生出了目击道存的大寂寞、大欢喜之感。这些体验，算不上神秘，却是对自己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的经验。当年读西方思想及文论文本时，我便对与逻各斯相对的秘索思传统心有戚戚，以为从中可以领会到与自己心性相通之处。我对道教（道家）文本的理解，大致就在这一意义上。当然，说句题外话，道教的修养工夫对我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比如读《庄子》，我的关注点很多时候就不是学术意义上的。也因此，我对“不读《庄子》秋水篇，见识终不宏阔”这样的说法大为心折。《中华道藏》皇皇四十九大卷，内中收录不少道门“玄秘”文献，我也曾用心揣摩，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但即便泛览，哪怕感觉津逮难觅，这一番功夫仍对自己的观念有着持久的、深入的影响。

如果具体到对我目前从事的工作的启发，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值得一提。一是史料意识和史料功夫。我从未受过搜集、整理史料的学术训练，当时接受梳理楼观台历代仙真评传的写作任务之后，很是费了一番功夫。真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搜集史料、文献尽可能完备的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后来我写柳青、路遥的几篇小文，所涉议题虽非新史料的发掘、整理，但引发核心议题的，皆是对新史料的发掘或者对原有史料的新的解读。虽然研究的是道家道教，必然要涉及儒道释三家关系问题，因此，当时也读了一些佛家、儒家文献。回头去看，这一番阅读虽未必全然体现在谈道教人物的那本小书里，却可以说是我此后关注当代作家与古典传统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一阶段对中国古典传统重要文本的阅读，后来谈贾平凹、陈彦、李洱作品的议题就很难产生，即便产生了，也不会写到目前这个状态。这应该说是更为重要的影响。

周：你说过，对道教的研究“在多重意义上影响甚至形塑了我的文化观念”，可以透露一下，道教在哪些方面，如何塑造了你的文化观念？这个被塑造的文化观念，对你的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又在哪里？

杨：当年读四十九卷本《中华道藏》，最令我震惊的还不是书中所载道门玄秘，而是其中所收多部儒释二家的重要典籍所呈现出的多元浑成之境。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老子当年“见周之衰，乃遂去”，“西迈流沙，莫知其所终”，这是《史记》的记载。后来佛道二教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重要事件，便是《老子化胡说》的真伪问题。如果真如此说所载，老子一路西去，行至天竺，点化胡人，那思想史恐怕就得改写。临潼博物馆完整保存着数通北魏碑石，是典型的佛道混同时期的史料，说明其时佛道二教的分野并无后世所认为的那样大。也极有可能老子化胡说并非出自道教人物随意造作，而是佛教东传后为了有利于传播的一种权宜之计，借攀附老子以说明其说并非全然“外来”，彼时想必是颇具眼光的处理方式。这种纷争，重点还在观念的正统问题，是类乎“判教”的根本问题，其中包含着的，也不尽是思想交锋，故而强烈的排他性似乎不言自明。然而，面对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观念及其典籍，道教的处理不是一概排斥，而是将其纳入自家法度。这种气象和格局教人胸襟大开。所以我说过：“《中华道藏》收入儒、释典籍且将之汇入自家法度的博大的精神融通之境，在多重意义上影响甚至形塑了我的文化观念。不自设藩篱，有会通之意，常在‘我’上做工夫，向内勉力拓展精神的疆域，向外则完成‘物’‘我’的辩证的互动，不断向‘传统’和无边的生活世界敞开。此番努力，论表象似近乎儒家所论之‘为己之学’，究其实当归入道门‘天’‘我’关系之调适工夫。”这种多元会通的文化观念具体表现在当代文学研究上，就是我始终警惕自一种单向度的观念中思考和处理原本复杂的问题。如果存在着一种如卢卡奇所论的观念的整体结构，我们都是在这一整体结构所划定的基本范围中完成着对世界的认知，那么这种结构也应该是总体性的、多元的，是容纳不同可能但又超越分歧的更高的“统一性”。

周：你硕士读的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是文艺与文化传播学，博士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每个阶段的主攻方向都有别，硕士和博士期间，因为专业方向，对西方文论是下过苦功夫的，最后你关注的重心又在现当代文学。从你的切身经历来看，你认为早年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学习，对当下的中国文学研究，有哪些益处？或者说，先攻西学，再研究传统，最后落脚在现当代，这样的研究路径你认为有哪些优势？

