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演说之于现代中国
这话题要从一九九九年说起。那年，我写了一篇长文《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是为图文书《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撰写的导论，其中涉及天安门前游行队伍的集合、当日天气情况、学生行进路线、谁人火烧赵家楼，以及军警如何逮捕学生等。做这本书，需要大量图像资料，因大部分图片是从报刊上翻拍过来的，比较模糊，只有少数几张借自美国学者甘博（Sidney D. Gamble，1890-1968）一九二一年出版的一本著作，那些图片很清晰。由此细节，引出一些有趣的话题。
我们的书出版半年后，甘博的摄影展“风雨如磐:‘五四’前后的中国”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大获好评，开始在各地巡回展览。我们这才知道甘博留下了五千多帧珍贵的老照片，现都保存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的“甘博照片数据库”里，可以免费阅读与下载。这些图片，大部分涉及民俗、景观、宗教、社会生活等，因他的学术范围是社会学。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二年间,甘博多次进入中国进行社会调查，恰好碰上若干大的社会事件，于是用照相机记录下来，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五四运动。包括一九一八年拍摄北京市民及学生的和平游行，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四日以及十一月份拍摄的政治抗争，这些照片让我们对当初发生在北京的学潮有了较为真切的认识。以前我们见到的五四图片多是辗转翻印，不像他提供的这样清晰。另外，作为学者的甘博有个好习惯，每幅照片都标注了拍摄时间及主题，比一般的新闻图片更精确，也更好用。
比如，六月三日的四帧连续性照片，标注“YMCA Students Speaking”，很容易译成“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演讲”，但仔细看画面，是北京大学学生讲演团第十五组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前讲演。这些照片像素很高，可以放得很大，得以辨认出若干有趣的场景及细节，包括游行队伍的构成、旗帜及标语，警察如何逮捕学生，警察厅及监狱的内部情形等。我曾由此撰写文章《“演说”如何呈现——以五四运动照片为中心》。照片的话题属于岔开去，可按下不表。我关注的是“演说”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如何在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中发挥作用。
说到五四运动的研究，我们很容易从社会危机、思想启蒙、政治动员等入手，这当然没错；但有一个问题，赤手空拳的学生靠什么来动员社会乃至影响中国政治进程？他们如何举旗帜、贴标语、呼口号、发通稿、举行政治性的集会与演说？这些显然不是无关紧要的话题。因此，从一九九九年起，我开始努力捕捉那些穿透历史迷雾的“声音”。这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绝大部分声音已经随风飘逝，后人再也听不见了。除了唱片以及孙中山等人极个别的演说录音，我们只能凭借各种文字记录及档案材料，在政治史、思想史、新闻史以及文学史的背景下，努力钩稽，积极还原，以达成重构与阐释的目标。于是，有了这本《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
做这个研究，我的切入点是梁启超《自由书》中的一段话。一八九九年，梁启超接受日人犬养毅的建议，将学校、报纸、演说定义为“传播文明三利器”；而且，基于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了解，梁启超认定“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既然当事人认定那时的中国教育落后、识字率低、报章发行有限，以声音为媒介进行启蒙尤其重要，那么，讨论晚清以降的政治/文化运动，从作为一种声音的“演说”入手，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三十多年前，我做博士论文，研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那时关注中国小说的传播，如何从说书场倾听转为书斋阅读。换句话说，着重点是怎么从声音变成文字的，尽管那个声音是虚拟的。近二十年来，讨论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我又将注意力集中在晚清迅速崛起的演说。我多次提及一幅图片，那就是一九〇七年北京《益森画报》刊登的《厮役演说》，说的是一仆役每天送女学生来毛家湾女学堂上学，久而久之，大受感染，也开始在学堂门口演说。画面上，那仆人正站在“学堂”门口，手里拿着“报纸”，“演说”读报的好处。学堂、报章、演说，这“传播文明三利器”都齐了。更何况还有性别以及都市两大因素，谈论晚清的思想启蒙，没有比这更富有象征意义的了。
