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京居所补遗
自1916年7月11日离沪赴京创办《晨钟报》，到1927年4月28日被反动势力杀害，李大钊人生最后十余年主要是在北京度过的。这期间，因工作、生活以及革命活动需要，他及家人屡次迁居，有过多处居所。
这些居所，见证了李大钊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目前，大家熟知的李大钊的居所有八处：西单皮库胡同，朝阳门内南小街竹竿巷(现名竹竿胡同)，闹市口回回营2号(今闹市口南街)，石驸马大街后宅胡同35号（今文华胡同24号，已成为李大钊故居纪念馆），宣武门内铜幌子胡同甲3号(今铜光胡同)，邱祖胡同(现已拆除)，府右街后大坑朝阳里4号(今西城区后达里)，东交民巷俄国旧兵营处。
笔者经过查阅相关史料文献发现，对于李大钊在北京的居所，还有一些补遗之处。
李大钊最初或住《晨钟》报社
1916年李大钊赴京创办《晨钟报》。《晨钟报》即著名的《晨报副刊》前身，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徐志摩、孙伏园分别担任过主编。新月派早期作品、鲁迅及周作人等人的许多名篇佳作即发表于此。
据杨琥编著的《李大钊年谱》，李大钊创办《晨钟报》的大体情形是：1916年5月初离日本东京回国。中旬抵达上海。7月11日，同宋仲彬、霍侣白等乘轮北上。7月中旬抵达北京，开始创办《晨钟报》。7月29日，白坚武到京，协助李大钊创办《晨钟报》。白坚武当天的日记记载：“寓群贤馆，移晨钟报社。”8月15日，《晨钟报》创刊。
当时，《晨钟》报社位于宣武门外丞相胡同。这条胡同北起骡马市大街，南至南横西街，全长640米，明时称绳匠胡同，1965年改称菜市口胡同。许维祯、徐乾学、毕沅、洪亮吉、龚自珍、曾国藩、左宗棠、秋瑾、蔡元培等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菜市口大街的开通，菜市口胡同被整体拆除。
《晨钟》报社的具体位置，据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孙李宗俊的《李鸿藻一家及其故居》（《宣武文史集萃》，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12月）一文忆述：
走进丞相胡同（即现在的菜市口胡同）（注：此为原文注释，菜市口胡同现已无存）大约五十米远，就到了路西一个小门楼——菜市口胡同7号，这里就是我爷爷李鸿藻故居的一部分（原大门在现甲11号。现11号、9号、7号原来都是李鸿藻故居）。
甲11号原是故居的大门，现为某单位车库，这里在民国时，曾是李大钊、张申府、胡适等人主编《晨钟报》的编辑部。
根据该文记述，李鸿藻故居由南北相连五进院落组成。最南为大门，二进院为一坐北朝南的三合院，“有垂花门，走进垂花门见北房五间，房前有柱廊，东西厢房各三间。”二进院是主人会客和敬祖先的地方，后三进院分别是男女主人的住处以及后花园。
笔者推测，《晨钟》报社所处院落本初并不大，院中应以南房、西房为主，报社租用后做了一些改造，自成格局。而李大钊最初就住在报社。
当然，仅凭《李大钊年谱》的内容，尚不足以证明李大钊移居皮库胡同前的几个月，是居住在《晨钟》报社的。好在李大钊所撰《哭沈汉卿君》一文提供了较为可靠证据：
君乃于去岁暑中一省故里……既而家居月余，遂来北京，吾是时适在《晨钟》报社，留君居社中者数日，吾以《晨钟》创刊，事颇纷忙，未暇共君畅谈胸臆，寻游胜迹，君遂匆匆旋里。
当时正值《晨钟》创刊，李大钊终日在社内忙于各种事务，且留好友居社中数日，可见李大钊住在《晨钟》报社的可能性极大。
李大钊在这里呆了不到两个月，就离开了《晨钟》报社。根据《李大钊年谱》，1916年9月5日，《晨钟报》刊登《李守常启事》，声明李大钊“辞去该报编辑主任之职”。9月7日，根据白坚武的日记：“晚，偕立斋、守常访伯兰略谈。遂同泽民至皮库胡同新宅，守常今日移居于此。”
由此可知，李大钊于9月7日晚移居皮库胡同新宅。从8月15日《晨钟》创刊，到9月7日离开，短短的二十多天时间里，李大钊在《晨钟》上发表各类作品14篇，他为之倾注了极大热情与心血。
竹竿巷的居所后来转给胡适
1917年1月前后，李大钊偕高一涵迁居朝阳门内竹竿巷（1965年后改称竹竿胡同），共同为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撰稿。白坚武1月25日的日记写道：“昨午后，同泽民访守常、一涵于朝阳门竹竿巷。”
这一年的6月中旬，因张勋复辟，章士钊避居天津，《甲寅日刊》停刊。7月初，李大钊出走上海。
10月，独守竹竿巷的高一涵，迎来新的合租人、安徽同乡胡适。此前，留美归来不久即被北大聘为文科教授的胡适，暂居于北大教职员宿舍。1917年9月30日致母亲信中，胡适这样写：
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元，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饭米颇不如南方之佳，但尚可吃得耳。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拟与友人六安高一涵君同居。
