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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摩残信断人肠
来源:北京晚报 | 王从仁  2023年06月29日06:01

1924年5月20日晚,受邀访华的泰戈尔离开北京赴太原,徐志摩同行,欢送者有林徽因等人。火车即将开动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痛苦不堪的徐志摩在车厢里草撰一封信,拟给林徽因。可信未写完,车已开动,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一把将信抢过来,代为保留。梁锡华在《徐志摩海外交游录》中是这样描述此事的:

翌年泰戈尔来华,恩厚之同行,徐志摩跟他就混得更熟了。当时徐志摩对林徽因追求之心未死,但林徽因已非正式地许配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徐志摩在那些日子常对恩厚之倾诉心中的苦情,把他看如手足弟兄。对于这段凄黯的罗曼史,恩厚之事隔数十年记忆犹新,在英国与笔者谈起往事时,仍唏嘘不已。他藏有徐志摩写的一页残信,内容如下: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据恩厚之说,这是林徽因在北京车站送泰戈尔一行人往太原时,徐志摩在火车上匆匆书写的,还没有写完,火车已开行,他也来不及交给林徽因;恩厚之看他伤感,就把这信抢过来收在他自己的行囊里,以后就一直由恩厚之保留起来。(梁锡华《徐志摩海外交游录》,台湾《联合报》1979年8月4日-8月8日)

对恩厚之保留起来的这封残信,秦贤次的看法是:

梁思成宁愿提早单独赴美留学,而不愿与其弟思永一起于8月22日跟清华当届众多毕业生同去,时间大概决定于印度诗圣泰戈尔访问北京期间。当时梁启超目睹徐志摩与林徽音经常一起陪泰戈尔四处走动,形影不离,生怕两人旧情复燃。因此,急忙安排儿子及未来媳妇两人提早出国留学,避免留下后患。徐志摩直到是年5月20日晚10点多,欲陪泰戈尔前往山西太原,才由来车站送行的徽音口中得知留学事,急忙在火车上写了一封离别情书。(秦贤次《民国时期文人出国回国日期考》)

秦贤次的“林徽因在车站告知留学”一说,并没有文献佐证,而且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徐志摩信中说的“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在火车站送别的仓促时刻,是容不得他踌躇再三的。我们来看看韩石山的解释:

从这封信上可以看出,大前天即5月17日晚上,他和林徽因是在一起的。林徽因向他摊了牌,说她不可能做他的妻子,他们必须“离别”。她已考上半官费生,下个月就要和梁思成一起赴美。分手后的痛苦一直没有得到发泄,两天后再次相见,纵然是当着那么多送行的人的面,他还是忍不住写了这封直抒胸臆的信要亲自交给她。真是疯了。

韩石山的解读相对合理,不妨再寻些证据,以便坐实此说。徐志摩给泰戈尔写过一封信(虞坤林编《志摩的信》,学林出版社,2004年7月,第419-420页):

敬爱的老戈爹:

林先生和你的阿俊那正在出来赎你,要把你从温泉的热烈拥抱中带回来。你要原谅我拉替身,因为我明晨要去看大夫。今天我已好得多了。我们一起去散过步,也欣赏了苍茫的暮色。我想我身体会康复过来的,到时跟你出门应该没有问题……

谨致

爱忱

素思玛

周六晚

对这封信的写作时间,虞坤林《志摩的信》定于“1924年5月××日”,邵华强《徐志摩著译系年》则定于“1924年5月中旬”(邵华强编《徐志摩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6月,第457页),均为5月,却无具体日期。根据信中“要把你从温泉的热烈拥抱中带回来”,联系《顺天时报》说泰戈尔“故于前日(指5月12日)在真光讲演之后,即携其门人等赴西山休养,定于下星期日回京”(《顺天时报》1924年5月15日,第7版)之语,以及信末所署“周六晚”,可知第二天,即星期日早上,徐志摩委托林长民与张歆海(信中的“阿俊那”指张歆海,因张歆海在新月社上演的泰戈尔的《齐德拉》一剧中,饰演王子阿俊那)去接正在西山休养的泰戈尔下山回京。经查,1924年5月17日是星期六,此信当写于5月17日晚,徐志摩之所以要“拉替身”,是因为身体欠佳,“明晨要去看大夫”。

