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香还：叶至善的两封信
一
最近在书堆中，偶然翻到叶圣陶先生长子叶至善在1995年夏末写来的两封信。
我和叶至善只见过一次面。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夏天，在北京东四八条71号的家中，我坐在他们的会客室，和叶老见面交谈的时候。叶至善就坐在一侧，毕恭毕敬，静静地听着，从不插上一言。使我仿佛重见了往日的岁月，那一种旧时代的流风余韵，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
其实，对于叶至善，我是早有所了解的。还是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课余在四川北路跑书店的时候，也曾翻阅过由他在开明书店主编的《开明少年》。那时他们全家在惊涛骇浪的长江上，坐了木船从四川内地复员上海没有多年。这是一本以小学五六年级及初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月刊，办得颇有声色。以后，他似乎一直从事于科普读物的撰写，是一位有成就的有关于少年的科普作家。
他寄来的这第一封信，写于八月十日，是我从来没读到过的那么长的信。这是一封长达两千多字的少见的长信，除了对叶老去世后出版的拙著《叶圣陶和他的世界》表示感谢，也作了些许订正，还附带写了叶老生前难得听到的生活细节，琐琐碎碎一大堆。如果说，“一粒沙中见世界”，从中可获取他断片的生活，那是确可无疑的。要说它是“珍闻”，也应该不算过分了吧？他自叹：“知道这琐碎的，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他的惋惜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当初当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就有既新鲜又隔膜的感觉，仿佛是一个已经消退，正处沉寂的时代，仅仅瞬霎之间，已经不见一点踪影了！
他告诉我，
“我祖父的东家是大儒巷的吴宅，跟潘介泉先生没有瓜葛。”
“章元善先生的号是‘式之’，不是‘适之’，他是我母亲的大姑夫。我母亲从小由胡铮子老先生抚育，直到出嫁。是她选中我父亲作侄女婿。计硕民先生是我母亲的三姑夫……”
“郭绍虞先生从未跟我父亲同过学。我父亲的叔父和郭先生的父亲是好朋友，常带我父亲去他家玩。在朋友中，郭先生和我父亲相识最早。”
“23年暑假前迁居上海，先住在永兴路永兴里（或称永兴坊），这没有错，后面有一处却误成了鸿兴坊。沈雁冰丁晓先两位先生都在宝山路鸿兴坊住过。”
“宝兴西里（也有称西宝兴里的）在商务印书馆之东，永兴坊在北站附近。23年暑假将结束，为了父亲上班和我上学方便，就从永兴坊搬到了宝山路顺泰里，在永兴坊住的时间极短，同居除了王伯祥先生家，还有俞平伯先生夫妇，杨贤江先生他那时好像还没有结婚。”
“‘一·二八’迁出景云里后，先后住过爱多亚路多福里，提篮桥人安里，华德路汾安坊，狄思威路麦加里，直到35年秋搬回苏州。汾安坊在那里住的日子最长，《文心》《小学国语课本》《开明国文讲义》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同居的有夏丏尊先生和徐调孚先生两家。”
他一口气写下了那么多旧时上海里弄的名称，而且多偏于上海市政简陋的东北角。长长的一大堆。原来这就是叶老年轻时在上海生活的一部分——很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一客堂，两厢房”中间仄狭的一部分。住了十年，就搬了十次家，平均每年一次。从这个角度，也多少反映出当年这些站在时代前列的文化人僦居简陋住房一角的生活状态。中国人一向讲究“安居乐业”四个富于哲理的大字。相比之下，他们则或多多少少为此带着一点尴尬和无奈。
写了这么多，他这才说，“就写这几条吧……”，接着，写下“无关宏旨”四个大字。意思仿佛前边只是一阵开场锣鼓，重头戏，这才从此开始了。于是，紧接着才是下面这一段话：