回到“有声的中国”这个书名。毫无疑问，这是从鲁迅《无声的中国》那儿来的。一九二七年，鲁迅在香港演说时说到十年前的文学革命，用决绝的口吻说：“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说到这儿，鲁迅用了一个比喻，就是“有声的中国”与“无声的中国”的对决。谈论现代民族/国家和声音之间的关系，这里有象征成分，比如鲁迅说“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此事牵涉甚广，背后还蕴涵着五四新文化人的基本立场：轻文辞而重言语。
强调“声音”有关文学、有关教育、有关政治论述、有关现代民族国家，从这里入手讨论晚清以降的启蒙事业，可做的事情其实很多，比如古文诵读、学堂乐歌、朗诵诗、演剧现场、唱片工业、无线广播、电影或电视，等等。我只做了一个点，那就是演说。选择演说作为切入点，那是因其可能性很大，涉及政治宣传、社会动员、思想启蒙、学术普及，乃至文章风格的演进。这里牵涉到方方面面，比如演说的立意、文体、姿态、身段、听众、效果等。
晚清画报里，有许多“文字的中国”和“声音的中国”对峙的局面，借助这个口语启蒙，我们可以理解晚清中国的文章风气以及学术表达的变化。另外，我曾在课堂上讲过“一九三〇年代上海的声音”，是用茅盾、穆时英的小说作为引子，讲述城市里的各种声音，除风声雨声读书声外，还包括歌星制度的建立，唱片工业的形成，左翼电影插曲，等等。另外有一次，我特别讨论了“一九七〇年代有线广播与大喇叭的功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乡村的信息传播、政治动员与文化生活，大喇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当年在农村插队，山村里所有的文化娱乐、社会动员、出工通知以及政策宣传，都靠这无所不在的大喇叭，这是乡村中国一个特别重要的政教宣传手段。八十年代电视发展以后，大喇叭的功能就衰弱了。我找了不少材料，很多内容涉及个人生活，拿不准到底写成回忆录还是论文，但我相信会有学者关注这个话题的。
最近二十年，谈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等，我特别关注“声音的中国”和“文字的中国”两者之间如何互相补充、交替阐释。最容易进入这个话题的切入口，便是演说，因其可大可小、可雅可俗、可庄可谐，可以是日常生活，也可以是家国大事。《有声的中国》这书不厚，还不到三百页，其中最关键的，是下面这五章：演说之于现代中国、晚清画报中的声音、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声音的政治与美学、徘徊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另外还有几篇附录。我今天要讲的，主要来源于本书的第一章和第四章。
先说“演说之于现代中国”，我以前关注的，主要是文章与学问；现在这本书的立场，则是从文章与学问扩展到政治与美学。关于演说的传入、演说的定义、演说的技术、无边的国事和有声的文学、演说和近现代中国的文章变革，此前我谈了不少。下面这三篇文章，是很用心做的——《学问该如何表述》（2001）、《“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2007）、《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2010）。我先用几句话，介绍这三篇文章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再谈这本书又是从哪些地方进行拓展。
第一篇是《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那本书是章太炎一九一〇年在东京为《教育今语杂志》撰写的演说体文章（或称之“拟演说”），他用浅显的白话文来传授有关中国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等知识。底子是讲学，形式是演说，乃别具一格的白话文章。章太炎是国学大师，他的文章素来以古雅艰涩著称，可为了向当时南洋的华侨青少年介绍中国文化，他用这样的白话形式来书写。此书初版于一九二二年，因书中有一篇收错了，有人怀疑是伪书，前些年我考订整理后重新出版。
这本书让我反省几个问题：第一，谈论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不能局限于胡适所说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第二，应该更多关注采用白话撰写长篇议论文的努力与趋势；第三，之所以有“白话学术”，演说兴起是一个重要因素。所有的学者，学问再大，演说用的一定是白话。用文言演说，偶尔几句可以，长篇大论是没法听的。
