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杨苡《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记忆是抵抗时间的方式”
杨苡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译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天真与经验之歌》等，“呼啸山庄”这个译名由她首创。岁月呼啸，记忆洄澜，《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是杨苡先生的口述自传，主要记述了她前半生的成长与生活。这位1919年出生于名门望族的小姐与20世纪的中国一同辗转于兴亡之间，但她回忆的语调却没有太多的悲情和怅惘。杨苡先生从公共性的立场退却到纯粹私人记忆的视角，将各种历史场景与人物以一种自然、亲切的口吻表达出来。《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是一本微笑的书，从中能够看到一个浮沉的时代，以及阅尽千帆后，一个通达可爱的老人。
一路向南
杨苡出生于煊赫的书香世家，祖辈有四位点了翰林，父亲杨毓璋是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但她出生不久后，父亲去世，家族便逐渐衰落。从中式大院到愈来愈紧凑的西式公寓，“我们住的地方很明显地每况愈下”。虽从深宅大院搬出，但旧式家族的规矩仍延续在生活中。“过去的大家庭生活，规矩特别大，特别多。讲规矩，其实就是讲等级”。比如丈夫去世后，大太太在家中具有绝对权威，万事以大太太为尊，她所生的“大公主”自然也嚣张跋扈；再如哥哥杨宪益是家中独子，虽是姨太太所生，但不妨碍他是家中的“小皇帝”。更有一些晦暗难言的不幸遭遇：杨苡出生不久父亲便去世了，她因有“妨父”的恶名而遭保姆苛待……这些不幸归根到底源于旧家族、旧观念、旧社会，从中可窥见民国时期社会革命、家庭革命的因果由来。
杨苡则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格外具有叛逆精神。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学生纷纷上街游行，但杨家不许女儿参与政治运动，杨苡深感苦闷。她崇拜巴金，深受巴金反叛家庭思想的影响，她给巴金写信吐露心声，想要冲出“金丝笼”一般的家庭，做他笔下的觉慧。她一直想离开家，中学毕业后她保送到南开大学，南开大学迁至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大，她便一路南下求学。自天津南下，到上海，到香港，到昆明，到重庆，到南京，一路流亡，一路跌跌撞撞，也一路吟咏自由之歌。
中与西
杨家家道中落但家底殷实，因而杨毓璋去世后的很长时间，杨家仍能保持一个较高的消费水平。杨苡最喜欢玩的地方是中原公司，“下面几层卖百货，四层、五层有好多唱戏的、说书的、讲相声的、变戏法的”，其中海派的京戏布景别致、唱词通俗，非常受欢迎。去起士林吃西餐也是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一。起士林是德国两兄弟开的，是天津第一家西餐，在天津也就成为了西餐的代表，“名流、有钱人都爱往那里跑，梅兰芳经常出现的。”除了新奇和愉悦之外，西式物品有时不能完全与中国语境融合，会产生一些滑稽的场面。杨苡在文中提到了新派的出殡“洋鼓洋号在中式出殡队伍里倒也不能说是不伦不类，挺好玩的，最滑稽的是奏的曲子，什么流行就来什么，《蓝色多瑙河》《金银圆舞曲》《轻骑兵序曲》……《风流寡妇》都出来了，和举哀没有半点关系”。
杨苡先生身上具有包容开放、乐观坚韧的人格特质，与她的求学经历息息相关。她在天津中西女中度过了十年，女中培养了她的外文能力，更陶冶了她的心灵。