杨：不敢说有“优势”，但和别的研究者的不同，应该是有的。好像是前年吧，在弋舟访谈录《商兑未宁》的分享会上，我说了一个观点，觉得在从这部访谈录中梳理弋舟的文学观时，也可以进一步追问“商兑”背后的不同主体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关切。书中的访谈，皆是二人对话。但是面对不同的对象，弋舟的反应也是不同的。会后弋舟还特别提到这个说法的意味。不知兄是否注意到，其实在当下，我们看似在同一语境下讨论同样的议题，使用的批评话语也甚少根本的分野，但每个人携带的“信息”真是千差万别，再加上绝难雷同的生活和生命经验所致之个人情感的差异，我们对同一对象，也会有不同的价值反应，要达到整体意义上的“共识”，真可谓戛戛乎其难哉！不过应该也没什么要紧，佛道二教聚讼纷纭千余年，也只是此消彼长、此起彼伏，未见得哪一方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取得最终的“话语权”。因此——还借用《周易》“兑卦”的说法，“商兑”“未宁”是极为重要的，唯有未有定见的持续的商兑，才可能抵达“介疾有喜”的状态。文学批评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商兑”，和作家创作的文本商兑，和文本所关涉的现实问题商兑，当然也和别的批评家围绕同一文本同一议题商兑。“商兑”是没有“宁”（终结）的，所以批评始终是向未定的可能性的敞开。

至于自己“先攻西学，再研究传统，最后落脚在当代”究竟有何不同，我想到钱锺书先生的一个说法，“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在庄子所论之“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前，诸种观念多样可能的浑融状态（“未封”之境）必然是存在的。现代学术分工细化之后，偏于一隅的学者固然可以有某一领域内取得极高成就，但“洞见”突出，“不见”甚至“盲见”也必然存在。如果对持不同学术观念的学者所依凭之知识话语做一番“先验批判”，则不难知晓，大多数学者或偏于西学（西方思想及文论），或重于中学（中国古典思想及文学观念），彼此观念自然颇多抵牾。然如细加追问，中学西学之间，会通的可能难道不比分歧更为突出吗？穷究此种文学和文化观念之源流，必然会触及自晚清开启，至“五四”强化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破解由此奠定之观念窠臼，张志扬等思想界的重要学者已有极为丰富的成果。遗憾的是，这些成果至今未能影响到文学界的文化观念，也就未能开出更具时代意涵的新的文化和文学观念。

周：我自己也关注过中国古典小说多年，非常认同你的看法。你说，“以西方文论为基础形成的现代文论，必然构成对此类作品意义的‘遮蔽’”。在对贾平凹的研究中，你提出了“大文学史观”。“即一种融通中国文学大传统（古典文学）和小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大文学史观’。并在此基础上重启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你已经操持“大文学史观”对贾平凹进行了“解剖”，你认为，中国文学大传统与“五四”新文学传统，要如何有效衔接，才能不抵触，才能生发出新的研究理念和思路？

杨：这确实是一个颇为宏大也极为重要的问题，不是愚鲁如我所能回答得了的。但如兄所言，近十年来，我的一点小小的研究工作，又确实是围绕着这个议题展开的，因此约略也有些心得。“五四”遗产（思想、文化和文学）之于20世纪初迄今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无需多论，但如宇文所安所言，“五四”那一代人所面对的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早已不在，后之来者简单地持守其所持存开显之思想和文化观念“成规”以应对新的现实和文化问题究竟是否合宜，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五四”所形成之“全盘性反传统”观念所蕴含之“经”与“权”的辩证，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反思。因是之故，对“五四”所形塑之基本文化和文学观念做适当的“先验批判”意义上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持有上述观念的学者，百余年间可谓代不乏人，然何以未能切实地开出新的观念和研究路径。窃以为，根本原因仍在借以反思和重建的视域的局限，如仍在“五四”观念之基本范式中理解和处理文学的古今问题，如何洞悉古典文本所蕴含之微言大义？此种以西律中思维的鄙陋之处，已有学者做过深切的反思。但系统的，带有范式转换意义的学术思想的转型，仍未能完成，故而单纯的文学观念的转换并不能从根本意义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可以尝试对“五四”以降之观念范式做现象学意义上的“悬置”功夫，即悬置其基本观念和研究路径，如此，可能真正打开新的视野。古典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此最为紧要。有此突破做基础，中国古典传统与“五四”新文学传统方能“有效衔接”而不至于“抵牾”，也能自然延伸出新的观念和研究路径。