第二篇是《“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关注晚清以降，学科化以后的课堂是如何演进的，中间着重描述北京大学鲁迅的课堂、清华大学朱自清的课堂、中央大学黄侃的课堂、西南联大沈从文的课堂，还有辅仁大学顾随、新亚书院钱穆、台湾大学台静农等的课堂。所有这些课堂，都没有录音留下来，但当时的学生撰文追忆，把老师的课堂风采和讲课内容记录整理下来。借助这些名家演说，或者说留存在纸上的声音，我们获得了一个进入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课堂的可能性。
我说过，没有王瑶规划整理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没有程千帆对原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教授诗意人生的怀想，没有汪曾祺对沈从文教育方式的描述，没有余英时对钱穆和新亚书院的追忆，就没有今天多姿多彩的文学教育的历史记忆。尤其是，没有叶嘉莹的奔走呼吁，我们根本就忘记了顾随的课堂及其著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并不觉得顾随是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学者，因写论文实在不是他的强项。到今天为止，顾随文集出来了，讲得好的，大都是只言片语，跟今天学院派的著述不是一个路数。但是，顾随的课堂很精彩，这点让叶嘉莹和她的同学们不能忘怀。于是，顾随的老学生们再三追怀，最终让我们认识到这是个伟大的老师。按他们的说法，“别的老师是一部词典、一部百科全书，我们的老师是一首诗，站在台上不发一言也能让你感动”。可见，课堂和著作是两回事，以前我们仅凭著作来理解老师的业绩，有很大的偏差。今天，我们凭借众多精彩的追忆文章以及讲课记录整理稿，在冥想中，重建那个已经消失在历史深处的课堂，以及课堂上的声音。并从这个地方开始，思考大学课堂的可能性，并借以重建中国现代教育及学术传统。
第三篇是《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这是我比较得意的文章，写了两年多，曾在好几个会议上补充陈述，最终修订成文。文章着重讨论演说之于“开启民智”，演说的诸面相、演说与学堂之关系、“学艺”还是“事业”、文章体式的革新，以及以“演说”为“著述”等。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演说不仅完善了白话文，也影响了现代作家的思考和表达。我曾这样总结演说的大致特点：“表达口语化，故倾向畅快淋漓；说理表演化，故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追求现场效果，故受制于听众的趣味与能力；蔑视理论体系，需要的是丰富的高等常识；总讳‘掉书袋’，故不能过于深奥，更不能佶屈聱牙。”所有这些，都影响了晚清以降中国文坛及学界的风气。
演说一旦入文，必定酿成现代中国文章的两大趋势，一是条理日渐清晰，二是情绪趋于极端。演说的巨大影响力，使得原先以典雅渊深著称的文章，如今变得直白浅俗，这点很好理解。更值得注意的是，“演说之影响文章，使得表述趋于夸张，或尖刻，或奇崛，喜欢剑走偏锋，那样才有效果”。我讨论演说的氛围、听众的压力，如何使声音延续到书斋，影响文人学者的著述以及文章风格。
上述三篇文章，讨论了“演说”与现代中国的白话学术、文学课堂、文章风格的关系，分别收入我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2005）、《作为学科的文学史》（2016）、《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2020）三书。以上介绍相关话题，作为《有声的中国》一书的阅读背景。
下面，我主要借用《有声的中国》第四章的素材及思路，讲述“声音的政治与美学”。涉及的人物，全是现代中国政坛及思想文化界的名人，估计大家都熟悉。
先从一件小事说起。一九二〇年北大新潮社刊行《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漏收了两篇已刊文章，那是蔡元培一九一七年在天津南开学校的两次演说，负责记录整理的是南开学生周恩来。这本书出版后，蔡元培又到长沙演讲，那两讲的记录整理者是毛泽东。这四篇没有进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的演说，分别由周恩来、毛泽东记录整理，此举起码提醒我们，必须关注现代中国政治家和演说的密切关系。
这话题很早就被意识到了。一九〇一年，作为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的蔡元培，明确告诉学生：“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需长于言语。”科举时代主要靠书写，到了殿试时才会有面谈，之前全凭文字。读书人的“治国平天下”，主要靠文章而不是言语。晚清以降则很不一样，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政治思潮、政治运动，都会牵涉到作为一种技术及文化的演说。而铺天盖地的演说，除了影响现代中国的政治态势，还影响学界风气与文章风格，这点我之前已经谈了，这里主要谈演说的氛围、演说的乡音、演说的变奏、演说的危险、演说的诗性。选择十位现代中国史上的重要人物，更多着眼于社会动员以及政治运作，故我把“政治和美学”放在一起来讨论。
