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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生中有许多学生，但罗尔纲是其中十分特别的一位。

1930年，罗尔纲从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毕业之后，便到胡适家帮助做整理其父亲遗稿的工作，同时兼作胡适儿子的家庭教师。罗尔纲的工作不取一点酬金，罗的父亲也十分仰慕胡适，儿子虽没有报酬，他并不在意，还常常表示感激。

由于这样诚挚的仰慕和亲近的交往，胡适对罗尔纲，也就有了超出一般师生的关爱。这种关爱，表现在学术上，就是比对其他人更加严格。

在胡适家驻学及以后的几年时间里，罗尔纲一直谨遵胡适“不苟且”的师训，虽撰文不多，但打下了扎实的功底。1935年左右，他的妻儿来到北平。罗当时在北京大学考古室工作，名分上只是助理，收入颇为有限。为补助生活，他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写出了四十多万字的各类文章，但一多一快，一些文章就难免急就章。

1935年春，罗尔纲在《大公报》“图书副刊”72期发表一篇书评：《聊斋文集的稿本及其价值》。其中有这样的判断：

“说到《聊斋文集》的价值，就这部新编的二百十九篇本来看，其中只有《述刘氏行实》一文是一篇好文章……此外各篇都是无端而代人歌哭的文章，都不能算是文学作品。所以我们拿文学的眼光来批评《聊斋文集》，那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胡适读到这篇文章，立即将罗尔纲叫去，批评他说：聊斋《述刘氏行实》一文固然是好文章，但他的文集里好的文章还有不少哩，你概括地说都要不得，你的话太武断了。一个人的判断代表他的见解。判断的不易，正如考证不易下结论一样。做文章要站得住。如何才站得住？就是，不要有罅隙给人家推翻。

罗尔纲虽受到批评，但他是信服胡适的。回到家中，他立刻将胡适的话记在发表的那篇文章上面，作为教训保藏起来。

到了1936年夏天，罗尔纲在《中央日报》“史学”副刊，发表了一篇史论式短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他认为，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来自清初朝廷的有意提倡：“清初，朝廷的提倡士大夫务利，其用意有两点：一、鉴于前明士大夫好名的流弊；二、企图以利禄消磨汉族士大夫的气节，使他们对故国的依恋改为对新朝的效顺。”

为了证实自己观点，他引用了清人管同的话：“今之风俗，弊在好谀而嗜利，故自公卿至庶人惟利是趋。”此外，他还引用了清代名人郭嵩焘的议论：“自汉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为胜，吾总其要曰名利。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元人务利，明人务名。二者不偏废也，要各有其专胜……”最后罗尔纲收束：“士大夫到了‘惟利之趋’，到了‘倚势营私而终归不知耻’的地步，清廷豢养顺民走狗的目的固然达到，而政治贪污的风气也从此造成了。”

见到这篇文章后，胡适非常生气。他立即以严厉的口气给罗尔纲写了一封信，批评这种做学问思维方式的不当：“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人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

针对罗尔纲的证明，胡适驳斥道：“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铜臭’之故事，岂就忘之？”；他进一步指出：

“名利之求，何代无之？后世无人作《货殖传》，然岂可就说后代无陶朱猗顿了吗？西汉无太学清议，唐与元亦无夫学党锢，然岂可谓西汉唐元之人不务名耶？要知杨继盛、高攀龙诸人固然是士大夫，严嵩、严世蕃、董其昌诸人以及那无数歌颂魏忠贤的人，独非‘士大夫’乎？”

由自己的举例，胡适还指出：“凡清议最激昂的时代，往往恰是政治最贪污的时代，我们不能说东林代表明代士大夫，而魏忠贤门下的无数干儿子孙子就不代表士大夫了。”

批评到最后，胡适又再次强调了自己对做学问的一贯主张：“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这封信，语气颇激切，态度十分严厉，与一般想象中的胡适形象大不相同。罗尔纲大约也未见到胡适如此态度过，他便在反思之后，花了四个晚上时间，向胡适回了一封几十页的长信。除恳切表白感激外，还报告了自己一年来的工作生活情况。当时，罗尔纲准备研究清代军制，便在信里将此计划告知胡适，请他一并指导。

收到罗尔纲信时，胡适正入协和医院检查身体，他大约也感到对罗尔纲过于严厉了，便针对罗提出的计划，一天之内连续回了两封信：“尔纲：我那封短信竟使你写那么长的回信，我很不安。”

罗尔纲当时大量发表文章，胡适也能够体会其心情，便指导说：“我劝你挑选此项金石补订笔记之最工者陆续送给《国学季刊》发表，用真姓名。此项文字可以给你一个学术的地位，故应用真姓名。”后来有学者认为这段话包含了胡适自己的实际经验。因为胡适得以到北京大学教书，是因为蔡元培读到他的考证论文《诗三百篇言字解》的结果。

对于罗尔纲的写作计划，胡适再次重申自己的看法：“《研究清代军制计划》，我是外行，恐不配批评。但我读你的计划，微嫌它条理太好，系统太分明。此系统的中心是‘湘军以前，兵为国有；湘军以后，兵为将有。’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去……至于湘军以前，是否‘兵为国有’，也须研讨，不可仅仅依据制度条文即下结论。”

胡适的见解，是与他谨严的科学方法训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观点一致的。根据胡适的提示，罗尔纲后来写出《晚清兵为将有的起源》论文，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很好评价。可罗尔纲仍以为这是“由于开步走时就给适之师纠正了步伐”的结果。

1935年底到1936年4月，罗尔纲以中学生为对象，写出一部《太平天国史纲》。书出版后，罗赶紧送一本给胡适。但遭到的，又是胡适的当面批评：“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作历史学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又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

胡适的一席话，令罗尔纲异常惭愧。他后来在文章中叙说：“太平天国之役，十九年长期大战，毁坏了多少文物，摧残了多少都市和农村，兵灾疫疠的浩劫，生民流离的悲惨，我都搜集有此类史料，我为什么在此书中不作详细的叙述呢？这便好像是有意地把那些残酷的事实掩蔽了。”

除去这样的描述缺陷外，令罗尔纲感愧的，还有胡适对他研究太平天国的成绩估价极高。1934年夏天，著名人物陈独秀被关进南京监狱。此时，他也想从事太平天国史迹研究。为陈独秀搜集资料的，是出版家汪原放。在书店购到几本有关研究著作后，汪原放将罗尔纲送到亚东图书馆，还未及出版的《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稿本，也交给陈独秀。

读毕之后，陈独秀特别赏识罗尔纲的书稿，便打听罗是何方高人。汪原放告诉陈，罗尔纲正跟着胡适做学问。陈独秀便说：“请你对适之说，可以请罗先生来南京和我谈谈太平天国吗？”汪原放便写信将陈独秀的意思告诉胡适。

胡适接到信时，恰好亚东图书馆的编辑章希吕也在。胡适便笑着对章说：“仲甫（陈独秀）也要研究太平天国，他对原放说想让尔纲去南京和他谈谈。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还是让尔纲努力研究吧。”说这番话时，是当着罗尔纲的面，由此可见，胡适对罗尔纲的太平天国研究，寄予了多大的期望。

罗尔纲的这部《太平天国史纲》，得到了外界的颇高评价。《剑桥中国史》认为：“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现在仍是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

从胡适对罗尔纲的几次批评来看，态度似乎激切，语言颇为严厉，透出的信息，却是非常的关心和诚挚。这一点，罗尔纲的感受是清楚的：“适之师教训我常常如此的严切。他的严切，不同夏日那样可怕，却好比煦煦的春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