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我是在即将匆匆出门赶赴浦东机场之前从新闻播报中得知施蛰存先生驾鹤仙逝的。当收音机中传来施老于十一月十九日上午在华东医院安然离去的讣告，我浑身一震，仿佛血液凝固了几秒钟。随后我悲哀地感到，一个属于二十世纪的“现代”文学的时代，真正结束了。尽管施老生前曾经自言“我是二十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却从不这样认为，或者是我从来也不愿相信，像施老这样一生同时开启四扇窗户：现代派小说创作的“东窗”、西方文学翻译的“西窗”、古典文学研究的“南窗”、金石碑版考据的“北窗”的学界泰斗与文学大师，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会随着二十世纪的过去而过去。我总是觉得，施老不但属于二十世纪，也属于二十一世纪。

一九七九，施先生亲自给我们授课

施老是我们的老师，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老”师。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刚刚结束“十年动乱”恢复高考，我便幸运地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了高考恢复后的首届大学生中的一员。不久，施老即以七十五岁高龄重登讲台，亲自给我们七七级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后来才知道，这是中文系主任徐中玉先生请他“出山”的。现在想来我和我的同窗真是幸运：我们是施老重登讲台之后亲自授课的唯一一届本科生。年逾七旬的他站在讲台上，逐字逐句地讲解《项羽本纪》，分析《陈涉世家》，告诉我们司马迁写《史记》的选择标准，为什么项羽是“本纪”，而陈涉却是“世家”，司马相如则是“列传”等等。一学期下来，这位年龄与我们整整相差半个多世纪的老教授，在我们那级“小”学生中人缘颇佳，我们既钦佩他的知识渊博、学贯中西，更喜欢他的平易近人、幽默风趣，丝毫没有一丁点儿著名教授的脾气和架子。从他的音容笑貌中，你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位曾经长期遭受过人生种种磨难和不公的老人。

我们当时颇感新鲜的是，他倡导一种“答疑”式教学法，即同学下课后可以把上课时没听明白或者想进一步厘清的问题写在纸条上交给他，他回家整理之后，下堂课再作详细解释，或者与提问者个别答疑。同窗中有几位老三届高中生，古代文学基础深厚，希望得到施先生的面授，他就写下愚园路的住址，欢迎他们上门交流。那时的大学生不少人经历过“上山下乡”，求知欲旺盛，这几位学养丰厚的同窗中有人真的去了他家。施老的家位于愚园路一家邮电局的楼上。“十年动乱”中他家两间向阳的朝南房间均被“造反派”强行占据，他全家三代人住在终年晒不到太阳的朝北斗室之中，其居住的窘迫之状可想而知。粉碎“四人帮”后，施先生的教授身份得以恢复，但被强占的住房却仍未归还。同窗去登门求教时，施老就在难以转身的斗室中为之释疑。说是斗室，其实更是“陋室”。同窗回来感慨万分地说：若非亲眼所见，说出来也许难以置信，施先生家权充书房的竟是逼仄的卫生间改的：已被封闭、铺了坐垫的马桶上悬空搁了一块木板，就成了“写字台”。施老就坐在这间“陋室”里坦然地接待来客，答疑解惑，丝毫没有任何不自在的神情。施老是集作家、学者、编辑和翻译家于一身的文学大家，他生性豁达，为人宽厚，历经磨难而初心不改，提携后进而不遗余力。在与学生的交谈中，施先生引经据典，许多文献史料似乎都刻印在他的脑海里，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令登门求教者啧啧称奇。我们七七级中有些同学正是在施老的影响下，开始专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施先生后来出版了《唐诗百话》《外国独幕剧选》《花间新集》等那么多开启古今中外四扇“窗口”的著作，正是酝酿、编撰于这间“陋室”。我的同窗回到学校后每每谈起在施老家的所见所闻，总是嗟叹不已。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同窗说的关于施先生当年身处“陋室”的窘迫之状，仍止不住鼻子发酸，眼眶濡湿。

此后，不知给有关方面的领导写了多少封“人民来信”，要求归还被强占之屋，长达数年之久，竟仍未得到解决。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党中央胡耀邦总书记亲自在人民来信上作了批示，责成有关方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总算把鸠占鹊巢中的一间向阳的朝南房间还给施老，而另一间却不知为什么始终无法物归原主。数年后，我终于有机会去施先生家登门拜访，施老就是在家中这间唯一向阳的朝南房间里接待客人的，哪怕是远道而来的国外贵宾。

“想开了人也就活得自在了”