信中又云：
所同居高君亦好学之士,所居甚僻静,可以无外扰,故欲移出同居也,彼处房钱每月不过六元,每月仅出三元耳。
同年10月26日，胡适致钱玄同信的落款地址已是“竹竿巷4号”。按旧时门牌排序方法，该住所应是进入巷子东口后，路北数第四座院子。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6月2日）记载：“我第一次回国在北大教书，很穷，和高一涵两人合租一座院子。南面三间是高一涵的，北面三间是我住的。”此外文中还谈及雇厨子采买、做饭，说明院中还有厢房、厨房若干间，而且李大钊在此居住时的格局，大致也如此。
1918年春节刚过，高一涵便迁往他处。胡适本人也于同年3月30日搬至缎库胡同后身8号。
任职北大时住进西斋
据《李大钊年谱》，李大钊于1917年11月11日离开南京北上。到京不久，经章士钊推荐，赴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12月17日参加北京大学二十周年校庆纪念会并合影留念。1918年1月中旬，李大钊正式接替章士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那么，李大钊此次返京后住在哪里呢？鲜有资料提及。笔者在《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中有惊喜的发现。《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于1918年4月编印，从“例言”得知，该册1918年1月25日开始搜集材料，至4月30日全部编就付印。时间上看，正是李大钊来北大工作不久。在该纪念册的“职员一览·现任职员录”中显示：“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别号：守常，年岁：三十，籍贯：直隶乐亭，住址：本校。”
除李大钊外，住址登记为“本校”的，尚有理科学长夏元瑮，预科教授刘半农、林损等，共计33人。
既然住址为“本校”，那校内唯一可供教职员居住的地方只有西斋大门东侧、胡适刚迁出不久的教职员宿室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改作北大女生宿舍）。
笔者推测，西斋大门东侧第五进院的东厢房，最有可能是李大钊当时的主任办公室，其后院落便是北大西文图书馆。
没有房租，一日三餐经济实惠，省去每日路上奔波，这对于只身在京、生活朴素且倾情事业的李大钊来说再合适不过。
然而，这种局面只维持到同年7月上旬。据史料记载，北大红楼原规划为预科学生寄宿舍，待1918年秋正式启用时，调整为文科、图书馆、研究机构等教学、办公场所。北大的景山东街校区，势必要腾出空间增加学生宿舍。1918年7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发了一则《本校布告》：“本校为画一门禁，谨防火险及教职员待遇平等起见，自暑假起，校内除杂物课、会计课等各留备一职员备豫不虞外，其他教职员均不复寄宿校内。特此布告。”
北大景山东街的校区不让教职员寄宿校内，这促使李大钊抓紧另择新居，他决定利用暑期返乡之际接妻子赵纫兰和一双儿女来京团聚。
此时，李大钊在经济上也有所改善。当时北大图书馆主任一职的俸薪标准分为五等：每月一百二十元至二百元不等。由于李大钊是新任，据1918年9月的《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履历表》，李大钊的俸薪定为五等：一百二十元，若算上稿费，他每月的收入应当不低于二百元。
李大钊在北大居住的时间虽仅半年多，却适值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他密切关注邻国动态，深入研究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1918年，他撰写和发表了《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俄国革命与文学家》等一系列宣扬社会变革的文章。1918年7月1日这一天，他就发表文章十余篇。其中，《言治》季刊第3册刊载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是中国最早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伟大胜利的文章。
住“回回营二号”还是“南池子三号”
结合《李大钊年谱》对李大钊1918年7月至9月间活动轨迹的记载，李大钊偕家人进京的时间大概在8月中下旬。据李葆华（1909年10月至2005年2月）多年后回忆：
1918年暑假结束后，父亲李大钊由五峰山避暑归来，带母亲和我与星华到北京，在回回营新安了个家。对门是父亲的好友陈愚生一家。
李葆华在文中提到的这个新家，是位于闹市口的回回营二号(今闹市口南街)。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关于李大钊居所又出现了“南池子”一说。1999年10月，王元周教授在《李大钊“少年中国”主义的形成与转变》一文中首提李大钊“南池子居所说”：
