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走向世界及其遭遇的挫折
“深入郭嵩焘的内心世界”
遥念湘阴介士魂，深寻旧梦素心存。惊涛岸拍千堆雪，定海谋开百道门。欲挽狂澜徒有志，洗磨折戟已无痕。当年远见人间变，隔世方知郭叟尊。
20世纪我久居北美，学界同仁常言：一本学术著作能有五年的生命力，已经可称幸运。这本《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于1993年在台北初版，30年后，享有盛名的湖南岳麓书社，认为拙著所述湘贤郭嵩焘，仍有可取之处，购得东大版权，在大陆再版，使更多的读者能够看到此书。作为作者，自然十分高兴，欣然应岳麓郑龙先生之嘱，撰一新序，略作回顾与再思。
此书缘起，始自1981年，那年我于流寓海外35年后，初访祖国大陆。该年秋天到访武汉大学，得以拜识久仰的唐长孺教授。唐先生雍容长者，和蔼可亲，我与其相谈甚欢。他言及正在研究吐鲁番文书，忽然提起近年发现大量的郭嵩焘日记，并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难得的上好史料。我听后印象深刻，很快购得四大厚册的《郭嵩焘日记》。披览之下，内容之丰富，令我大感兴奋。记得曾在清华大学教外交史的蒋廷黻，后来参与外交事务，对其乡贤郭嵩焘的外交长才，敬佩有加，特于1950年代，希望台湾南港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撰写郭氏传记。多年后由尹仲容创稿，由郭廷以编定，再由陆宝千补辑，于1971年完成《郭嵩焘先生年谱》。因当时不知有郭日记，年谱缺漏甚多。后来宝千兄利用日记再补辑年谱，出版续编一厚册，足见这部日记所能提供的材料，是何等重要。
名人日记多矣，但价值参差不齐，罕见如郭日记之翔实完备，他一直记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更重要的是，他的日记未于生前或身后披露，百余年后无意中被发现，可见他原无意公诸于世，完全是他的私密空间，实话实说，真情流露，少见隐晦，自是可贵而难得的史料。所以我搁下其他工作，于课余之暇，全力撰写此书。郭嵩焘留下的文献不少，诗作也多，但丰富的日记提供了难得的生活面向与感情世界。我不是偶尔引用日记，而是做地毯式的扫描，以铺陈郭氏生平的脉络，其中有不少惊喜的发现，例如从日记得知，他是如何从湖南旅行到上海的。他多半走水路，自雇一舟，船上有人照顾，有书可读，犹如“水上旅馆”（boatel），与现代的“汽车旅馆”（mo⁃tel），相映成趣。我也从日记惊喜地看到郭与陈宝箴、三立父子的真挚友谊，以及赏识留英的后辈学子严复，正如严复后来悼郭挽联所说：“平生蒙国士之知。”可见他知人之明。我在书中有专章论述郭大人如何“激赏严又陵”。亡友李国祁教授曾说，拙著颇能“深入郭嵩焘的内心世界”，这多半要归功于精彩的郭嵩焘日记。最近岳麓书社出版卷帙庞大的《郭嵩焘全集》，日记收在第八至第十二册。
日记之外，诗作也是绝佳的史料。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几无不能诗，故而留下的作品难以数计。郭嵩焘的诗作也极为丰富，且是高手。诗言志言情，从诗中也能深入作者的内心世界。鸦片战争那年，郭正在浙海，森严门户已被摧坏的感受，见诸于诗。郭于咸丰年的鲁东之行，在诗中透露“浩劫干戈满，驰驱益自伤”的心情。同治收复天京，太平天国覆灭，郭以“撑起东南一柱天”，肯定曾氏兄弟“重开日月新”的功勋，且在含蓄的诗意中，表达功高不赏的弓藏之惧：“谁似功成身早退，味回好在梦醒时。”郭不讳言，曾国藩一生谨慎，对至亲好友如刘蓉与郭自己，从不荐引。他也于诗中直言，曾公晚年“精意消失”，不复进取。诗也最能触及灵魂的深处，长子郭刚基，也是曾国藩的女婿，英年早逝，郭嵩焘在诗中透露了哀伤的真情：“晨昏已断门闾望，霜雪何心天地春。”他在毁谤中辞去驻英法公使，即将回国，道出“去住两随松竹健”的孤怀。他回到湖南老家，乡友朱克敬（字香荪）劝郭“肯容疑谤道才尊”；不过，郭仍难以释怀，还是要“提防醉语更传讹”，直到垂死那年，依然“回首人间忧患长”！
