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及利亚小说《女王》中的中国形象
在阿拉伯现当代文学中，有多位作家以中国为题材创作了诗歌、散文和游记，但以中国为主题的小说却并不多见，其中著名的有也门作家瓦利讲述中国援外工人在也门修建公路故事的短篇小说《中国之路》（1959），叙利亚作家哈奈·米纳以自己在北京外文局工作期间的生活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北戴河纪事》三部曲（1995-1997）。2015年，阿尔及利亚作家艾敏·扎维也发表了一部有关中国主题的长篇小说《女王》（副标题为“迷人的女王献吻中国龙”），小说讲述了在阿尔及利亚从事劳务工作的中国男青年与当地女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这是阿拉伯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类似题材的长篇小说。
薛庆国教授和艾敏·扎维的合影
艾敏·扎维（1956- ）是阿尔及利亚著名作家、思想家，曾先后任阿尔及利亚奥兰大学文学院教授、阿尔及利亚国家图书馆馆长等职，现任阿尔及尔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他用阿语、法语双语创作，迄今已发表14部阿拉伯语长篇小说和9部法语小说。扎维虽精通法语，并发表了多部法语小说，但他并非法国文化的盲目崇拜者。他和许多阿尔及利亚知识精英一样，对法国在阿的殖民历史持严肃的批判态度，对法国殖民的消极影响也有清醒而客观的认识。与此同时，他对中国的态度十分友好，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法国殖民者和中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存在有很大不同。法国殖民者是反历史、反人道、反自由的；而中国的存在则以正当竞争、交流和文化关系为基础。”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扎维大力支持加强中阿两国的文化交往，提出要增加中国文化在阿尔及利亚的存在感。他曾于2006年在阿尔及利亚国家图书馆设立“中国角”，用于展示来自中国的图书和音像资料，并以之作为在阿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2008年4月，他应中国国家图书馆之邀访问北京和上海。通过此行，他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并对亲眼目睹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表示钦佩。
2015年，扎维发表了小说《女王》。他在小说题记中写道：
2008年春，我先后到访上海、北京两地，其间开始构思这部小说。小说的一部分是由主人公的一位亲戚跟我讲述的；回到阿尔及尔后，我用 自己的方式创作了余下的故事。
在一次接受媒体访谈时，扎维是这样提及《女王》这部作品的：
在小说《女王》中，我试图摆脱阿拉伯、特别是马格里布小说中“他者”形象的程式化，即总是以法国人、英国人或美国人作为“他者”。自我们这一代起，生活中又出现了新的“他者”，代表了新的价值观。这个“他者”分享我们的城市、食物和工作，有时甚至还说我们的语言。我想在小说中呈现这样的新“他者”。因此，《女王》这部小说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中国”的故事，描写的是阿尔及利亚日常中的中国人生活。尽管我去首都阿尔及尔祖瓦尔门一带的“中国区”做过实地调查，了解过中国人如何同本地人相处，但是，这并不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小说，而是一部关于心灵的小说，讲述了阿尔及利亚女性爱上中国“他者”的故事。
诚如扎维所言，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与冲突是阿拉伯现当代文学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出现在阿拉伯文学作品中的“他者”，一般都是西方女性，作品大都围绕这些西方女性与阿拉伯男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展开或以其为背景。将东方中国人作为“他者”，这确实是小说家扎维的一个独创。但这一文学独创也不是凭空而来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和阿尔及利亚的经贸合作迅猛发展，阿已成为中国在西亚北非地区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最大的承包工程对象国，并已成为中东地区仅次于阿联酋的华人主要聚居国。在首都阿尔及尔祖瓦尔门一带，已经形成了“中国区”。随着两国人民的交往增多，在阿从事各类工作的中国青年和当地青年相恋的故事也时有发生。扎维以小说家特有的敏感眼光，发现了这个独特的视角和世界。不过，他选择这一题材，并不只是出于求新猎奇，这其中还有更深的原因。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性价比很高的中国产品走进了阿尔及利亚的家家户户；而从事各类建设和商贸工作的中国人，也在阿尔及利亚随处可见；所以，在扎维这样的阿尔及利亚知识精英眼里，中国这个在距离上十分遥远的东方大国其实并不遥远，其存在感与日俱增。另一方面，2008年的中国之行，让扎维对中国的城市面貌、中国社会和文化展示的活力、中国人对阿拉伯人民的尊重和友好都有了直观而深切的感受。因此，他在一次采访中如此表达对未来中国和中阿关系的认识：
