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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五四”时期，几乎所有的传统观念都受到了重新审视。当时极具开拓精神、富有开阔视野的一代学人所做的工作，许多至今是我们研究的基点。譬如前数年电视讲座上热闹地品读《三国演义》之类，其实乘“五四”风云而起，“暴得大名”的胡适早就认真做过，并且得出了许多与今人不甚相合，却极富启发意义的看法。

一

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小说”云云，“随意杂说者也”，是引车卖浆之流喜欢的玩意儿，难登大雅之堂。但是，经过学界重镇梁启超的大力鼓吹，再经由蔡元培、胡适乃至鲁迅等一流人物参与研究，写出专论专著，小说的地位渐次提高，也引起了学者及大众的重视。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曾随胡适研习过《红楼梦》的安徽绩溪人汪原放，陆续将多部旧小说用新式标点重新点读出来，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用胡适的话说：“他（它）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值得一提的是，这多部小说，后来都由风头正健的胡适详加考证，写出评论考订文字，予以重新估价。旧小说由新文人作考证，当然另有一番气象。这也是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个亮点。

胡适最早写出的，是关于《水浒传》的考证，时间在1920年7月。此文洋洋洒洒，达数万字。1922年5月，他又为汪原放标点的《三国志演义》写出一篇研读性序言来。这一篇，他却似乎没有太多话要说，只是就几个突出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这与胡适对《三国演义》的看法以及他当时侧重的研究方向有关系。1917年时，胡适在回复钱玄同的一封信中说：“故鄙意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李伯元的代表作是《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代表作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胡适心目中的古代第一流小说，没有《三国演义》，甚至它连《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不及，这其中的缘由，他在给此书写的研读性序言及其他阅读文字里有更为详细的解说。

二

《三国演义》为何一直以来都能引起人们的想象和兴趣呢？胡适认为“这也是很自然的”。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从人们的心理倾向上看，三国时期都很容易引发人的兴味。对此，胡适有一节通贯中国历史，又很独到、有意思的解说。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七个分裂的时代：春秋战国；楚汉之争；三国；南北朝；隋唐之际；五代十国；宋金分立时期。这其中，南北朝与南宋时期都是不同民族的分立，中国人心理上总有一点“华夷”观念，所以对“北朝”史事都不大注意，因而就不大容易形成历史演义。南宋时期同样，小说也只是《说岳》等有限且影响不大的作品。其余的几个分立时期，应该可以成为演义小说的好材料。为何？这种时期：“人才容易见长，勇将与军师更容易见长，可以不用添枝添叶，而自然有热闹的故事。”

可为何这几个分立阶段，偏偏只有“三国”时期，最后被充分“演义”，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影响呢？关于这一点，胡适的解说颇有启发意味：“春秋、战国的时代太古了，材料太少了；况且头绪太纷繁，不容易做得满意。楚、汉与隋、唐又太短了，若不靠想象力来添材料，也不能做成热闹的故事。五代十国头绪也太繁，况且人才并不高明，故关于这个时代的小说都不能做好。”只有三国时代，魏、蜀、吴三方的人才可算势均力敌，《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里保存了大量材料，颇有小说趣味，“因此，这个时代遂成了演义家的绝好题目。”这个见解，不仅是文学的，也是历史的、心理的，这大约是须有现代观念和知识眼光的人才做得出来。

三

胡适当时对《三国演义》的形成，有一个总体认知：即它“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远在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骄儿》诗中就有了“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戏谑张飞的虬曲胡须，笑话邓艾的口吃）这样牵涉三国人物的诗句，可以证明晚唐时已经有“说三国”的情形了。苏轼在笔记《东坡志林》里，也记载了当时小孩听书时的情态：“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小儿顽皮，家里人也讨嫌，只好给他们一点小钱，让他们去听人说书。说的书里，三国故事极为吸引人。人们听见刘备吃了败仗，都皱起眉头甚至落泪；可听见曹操败了，都高兴畅快起来。可见宋代时三国故事已颇为风靡，并且形成了“拥刘贬曹”的民间观念。