周：你在一个对话中谈到——但在现今的语境下，我觉得将“小传统”视为“大传统”在20世纪的自然流变，更为妥帖。很多关于传统与现代的观念分歧，如不能突破“古今分裂”的思路，则难于从根本上解决。将古今打通之后，当代文学研究和写作将走向更为宽广的境地。困扰思想及文学界多年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问题，也因这种打通而有了解决的可能。这种思路，一直有人提，但在实际的研究层面，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你认为，要如何做，才能真正打通两个传统之间的壁垒，无论是哪个传统，都能为今天的文化建设和文学研究所用？

杨：可以接着上一个问题谈。打开古今融通的新视野的先决条件，是突破自晚清开启，至“五四”强化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中形成的今胜于古、西优于中的观念窠臼。对此，思想界张志扬等学者已有极为深刻的反思，此不赘述。而如李洱《应物兄》中所述，“传统”从未“断裂”，百余年间虽有“转韵”（如《诗经》中之变风变雅），核心流脉仍在，只是在“五四”所开显之文化观念中，对此是“不见”的。故而文化观念或者说是学术思想根本转换之后，还需在所操持的话语上做工夫。亦即在古今融通（也包括中西会通）的视野中开启新的话语空间。我谈大传统和小传统，谈“五四”后形成之言说文学的既定话语，并非是简单地跌落到固有话语的框架里，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也就是说，在观念的根本开拓完成之后，最后要做的，就是“得鱼忘筌”或者类乎“扫相”的工作。即先以惯用的概念、范畴、术语来言说新的观念和研究路径，最后则是观念以及与之相应之研究方法、概念、术语的整体调适。这个工作完成落实之后，无论古今，不拘中西，可以纵横捭阖，亦能左右逢源，万法归一为我所用，这当然是理想的状态，抵达此境，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积数代人之功，或许可能有实质性的推进。

周：你说过，你服膺“学衡派”的文学路径，始终保持着对全盘西化的警惕，却不简单主张回归传统，而是走文化会通的道路。我近来研究“五四”以来的批评史，也看了大量的“学衡派”的史料，如你一样，我本人对“学衡派”的路径也是很认同的。我想请教你的是，走“文化会通的道路”，会不会消解自“五四”以来所确立的新文学传统？两者之间要如何平衡？

杨：谈“学衡派”的目的，并非是做翻案文章，为其争取“文学史地位”，也不是说在“五四”的整体语境中“会通”的思路优于“全盘西化”。无论种种后设思路所面对的语境如何变化，以“全盘西化”为“主潮”的“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都是不能撼动的。讨论古典传统与“五四”新文学传统时之所以频频回顾“学衡派”的路径，有如禅家所说的“话头”，一则意在说明即便在全盘西化影响力几乎无远弗届的“五四”时期，仍有不同之文化观念；一则为文化会通观念“正本清源”。目光如再上溯，返归前面所论之佛教初入中国之际，则以“本土”思想会通“外来”，其意义不言自明。此后千余年间，不同历史时期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后，基本延续的是这个会通的思路。“五四”时期应该说是“例外状态”，是如滚滚长江流至中游的一个“岔道口”，最终仍会回到主流之中。而在当下现实和文学语境中谈“会通”，内涵与外延，与“学衡派”亦复不同，它是融通“五四”时期所持存开显之复杂观念所打开的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观念，不是简单的“激进”与“守成”非此即彼式的二元选择。对了，真正促进传统的多元融通，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方式亦在反思之列。如此，新语境下的“会通”，不仅不会消解“五四”新文学传统，反倒可能重新激活这个传统之于当下文学新变的创造性活力。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周：你编选过《贾平凹文论集》，多年来一直很关注贾平凹先生的创作，并撰写了专著《“大文学史”视域下的贾平凹研究》。对贾平凹或这代作家的评价，往往发生两极化的现象，他们的同辈或稍晚一代的批评家，对他们的写作基本是持肯定态度的，而年轻一代批评家，则对他们的写作有诸多批评。你认为这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的审美”有关，还是由于别的原因？