在未来的两个世纪里，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思想层面都是决定性的力量……今天的中国已经走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从学生用的橡皮擦，到厨房里的煎锅，到汽车，再到各种电子通讯产品，中国制造无处不在。
根据这样的认知，我们不妨认为，扎维的小说既体现出作者对现实现象的洞察力，更体现出他预言未来的能力。因此，这是一部预示未来的作品，或是为未来而准备的作品。
小说的女主角萨库拉是一位法医，婚后不久因发现丈夫是一位同性恋而离婚。小说男主角是一位随中国建筑公司来阿承包建设项目的年轻工程师，名叫余楚孙（音译）。因为一桩命案，余楚孙去警局辨认受害中国同胞的尸体，得以结识了法医萨库拉。异国的青年男女，一位刚刚挣脱了婚姻的枷锁，尚未彻底走出失败婚姻的阴影；另一位则在异国他乡孤身一人，度日如年。两人机缘巧合相遇，相互间因好奇、好感进而迸发出恋情的火花。
余楚孙对萨库拉的爱真挚而浓烈，言行举止中时时流露出对女性的尊重，甚至把爱人视为“尊贵的女王”。在日常生活和失败的婚姻中深受大男子主义之苦的萨库拉，在这场异国之恋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作者借女主人公之口，鞭笞了代表男权文化的阿尔及利亚男人，还将中国男人与阿尔及利亚男人在恋爱方式上的差别，上升到文化、政治的差异层面，并借此对阿尔及利亚文化、政治乃至民族性做了反思和批判。显然，作者采取的，是一种赞美异域他者、贬抑自我的写作策略，以达到借他者之镜映照自我的目的。
不过，作者对民族劣根性的揭示与批判，还并不止于男权文化这一层面。小说中的阿尔及利亚人，从上到下都对工作缺乏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人浮于事，懒惰散漫，没有时间概念，生活态度消极，热衷于就政治、宗教等话题夸夸其谈，是社会上普遍的弊端。小说还以较多篇幅，揭露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即阿尔及利亚部分民众针对亚洲人、中国人的种族歧视问题。小说中的几位阿尔及利亚人物，虽然也都赞誉并佩服中国人刻苦耐劳、心灵手巧、友善上进，但却完全不能接受当地姑娘跟中国人谈婚说嫁。他们听说萨库拉爱上中国人时，都感到不可思议，为之愤懑不已。
对于部分阿尔及利亚民众针对中国人怀有的这种偏见和歧视，扎维不仅通过描写余楚孙这个正面人物形象予以纠正和驳斥，还通过小说中部分人物之口表达了对中国人优良品行的赞誉：
中国人本分守纪，尊重传统，不在城里或他们住的地方等公共场合张扬。他们仿佛是秘密地生活着，在阴影下走路，安静地思考，不停地工作，从不喧嚣吵闹。他们就是勤劳的蜜蜂。
针对阿尔及利亚民众中颇为盛行的一种误解，即认为中国人是只会工作和赚钱、没有文化品位和追求的“经济动物”，扎维有意把男主人公余楚孙塑造为中国文化的化身。他不因暂住异国而将就生活，而是把所住的公寓打造成一个富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品位的小天地。他让恋人萨库拉在这里聆听中国音乐，欣赏中国瓷器，触摸中国地毯，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显然，作者笔下的这位中国青年有着强大的精神支柱和文化自信，这使得身处异国他乡的他，即使举目无亲，甚至屡遭当地民众的偏见和歧视，却不至迷茫失望，无所归属。他的公寓就是他家国情怀、文化根基的寄托和象征。作者意在通过这位有血有肉、有理想、有情怀的男主人公，为中国青年和中国人正名。
由上述可知，小说《女王》不是一部普通的讲述异国之恋的爱情小说，而是一部以他者为镜审视自我、言说自我、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作品。作者艾敏·扎维在小说中塑造中国形象的最终目的，是探讨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种种历史与现实问题，揭露传统文化中的各种弊端和陋习，反映社会转型的艰难，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作者自己也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及小说的主旨：
在《女王》中，我想聚焦阿尔及利亚的民族性，并由此探讨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的特性。这种民族性首先体现为崇古思想、自我膨胀和懒惰；或许，中国人身上体现出的那种接受挑战、勤劳工作、敢于获胜的特质，恰恰是阿拉伯人身上的懒惰性、依附性的反面。
小说体现了作者对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所做的深刻反思，对民族劣根性的无情鞭笞，这对于人们了解当下仍在艰难探索变革之路的阿尔及利亚社会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有参照意义。小说对于正在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世界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努力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中国而言，尤其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这主要体现为：
