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冯天瑜先生小记
得知冯天瑜先生因感染新冠于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十点四十一分仙逝，不禁悲从中来。我深知，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不幸，也不仅是一所大学的不幸，乃是整个学术界的不幸。
认识冯先生是从阅读镌刻在《中华元典精神》封底上那句“比海洋更辽阔的是天空，与天空同样无垠涯的是人的思想”的名言开始的。冯先生这本初版于一九九四年的论著，以文化史学的方法，系统地考察了先秦时期重要的文化典籍，第一次提出了“中华元典”的概念。当时国内学界，一方面正积极引进和吸纳西方后现代史学观念，另一方面又为其中的后殖民思想所诱惑，虽然有人开始注意到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并提出了“中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课题，但这些观念却几乎难以跳出“西学”设定的藩篱，而没有充分地意识到中华民族的原创性思想和精神及其内蕴的现代价值。冯天瑜先生却尝试回到中华文化的原初状态，从那些两千多年前的典籍中寻找有益于现代的原创性思想和精神。对此，学术界当然有着不同的认识，但冯先生的开创之功，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
那时候，我的学术关注点还集中于“新青年派”知识群体的各种“反叛”思想，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论争，所以对于冯先生的“中华元典精神”的具体论述，还不甚了然，但对于他在这本书封底中所首肯的“人类思想的无限性”，却很是服膺，所以当时尽管未曾谋面，对先生的印象却从此挥之不去。几年之后，我将《新青年》视为“新文化元典”，并以“新文化元典丛书”为名编辑出版了三卷本《回眸〈新青年〉》，最近一些年我在探求“学衡派”思想并辑录出版了一本名为《斯文在兹》的“学衡典存”，现在想来，应该也是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冯先生“中华元典”概念中获得的启示。
正式算起来，我和冯先生只见过几次面，那还是我在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两年时间的尾期。一次是博士后出站时拿着出站报告《新文化元典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进——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请教先生，当时我的合作导师吴剑杰先生邀请他前来指导结题。初次见面，我们没有交流太多，只记得他送给我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新著《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并留下了“宝明君雅存”的字样。我们知道，中日文化互动由来已久，而且长期以来以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与模仿作为主导模式，但是近代以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因为日本在学习西方上走在了中国的前面，所以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多时候需要假道日本以获取思想资源。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情，比如，如何用现代汉语“翻译”西方科学技术概念和人文社会思想，就一度令当时众多前卫的中国思想家颇为踌躇，而日本借用现成的中文词汇所做出的尝试，就为他们提供了镜鉴。有关这一中华传统词汇“出口转内销”的现象，在中国当前的学术界当然已经是常识了，但冯先生却是第一个将之作为考察对象并写成专著的学人，他的努力不但有着开创之功，而且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文明互鉴”并非是一个口号，而早已广泛存在于中日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中了。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全面品评冯天瑜先生的学术成就，并且我相信对于先生的学术成就，学术界已经有着广泛的共识，所以对于冯先生的怀念，我更多的还是回到与他为数不多的交往中。事实上，冯先生的去世之所以给我极大的震动，一方面是因为在学术思想上给我的影响，另一方面，或者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名虚怀若谷的师者，对后学的我所给予的鼓励和支持。
至今记得跟冯先生的第二次见面，是请他推荐出站报告的出版，这也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那份难得的手迹我一时没有找到，只记得他有这样的鼓励“看到这份具有虎虎生气的出版报告，我愿意推荐”云云。记得这是先生在家里的书桌前立等可取的文字。这距我送给他报告并没有多长时间，而且当时也没有提出推荐的要求。他顺手写来，一蹴而就，这说明先生已经看过我的报告，而且熟稔于心。分别时，他还随手给我一对精美的健身球，嘱咐说这个在写作疲倦时可以锻炼一下以缓身心。
离开武汉的几年，我在古城洛阳、开封供职，其间跟冯先生的联系就少了很多。所有的交流也都是在拜读先生那充满思想性、思辨性文字后的心交神往。也就是去年，我从行政岗回到学术岗，有了更多的思考时间，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不断思考学校的学科发展和自己的学术路向。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一直躬耕于思想史、人文学领域，几十年的思想史、人文学研究，有经验更有困惑。不管是理解历史先贤，还是对话异域学者，语言的裂痕、语境的差异、心灵的隔膜等，常常让语际之间的理解成为可望而不可即之事。如何理解历史先贤的心灵思想？如何与异域学者进行语际对话？如何才能真正触摸人文历史的脉动？这些困惑让我萌生了“回到语义学”的想法，并通过长时间的学理思考兼与诸多学界同人的讨论，形成了“人文语义学”的学科设想。我所任职的河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拟在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举办人文语义学交叉学科建设的一个小型学术会议。我很自然地想到了冯先生这位在该领域有着深入思考与造诣的前辈。于是，我通过现任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华找到了冯先生。不过，杨华教授告诉我，先生身体欠佳，能不能在线上参会也都不好说。几番考虑之后，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先生发了邀请函。