杨：确实，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是晚近十余年，关于贾平凹等在1980年代成名且基本完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经典化”的作家“争议”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甚至时常构成一时段的重要文学事件，引发持久而广泛的关注。这当然和新一代批评家在崛起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观念范式转换密不可分，约略可视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所致。但细细思量，问题可能要更为复杂。以贾平凹为例，自1980年代初迄今，在不同时期，他的作品都曾引发过“争议”，如1980年代初的《二月杏》，1990年代初的《废都》，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末的《山本》。《废都》在1993年引发的旷日持久的争议被文学史家称为“《废都》现象”，是深入理解1980年代和1990年代观念分际之典范，包含着理解此后三十年社会观念之变的重要内容。但相较于《山本》的争议，《废都》的争议基本还“局限”在文学界。在这个被认为是“泛媒介化”的时期，任何简单的讨论都很难局限在文学和观念范围内，而是极易引发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也很容易偏离主题，成为更为复杂的现实症候的反映。其中问题，短时期内很难看清，如果再过三十年我们某一日再聚，把酒言欢，随意挥洒间谈到这个问题时，可能会理解得比较透辟。但我觉得更大概率的情况是，到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周：同意兄的看法。像贾平凹这样的重要作家，每年都有大量的批评家、高校的硕士、博士研究他，应该说，属于被研究得很透很深的作家了。你编选过研究他的文论，也多年关注他的写作，生活上亦是朋友。从你的观察看，对贾平凹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会在哪些方面？

杨：这个问题，去年在西北大学召开的《贾平凹研究资料汇编》学术研讨会上我谈得比较详细。当时提了四个方面：一是从“全人视境”中对若干重要作品的“重读”，重读也是“重评”，是重新理解贾平凹整体创作的重要一环；一是年谱、评传的写作。这个工作，此前已有学者做过，但仍有进一步丰富的可能，也有可能由此打开理解作品的新的路径；一是对贾平凹作品海外传播的研究。当然，最有可能被视为“新的学术生长点”的，是从古今贯通的新的文学史观念中对贾平凹作品的重读。这里面的空间是巨大的，不唯可以以之重解贾平凹及其作品，亦可延伸至其他同类作家。

周：你遍读贾平凹所有作品，你认为，贾平凹最好的作品是哪部？另外，你认为，在当代文学史上，贾平凹处于什么样的文学史地位？

杨：我不太擅长为作家作品排序，也觉得无论我们以《浮躁》《废都》还是《秦腔》《山本》说明贾平凹的成就，都不能忽略其他作品的重要意义，何况贾平凹在散文创作上也有很大的成就。而在文化和文学观念的转型期，未来的可能性实难预料，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未来文学史真正完成了中国古典传统和现当代文学的融通，从而能够在更开阔的视野中理解当代文学及其意义，那么贾平凹，以及与贾平凹一般有心接续中国古典传统且开出当代文学新境界的作家作品，会被视作为文学史承前启后的重要一脉而焕发异彩。

周：通过对贾平凹、陈彦等陕西作家的研究，你认为，古典文学资源，有哪些能为今天的作家所征用？它在专业批评家和读者中的接受度又如何？

杨：真要用心去读古代典籍（不局限于文学），且不受现代性观念局限的影响，便会发觉古典资源真是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广矣大矣，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当下语境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端赖我们持有何样的眼光、气象、格局来“重启”它。大叩则大鸣，小扣则小鸣，只要有心，肯做工夫，自然会有得于中而最终形于言，打开文学新的无尽可能。至于古典传统在专业批评家中的接受度，只需举出《咏而归》（李敬泽）、《孟子读法》（张定浩）、《诗经消息》（黄德海）三部作品便足以说明问题。三位批评家对古典资源的化用重心各不相同，但都有出于自家心性和才情的独特发挥，所以才有《会饮记》《爱欲与哀矜》《剑宗读书法》等作的格局和气象。这些年我也比较关注普通读者对贾平凹作品的接受面向与专业批评家的分野，慢慢发现，二者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多大的分歧。即便不能从学理的角度理解贾平凹作品中的古典因素，细心的读者仍然可以从这些因素中获得审美愉悦，感受到其蕴含着的理解世界的古典眼光及其意义。

周：你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要“古典转向”，当然，你也看到这种转向面临的困难，那就是如何超克奠基于“五四”所开启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形塑之文学史观念的基本模式。面对这个困境，你自己的解决之道是什么？

