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雷：寻访瞿秋白在北京的遗迹
1917年，在赶往北京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中有一位年轻人，他不到二十岁，高高的个子，清瘦的面庞，看上去眉清目秀，文质彬彬，带着浓厚常州口音。这一年春天，他带着苦闷与彷徨随堂兄一同进京；而十年之后，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最为严酷的危难关头，他被推举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个年轻人就是瞿秋白。瞿秋白在北京前后只生活了三年多，时间虽不算长，但是在这三年间，瞿秋白逐渐摆脱了消极情绪，投身于切实的研究和斗争。假如要追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瞿秋白而言，他在北京的这三年显然是有“迹”可循的。
“雪意凄其心惘然”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这首《雪意》是瞿秋白抵达北京之后所作，通常认为是在1917年。诗中凄冷的冰雪和惘然、惆怅的心境互为表里；瞿氏世代为官，本是江南“士的阶级”（瞿秋白：《饿乡纪程·二》），然而瞿秋白却经历了家道衰落、生母弃世、一家星散、寄住各方，昔年往事全都如梦如烟；最后两句也许是取法李白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又仿佛是化用了刘克庄的“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冰雪凄寒、心境怅惘，折梅醉卧看似落拓不羁，实则正显露出内心的苦闷、失落。1932年冬，瞿秋白将这首诗呈送鲁迅，并且写了一段短文作为题记，其中特别指认作品里的“颓唐气息”和“‘忏悔的贵族’心情”（瞿秋白：《雪意》）。确实，《雪意》的抒情姿态其实略显做作，无论是立意还是格调在瞿秋白的创作中恐怕都难以拔得头筹，为什么瞿秋白非但没有“悔其少作”，反而格外珍视这首诗，还作为特别的礼物送给患难知己呢？也许正是因为对当年进京时惨淡的心境印象实在太过深刻吧。
1917年春，前途渺茫的瞿秋白随堂兄瞿纯白一道进京，先是落脚在南池子和东华门大街之间的一条胡同内，然后又搬到骡马市大街羊肉胡同。羊肉胡同的寓所是一座有三进房屋的院落。头进大门，左为门房间，有看门人葛祥住着；大门右侧一间客厅，一间客房，瞿秋白住在右间客房有几个月。二进与三进，左为同乡吴家租用，右为瞿纯白一家租用。骡马市大街位于旧日北京的外城、宣武门以南，西起菜市口，东抵虎坊桥，北侧是著名的“八大胡同”，更远一点便是琉璃厂。羊肉胡同位于骡马市大街南侧，现在已经改造得不大容易辨认，只剩下短短的一截名曰大吉巷，周围保留下来的还有米市东胡同、果子巷、棉花头条等，从这些街道、胡同的名字也不难推断出当年这里曾是叫买叫卖声此起彼伏的市井街头。但瞿秋白恐怕无暇顾及近在咫尺的熙熙攘攘。少小年纪瞿秋白便离开家乡、外出谋生，家庭剧变之后他从常州到武昌再到黄陂，为了生计和前程一路奔波。此番进京，原计划是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但由于无力承担大学的费用最终作罢，转投文官考试却也没有考中，前途无着之际偏又遭逢张勋复辟，为了避乱不得不暂时离京。
现实境遇对于瞿秋白似乎显得越来越严苛了，返京之后，瞿秋白很快就报考了北洋政府外交部设立的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俄文专修馆，并顺利通过了考试。俄文专修馆位于东总布胡同，原有建筑早已拆除。瞿秋白的老同学李子宽曾回忆说瞿秋白当时“借寓东城米市大街克林德碑迤北路东某木厂”，“斗室不盈丈，秋白挑灯夜读甚苦”（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米市大街原与西总布胡同相交，现在已经并入东单北大街，“克林德碑”原本就立在西总布胡同的西口，所以这一带算是瞿秋白在北京的第二个落脚点吧。不应遗忘的是，随着“一战”结束，在瞿秋白进京后的第二年，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克林德碑”便被拆除，1919年中国人民以胜利者的身份把石坊在中山公园重新组装起来，郑重地刻上“公理战胜，强权失败”。1952年，为了铭记历史，由郭沫若题写“保卫和平”，替换掉之前的碑文。可以说小小的一座石坊，浓缩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风云激荡的历史。想必瞿秋白当年也曾在胡同口睥睨那意味着凌辱的石坊，并报以轻蔑的一笑吧。