郭嵩焘的“远见”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至亲好友，与曾还是亲家，但没有曾、左、李三大人物的功勋。郭曾中进士，成为翰林院编修，在学问上颇有心得，著有《大学章句质疑》《中庸章句质疑》《礼记质疑》等书，但也没有阮元、王闿运、张之洞的学术声望。然而从历史长河看，他的“远见”（vision），远非乾嘉学者、咸同将相可及。所谓远见，指能高瞻远瞩，具有深远的眼光，超越前人之所思，敢挑战传统之权威，能与主流意见相左，指出正确的前程。大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以“砍树者”与“爬树者”作比喻。人们习于在大树下纳凉，不仅讨厌“砍树者”多事，甚且谴责妨碍其纳凉。郭嵩焘在他的年代成为具有高度“争议”的人物，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砍树者”。
郭嵩焘的远见使其深刻体会到三千年变局的到来，并提出应变之道，他认识到西方列强有异于古代的夷狄，并无征服中国的意图，可有和平共处的余地。外国以通商牟利为要，中国只有面对已难改变的通商局面，更没有轻启战端的必要。所以他提出“战无了局”的结论。处理洋务，何莫因势利导，相互往来，师其长技，以求自立自强。然而鸦片战争以后，接着英法联军之役，中法马江之役，以及于其身后发生的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一再重蹈覆辙，每次战争的结果，贻患一次比一次凶恶。郭嵩焘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非天真无知，只是看准列强重商，为了商业利益，也不想轻启战端，中国正宜维持和局，争取时间自强，所以郭氏战无了局之说，绝非虚言。郭颇能在外交战术上有所掌握，但战略掌握在朝廷之手，无奈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士大夫又多浮嚣不实，无可行的战略。郭有战术而无战略依靠，难有作为。他更因与西方接触的经验，洞悉西方富强的根源。他更遭时忌的是——敢于说西方之长，赞赏泰西文明之高、制造之精、船炮之坚利，非中国可敌，呼吁必须在新格局中求生存、求自强。郭在当时守旧的中国，不讳言自家的弊端，因而遭遇到唾骂、讥讽与谴责。他受到极为无理的毁谤，虽感气愤，但并未动摇他的见解。他走在时代的前面，是寂寞的引路人，要引中国走向世界，却被拒绝，他的远见不容于强大的顽固势力。他个人的挫折，也是晚清中国的挫折。
郭嵩焘在浙海体察到英国人的坚甲利炮，洞察到世局的巨变。咸丰六年（1856）他走访上海的经验，更使他感受到西洋文明的耀眼夺目。他所看到的“夷情”，大异于时流。曾国藩亦注意到，郭嵩焘归自上海，所受到的“震诧”。震诧的是：他认知到当时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世界已走进中国，中国必须要走向世界。然而他的明见睿识，不仅不被接纳，且被视为故意夸大夷情，而遭横加诋毁，令他感到不可理喻。他的气愤与委屈，时可见之于日记。当清廷于光绪二年（1876）决定派遣使节前往英国，郭嵩焘自是不二人选，他之所以心不甘、情不愿，主要因为出使引起舆论大哗，京师士人，乡里父老，相与咒骂。湘省乡试诸生，聚集在玉泉山，力诋郭氏出使，还要捣毁上林寺以及郭家的住宅，凌逼百端。而且他此行还要为滇案赴英道歉，使他感到何必担此羞辱，做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所以他才想要不如归去，一再请辞。不过，最后在慈禧太后的劝导下，他并未坚辞，还是在屈辱中出洋，可称忍辱负重。若有人认为他怯于赴任，纯属误解。