杨：在为《文艺争鸣》“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栏目写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古典转向”》时，我有意识地对自己此前围绕古典传统的赓续问题的研究工作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从古典传统入手读解现当代作品，“五四”迄今代不乏人，研究成果也堪称丰硕，但何以未能开出新的文学史视域，症结即在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所形塑之理解文学的古今问题的限度上。为了尝试性地突破这种观念的局限，我审慎地提出了“大文学史观”，并以之为基础，尝试在古代文论的重要概念、范畴、术语的现代转换的基础上形成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话语），同时，也尝试以古典批评的方式做当代文本的解读。谈《应物兄》的《〈应物兄〉读法》，《“注”解〈应物兄〉》便是两篇“尝试文”。如此，从文学史观念的转换到批评话语的调适，我都尽可能在充分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一些尝试性的工作，最终的目的，就是促进“古典转向”的“完成”。

周：你对陕西作家的研究和关注是很集中的，对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陈彦、穆涛等作家都有过研究。陕西作家在当代文坛是有着很重要地位的。你个人是如何评价陕西几代作家的？年轻一代中，还有哪些是比较优秀的？

杨：首先我想说的是，能够生在陕西，且有机会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真是莫大的幸运。身在陕西，古典历史文化遗存几乎随处可见。我们学校长安校区的所在地，便临近秦岭，站在书房的阳台上，终南（山）在望，香积寺塔几乎触手可及。若某一日得闲，从任何一个峪口进入，都会与汉唐历史文化遗存迎面相对。这些生命的实感经验，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对古典传统的认知——“传统”并非仅存于遗址，也非故纸堆中的僵化存在，而是一种氛围，一种气象，一种精神，它可触可感，充塞于天地之间，影响甚至形塑着我们的世界感觉和文本感觉。不仅如此，陕西还是延安文艺的发源地，数代陕西作家就是在这两大传统中展开写作，并分别在不同时期为当代文学贡献出优秀作品的。兄提到的几位大家成就自不必论，年轻一辈成绩突出的亦复不少，简单列举难免遗漏，恕不一一。

周：我看了你对贾平凹和陈彦的研究专著，角度很新颖，切入点也非常好，对我启发很大。你和贾平凹、陈彦都是朋友，他们如何评价你的研究？另外一个问题是，你认为，研究者和作家之间，要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才能做到客观公正？

杨：虽然和贾老师、陈老师见面的机会比较多，但我从不询问他们对我的文章的看法，自然也不会因为他们的看法而影响自己的判断。作为不同的个体，面对同一世界所引发的不同观念和情感反应及表达的交流甚至对话，我觉得才是批评家和作家“交往”的理想方式。另外，如兄所知，在如今的文坛，要完全和自己的研究对象保持社交意义上的“距离”，是不太现实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批评家从作家作品中发现与自己生命经验足相交通之处，而有知己之感，原本不就是文学作为一种交往方式的题中之义？当然，精神上的“距离”是需要保持的，这是批评“客观公正”的前提。

“地方根基”的批评不会“窄化”研究视野

周：你在《文学批评家也应有自己的“文学故土”》中写道：“在当下语境中想象一种具有地方根基的文学批评，或许有一个无须言明的前提，那就是对现有盛行的文学批评方式的不满足，以及对文学批评新的可能的呼唤。”我想请教你的是，“地方根基的文学批评”，会不会窄化研究的视野？

杨：这里所说的“地方”，既指评论家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文化和生活经验，亦指在中西交往对话的大背景下，对本土经验或者说是在地性的充分重视。前者申明的是批评家生命实感经验的重要性，后者强调的则是向自身所处的现实语境扎根的必要性。二者所要超克的，是那种不着边际、凌空蹈虚的批评，那种仅仅着力于“制造声音”而不能作用于文本及其所描述的现实的批评。很难想象，一个只会熟练运用某一种或多种西方文论概念、范畴阐释当代文本却不考虑其适用性的人能够写出足以影响当下写作的有价值的文章。独特的“地方”经验是批评家问题意识的创生之所，是批评观念因应时代语境之变自然调适的基础，而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的批评，也很难有价值。也因此，拥有“地方根基”的批评不仅不会“窄化”研究视野，反而是一切真正有价值的批评产生的前提。

周：文学批评在1980年代摆脱“一体化”，逐步走向正常，其中人的因素正是批评家身份的民间化——批评家几乎都是高校老师，但近四十多年的发展，学院派批评在过度量化的考核方式下，也出现很多问题，你是如何看待学院派批评的？你认为，学院派批评的出路在什么地方？