一、演说之氛围
我们都晓得，演讲者会借助语言、手势、身段来调动听众的情绪，反过来，听众也可以通过拍掌、跺脚、嘘声乃至走人，来影响演讲者的表达。我记得很清楚，以前北大阶梯教室的座椅是木头的，人突然站起来，会有响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有学生为了表示自己的个性，演讲刚开始五分钟，站起来，抡起书包走人。人一走，椅子翘起来，“啪”的一声，很响。再过五分钟，又“啪”的一声。甚至此起彼伏，“啪啪啪”的响声不断。意志再坚强的演讲者，面对这种场景，也会心惊胆战。其实，学校里的演说比较好办，因为有纪律约束，课堂上一般不会有直接挑战。但公众演说不一样，听众是有能力影响乃至中断演讲的。所以，我把成功的演讲理解为演讲者的谈吐自如和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请记得，演说不是一般的说话：第一，它是表演；第二，需要氛围；第三，要跟台下听众对话；第四，事后可能会落实为文字。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专门举孙中山一次近乎神话的演讲，那是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在东京《民报》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这篇演讲日后编入孙中山的各种文集，奇怪的是，题目很不一样，原因是，它本来就不是一篇文章。当初的记录稿是胡汉民整理的，主体部分是孙中山，还有章太炎等人。胡汉民本身就是个演讲家，懂得文字与声音的差异，因而在记录稿里大量使用括弧标注“拍掌”“跺脚”“呼万岁”“大鼓掌”等，让你读到这个地方，能体会当初现场反响如何，想象那种一呼百应的场面。
我注意到，最初报道说听众五千余人，地点在东京神田锦辉馆，那地方很宽敞，但能否容纳五千人，我有点怀疑。后来的回忆文章越说越多，说是上万人，掌声雷动。我在大学教书几十年，能控制演说局面的，估计五百人就到头了。面对五千人该怎么演讲，我不能想象。后来我发现，那时蔡元培演讲，也是动辄几千人听。一九四六年前后，昆明有许多文化人和政治人物演讲，现场听众两三万！如今，除了歌星演唱会和足球比赛，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听你演讲。
长期追随孙中山的刘成禺，早年是留日学生，后来被孙中山任命为总统府宣传局主任，在其所著《世载堂杂忆》中，收录《孙中山先生语录》三则，对于今人了解孙中山的演说技巧有很大帮助。读近代史的都明白，孙中山最初无枪无炮，凭什么掀起那么大的政治波澜，言语能力是关键。可以说，除了政治立场与过人胆略，演说是孙中山最大的武器。孙中山告诉部下：“诸君他日归国，有志于政治，即有需于演说，故为君等告知。”他还提到自己在美国如何喜欢听名人演说，自觉模仿，演说前会对着镜子练习，矫正自己的手势，使得举手投足都能吸引观众。去世前不到一年，孙中山专门在广州沙面请上海某报录制了三张胶木唱片，其中包括两张国语版，一张粤语版。孙中山去世后，有《中山先生留声纪念集》传世，上海图书馆藏有原本。现在流传开了，互联网上很容易找。孙中山预感到自己身体不行了，事业可能中断，除了演讲与文章，还专门录制唱片，保留自己的声音，这点很有先见之明。我曾花很多时间找寻鲁迅的声音，没有找到。蔡元培的声音可以找到一些，五四新文化人中保留录音较多的是胡适。
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声音的魅力》，以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中国的安危存亡,全在我们中国的国民是睡还是醒”这个录音为起点，往前推二十五年，是梁启超那篇倡导演说的“传播文明三利器”；往后二十五年，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所以我说，二十世纪中国有一种声音可以穿透迷雾、直达云霄，那就是政治家五彩缤纷、铿锵有力的演说。
二、演说之乡音
演说不同于文章，很大程度在于其跟姿态有关，跟声音有关。因此，所有演说学著作，谈立意、思想、结构、文采，没有什么新意；有特点的多是关于姿态和声音的论述。介绍演说的肢体动作，以及嗓音如何运用，这些专门学问，西方的演说学著作都有涉及。但有一点，中国人必须独立面对，那就是方言。
在中国，方言这个问题很棘手。记得三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日本访学，京都大学平田教授问：你们潮州人到京城赶考，路上怎么走？需要几天？坐船、坐车还是骑驴？路上打尖时会不会被做成人肉馒头？万一考上了，殿试时跟皇帝说什么？最后一个问题很现实，方言区的读书人可用乡音阅读与交流，但到了京城怎么办？传说戊戌变法时，光绪帝召见诸多维新人士，梁启超因为方言口音太重，没有被委以重任。一九〇一年，蔡元培也曾告诉学生，说方言非一般人所能通晓，想做大事的人，第一要会说话，第二要学国语。不管从政还是讲学，都必须努力超越方言隔阂。同样是官话区，北京话、河南话，或者东北话、西南官话，交流起来问题不大，最麻烦的是粤方言、吴方言、闽方言、赣方言、湘方言以及客家话。我是广东人，常听人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后来发现，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传说，看来方言区的人面临同样的困境。相对来说，大学教书还好办些，学生一开始听不懂，努力听，因为要考试，时间长了也能听懂。广场集会上的演说可就不一样，听不懂马上走人。
