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为“桐城”鼓与呼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自宋代以降“流派”不断涌现，时至明清，地域性文学流派的发展成为显著现象，在宏大的文学版图上是极为醒目的标识。如果我们真正切入明清文学内部进行深入研究的话，是无论如何不能忽略那些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学流派的。
考察文学流派，一般都从理论主张、创作风格、结合形态（包括主导者、参与者、组成方式等）、历史影响几个维度着眼，这无疑是正确的，这几个方面正是所谓文化共轭的重要因素，其中理论主张最称首要。如果对众多明清时代文学流派稍作比较的话，可以发现理论色彩最为突出的，也许非桐城派莫属了，至少在清代地域性流派中这一判断完全可以成立。N.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曾说，“文学本身不是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它“位于人文学科之中，其一侧是史学，另一侧是哲学”。倘若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学理根据的话，将其用于文学流派的分析，可以看出桐城派汲取史学和哲学（以儒学为核心的理学、经学）的养料而成长、发展，在构建富有理论色彩的知识结构上，更具有系统性、影响力，甚至具有了某种经典性。
每一个文学流派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既有时间性，呈现出历史深度；也有空间性，表现出地域广度。桐城派从清代早期至清末民初历时之长，自成传统，但探测其历史深度，则需要置于民族文化的大传统中。而当其不断内生发展，形成了“天下文章，其在桐城”的影响后，随之产生了跨地域的影从现象，桐城俨然是一个文化高峰，山巅的光华辐射到桐城之外更广阔的天地。正由于桐城派深嵌于传统文化之中，又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在晚近新旧文化交替过程中，成为冲突的焦点，新思潮以强大的舆论力量试图以之作为古典主义的终结，并从这个终结点向前开辟出新文化、新文学发展的道路。很有意思的是，历史有时表现出吊诡的逻辑，强烈的否定反而变成对否定目标的张扬。正是对“桐城谬种”的冲击，在阶段性的沉寂之后，桐城派再度进入了文学本体研究和文学社会学研究的视野，那场冲击本身反而成为了反思的起点。近百年来，反思、追问、探究，使桐城派的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性和文学史演进的合理性得到证实，由此构筑出“桐城学”的坚碻基础。
桐城学是层累的学术，层累有其自得性，也有其建构性；自得是合历史性的自得，建构是合逻辑性的建构，都基于其本然的、内在的秩序。依照这个秩序，地域文化的知识建构方法自然得到应用。而熟悉地域文化研究的学者都知道，在地域文学流派研究中，亲族性问题是一个关键，或曰一个重要面向。
江南陆明恒有言：“夫鸠家以成族，鸠族以成国。一家一族之文献，即一国之文献所由本。文章学术，私之则为吾祖吾宗精神之所萃，而公之则为一国儒先学说之所关。”（《〈松陵陆氏丛著〉序》）这是从传统文化的思想高度对家族文学研究必要性的透彻阐述。后来钱穆先生说：“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中国文化史导论·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这一论述与陆氏之言意旨一致，而更突出了家族观念对于传统文化观念和人道思想形成的重要意义。
关于桐城文化家族，方东树做过初步描述：“明初姚氏、方氏始大，中叶以后，乃遂有吴氏、张氏、马氏、左氏，数十族同盛递兴，勃焉濬发……至今四五百年，继继绳绳，渊源家法，而益大其绪。于是吾邑人文遂为江北之冠，而他名都望县恒莫能并。”（《桐城邓氏诗钞序》）在“数十家同盛递兴”中，姚氏家族傲然卓立，正如柯劭忞称：“近世占毕之儒，矜言家学，若元和惠氏、宝应刘氏、高邮王氏之经学其尤著者也，独为诗古文，则桐城姚氏一家而已。”（《慎宜轩诗集序》）而在桐城诸名族中，姚氏家族也许可称文化生命周期最长者，“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所谓规律，在桐城姚氏家族并不能得到验证。乔树橹（损庵）曰：“国朝自康、雍以来，父子祖孙踵为大儒，著述之多，赓续之二世三世者，或有其人，如桐城姚氏代有著述，历三百年而未有已，则未之前闻，求之史籍亦罕其匹配。”（李大防《蜕私轩续集序》引）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观，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观。可以说，姚氏家族具有鲜明的符号性、象征性，是研究桐城派绕不过去的一座弘嵩峻山，研究近三百年文化史、文学史，对姚氏家族也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
桐城派既是一个文派，亦是一个诗派，钱仲联师较早提出这一论断，为新时期学界研究打开了一侧大门。而姚氏恰是诗家辈出的名族，与地域诗歌史乃至清代诗歌史之发展关系极为密切。环顾学界可以知道，研究姚氏之文的成果相当丰硕，汪孔丰等学者已有珠玉在前，颇有影响。相对来说对姚氏家族诗歌进行研究者略少，可以拓展的空间较大。温世亮君当年博士论文便选择了这一课题，是极富识见的。记得他在安徽师范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其导师丁放教授邀请刘跃进先生和我前去参加，跃进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作为他曾经的硕士导师，也相当赞赏。近十年中，世亮一直没有停止对桐城派的研究。该选题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他进一步发掘文献，充实内容，提炼观点，润饰表达，新书稿不惟篇幅增广，面貌也焕然一新，实令人欣慰。
研究家族诗学应该建立起独特的论述体系，以与研究家族文章之学相区别。世亮在这方面精心覃思，以建立家族诗人谱系筑底，从文人推及文本，进行文学活动叙事，并分阶段论述家族诗人在清代不同时期的音声形态，揭示其在桐城诗歌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在清诗发展嬗变中影响。这样的叙事结构，家族谱系与诗学谱目合一，男性作家与女性文人并见，典范诗人与家族群体同频，既触类条鬯、各有所归，使全篇脉络清晰，同时使姚氏家族诗歌发展的复杂性因素和时代性特征得到显示。如果说，评论一个知识结构的构建，尤其是桐城姚氏这样的历时久远的家族，脉络清晰是必要性标准的话，揭示出复杂性因素就是进阶性的更高要求了。作者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使其成为清代地域文学、家族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也是清代诗歌史研究的新创获。当然，对复杂性的探究难说底止在何处，并非对立、统一，起伏、回逆，缠联、旁通等而已，而且隐藏在复杂性之后尚有规律性存在，这方面书稿自然还有深入的余地，相信世亮今后还会不断探究，为学界展现新的研究图景。
古人说：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刘向《说苑·建本》录师旷语）。我们这一代学者虽有少而好学的过往，如今却不能不承认炳烛之明的现实。我最早关注桐城派，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年鉴》撰写《明清诗文研究综述》时，当时吴孟复先生有研究桐城派的成果，我向钱仲联师请教如何把握评价尺度，在请益过程中对这一学术专题颇生探求兴致。其后虽然受邀参加过一些桐城派学术研究会议，但一直没有能腾出手、静下心，专门深究一下桐城派，是很遗憾的。如今一些研究课题等待完成，几乎不可能“炳烛照桐城”了。尚感宽慰的是，学生萧晓阳、童岳敏、温世亮等壮而好学，都下功夫进行过桐城派专题研究，并且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在这一领域的认知上他们胜我许多。正因为如此，当世亮告知其《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与清诗发展嬗变研究》将收入王达敏先生主编的《桐城派文库》正式出版，请我作一小序时，便欣然同意了。我很愿意写下以上文字，推介这份成果，也为桐城派研究略尽鼓呼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