俄文专修馆学制三年，所用教材以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瞿秋白在学习俄语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俄罗斯的思想、文化、历史以及社会思潮，这些无疑成为他日后不远万里、奔赴“饿乡”去一探究竟的原因之一。瞿秋白在校学习期间异常刻苦，他自云“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饿乡纪程·四》），朋友们也回忆说他“除上课还定有自修表”，“每日不论多忙，必定要照表把应做的工作做完，所以往往到深夜两三点钟才睡”（沈颖：《关于秋白的一点记忆》）。在俄文专修馆，瞿秋白“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彼时俄文专修馆每星期日上午有文课，全体学生一律参加，秋白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作文课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以致名遍全校内，无人不知！”（沈颖：《关于秋白的一点记忆》）除了主课俄语之外，瞿秋白还自修英语和法语，当时瞿纯白在一个法语补习班兼职授课，在瞿纯白的帮助下，瞿秋白的法语水平竟然超过了补习班的其他正式学员。
就在考入俄文专修馆前后，瞿秋白随瞿纯白另觅住处，搬到了东城根观音寺草场胡同南口路西，也就是现在建国门附近的后椅子胡同一带，距离俄文专修馆和瞿纯白供职的外交部都很近。新居是一套宽大的三进院落，瞿秋白把弟弟云白、垚白也接到北京来，兄弟三人一同住在二进院子的三间南房里，瞿秋白“独自住一个屋子，屋子里有书桌，书架，收拾得干干净净”（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主要靠纯白，日常生活近乎箪食瓢饮。一年四季瞿秋白都穿着学校发的黑色制服，“初到北京时住纯白家，第一个冬天穿着夹袍过的”（羊牧之：《霜痕小集》），有朋友去看望瞿秋白，待客的饭食也不过是“以白萝卜和干贝一两小块或虾米少许在煤球炉上狂煮”（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生活虽然清苦，可瞿秋白在北京总算是安定下来，这也使他可以更加耐心、细致地去探索自己的内心、寻找思想和生活的出路。
“我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
1920年底，在奔赴“饿乡”的路上，瞿秋白检视自己时说在北京的三年是他“最枯寂的生涯”，然而也正是在这“最枯寂”的三年中，瞿秋白的思想才真正开始和社会生活接触，从而实现了他精神与信仰上的华丽蝶变。
瞿秋白幼时家境优渥，受到过良好的旧学启蒙。辛亥革命之后，他厌恶军阀们欺世盗名的行径，在文学趣味上更倾心于抒写“性灵”的古典诗词，对于老庄思想有研究，在行为方式上则更仰慕古代的名士风范。家庭剧变把瞿秋白甩出了正常的生活之外，但尽管“饭碗问题”“经济生活”尚未解决，他却“寻较远于政治科学的安顿心灵所在”，尝言：“政治思想绝对不动我的心怀”（《饿乡纪程·四》）。那时的瞿秋白无力解决生活困难，更无法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因而沉溺于消极的“避世”思想当中。来到北京后，在彷徨无定的日子中，瞿秋白曾随同旧友到北大蹭过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课，并且受到新文化运动的触动，一度萌生了“整理国故”的兴趣和志向。另一方面，“普度众生”的佛教思想也对瞿秋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外在地体现为“饮食起居一切只求简单节欲”（《饿乡纪程·五》）。而在内心深处，瞿秋白则立下“以文化救中国”“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的宏愿，这也是促使他后来到俄国去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传说中的韦陀菩萨原名韦护，“他最是疾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对韦陀菩萨的这种精神，十分推崇，喜欢把自己比作韦陀”（丁玲：《韦护精神》）。1929年末，丁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部反映瞿秋白和王剑虹恋爱经过的中篇小说，其中男主人公和作品便都是以“韦护”命名的。