当然，听得懂和听不懂之间，还有一个模糊地带，人家讲的是普通话，却带有严重的方言口音。据说，某领导到广东赴任，人家跟他说粤语不好懂，开过一次会议，他就放心了：“谁说广东话难懂？我刚一来就听懂了三四成。”秘书告诉他，人家讲的是普通话，粤式普通话。这个方言问题，成了晚清以降许多演说者面临的窘境。比如，广东才子梁启超，一旦寻求在全国舞台上表演，他该如何面对这个难题？
我找到梁启超的第一篇演说《保国会演说词》，那是一八九八年在保国会第二次集会时的讲演：“呜呼，今日中国之士大夫，其心力，其议论。退而衋然忧，睊然思。”这里有两个字我读不出来，必须查字典。我相信读出来，一般人也不明白。后来我注意到，文末有一个注释，称自己久病初起，只好以笔代舌。也就是说，这篇演说稿，其实是写下来的。那么，不太掌握国语的梁启超，在全国舞台上表演，该如何克服大庭广众中说官话这个难题？
一九〇〇年，梁启超在檀香山给妻子李蕙仙写信，其中有这么一句：“吾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全国。”李蕙仙出生于河北，口音没问题。梁的意思是，本来我是不擅长演说的，结婚后学会了官话，现在可以到处演说了，言下之意，颇为自得。不过，写这封信二十年后，有些聆听过梁启超演说的，还是认为他乡音太严重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学界与文坛，梁启超是特别受尊重的演说家，不仅有若干演说集刊行，那个年代出版的各种名人演讲集，都特别喜欢收录梁启超的演讲。问题是，演讲的现场效果如何呢？杨鸿烈和梁容若都听过梁启超的演讲，认为效果不好，因乡音太重。但也有认为讲得很好的，那就是梁实秋。梁实秋是清华学生，当年曾代表清华学生会去请梁启超来演讲，讲的是《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他说梁启超讲到紧要处，就变成了表演，手舞足蹈，掩面顿足，尤其讲到他最喜欢的《桃花扇》“高皇帝，在九天……”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显然，听众也都被感染了。另一次演讲，竟将台下的儿子梁思成也被拉上来了。梁实秋说，他讲着讲着，一会喝水，一会拿毛巾擦脸，还不时呼唤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讲完后，梁启超很得意，大摇大摆走了，大家热烈鼓掌，鼓到梁启超听不见才停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异？有人说梁启超的官话很难听，有人则说他讲得很好。梁实秋称，梁启超确实是一口标准的广东官话，但声音沉着有力，洪亮激昂。他甚至认为，要是梁启超讲的是标准官话，效果反而不好，他那带广东口音的国语更加有力。作为广东人，我很喜欢这个说法。当然，不见得每个人都同意。
不知道各位注意到了没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袖都讲自己的家乡话。我问过专业人士，为什么影视中别人讲标准的普通话，而毛泽东却是湖南腔，邓小平则讲西南官话。他告诉我，八十年代电影业内部曾有过讨论，很多人认为，让影视剧里的毛泽东讲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效果不好。因为我们这代人对毛泽东、邓小平的说话有强烈记忆，换作流利的普通话且字正腔圆，反而不能接受。后来便形成这样的惯例，电影对白采用标准普通话，若干特殊人物则可以带浓重乡音，但不是真正的方言。再过二十年或五十年，这种现象大概就会消失。就像我们今天看影视，不用计较唐太宗或苏东坡是什么口音，声音的记忆迟早会被抹去的。
三、演说之变奏
很少有人真的“出口成章”，凡完美无缺的讲稿，或事先准备，或事后修订。好的演说，除了扣紧讲题，还得不时与听众互动，记录下来，一般会有重复，也会有遗漏，或句子不完整。只要不引起误会，我们都能接受。事后若讲稿需要发表，再加以整理润色。我出版过讲课或演说的图书，都是这么处理的。如今录音录像设备普及，上传网络也很方便，这让很多重要人物说话变得特别谨慎。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出错，可能是某个字读错了，也可能是数据引用有误，没准还有哪句话不合时宜。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真的是这样。现在公开场合大家说话都很拘谨，滴水不漏，很不好玩。所以我才会说，变革年代的政治演说激情四射，现场效果很好，没人追究你的语法毛病，或读音是否正确。