一九八九年四月，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杜国清教授来沪出席学术会议。他来华东师范大学做了一个学术报告，是我接待和主持的。他提出会后希望能见见当年《现代》杂志的主编、硕果仅存的“新感觉派”小说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施蛰存先生。他说他仰慕施先生很多年了，国外汉学界中有不少施先生的仰慕者和研究者。不过施老于一九八四年查出罹患直肠癌后施行了大手术，此后已基本上不出门，也不指导研究生了。我虽然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文系，成了施老的同事，但与他不在同一教研室。我找出本系教师通讯录，不无忐忑地打电话给施老，转达了杜国清教授想拜访他的意思。施老竟一口答应，并与我约定了会晤时间。四月八日下午，我陪同杜教授到了愚园路1018弄。弄堂口朝右拐，就到了施先生家楼下的后门。沿着那架上海石库门房子司空见惯的老式木楼梯，小心翼翼地摸索着上楼。楼道里很暗，楼梯既窄又陡，我想，这对于一位动过大手术、行动不方便的耄耋老人而言，住在这样的老式石库门房子里，真是太受委屈了。上了二楼，穿过堆放着各种杂物的走廊，我在施家门口通报了一声，然后带领杜教授跨进那间集书房、客厅、餐室及卧房于一体的唯一向阳的朝南房间。

这是我第一次踏进施老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教我们那一届时，虽然教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但我知道施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之一，三十年代就尝试以二十世纪“新感觉派”文学技巧来写小说，成为我国心理分析小说的一代宗师。他在二三十年代先后出版过《江干集》《绢子姑娘》《追》《上元灯》《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等小说集，还主编过大型文学刊物《现代》杂志。鲁迅先生那篇著名的纪念惨遭杀害的“左联五烈士”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当年正是经施先生之手发表在他的《现代》上的。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又标点、注释、出版过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即使是一九五七年以后被剥夺了登上讲台、著书立说的权利，他也并没有放弃博览群书。数十年如一日地潜心钻研，施老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界所公认的学贯中西、开启“四扇”窗户的文学“通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华东师范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他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还主编《词学》等学术刊物。面对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学术泰斗，我不免有一丝拘谨。甫一进门，施先生便微笑着站起来迎客。他的笑容，立刻将我的拘谨一扫而空。

环顾四周，只见屋内南窗下放着一张硕大的写字桌，差不多占据了整个房间的四分之一。上面整齐地摞放着一叠叠书籍和文稿。靠西墙放着一只四面玻璃的装饰橱柜，里面放着施老收集来的各种瓷碟。他晚年除了钻研金石碑帖外，还喜欢收藏各种古今瓷碟，一只只竖搁在装饰柜中，既是文物藏品，也颇具观赏价值。进门的两侧分别安放着两张单人小铁床，一张东西向、一张南北向呈九十度直角展开，那是施老与夫人的眠床。两张床的“夹角”处正好嵌入一张方桌和几只靠背凳。我和杜教授进门后，宾主就围坐在这张方桌旁，从“现代主义”到弗洛伊德，从“新感觉派”到现实主义，无拘无束，谈得兴高采烈，毫无陌生与违和感。那天，施先生戴着助听器，穿一件天蓝色的套头羊毛衫，色彩明亮而又雅致时尚。那天我亲耳听见杜教授问他如何做到多年身处逆境而独善其身。他答曰：我年轻时在大学当教授，每月三百多银元，也不见得宽裕；后来我落魄了，薪水减掉很多，甚至每月只发“生活费”，开销自然紧张，所以，钱多或钱少，对于我都是一样不够用，想开了就不会太计较名利得失了，人也就活得自在了。听了这番话，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都说施蛰存先生为人最为潇洒豁达了。告别前，他与我们分别合影留念。