郭嵩焘与他的上司、同僚，多有龃龉，甚而成仇，固然由于郭氏择善固执，不愿委屈事人。但是曲直是非，未尝没有公论。郭与僧格林沁原无渊源，只因奉皇命助僧协防津沽。僧一意主战，而郭素主战无了局，以至于触僧之怒，鄙视郭之怯懦，连曾国藩也有所误解，曾未明曲直是非，令郭悲愤莫名，使郭不得不离职返乡。结果英法联军入侵京师，僧军溃败，圆明园遭英军焚毁。当他在湖南老家听到噩耗，记起不久之前的劝僧之言，居然应验，令他不胜伤感，痛悼无已。所以所谓僧郭交恶，只因郭坚持所见，不容于僧，僧因而闯下大祸，悔不听郭言。至于刘锡鸿为郭之副使，保守无知，时时打郭的小报告，甚而因天寒，洋人覆大衣于郭肩，刘以郭“披服洋衣，顾盼自得”，上报总署，清廷大员听信谗言而参劾郭，使郭悲愤无已。所以郭、刘交恶，断非“意见龃龉……怀私互讦”，有大是大非在焉，我在书中有详细的论述。然则，若谓郭与时人不和，由于他的性格难与人相处，未免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应该看到他走向世界的见解不容于当时的主流，他是受独醒之累！ 读史理当明辨是非，对古人做同情的了解。
当时最了解郭嵩焘的人，不是曾国藩，而是曾国荃，国荃说：“居今日而图治安，舍洋务无可讲者。仅得一贾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国荃心目中的贾生，就是郭嵩焘，以郭与受屈于长沙的贾谊相比，说出郭所遭遇的挫折，端因其见识超越时代，且直言不讳，很容易被时人视为用夷变夏，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甚者视他为奸人。而当国者之中又不乏保守派人士如李鸿藻、沈桂芬之流，时而作梗。士大夫又多喜放言高论，邀取时誉，既不切实际，又适足以误国。郭嵩焘曾引用一则譬喻说：“醉卧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当时即使略知洋务的人，亦仅知洋人可畏，而不察与洋人周旋之道。洋务派领袖如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在郭嵩焘看来，也仅能考求富强之术，如枪炮船械之类，而昧于本源。他曾有诗云：“拿舟出海浪翻天，满载痴顽共一船。无计收帆风更急，那容一枕独安眠？”出海浪翻，象征中国面临三千年的变局；一船痴顽，隐讽昧于中外情势的朝野保守派；风急而无计收帆，说明他内心的挫折感；不能独眠，正是他不能默而不言的写照。他面对“俗蔽民顽，君骄臣谄”，深感孤掌难鸣，有心无力，大有回天乏力的感叹。
一切莫急于学
郭嵩焘初次出使西方，没有受过现代外交的训练，也不通外语，但为人明察，善于沟通，又得人缘，颇能在国际舞台上周旋应对。不过外交不能仅靠手腕，还要有战略。郭嵩焘办洋务不仅很有自信，而且自负，亦有不少赏识者，如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甚至连咸丰皇帝与慈禧太后，以及恭亲王都对他的勇于任事颇有好感。同时他在英法两国，得心应手，得到外国人的信任与赞许，维多利亚女王多次接见郭公使，并曾随同女王检阅海军。郭于1879年1月17日向女王辞行时，女王祝郭一路平安之外，表达期盼两国交好，并希望郭将英国愿意深固邦交之意，转达给中国皇帝。郭也回答说：“承君主盛意，谨当代陈总理衙门，奏知大皇帝。”当时英国名相是年逾古稀的“毕根斯由”（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他对郭也极为友善，并要郭回国后务必告知朝廷，英国倾心愿与中国交好，“绝无他意”。郭回称见女王辞行时已闻此说，必能“互体此心，可以共信”。英相并赠郭玉照一帧，签名后起立相赠，并说愿郭受此小像后，永念英国有此良友，“长勿相忘”，最后握手道别。郭嵩焘对这位英国伟人，也深敬服，更因其情深意挚而感动。英国名相葛雷斯东（William Gladstone）也赞美郭氏为“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然而郭得意于外，而受扼于内，横遭廷议谴责，污蔑其夸大外国，顺从夷人，使他的外交工作做不下去，回国后失望之余，不愿重返总署，无法传达英国的善意。他的老朋友黄彭年也劝他不要再谈洋务，以免取辱，但他深知洋务关系重大，臣僚们就因为忌讳洋务，大都相顾不敢言，以致察觉不到洋患之深。他因不能有所作为，而感到挫折。