瞿秋白曾经苦闷地说：“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么样医治”，他陷在宗教和哲学研究当中但却找不到出路和方向，是山呼海啸般的群众运动使他理解了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所说的“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饿乡纪程·四》）。五四运动当中，瞿秋白因为“成熟、深入、有打算、有远见”，不但成为郑振铎等一帮朋友当中“主要的‘谋主’”（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而且还和耿济之一道被推举为俄文专修馆学生的“总代表”，参与北京学联组织的营救被捕学生、挽留蔡元培等一系列工作，并同李大钊等开始来往。民族危机、爱国运动促使瞿秋白开始关注社会、思考现实。“五四”高潮期间，他于1919年7月17日在《晨报》上发表了《不签字后之办法》，此后一发不可收。高潮之后，瞿秋白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等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东单是北京最为传统地标之一，西总布胡同、外交部街都和过去的米市大街、今天的东单北大街交织在一起，大街上店铺林立，人来人往。在金鱼胡同十字路口西南角有一座“青年会大楼”。恐怕鲜有人知道，这里便是当年《新社会》编辑部原址所在。稍远处，在东四附近的南弓匠营胡同里设有刊物的发行所。想来当年瞿秋白那清俊的身影或曾频频闪现在这两条胡同里吧。在进京之前，瞿秋白就已经被诊断患有初期肺病，来京之后，他一面在俄文专修馆里用功学习，一面忘我地为《新社会》写稿，“已经习惯了在深夜写作了”，朋友们“到秋白家里时，他常常还不曾起床，抽着香烟拥被而坐，不时的咳嗽，脸色很苍白”，“但一谈起话，他便兴奋起来”（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瞿秋白等筹办刊物从一开始似乎便带有对标《新青年》的意味，《新社会》刚一创刊，郑振铎、耿济之便带着刊物专门拜访陈独秀，征询意见。1920年3月，李大钊、张申府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的关注也加入了。不出意料，北洋军阀政府将《新社会》视为“过激派”“洪水猛兽”，1920年5月，只出版了19期的《新社会》被查禁。在这19期刊物上，瞿秋白共发表23篇文章，体裁包括政论、散文、随笔、翻译，思考范围涵盖山东问题、劳工问题、青年问题、妇女解放、新村运动、伦理道德、社会改造等，足可见瞿秋白对于《新社会》、对于国民启蒙、社会改造等不遗余力。自然，瞿秋白、郑振铎等一班好友的斗志也不会因为查禁而有所消退。很快，《新社会》的原班人马又创办了《人道》月刊，但仅出版了一期，资方便借口经费不足而停办了。关于当时瞿秋白的思想转变，郑振铎说：“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所以，亲身参与五四运动，尤其是筹办刊物、投身于思想解放运动的这段经历，虽然时间并不算长，但对于瞿秋白的思想成长来说却意义重大，如他所说，办《新社会》使得“我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而且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我更明白‘社会’的意义”（《饿乡纪程·四》）。
“向着红光里去”
从俄国归来之后，瞿秋白真正从事革命工作其实是从编辑党刊开始的。在主持中央工作之后，瞿秋白也始终不愿真正放下对文艺的惦念，他同茅盾、鲁迅的交往已经传为文坛佳话。假如不是献身于革命，瞿秋白完全有可能像鲁迅、茅盾、丁玲一样成为优秀的文学家。
瞿秋白早期的文学趣味是非常传统的，他嗜读佛老、崇尚“性灵”，前面提到的那首《雪意》就非常典型地集萃了中国古典诗词中关于“花”“酒”“梦”的意绪。在学习俄语的过程当中，出于文学方面的天赋和情结，瞿秋白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目前已知的瞿秋白最早的译作是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1919年9月15日发表在《新中国》第一卷第五期，从时间上来看仅仅稍晚于他的第一篇政论文《不签字后之办法》。假如考虑到翻译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当时瞿秋白是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的，那么完全有理由推断瞿秋白着手翻译的时间要更早一点，和他提笔写政论文章恐怕不相前后。