施先生慷慨好客，珍惜友情，乐于助人，以德感人。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主编《现代》杂志始，他对于读者来信、质疑问难甚至是求购书刊都必定一一回复。他曾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辑说过，数十年来他光是回信就写过一万多封。有一位素不相识的浙江农村的中学生喜欢集邮，向施先生索要邮票，施老竟多年如一日地将他收到的海内外来信上的珍贵邮票如数奉寄。作为文学大家，施老文友甚广，但凡故交旧识中有人遇到困难，他只要力所能及，必倾囊相助。如著名诗人、翻译家邵洵美，年轻时曾经一掷千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却因生活无靠而出让藏书，彼时施老虽家累颇重，得知后主动多次无偿资助。还有曾任山东齐鲁大学教授的著名学者谭正璧，五十年代初因病辞职休养，此后一直靠撰文为生，因其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行量小，稿酬偏低，也一直没有一个单位挂靠，生活维艰。复出后的施老为他多方呼吁，热心推荐，终于使他于一九七九年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不久谭先生双目全瞆，然著述不辍，由其女儿谭寻据其口述整理成稿，正因文史馆员有一笔生活津贴可维持基本生活。还有现代诗人、作家兼学者李白凤，才华横溢，性情耿直，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后失业达二十年之久，命运多舛，生活困顿，施先生则与他相濡以沫，从学术研究到生活琐事，多年来曾给予他极大的帮助。谁知一九七八年好不容易盼来纠正冤案予以平反，不料李先生兴奋过度引起脑血管痉挛而不幸离世。都说患难见真情，在他最艰难的时刻，向他伸出援手的人正是自己也被打入另册的施蛰存先生，这已成为文坛佳话。

说到施先生仗义疏财、贵贱无欺的本性，他不仅对文坛故交重情重义，对慕名来访的年轻人也照样热情相待。据说多年前曾有一位自称爱好文学的青年人登门拜访，来过几次后，就以父母患病、生活困难开口借钱，施老信以为真，先后借给他五千多元。此人得钱后竟杳如黄鹤，一去不返。后来施老家人到其自称的工作单位查询，方知上当受骗。五千多元在当时几乎是一笔巨款，相当于施老半年的退休工资。家人颇有怨言，施老却不以为鉴，仍来者不拒接待宾客。有时他也感叹来客太多影响他的写作，但只要有客人登门，他照样会放下手中的笔，贵贱无欺，热情相迎。在他的身上，你很容易联想起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那句名言：“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其实耳聋比眼瞎要好得多”

我第二次登门拜访施老，是在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下旬。这是受了《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先生之嘱托。十月间，我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在港期间，趁隙拜访《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先生。承蒙刘先生慨允，得以补齐手头所缺的《香港文学》数期，甚是高兴。临行前刘先生特意托我返沪后向施先生转达他的问候，并向我约一篇有关近访施先生的文稿。此前不久，《香港文学》七月号刊载了《戴望舒逝世四十周年纪念特辑》，其中有施老亲自撰写的《诗人身后事》等文章。二〇〇四年我在《文学世纪》上读到刘以鬯先生写的《忆施蛰存》，其中首次披露了这两位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相识相交的文坛老友晚年的多封往来书信。

返沪后，我几次想去施老家，却欲行又止。虽然我毕业留校后，施先生已在家指导研究生，住院动大手术后又从系里退休，极少再出门，去他家一般不会扑空，而且我每次见到他，他总是面带微笑。说实话，在我所认识的那些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中，我最喜欢跟施老这位乐观、机敏、充满生命活力和生活情趣的老师用沪语交谈，我特别喜欢听他用一口方言很重的普通话聊天，风趣生动，睿智幽默，谈笑风生，无拘无束，让人如沐春风。我的犹豫主要是听说施老近来耳聋得很厉害，打电话给他约时间他根本听不清是谁。最后，我下决心做一次施老家的不速之客。谁知，此后我竟做了多次他家的不速之客。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我骑着自行车，穿过江苏路，一拐弯就到了愚园路。把车停在弄堂里，抬头看看天，天空有些阴沉，幸好没下雨。施老有个“怪癖”：每逢下雨会影响他的心情，所以下雨天你最好不要来，这是他从前关照我的。我再度走上二楼，在施老家门口通报，他的家人把我迎了进去。我看见施老正坐在那张硕大的书桌前看书。书桌很大，靠窗摆放，他从书桌后面抬起头来，认出是我，念叨我的名字，慢慢站起身，移到方桌旁，招呼我坐下。

话题是从我这位不速之客的道歉开始的。他把手中的助听器对准我，要我大声点说话。他说，最近耳朵越来越坏，戴上这只“进口”的助听器也觉得声音太轻了。他说的“进口”的助听器，是前几年施老在美国的妹妹带给他的。我问他是不是两只耳朵都听不清，他指着右耳笑笑说，这只耳朵早就聋了，是四十年代初在厦门大学教书时，有一次躲日本人的飞机，在防空洞里被震坏的，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因为另一只左耳是好的。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突然觉得听人讲话很吃力，医生一检查，才发现右耳的鼓膜早就震破了。“现在我需要一种强力的并带有扩音器的助听器，能够把人家说话的声音放大，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施老笑着对我说。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这种助听器何处有售，正想对他说要不要托香港的朋友设法打听一下是否有卖，他却又插一句：“其实耳聋比眼瞎要好得多，耳聋不影响看书，我平时看书，特别是写文章时，就把助听器拔掉。什么也听不见，倒也清净得很。”说这话时，施老简直像个顽童般露出不无得意的神情。我也跟着笑了。我真切地见到了“听之不闻”“恬淡虚无”的道家哲学现实版。在施老的身上，你会感受到什么叫“大巧若拙”，什么叫“宁静致远”。