郭嵩焘常被视为洋务派，唯洋务派的视野限于船坚炮利的物质文化，而郭则重视西学。他无疑惊羡洋人的武备，但认为只是洋人的末务，其本包括政制、法律，以及学术，尤其是西学，他曾说：“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学问才是根本。他一到伦敦，就参访各种学校，探明学制，认为斯乃西洋人才之所以盛。他知道英国大学之中，以牛津与剑桥最佳。他曾于1877年11月28日，应里格（James Legge）之邀，赴牛津大学访问两日，印象极为深刻，体认到“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以学问思力得之”！ 于此可见郭独具慧眼，窥得近代文明背后的学术原动力，所以一切莫急于学。相比之下，中国士子习为虚文，所学唯取科名富贵而已。但是中国要取法西洋的富强，须先整顿人心风俗，政治法令，以修明吏治。内政修明之后，才有基础取法西洋。类此见解，为时人远远不及。为了矫虚征实，他建议先在通商口岸开设西式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行之有效，渐次推广至各省以达县乡，期以广益学校之制”。
郭嵩焘办理外交，知道国门已经洞开，事情日繁，与列强交涉日广。国际交涉唯凭条约，但条约几皆由洋人拟定，而地方官不知洋法，遇到事故，每生争议，予洋人要挟的口实。他认识到法律原是双方的，然而列强却以法来束缚中国，使郭益知法律的重要性，所以当他在伦敦，见到伍廷芳，就十分欣赏他懂西洋法律，要揽为己用，惜伍氏不肯屈就而前往美国。他也十分留心《万国公法》，曾与日本公使畅谈（国际公法）。他到法国之后，立刻将法国通律寄往总署备用。他关心在巴黎学习公法的马建忠，垂询其学习情况。他力请总署纂成《通商则例》，明定章程，审定之后，颁发各省以及各国驻京公使，共资信守，遇事有所率循，以免滋生事端。足见他深知法律的重要性。但他并不一厢情愿认为法律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警觉到西方霸权的蛮横，他曾与英使威妥玛交涉，常受其辱，认识到若不能以其法还诸其身，全无置喙的余地。
郭嵩焘开启出使外国之端，之后驻日、驻美、驻德、驻俄公使相继派遣。郭到任英国后，在伦敦闻悉数十万华民没有法律保障，乃积极设法在华民较多的外埠，建立中国领事馆。不过，华民较多的地方，多是英国的殖民地，设置领事需要殖民地政府的同意，所以郭的构想并不顺利。几经交涉之后，通过当地殷商胡璇泽的协助，仅在新加坡设立了领事馆，总理衙门于1877年10月31日同意后生效。即使如此，华民实同英民。中国向世界其他各地派遣领事，异常缓慢，到清朝灭亡时，才逐步完成，这已经是郭氏身后20年以后的事了。
赘语
中国在19世纪走向世界充满挫折，到了21世纪初的中国，不仅由一带一路走向世界，互惠双赢，而且经由上海合作组织，引领世界的走向。郭嵩焘若地下有知，会不会一扫当年的阴霾而笑逐颜开？ 此稿成于30年前，这30年间正是中国在世界上快速崛起的年代，变化之大，犹如沧海桑田，有目不暇给之感。30年后回看，更见郭嵩焘走向世界的远见。拙撰旧书再版，虽未能增补新的材料，但自觉所论郭氏生平机遇，大体不误，感岳麓之赏音，更愿求正于读者。
（本文为汪荣祖先生为其新版《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所写序言，刊发时略有删节，标题为中华读书报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