在《闲谈》之后，瞿秋白还翻译了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祈祷》，果戈理的戏剧《仆御室》、小说《妇女》以及都德的小说《付过工钱之后》。他还和耿济之合译完成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只可惜小说集中的十篇译作没有注明译者，所以无从判断哪些是瞿秋白的译笔。瞿秋白原本还打算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后来因为赴俄而没能实现这个计划。除了俄国的果戈理、托尔斯泰，法国的都德以外，当时瞿秋白还翻译过俄国的托摩、意大利的马志尼和德国的伯伯尔（今译倍倍尔）。瞿秋白翻译过的作家可能还不止这几位，郑振铎曾简单地提供了一份名单：“秋白他们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的小说，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克雷洛夫的寓言”（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所以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也许只是他翻译过的作品的一部分。此外，瞿秋白在个别译文中还对一些文献出处作了详细的注解，其中又涉及不少人名和著作，如果把这些也考虑进去，那当时瞿秋白的阅读范围和阅读量恐怕都是相当大的。
郑振铎说当时他和瞿秋白等“有一个共同的趣味就是搞文学”，“对俄罗斯文学有了很深的喜爱”（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从瞿秋白给译文加的那些批注来看，他显然并不只是简单“搞一搞”而已。在翻译《仆御室》《妇女》和《付过工钱之后》时，瞿秋白在译文的结尾还以“译者志”“译者案”的形式加了一段批注。批注的内容主要是对原文作者简单的介绍和译者阅读、翻译的感受。比如在《仆御室》的“译者志”中，瞿秋白认为果戈理的作品“于平淡中含有很深的意境，还常常能与读者一种道德上的感动”，“现在中国实在很需要这一种文学”；借《付过工钱之后》，他提出问题：“欧洲劳动问题从何而起的呢？”总体来看，瞿秋白的文学翻译更像是从俄罗斯文学中为他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寻找参考资料。而在这个过程中，瞿秋白对文学的“审美期待”也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满足于孤芳自赏地吟哦心中灰色的情绪，而是坚定地认为：“不是因为我们要改造社会而创造新文学，而是因为社会使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学。”（瞿秋白：《〈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如果说瞿秋白从俄罗斯文学中找到了“新文学”，那么“新社会”又该到哪里去找呢？“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因此，一旦机会来临，奔赴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自然就是瞿秋白必然的选择，用他的话说——“宁死亦当一行”（《饿乡纪程·八》）！
1920年10月16日清晨，瞿秋白启程离京，以《晨报》驻俄特派员的身份，取道东北，经哈尔滨、满洲里、赤塔，穿过风雪茫茫的西伯利亚，一路“向着红光里去”（《饿乡纪程·五》）！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以今天的眼光和心态来看，出国是一件新奇、浪漫的事情，而当时瞿秋白赴俄却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从俄文专修馆毕业后很快就可以在北平政府部门找一个生活安定、薪水较高的职业，断送掉这样的大好前程到遥远、陌生、寒冷、受列强诋毁的俄国去，堂兄瞿纯白直言这简直是“自趋绝路”。但瞿秋白考虑的根本不是这些，他说：“我却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在瞿秋白心目中，俄国“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所以“不问手段如何”，“我已经决定走的了”（《饿乡纪程·三》）。在北京这三年的时间里，瞿秋白已经从一个失意、落魄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追求真理、意志坚定的现代知识分子。