唐宋以降，三国故事更丰富了。元代是我国杂剧创作的繁盛时期，这其中有大量诸如《卧龙岗》《三战吕布》《哭周瑜》《单刀会》《博望烧屯》《诸葛祭风》《五丈原》之类三国故事的作品。从这些名称及现存杂剧内容，“可以推知宋至明初的三国故事大概与现行的《三国演义》里的故事相差不远。”“最可注意的是，曹操在宋朝已成了一个被人痛恨的人物，诸葛亮在元朝已成了一个足计多谋的军师，而关羽已成为一个神人。”这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的描写、判断如出一辙。

散文的《三国演义》，据胡适看来，应当是从宋代以来“说三分”的“话本”演进变化而来。自然，当时的“话本”，还是较为浅陋的。同已经风行的《水浒传》相比，用当时学者的评价：“二书浅深工拙，若霄壤之悬。”我们今天通行的《三国演义》，是经过清初毛宗岗大加整理后的本子。对毛宗岗的贡献，胡适认为“最重要的有几点”：（1）文字上的修正：“俗本（即明本）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龃龉不通；又词语冗长，每多复沓处。”（2）增加有文学吸引力的故事：“如关公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于禁陵阙见画，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钟会不汗之答，杜预《左传》之癖。”（3）添入了孔融《荐祢衡表》，陈琳《讨曹操檄》等文章，增加了“演义”的文化分量；（4）删削了一些不利于作品主题的文字；（5）删削了一些不必要的诗词；（6）辨正了一些不够合情理或不甚妥帖的故事。从今天的深切影响及传播广度看，对于《三国演义》，毛宗岗实在功不可没。

四

在做了一番考察后，胡适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三国演义》）仍旧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讲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为何？胡适说出两个原因：“第一，《三国演义》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还认为：“此书中最精彩，最有趣味的部分在于赤壁之战的前后，从诸葛亮舌战群儒起，到三气周瑜为止。”在胡适看来，这个时期，三国人才会聚于此，“演义”家们得以尽力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打破了历史事实的藩篱束缚，因此能将此时“写得很热闹”。他这样比较：“《水浒传》全是想象，故能出奇出色。”由此，我们摸清了胡适对于小说的要求：有想象力、创造力。而《三国演义》过分拘泥史实，因而不能看作小说（演义），尤其无法作为杰出小说看。

第二点，胡适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他举例说，书中尽力写诸葛亮的足计多谋，结果“竟成一个祭风祭星，神机妙算的道士”。他们写刘备“仁义”，最终只能写一个“庸懦无能”之人。想写出关羽的神武，“然而关羽竟成了一个骄傲无谋的武夫。”（这些也是鲁迅对此书人物描写的看法。胡适在文尾有小注：“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说胡适这些看法得益于鲁迅，当不属冒昧。）

其它譬如文学的技术，胡适认为：“更‘平凡’了”。“文学的技术最重剪裁。会剪裁的，只消极力描写一两件事，便能有声有色。《三国演义》最不会剪裁，故此书不成为文学的作品。本领在于搜罗一切竹头木屑，破烂铜铁，不肯遗漏一点。”

有趣的是，尽管因为这么几点，胡适不认可《三国演义》为文学作品，但是，事实在前，他又不能不承认：“然而《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甚至“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得上它的魔力”。数百年来：“无数的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着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和应世的本领。”《三国演义》是一部“趣味浓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书”，甚至“‘四书’‘五经’不能满足这个要求，二十四史与《通鉴》《纲鉴》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古文观止》与《古文辞类纂》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但是《三国演义》恰能供给这个要求”。

说到这些，胡适也许没有想到，有如此“魔力”，包含这么多“常识和智慧”，“趣味浓厚”，能使人“学得了做人和应世本领”的著述，仅是一部通俗历史能够达到？他的这些举例，恰恰证明了《三国演义》是一部包罗丰富，有高度文学技巧（产生魔力来源），源于史实又超乎史实的文学作品。虽然胡适当时是在以他见到的国外文学作品作为标尺，可回到中国的文学源流，并以国外作品的“魔力”“文学技巧”“剪裁本领”等特征衡量，《三国演义》的确仍是一部真正的、了不起的文学作品。

当然，在这里并非想与先贤争论一番。我们只是感觉到，当时许多研究虽属草创，但观其眼界、魄力、气象，均非今天的摆弄许多小噱头可比，仅仅胡适见出“三国时期最易成为小说题目”一点，对今天人们的认识，就仍然有很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