显尼志勒的小说，“我心向往之”

我笑着问他，最近还在写什么好文章，他灿然一笑，秘而不宣。我知道，写作和博览群书，早已融化成施老生命的活生生的有机组成部分。我提及他的《春阳》《梅雨之夕》等“心理小说”，告之有研究者把他称作是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引入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人，他认真地说，“其实我写那些小说主要是受了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影响。”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显尼志勒”几个大字。当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随着其《梦的解析》译本在中国热销，“意识”“潜意识”“本我”“超我”“俄狄浦斯情结”等成了当时学术界的时髦话语，每天翻看多种报刊的施老不会不知道，但他却不愿搭顺风车，让别人轻易把自己贴上弗洛伊德的标签。他曾经明确地说过，“二十年代末我读了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许多作品，我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接连出版了《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等集子，这一时期的小说，我自以为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他还谈到之所以会对心理分析小说情有独钟，是因为显尼志勒把弗洛伊德对人的潜意识的分析运用到了小说中。他认为“这种心理分析小说，它从对人深层内心的分析来说明人的行为，对人的行为的描写比较深刻。我学会了他的创作方法”。

话题转到他前几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六十万字的《唐诗百话》。这本著作初版两万五千册，再版五万册，短期内即销售一空。这本书我看到二〇一四年九月还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最新修订版，页数厚达八百八十四页，可见其学术生命力之旺盛。还有施老编选的六卷本《外国独幕剧选》，已经发行了厚厚的四大卷。这是一项艰难而又浩大的文化工程，他以独特的艺术眼光挑选外国独幕剧作和译者，又以精细周详的编辑思路和策划方案使得这套书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并受到欢迎。前四卷出版后口碑颇佳。我问及这套书的第五、六卷是否已出版上架，施老摇着头道：“前几日我突然收到厚厚的几个大邮包，打开一看，竟是《外国独幕剧选》第五、第六册的原稿。我初以为是出版社退稿，后来才搞清，这两册书的纸型早已做好，但因为图书征订数达不到出版社规定的起印数，所以无法开印。出版社又没有那么多地方来存放原稿，只好寄还给我。”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进入了一个商业化大潮席卷全国的时代，自然对纯文学造成了极大冲击。至九十年代初，纯文学书籍难出版，尤其是学术性著作更难出版早已不是新闻，许多作家出书都面临着“承包”的压力。与我同一教研室的文学研究会会员、早期“乡土文学”作家许杰先生家中的走廊上，曾堆放着新出版的几百本《许杰散文选集》。可是从德高望重的施老口中说出他花了多年心血的书籍也面临“难产”的困境，我还是微微有些吃惊，忍不住问他近来还有哪些已交的书稿未能付梓，他随口就报出以下几部书名：

《外国独幕剧选》（第五、六卷），上海文艺出版社；

《花间新集》（宋、清两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施蛰存创作十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多情的寡妇》（暂名，译作），广西漓江出版社；

《外国文人日记抄》（重印），百花文艺出版社……

我随口说，《多情的寡妇》这书名不好，施老摇摇头道：“是不好。但没办法，责任编辑改的，他们要考虑书的销路。其实这是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小说，我很喜欢他的作品，近年来我主要的译作都是翻译他的小说。”我知道施老所翻译的显尼志勒的小说大多是以女性为表现对象的。我又问，《花间新集》是什么内容，我从前读过赵崇祚辑录的晚唐十八家《花间集》。他解释曰：《花间新集》辑录的是宋代和清代花间派的词作，实际上是《宋花间集》和《清花间集》，因前人未辑录过，故名“新集”。但新集无法开印，印出来或许已成了旧集。好在后来施老这些著作历经曲折，绝大多数还是得以出版与读者见面了：《外国独幕剧选》（第五、六卷）后经出版社编辑的共同努力，在经历了复杂的人事变动和市场浮沉后，历时十一年之久，终于出齐。过了一年多，《花间新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于一九九二年出版。再后来，又分别以《宋花间集》和《清花间集》为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施蛰存创作十年集》，后以《十年创作集》之名列入《施蛰存文集》，改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一九九六年三月出版。包括《多情的寡妇》在内的显尼志勒小说三种译本后来以《妇心三部曲》为名也由漓江出版社推出了，虽然这书名施老仍然不太满意。只有施老编译的收有托尔斯泰、曼斯菲尔德、乔治·桑等外国作家珍贵日记的《外国文人日记抄》，在一九八八年初版之后未见重印。