1923年1月13日，瞿秋白搭乘的火车重又停靠在正阳门火车站。和一班亲近好友聚在一起，瞿秋白有时候到位于西妞妞房胡同——现在叫东板桥西巷的瞿世英家小住，大部分时候还是住在瞿纯白新搬的、位于大羊宜宾胡同的大宅院里。院子共有两进，瞿秋白和纯白一家住在前院，中庭植有海棠树。北京城，居大不易，瞿纯白希望堂弟能在北京就职。当时李大钊曾介绍瞿秋白到北大俄国文学系任教，但因故未能如愿。外交部拟聘请他，月薪不菲，但瞿秋白也拒绝了。堂兄颇为不解，殊不知他的堂弟到俄国不久就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新时代’的活泼稚儿”（瞿秋白：《赤都心史·三三·“我”》）。为了便于就近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到北京，瞿秋白参加了中央宣传委员会的工作，并协助编辑《向导》。
住在大羊宜宾胡同的时候，瞿秋白经常应邀到北京的高校中去演讲，给很多人留下了经年不忘的印象。1932年，瞿秋白在上海和鲁迅会面，许广平仍然记得当初瞿秋白“留长头发，长面孔，讲演起来头发掉下来了就往上一扬”，“英气勃勃的青年宣传鼓动员的模样”（许广平：《瞿秋白与鲁迅》）。
随着瞿秋白回到北京，沉郁雄浑的《国际歌》也随之在古都北京唱响。1月15日，刚刚抵京的瞿秋白参加了纪念德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就义四周年的集会，他登台演讲，并放声高唱《国际歌》，次日出版的《晨报》记录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闲暇的时候，瞿秋白还在大羊宜宾胡同的寓所内教侄儿们学唱《国际歌》。曹靖华曾绘声绘色地追忆瞿秋白弹唱《国际歌》的场景：“你住的是一个跨院，有两间小房，外间靠门口的隔壁跟前，放着一张小风琴。你那时正在译《国际歌》，仔细斟酌好了一句，就在风琴上反复地自弹自唱，要使歌词恰当地配合乐谱”（曹靖华：《罗汉岭前吊秋白》）。瞿秋白第一次听到《国际歌》是1920年11月7日在哈尔滨，他应邀参加了俄国人举办的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的纪念集会，“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哄然起立唱《国际歌》（International），声调雄壮得很”（《饿乡纪程·九》）。抵达莫斯科之后，瞿秋白便依据法文版将《国际歌》译为中文。在大羊宜宾胡同，瞿秋白很有可能是继续修改、完善了他的《国际歌》翻译，尤其是使译文和原作的曲谱相配，使之有声节韵调能高唱。在瞿秋白之前，《国际歌》已经有多个中译本，但都是作为诗歌翻译的，没有配上曲谱，不便演唱。所以第一位真正将《国际歌》在中国传“唱”开来的，当属瞿秋白。而且堪称瞿秋白译文点睛之笔的是，歌曲中唱到“国际”时共有八拍，如果意译成中文只有两个音节，明显不妥。所以瞿秋白采取音译，即“歌词中凡遇‘国际’均译作‘英德纳雄纳尔’”（瞿秋白：《国际歌·译者志》）。虽然今天的歌词与瞿秋白的翻译有诸多不同，但这个处理方法却为后人所沿用。在1923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瞿秋白将他翻译的《国际歌》发表出来。10月10日，在上海大学参加纪念“辛亥革命”的大会时，瞿秋白再次激动地唱起了自己翻译的《国际歌》。
或许是因为许广平所描述的那“头发掉下来了就往上一扬”的样子太过鲜活、生动，或许是因为曹靖华回忆中那“在风琴上反复地自弹自唱”的场景太过儒雅、潇洒，谈起北京时期的瞿秋白总给人以一种风度翩翩、青春年少的印象。事实上，瞿秋白再度离开北京时也不过才24岁——1923年三四月间，他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离京南下，此后除了几度到东交民巷内的苏联大使馆开会外，再也没有回到过北京。他曾经生活过的胡同、院落，有许多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有的甚至被大道通衢、高楼大厦取而代之，这不免让人有些怅然。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2023年恰是瞿秋白发表《国际歌》译文整整一百周年。一百年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歌声无数次地在人们的耳畔响起，这全世界无产阶级“异语同声”（瞿秋白：《国际歌·译者志》）的战歌早已成为人们共同的财富。
（作者：冯雷，系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