这本是某位老先生的一则趣闻，我50年代到北京就听说了。没想到徐铸成先生80年前后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把这件事安在了我父亲的身上。（徐先生当然不是故意张冠李戴，我相信他的确参加了那次座谈会，以名记者的身份。可能他太近视，没有看清发言的是谁，只听到说话声，而口音又相近似。）那个档次的座谈会，我父亲是没有份的，参加的是张澜、李济深、黄炎培、柳亚子、陈叔通、马叙伦、郭沫若等各位在政治上极有影响的老前辈（都是开国大典上站在毛主席身边的）。即使我父亲参加了，他当年才55岁，在这许多老前辈跟前也不会自称老大的，再看他一向对文学对教育主张，也绝不是一个拒绝唯物主义的人。80年前后，我父亲还天天看《文汇报》，见了徐先生那篇文章，当然感到不大有趣。我问父亲要不要给徐先生写封信更正，父亲说不必了，由它（指事）去吧。我想也是，徐先生本是好意，想表现我父亲的耿介，只是错用了例子。如果给他去信，不是分明要他认错赔礼吗？结果就“由它去”了，每年政协开会，我见了徐先生也从未提起。我现在告诉您，您更不必挂怀，我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如果大作再版，不妨把这一条删去……
在这里，也许时间相隔过久，他也并没有说清楚。一，这并不是一次参加开国大典的这些大佬的会；二，著名报人、名记者徐铸成先生也并不是以记者身份参加这样一个会议的。
1949年初，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一批还生活在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如叶圣陶、宋云彬、张絅伯、郑振铎、王芸生、徐铸成、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柳亚子、张志让、曹禺、沈体兰等二十多人，就从上海转香港北上，进入山东烟台解放区后，又经济南、德州等地，终于到达北平。于是，就在三月初的一天，由周恩来邀约座谈学习问题。这就是发生在座谈中的一个细节。
徐铸成先生在1982年7月写的《怀叶圣老》一文中，有关参加3月初那次会议，他这样写道：
三月初，辗转到了解放不久的北平。一天，周恩来副主席邀约我们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座谈对今后的希望。我分明记得叶先生讲了几句使举座吃惊的话，大意是：“我已年老，脑筋迟钝了，希望勿勉强我改信唯物主义。”事实证明，以后他一直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的。他既不是那种“面从，退而后言”的人，也不“遇事三分左”，还没有想通，先附和、表态。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是真正愿意和党肝胆相照的。
须知当时参加这个会的来自吴语区域的，也并不仅仅是叶老一人。徐铸成先生由于高度近视，致无法准确注意辨别具体的发言的人，造成了如此一时难以识别的“张冠李戴”的严重错误。但，他确实是好心好意，是值得同情而予原谅的。岁月如流，直到1985年，他的视力恐还在进一步恶化的状态中，仍将此文收入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文集《风雨故人》中，也说明了他对叶老一番难忘深情。
在这一段长长的时日中，当会遇到多多少少读者，甚至当初会议的经历者。如果有人能够出来点拨一下，对双方不都是值得欢迎的事吗？！或者，想一想这样的发言，是否吻合于这样的人的性格呢？
遗憾的是，双方似乎都没见到。这难道就是鲁迅先生很早很早就提到的“国民性”么？
二
香还同志：
要不是来信提起，我不会想到苏州的城门。城门原有六座：阊、胥、盘、葑、娄、齐；平门和金门是27年后开的，那时我已过十岁，不会记错。这两座门形式相仿，用砖的大小和质地与其他城门不同，可作佐证。在此之前，由火车站进城是得绕阊门。最后开的是相门，在苏嘉铁路开通之时，大约是36年。苏嘉路未正式通车，沦陷期间被日本人拆去。
现在去寻访旧地，得到的印象大多与先前相差甚远。如王废基，公园和体育场都是27年后开辟的。那一带在我小时候荒凉之极，几个大土墩（太平天国时留下的瓦砾堆），几个水池，此外就是许多又高又大的古柳树（恐怕没有一棵留到现在的）；行人不结伴不敢走，怕拦路抢劫和“背娘舅”，宁可绕道护龙街；夜间没有路灯，漆黑的，更没人敢走了，常听说闹鬼，可惜故事几乎千篇一律，无可记述。如果照现在的模样去描写八九十年前，那就牛头不对马嘴了。