女中中西兼容的基础课程让杨苡打开了视野，为她日后的事业选择奠定了基础。国文课上，王德修老师教授文言文，吟诵教法令人印象深刻；范绍韩老师在写作上要求严格，为杨苡的写作打下了基础。杨苡感到自卑，范先生鼓励作者在写作上“不问收获，只管耕耘”。杨苡感叹：“他是会鼓励人的，我后来喜欢写作，还有爱写长信，多少都和他最初给我的鼓励有关系”；高玉爽老师喜欢讲新诗，将作者引入读新诗、写新诗的大门。另有一门由教务长范教士所讲授的心理课，讲授心理分析等知识，对作者分析外国文学有启蒙的作用。“‘下意识’‘潜意识’‘心理分析’等词儿，我就是在那课上知道的。后来读莎士比亚，读西方文学名著，里面有很多心理分析，我就会想到心理课上讲到的。大学四年级我们有门课‘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与散文’，我特别喜欢勃朗宁的诗，还有我为什么对Wuthering Heights（《呼啸山庄》）特别感兴趣，都有心理课的影响。”
忆及恩师 亦师亦友
恰如书名，杨苡回忆了许多人，许多事。人物群像的回忆是对历史整体的补充和深化，从她与故友的交往中也能窥见个人心灵的成长。杨苡一生中有几位恩师，给她的学习、生活和事业带来了重要影响。
杨苡崇拜、信赖巴金先生，他们之间有几十年的书信往来，巴金先生在她迷茫和苦闷之时为她提供了宝贵的人生意见。杨苡少女时代想学《家》中的觉慧，巴金劝她先把书读好；在她因结婚生子辍学时鼓励她“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在她翻译小说时，巴金也直言不讳地提供建议，让杨苡“下定决心让我的译文或译诗必须要为读者着想，要经得起行家对照原文推敲”，得知杨苡想要翻译《呼啸山庄》，巴金则表示了鼓励、支持的态度。
如果说杨苡与巴金亦师亦友，那么沈从文先生则更严格一些。沈从文先生是杨苡在青云街时的邻居，给人温文尔雅、如沐春风般的感觉。他“笑眯眯的，一口湖南话很绵软，说话声音很轻”、“和颜悦色，轻声细语的”。但在学习上，沈从文先生要求严格，他希望杨苡埋头读书，用功学习。他并不发脾气，但每每的关怀和提醒总让杨苡很是羞愧。杨苡回忆：“沈先生对我的不够用功当然是清楚的，有机会就劝诫我。没人比他更有资格这样教导学生了，他自己是很用功的……有一天我懒散得很，懒得看，懒得写，早早吹熄了灯，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盘算明天找谁去玩，到哪儿逛逛，吃焖鸡米线还是吃饵块……第二天一早沈先生上楼到外间来工作，笑着对我说，昨晚写什么了？看了什么书？才十八九岁不要那样贪睡，要睡懒的哟！我羞得无地自容。”也是沈先生为杨苡拿主意，在西南联大就读外文系。作者当时喜欢文学，想读中文系，而沈先生则建议她“说我原来在教会中学那么多年，学中文的话，扔了外语太可惜，进中文系，就一天到晚跟线装书打交道了”。在这次选择之后，杨苡便走上了研究外国文学的路。
在当时的重庆中央大学时，英美文学专家陈嘉教授则影响了杨苡的翻译生涯。陈嘉老师说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讲课生动，为人亲和。彼时杨苡便对翻译作品非常感兴趣，经常拿翻译的诗向陈先生请教。她记得“在黯淡的灯光下，陈嘉一字一句对照修改她翻译的诗，连押韵和节奏也要推敲”。杨苡在中央大学时翻译了许多诗歌，想来是陈先生的指导使她受益匪浅。
如梦般易逝
从史学角度出发，杨苡先生这本口述自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当我们凝望历史，可以通过这本口述自传窥见时代之因。她令人称奇的记忆力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并以日常、温和、极富人情味的方式娓娓道来，为读者看历史名人提供了日常生活的视角。正如何兆武先生所说：“那只是历史的细节，可是正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细节决定一切’一样，看到历史的细节，常常会反过来，让你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和轮廓。”口述史未必有严肃的历史研究客观，口述者的表达难免具有主观色彩。但记忆中许许多多的细节，许多人平凡而波折的人生经历和回忆者的喜怒哀乐，恰是时代的直接映射。
记忆是抵抗时间的方式，却如梦般易逝。口述落在纸面上，浩荡的人生画卷铺开，生命中的友情、爱情、亲情获得了一种更永恒的载体。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