第一，新世纪以来，中国和阿尔及利亚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不断发展，以互利合作为特征的各方面交往日益增多。总体而言，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是正面的，阿拉伯人民对中国是怀有友好情感的。在阿拉伯世界工作、生活过的中国人对此都有切身体会；世界主要民意调查机构近年来所作的世界大国在各地形象调查的结果也表明，阿拉伯民众对中国总体上怀有好感。但与此同时，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建设也面临不少挑战，部分民众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体制、国民素质乃至产品质量仍抱有疑虑乃至偏见。中国深度参与有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在给当地带去切实利益的同时，也使部分当地人民感到竞争的焦虑，文化碰撞的不适，因而产生某些抗拒甚至敌视情绪。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情况在北非大国阿尔及利亚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众所周知，阿尔及利亚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一向十分友好，在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过程中，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23个国家共同提出的“两阿提案”曾起到决定性作用。中阿两国的经济和投资方面的合作也尤为密切，阿尔及利亚还是吸引华人最多的中东国家之一。因此，这一中国形象与中阿双边关系严重脱节的现象及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小说《女王》将这一问题通过文学形式集中揭示出来，虽然作者的本意是批判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弊端和民族劣根性，但他客观反映了中阿友好关系中真实存在的不和谐之音，值得我们引以为戒。
第二，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形象在阿尔及利亚等国面临的挑战，也与西方因素有很大关系。近年来，中国的崛起，中国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快速发展，引起了西方某些势力的猜忌和恐慌，他们抛出了“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等不实指控抹黑中国，甚至不惜渲染“黄祸论”等具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论调，企图破坏、阻挠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鉴于西方媒体和舆论在第三世界国家仍具有强大的话语霸权，其对各国民众的影响力仍不容小觑。第三世界的部分民众仍缺乏身份主体意识，具有不同程度的民族自卑心和文化依附心态；对他们而言，西方塑造的中国负面形象具有某种凌驾意义，他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西方视角与话语看待中国。因此，如何应对西方在阿拉伯世界的话语霸权，有效回应对中国的不实攻击，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形象建设的一大挑战。
第三，不必回避的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形象建设面临的挑战，还与中国自身形象存在不少问题有关。小说《女王》中提及的阿尔及尔祖瓦尔门一带中阿民众的冲突事件确有其事。2009年8月，华人聚居区的华商与劳工和当地居民发生恶性群殴事件，虽很快平息，但该事件的影响颇为恶劣，在阿本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舆论掀起轩然大波。有关报道显然有恶意炒作、以偏概全之嫌，但也反映了华人在融入阿尔及利亚社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即对当地文化不够了解、不够尊重，与当地人民的建设性互动和沟通不够，华人自身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等等。另一方面，中国在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呈现的形象，主要还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大国，而中国的文化、思想、情感等其他方面的形象则比较模糊和粗浅，这也给误解、歪曲中国的言行留下了空间。
第四，客观而言，《女王》毕竟是文学作品、小说家言，作者对中国的叙事中掺杂了很多想象成分，其中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想象存在过度美化的现象，而对阿尔及利亚社会文化和民众则有过分贬抑的嫌疑。因此，我们阅读小说时既要重视其中的社会文化意义，又不能把它等同于旨在客观、严谨反映社会现象的人类学或社会学文本。
在小说《女王》中，艾敏·扎维这位具有很强社会责任感和自我反思意识的“文化斗士”，能够超越本国集体想象层面上的“中国形象”，看到一个正面、积极、代表未来的中国，希望以此在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世界弘扬批评文化和反思文化，并引导社会走向现代、接受他者。这，正是这部题材独特、意蕴丰富的小说之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