杨：我想借用吴炫的一个说法来说明这个问题，身在高校的学者，约略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生存性写作，为职称晋升及现实利益的考量的写作；一种是存在性写作，动力源发于自身的生命困惑而不得不借写作获致平衡。我们首先要将前一类排除在外，我以为，“学院派”之所以屡遭诟病，主要源于前一类。排除这一类后，剩下的才是真正的“学院派”，他们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有自己的价值关切，有自己的学术理想，自然，也会有自己的学术贡献。如果没有真正的学院派的不断的学术创新，文学批评很可能逐渐成为读后感的自我表达，难以成为“文学史”的重要依凭之一种，也难以促进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好的“学院派批评”，既向广阔的生活世界敞开，也向丰富复杂的文学、文化和理论传统敞开，且以前者为基础生成问题并在对后者的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完成属于自己时代的新观念的创造。

周：你在一篇文章中说——“文法”革新的基础当然是语言。目下之学术语言，自有成规可循。就其优者而言，不难发觉翻译文体（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论及哲学论著中译本）的深刻影响。此种学术语体，内在于现代性思想及其开出之思维方式，本身并无问题。但无疑会构成对有心接续中国古典文脉的作家作品意义的遮蔽，因此，我尝试熔文言白话于一炉，以努力释放被压抑的传统的表达方式。这是你非常自觉的文体意识，但仅仅从语言上能做到真正的“文法”革新吗？

杨：仅仅着意于“语言”的变化，的确不能真正做到“文法”的革新，但语言很有可能是具有基础性意义的一环。如前所言，古典传统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的接续与创化，融通“古”“今”的“大文学史观”是一层；在此观念的基础上完成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一层。但仅有这两个层次似乎仍然不够。窃以为，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之所以数十年来难以全功，重要的原因之一，或许就在“语言”上。这里所说的语言，包括概念、范畴、术语以及其所依托之世界观念。比如说，在现代以降的理论话语中，如何系统言说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当然，将金圣叹的观点系统化并不困难，但在这个过程中“流失”的东西，其意义又该当何解？古典文论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或许更为紧要，但如何感通，如何转化，如何落实于当下批评的实践，确实是非常困难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

周：现在文学批评总是被诟病，你认为，文学批评本身需要如何“自我革命”，才能更有效地介入当下的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

杨：文学批评被诟病背后所关涉的问题，很多并不能在批评内部得到解决，但持续的“自我革命”却是必要的。批评家能否保持对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诸般面向的多元感通，依托阔大丰富的思想、文化和文学“传统”，由之创生属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批评）问题且尝试在促进“传统”的创化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进而创造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新传统，可能是文学批评抑或文学研究有效性的前提。这是文学发展的基本状况的客观要求，不断产生的新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必然携带着新的时代信息，要求我们为之“命名”，且在开阔的文学史背景中对之进行阐释。如此，文学史观念、理论视域甚至批评话语，都需要向始终未定的文学现实敞开，这也是文学批评自我革命的题中之义。

周：在《“大文学史”视域下的贾平凹研究》的“后记”中，你说，该书是你“批评的准备”，或者说是“批评的起点”，“经过多年的努力”，你“终于有了自己的‘问题’，并发现进入问题的个人路径”。这当然是你的自谦之词，我想知道的是，你先发现的“自己的问题”和“个人路径”分别是什么？

杨：如今看当年写下的这句话，竟觉恍若隔世。那是2015年夏秋之交，其时，我转向当代文学研究及批评不过年余。但从文论研习到道教研究再到当代文学，走得确实比较艰难。之所以常有学术兴趣的转移，一方面是现实因素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其时从事的学习和研究，似乎难以全然容纳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因之总有不满足，总觉得意犹未尽，便忍不住要左冲右突，不断“转向”，以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条路。那本小书便是因偶然机缘而做的一些尝试，事后回想起来，它对我的意义就在于发现从古今贯通的角度读解当代作家作品，是非常有意味的切入点。这是我所关注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其来有自，“五四”迄今百余年间，数代学者皆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有深入探讨），而尝试性解决的“个人路径”，便是此后数年从审慎地提出“大文学史观”，到在此观念基础上所作的批评话语的转换，以及前面提到的批评文体的尝试。这些努力，在那本小书中已经有比较明确的意识，后来的一些文章，基本上是对问题和研究路径的进一步丰富和强化。

周：若给批评家朋友或晚辈推荐几本书，你会推荐哪几本？

杨：《南华雪心编》，一部我偶然读到就爱不释手，近十余年间反复玩味却仍觉未窥堂奥的有意味的书。书的主题是读解《庄子》，其中蕴含之微言大义却不局限于《庄子》。它的气象、格局、运思和用笔方式都让我着迷。

周：谢谢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