事后，杨华教授告诉我，先生答应了。因为时逢多地校园疫情暴发，武大校园、家属楼封控也非常严格，我委托杨华教授协调，曾晖老师还有一些同人为此到先生家协助处理线上链接等事宜。其间，我和冯先生也多次电话沟通。有一次，我们竟在电话里谈了近四十分钟，先生谈及武大高研院的筹备和卓尔公司的鼎力相助，以及未来历史文化语义学在《武汉大学学报》开设专栏、翌年即将召开的会议等。这些都是冯先生的关注点和兴奋点，真有些孔夫子的天真纯粹之性情，堪称乐道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冯先生在线莅临会议，先生很健谈，也很兴奋。本为十五分钟的演讲，先生硬是脱稿讲了三十多分钟，当时很是担心超时，现在看来，那天的时间真应是多多益善。会后，我和高研院同人将先生的讲话整理出来，并冠之以《语义学：历史与文化的投影》的标题寄给先生。冯先生很快回信说：“整理得不错，少数地方欠准确。请发一可以修改的文本来，我在其上修订，然后返寄贵处。”当时，我尚不知道先生因身体欠佳再次住进医院。通过微信得知，在病榻上处理文件很是费尽了周折，好在护士帮他完成了修订稿。先生离世后，高研院公众号上推出这篇演讲，我也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转发并写下这样几句话：“冯天瑜先生著作等身，是享誉中外的思想大家。尽管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人文语义学会议上的发言不能算是代表作，但是在我们高研院同人心中，那是冯先生学术活动的‘绝唱’。让我们共同缅怀先生学术上的丰功伟绩。”聊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在冯先生抱病卧床那一段时间，我多次向杨华教授询问先生的病情，并不时和冯先生在微信上有所交流。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次先生发来关于世界杯的预判：“今晚日本对克罗地亚。不少朋友看好日本，尤钦佩其坚韧顽强。余以为，技艺克在日之上，论顽强，二者伯仲间。权衡下来，我取巴尔干小国克罗地亚胜。今夜两队必有敢死队式激战！说点题外话：我一向钦佩南斯拉夫二战中的表现，以小国击败法西斯意大利入侵，后纳粹德国大军压境，‘南人’竟抗战不屈，保留了整个欧陆（苏之外）唯一的抗德根据地（此间法、比、荷等早就望风降德）。爱屋及乌，我对南曾经的一个加盟国克罗地亚深怀敬意（抗德领袖铁托好像是克罗地亚人，此记得不一定确切）。”那是十二月五日晚间七点三十一分的微信，后来先生还回了不少关于足球的信息。要知道，二〇二二年这届世界杯在卡塔尔举办，跟北京时间有五个小时的时差，要在中国观看比赛，往往要熬夜到深夜两三点钟，这对于高龄而卧病的冯先生来说，应该在身体上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从他这些生活的小细节，让我们能够窥见其情趣盎然的学术人生，要知道这也是对“有志不在年高”的另一种注解吧。而另一方面，我也在心里忖度，从对足球的热爱和世事的评判来看，也许他的身体状况，正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吧。如此，倒是可以期待来年邀请冯先生亲临河南大学高研院做一场线下的讲座，以弥补这次线上会议的遗憾呢。但不期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想法成了泡影，竟从此跟他永诀了。
先生仙逝，我发去了唁电：“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惊闻冯天瑜先生不幸逝世，深感震惊！我为中国学术界失去一位年高德勋的泰斗同声哀悼，谨以至诚电唁！冯天瑜教授在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造诣深厚，成就斐然。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人文论衡》《月华集》《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新语探源》等。尤其是历史文化语义学开学界研究之先河，将语义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融合无间的研究范式，彰显出‘有容乃大’的大师风范。先生为人和易，以学术为公器。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先生不顾辛劳参与我主持的‘人文语义学交叉学科建设暨《语境和语义》出版研讨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博物通达之论、谆谆期许之言，以及对我倡导的人文语义学所提出的真知灼见，至今犹在耳畔。会后又慨然为我主编的《人文》惠赐大作！深情学谊，难以忘怀！在此我对冯天瑜先生的逝世致以沉痛哀悼！并通过你们转达对冯先生家属的问候！希请冯天瑜先生家属节哀！冯天瑜先生千古！”省去中间的格式，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二日的文字代表了河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研院同人的心声。
从关键词到语义学，先生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闻名于世，其文字充满着思想的张力。他既反对学者的“虚骄”（维柯语），也力避学者的“虚无”。在盲目的乐观与轻率的悲观之间，他选择了一条求实、冷静、客观的理性态度。“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王国维先生的人文研究原则真可谓冯先生学术态度的真实写照。静读冯先生的文字，我们感觉到那是一张张历史与文化编织出的思想画布。在这个画布系列上，倾注着学术的心血，凸显着思想的张力。不必用更多关于元典精神、文化生态等具有开创性学术生长点赘述，一句“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就足以将这位逝者的学术品格与成色落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