我们知道，和演说同时进入近代中国的，还有录音与速记。速记法在西方用于记录法庭辩论或议会发言，晚清制宪会议时引入，培养了不少专业人才。现代史上，有若干重要作品最初就是速记稿，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有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封面写的是“梁漱溟讲演，陈政、罗常培编录”，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也是演讲稿，由邓广铭记录整理。有了速记或录音，现场的声音转为案头的文字，相对来说方便多了。
可这里想说的是，有些著名演说并非真正的声音，而是写下来的，当初并没有登台，或属于事后追忆。所以，不妨将报刊或书籍里标明“演说”的，当作一种文体而非行为来理解。举一个有趣的例子。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副标题很明确：“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可是，这篇演说是日后重写的。因为，一九三〇年三月左联成立时属于秘密集会，没有安排速记，也没有录音。过了两天，冯雪峰作为中共联络人来找鲁迅，想把这次演讲发表出来。于是，在鲁迅的授权下，冯雪峰根据自己的回忆，再将平时鲁迅跟他聊天的意见糅了进去，最后请鲁迅过目。也就是说，这篇演讲其实是追忆加补写完成的。
而政治家的演说，更多基于政治立场和策略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文体不是考虑的主要因素。但演说稿能否流传开去，且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文体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读文学的人，只谈纸面文章是不够的，那个隐藏在政治家身后庞大的幕僚和秘书班子，他们的政治智慧、文体感觉以及运作方式，值得我们认真琢磨、理解与阐释。
四、演说之危险
一九一七年，留日学生袁泽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演说》，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比较像样的演说学著作，日后重印了很多次。序言里讲到演说的重要性：“上可以应援政府，指导政府，监督政府；下可以警醒社会，开通社会，改良社会。小可以结合志意之团体，大可以造就世界之舆论。”我想说的是，借演说开通社会，这没有问题，也大致可以做到；借演说监督政府，那就不一定了。
同样是演说，官员训话理直气壮，学者讲学也没有问题，但群众集会不一样。我为何说因撰写《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而关注声音问题，那是因为，五四运动让国人真正意识到演说的巨大能量。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演说正式进入了中国的政治生活。
李大钊留日归来，最初也是希望通过议会政治来改变中国的，举的例子便是民主选举中政治演说的作用：入日本政治演说之场，恍惚听见“板垣虽死，自由不死”之声；登美国政治演说之堂，仿佛看见前总统罗斯福之血。这两个人都是参加竞选时遭暗杀，但都只受伤。在李大钊看来，于大庭广众中公布你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希望获得公众的支持，对于政治家来说，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此，刀锯在前，鼎镬在后，在所不惜。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六年，十年间李大钊在各地演说四十五场，其中四十场是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不少演讲有记录稿流传下来。另外，他在莫斯科的演讲有影像记录，在北京没有。
不仅共产党的领袖倾心演说，国民党的政治人物也是这样。对于民初政局来说，有一个人物被暗杀是关键性的，那就是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两天后身亡。宋教仁希望通过议会政治改变中国，代表国民党参加议会选举并获胜，此举触碰了袁世凯的底线。谈政治本来就危险，况且他谋的是大位，但宋教仁显然轻视了对手。我读他此前半年的若干演说稿，发现他很天真，缺乏警惕性，没有意识到议会政治之外的黑暗力量。无论李大钊还是宋教仁，赢得了民众掌声或议会选举，却牺牲在敌方的枪口或绞刑架上。
不仅这两位直接参与现实政治的顶层的政治人物，倒下去的，还有大家熟悉的闻一多。闻一多是诗人、著名学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但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被暗杀。中学语文课本里选了他的《最后一次的讲演》，那不完全是现场录音，有若干修订，但基本面貌在，很能体现闻一多演说的魅力，兼及政治立场、诗人气质与修辞手法。