1918年春陈愚生移居南池子二号(即回回营二号）（注：此处为原文的注释），1918年八九月间李大钊将家眷接到北京，住陈愚生隔壁，南池子三号。
后来不少学者除引用上述观点外，还提出这样的观点：“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池子二号陈愚生家中宣告成立。”
新近出版的《李大钊年谱》持有相近观点：
周太玄在《悼陈愚生》一文中，还提到李大钊在北京最初的家，即在陈愚生家（南池子二号）（注：此处为原文的注释）的隔壁，可见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间交往之密和友谊之深。
这些学者的观点所依据的均是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周无（号太玄）发表在1924年2月《少年中国》第4卷第10期的《悼陈愚生》一文。据周无的这篇文章介绍：1917年夏，陈愚生来京后在陶然亭赁屋而居，入冬搬到城南新华街，“第二年开春，他又移居南池子二号，这便是他们新婚后的新居……于是，慕韩他们都回到北京，我于是与梦九、眉生会面。这几个月内真是我们最快活的时期。我们的学会也就在那时产生。我们的聚会都是在愚生家中，守常也于那时加入了。后来守常家眷入京，便住在愚生的隔壁。”
要厘清李大钊到底住在“南池子三号”还是“回回营二号”，有一些史实需要了解。
首先，南池子与回回营并不是同一个地方，这两者不能直接画等号。
据1920年出版的《实用北京指南》，当年北京存在两处南池子：一处在西华门外大街路南；一处在东华门外，即如今北起东华门大街，南至东长安街的南池子大街。同时，有三处回回营：一处在西长安街路南，一处在宣武门内的闹市口，还有一处在阜成门北的北沟沿。
周太玄未言明陈愚生所住的“南池子二号”是东华门外，还是西华门外，但不管是哪个南池子，与三处回回营都不重合。
再次，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地点。根据《李大钊年谱》记录，1918年6月25日，李大钊拜访从日本回国的曾琦，“与曾琦、王光祈等商议少年中国学会事”。五天后，即6月30日，由王光祈联络曾琦、张梦九、陈愚生、雷宝菁、周太玄等人在北京宣武门盆儿胡同岳云别墅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后来，学会又邀请李大钊作为发起人之一。
经过一年筹备，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同年7月15日发行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在《会务纪闻》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在京同人特于七月一日午前十钟齐集回回营陈宅开正式成立大会。
1920年3月15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刊尾处，登载有本月刊紧要启事一则，内云：
凡有关于学会事务，请与北京西城南闹市口回回营三号陈愚生君接洽。
结合前文周太玄的文章以及这两处记录来看，陈愚生1917年夏到京后，先居陶然亭，入冬后搬到城南新华街，1918年春移居“南池子二号”，而在1919年7月以前，陈愚生的住宅又迁至闹市口回回营三号。
1919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成立的地点的确是在陈愚生家，但此时陈愚生的家已经不在南池子了，而是在回回营。
陈愚生很有可能就是在1918年7月和8月之间搬家，李大钊来京后住在陈愚生的隔壁。这个“隔壁”所指的地址，就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是“南池子三号”，而更可能是回回营二号。
对于以上情况，周太玄无疑是清楚的。他是1919年2月离京赴法留学的。这之前，为少年中国学会事宜，与李大钊和陈愚生均有密切往来。他在《悼陈愚生》一文中就记有：“我离京的头一天，愚生与守常在便宜坊与我饯行。”
根据资料，民国时期，便宜坊在宣武门外的米市胡同，离闹市口的回回营不远。1919年2月，陈愚生和李大钊住在回回营的可能性更大。
1951年7月10日张申府为张次溪编著的《李大钊先生传》一书所作序言中，也为此提供了比较确切的旁证：
我记得最清楚的：在五四以前，领导新思想运动的刊物，《新青年》以外，就是《每周评论》。这个刊物，就是民七（1918年）初冬，我和他在那两间屋子里谈出来的，成功之后，开始也是由他和我主办，由宣外大街的北京《晨报》承印。我记得清清楚楚，在创刊的前一夜，我和他曾亲自在报馆里去校对。等到校完了，看了大样，印出来两张之后，那时天已四点，每人拿着一张，徒步进顺治门回家，就是说不出来的高兴！那时他住在宣内回回营，而我住在十八半截南半壁街。
由此可见，李大钊住在回回营更为准确。如今，李、陈两家为邻的房子已不复存在，但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