可是5月17日白天,北京佛教讲习会会员张相文、沈钧儒等去拜访泰戈尔时,徐志摩还担任“通译”,似乎并无大恙,怎么到晚上突然想起“拉替身”了?回过头看,韩石山分析徐志摩在火车上写的残信时说“大前天即5月17日晚上,他和林徽因是在一起的……她已考上半官费生,下个月就要和梁思成一起赴美”,我们便恍然大悟:就在那晚,林徽因向他摊牌了,徐志摩的“明晨要去看大夫”只是借口,他生的是心病,却又难以启齿。林徽因是梁思成的未婚妻,通知朋友徐志摩自己即将赴美留学,合情合理。徐志摩没有任何理由责怪林徽因和梁思成,但此事确实令他撕心裂肺,于是他再无心思去接泰戈尔,只能临时“拉替身”了。而且,徐志摩这两日的头脑“昏沉沉的”,无法参与翻译工作——5月19日泰戈尔出席“尚贤堂”的中外各教联合会欢迎会,并作演说,担任翻译的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张钦士,徐志摩似乎没有出席(见《国际公报》1924年5月24日,第2卷第26期,第23-33页)。直至5月20日晚,他才如约“出门”,陪同泰戈尔赴太原,临了,还神经兮兮地给林徽因写了这封悲恸欲绝的信。

韩石山在分析了徐志摩的残信后,又说:

20日这天,徐志摩还写了一首诗,是在此信之前还是在此信之后,就不好说了。感情总是一步一步加深的,从一连串的“去罢”看,当是列车开出之后,在去太原的路上写的。诗名就叫《去罢》,全诗是这样的——

去罢,人间,去罢!/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去罢,人间,去罢!/我面对着无极的穹苍。/去罢,青年,去罢!/与幽谷的香草同埋;/去罢,青年,去罢!/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去罢,梦乡,去罢!/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去罢,梦乡,去罢!/我笑受山风与海涛之贺。/去罢,种种,去罢!/当前有插天的高峰;/去罢,一切,去罢!/当前有无穷的无穷。(韩石山《徐志摩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128-129页)

韩石山对《去罢》的写作时间,显得摇摆不定:先说写于20日;接着说“是在此信之前还是在此信之后,就不好说了”;又说写于“去太原的路上”,就是在那封残信之后了。这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在《徐志摩传》里,韩石山没有说明《去罢》的写作时间,但在他编的《徐志摩全集》里有“载一九二四年四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四号,题为《诗(一首)》;又载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晨报副刊》,改此题”[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四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51页]。邵华强《徐志摩研究资料》则说“载1924年5月10日《小说月报》第15卷第5号”,题为《诗(一首)》(邵华强编《徐志摩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6月,第457页)。

经查,《诗(一首)》发表于1924年4月10日《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四号第16页,应以韩石山为是。作者署名“徐志摩”,内容与《去罢》全同,诗末署写作时间为“七月十三日”。据此可知,这首诗与必须“离别”的烦恼毫不相干。

然而,正如韩石山所言,这首诗又发表了一次,改名《去罢》,发表于1924年6月17日《晨报副镌》第一三八号,作者署名“徐志摩”。蹊跷的是,诗末居然署“五月二十日”,和在《小说月报》发表时的写作时间迥然不同,这或许是韩石山摇摆不定的原因吧。同一首诗,先后在两份报刊发表,用现如今的话说是“一稿两投”,这对徐志摩而言,或者对绝大多数作家而言,都是极少见的现象;更荒唐的是,第二次发表时,居然修改了写作时间。于是同一首诗,在短短两个月内,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写作时间。

这个特例,是否可以视作徐志摩的刻意为之——他为了强调“去罢”、强调“五月二十日”。文言文“去”的意思是离开,“去罢”就是“离开吧”,和那封对“离别”肝肠寸断的残信是紧紧相扣的。故徐志摩不惜把发表的旧作改题再发,以此作为“离别宣言”,来表达自己梦幻破碎时的绝望。

这件事对徐志摩的影响,是极大的。约一年后,1925年3月11日,他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再次提及此事:“我倒想起去年五月间那晚我离京向西时的情景,那时更凄怆些,简直的悲,我站在车尾巴上,大半个黄澄澄的月亮在东南角上升起,车轮阁的阁的响着,W 还大声的叫‘徐志摩哭了’(不确);但我那时虽则不曾失声,眼泪可是有的。怪不得我,你知道我那时怎样的心理,仿佛一个在俄国吃了大败仗往后退的拿破仑,天茫茫,地茫茫,心更茫茫,叫我不掉眼泪怎么着?”(见《志摩的信》,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