五、演说之诗性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许多学校重视演说训练，北大、清华都有自己翻译过来的关于演说的著作。有些中等教育，尤其是师范类的，甚至把它作为重要教程。邓颖超晚年回忆，称她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那批同学，五四运动时很活跃，一下子成了学潮的重要力量，在京津各处抛头露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她们学校有演说课的训练，原本是为将来教书做准备。
中学或大学里开设演说课，有助于养成公开场合说话的能力。大家若对此话题有兴趣，可以看一篇很好的文章——《说话》，那是朱自清一九二九年写的。朱自清说，说话的种类很多，演说、讲解、说书、会议、谈判乃至法庭受审等，这些都把演练说话的能量推到了极端。而最能体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能力和可能性的，很可能就是这个演说。因为那些行云流水般的演说，是一般写文章所难以企及的。以前夸人会说话，常说“出口成章”，朱自清称，我们就应该努力做到这个样子。后来他的好友叶圣陶把这个意思发挥到极致，说我们追求的不是“作文”，而是“写话”，把我们的口头表达真切地写下来，这样才能摆脱各种陈词滥调。
其实，朱自清本人并不擅长演讲，比起闻一多来，更是相形见绌。所以，他在日记里对老友闻一多的演讲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他不仅政治演说，连《楚辞》都能讲得那么好听，实在了不起！这个天才的演说家，按照当时的报道，演说时听众五六千乃至两三万，掌声不断。而且，一九四六年昆明的民主集会，据说最后一个登场演说的，往往是闻一多。所有见识过政治集会的人都明白，同一个主题，越到后面越难讲，因前面已经讲过了，你不能老重复，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赢得掌声。
这就说到闻一多的演说，除了他的政治立场，还有诗人的表现、思想的词句、革命家的热情。当然，不能忽略的，是闻一多先生有一副好嗓子。嗓子几乎是天生的，但对演说来说太重要了！那个男中音，可以在政治论述时发挥很好作用，这也是演说成功的重要因素。
闻一多演说的照片，我找了很长时间，到目前为止只找到两张。一张是在《人民英烈》这本纪念集里，有一幅他演说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在三联书店一九四八年版《闻一多全集》卷首。这两张演说照片都能考出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讲题。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演说家是陶行知，他将演说作为最重要的传播思想的手段。陶行知一九一一年在金陵大学念书时就组织爱国演说会，以后一辈子以演说著称。这位演讲了三十多年的教育家，即便说不上“开创一代文艺新风”，其演讲稿也是很好的散文，值得教育史家和文学史家关注。你看陶行知的诸多演讲，大都充溢着坚定的立场、理想、激情与想象力。在具体的招生及教学中，陶行知把演说看得特别重要，凡他指导过的学生大都擅长言谈。因在他看来，演说更容易打动人心，也更能够迅速达成目标。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众文学的讨论中，陶行知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白话文要成功，就必须从眼睛转为耳朵，用耳朵指导我们，耳朵听得懂、高兴听的，就把它写下来。在精英与大众这些阶级论述之外，陶行知另辟战场，讨论耳朵和眼睛各自的分工及长短，力图用耳朵来改造中国人的文章趣味。
一九四六年陶先生去世，《解放日报》发表的纪念文章说，“陶先生的死，让我们一下子损失了三个有独创性的伟人——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说陶行知是政治家没有问题，说教育家更是本色当行，说他是文学家，我相信很多人不能理解，因文学史上没有他的名字。说他是文学家，不是指他作为口号诗人的成就，而是在演说中所蕴含的政治激情、民众立场、行动能力、理性主义之外，强调诉诸听觉，以此来改造中国人的文章趣味。所以我才会说，作为一种声音的政治与美学，虽然陶行知没有真正达成目标，但思路还是展开了。他给我们的启示是，若做得好的话，演说同样可以具有某种诗性。
最后做个小小的补充，我这本书里，功夫下得较大的，还包括在国内外图书馆及私人藏书室搜寻晚清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中外演说学著作。作为一种技术训练，这并非可有可无。但更重要的是，借此类书籍的刊行，观察一个时代的风气变迁。至于“无边的国事”和“有声的文学”如何结合，中间的九曲十八弯，乃至某些严重的迷失与塌陷，目前有所回避，没能说深说透，是一个遗憾。
（本文根据作者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八日在北京涵芬楼书店的演讲速记稿整理，刊发时经作者本人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