悬桥巷中段对着石桥，原先是并排的两座祠堂，都姓潘，我祖父租住其中一座祠堂的后花园。（花园出租，看来主人也败落了。）是东边的还是西边的，我问过父亲，他也记不真，反正现在都不存在了。搬到濂溪坊，是因为我父亲进了小学。小学在夏侯桥，我没有找到，这个地名早就没有了，大致在十梓街西口之北，体育场之西。从悬桥巷步行到夏侯桥去上学，对一个十来岁的小学生来说，是太远了。我出生在濂溪坊，才一岁多点儿就搬到甪直，对濂溪坊毫无印象。最初的记忆从甪直开始，曾在一篇散文中提到过（无存稿）。五岁多一点儿搬回苏州，住大太平巷五十号（钱宅）最后边的几间平房。我也去找过那座旧居，前面几进因拓宽马路拆去，最后那排平房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有一回去福州出差，我特地去魁歧去找集美学校的旧址，学校还是学校，名称改了，原先的木结构校舍早已改成了石块砌的；向下俯视闽江，景色还大致跟父亲描写的对得上号。写文学传记总得对环境作些铺述，可是实在难办，往往连想象的根据也找不到。
一时兴起，又乱写了三纸。祝健康愉快
至善 八月二十六上午
这是叶至善给我的第二封信。在第一封来信之后，仅仅隔了十天时间，这第二封信便接踵而至。不过换了个题目，谈苏州。谈苏州的乡情，苏州的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他的信，仿佛一张迷人的网，顷刻之间，我就坠入这个不大不小的网中了。乡情，确是温馨无比的。
说起苏州的六座城门，原就是这座历史小城无可替代的标记。一个十岁的孩子已经知道去认真分辨城墙的用砖和质地，而且记得那么细致深刻，在在都在说明他对乡土之眷念，真是叫人佩服。提起悬桥巷，很难忘记这一条位于临顿路一侧的东西向的小巷。它与我家所在的潘儒巷并行。叶老生前也提到过。小巷西口有一家名叫“协记”的小小布店。也还记得，巷中间存在过有清一代有名的宋版书收藏家黄丕烈的故居“士礼居”。可惜的是，现在连一点影子都找不到了。那家布店却一直是伴着我长大的。小时候，常常随着母亲去布店剪布。离“协记”布店不几步路，差不多已到了临顿路口，还有一家叫“九如”的小茶馆，内部还有书场。门口挂着黑漆木牌，用白粉笔水写着说书先生的名字和书目。每到春暖花开时候，这家茶馆的小小天井潮湿的地面上，常常喂养着一群黄茸茸的小鸡，传递一点春的消息。
叶老的出生地就在悬桥巷的东端，几十年前，我曾去访问过，潘家祠堂原址还在，一排黑色的木门。叶老的父亲是做“知数”先生的，也就是苏州人过去统称的“账房先生”。开仓收租、催租，或人家偶遇红白事，需要帮忙，就得找到他们。这是一份很特殊的职业。离这里，朝平江路走几步，小石桥边，就是顾家花园，也就是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老宅。再朝平江路走一点路，有一条沿河的小巷，叫大新桥巷，这里就是郭绍虞师的故居了。
在苏州城内，小巷深处，还有在别处很少能见到的神庙，或称神祠，就是将历史上出现过的人物加以神化，建祠立庙，塑像祭祀。在我家潘儒巷，就有一所任昉祠，俗称眼目司庙。任昉就是南北朝时那位颇有点名气的文人，但不知怎么地他与眼目司拉上了关系？！过桥对面，又有一座蒋庙，这里却祭祀三国时期不见经传，仅仅做过秣陵尉的蒋子文，就有点不可思议了。最不易忘记的是，逢到夏天久旱不雨，乡人就会把这些神庙里的神像搬上街头求雨，队伍浩浩荡荡。开道的总是“臂锣、臂香”，只见赤裸上身的两名壮汉，支起的手臂，用数枚钢针，严严地各吊起一面大铜锣、一座锡制的香炉，钢针直刺入粗臂内，看了真使人惊心动魄。当年，我是睁大眼睛，踮起小脚背，站在门槛上看。往往过了好多天，还会想着他们。
我读初中一年级，正是抗日战争时期，苏州已经沦陷，处于敌伪统治之下。学校是草桥中学。这所学校，曾培养过像王伯祥、顾颉刚、叶圣陶、郑逸梅、吴湖帆等一大批人。当初著名教育家袁希洛留日回来，就在这里当校长。沦陷后的校长，却是做过创造社后期小伙计的丁丁，西装革履，一副新贵的样子。平时却很少看见这位校长先生的身影。教师中最深刻难忘的是教“动物学”“植物学”的胡维功先生。他上课从不看课本，却一丝不苟，不由人不对他产生一点敬意。自学校走出校门仅几步路，就是叶至善提到的“荒凉之极”的“王废基”，或称“王府基”。讲“常熟话”的那位体操老师，有时就喜欢带我们到那边去上课。当然，“荒凉之极”是看不到了，但是，仍然深深留着它一时无法抹去的空旷和荒凉。元末吴王张士诚在这里留下的王府基、齐云楼遗址，似乎仍然在向世人诉说着历史盛衰，这个无法避免的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很久很久没去故乡苏州了。现在的王废基，当另是一番景象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