施蛰存与刘以鬯的晚年书信往来

那次拜访施老，还谈到了香港、《香港文学》和刘以鬯、戴望舒，事后我写了一篇《近访施蛰存教授》，经刘以鬯先生之手发表在一九九一年《香港文学》二月号上。还因为在这次拜访时我提到施老的一本散文集《待旦录》，他马上证实：“这本书是刘以鬯先生主持的怀正文化出版社于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我趁机向他打听当年刘先生在上海位于忆定盘路（今江苏路）559弄的故居究竟是在进弄堂的右侧还是左侧，房子是二层楼还是三层楼？他明确告诉我：“我去过的。是进弄堂的右手，三层楼的房子。”据此，我不久之后替刘以鬯先生找到了他离沪四十载前的故居——当年他创办的怀正文化出版社的原址，并拍了许多照片寄给刘先生。不久就收到了他的亲笔回信和他在香港三联书店新出的《刘以鬯卷》，在扉页上有他亲笔签名落款。他在《香港文学》一九九一年五月号（七十七期）上刊发了拙作《为了“拆除”的纪念——怀正文化社旧址寻访记》，同时配上了我在寻访时在刘家故居前的留影及当时拍摄的旧居照片。二〇〇四年，我看到刘先生在《忆施蛰存》一文中写道：“一九九一年，我收到钱虹从上海寄来的稿子，标题《为了“拆除”的纪念——怀正文化社旧址寻访记》，写的是我的旧居。我将它发表在《香港文学》第七十七期。”他当即致信告知施先生，信中援引了一段与施老有关的拙文：“……施蛰存先生曾亲口告诉我，他四十年代的一本散文集《待旦录》，就是一九四八年怀正文化社出版的。年逾八旬的施教授还清晰地记得这一往事……”他说，“施蛰存读了钱虹的文章，写信给我”：

以鬯仁兄：

久未奉候，想起居安吉。

《香港文学》每期拜领，每期都有大陆文史资料的文章，颇受此间人士重视。我这里常有人来借阅，不知是否可以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处设几个分销点，用以货易货办法解决经济问题？

……

钱虹文已看过，知兄故居犹在，不知兄是否有意收复失土？近年来，私房发还，对港美华人产业优先落实，兄故居是否有可能收回？要不要我介绍一个律师办理此事？

……

匆匆便请文安

施蛰存

过了一年左右，刘以鬯先生又收到施老的来信，再次提到他在上海的旧居，“江苏路正在扩展，将改为五车大道，……足下房屋，是否有权可以收回，如可能务必从速办好手续。……兄万不可拖延下去，到明年，兄必无法收回了。以此奉告。请注意。”刘以鬯先生收到施老的信后，“曾搭机返沪，向当局申请发还旧居，虽有土地权状等证件，却没有达到目的。纵然如此，我还是非常感谢施蛰存兄的好意。”（《忆施蛰存》）

刘以鬯先生于二〇一八年六月八日以百岁高龄在香港逝世。施蛰存先生是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以九十九岁高龄在上海仙逝的。两位相识相知、私交甚笃、堪称“人瑞”的文坛老友，终于在天堂相聚与笑晤了。

与施蛰存先生晚年“笔谈”琐忆

晚年的施蛰存先生，耳聋越来越厉害。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的耳朵完全失聪，再先进的助听器也无济于事了。我去看他时，他笑着说：“我的耳朵报废了，但眼睛还可以看书看报，你以后有什么问题，用笔写下来给我看。”从此，我就只能跟他“笔谈”了。不，确切地说，是我用笔提问，他看后响亮作答。一直到二〇〇二年，即他去世的前一年，我每次都是这样跟他交谈的。

晚年的施老，耳朵虽然不灵，但中气十足，声音洪亮，才思敏捷，笔耕不辍。做不到耳听六路，他却能眼观八方（每天看书看报），脑筋清爽。比如他患直肠癌之所以发现得早，是因为他看到报纸上登出有关肠道症状的科普文章，然后主动去医院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切除了肿瘤，安然无恙地活到百岁。他告诉我：“生癌其实没什么好怕的，人勿适宜（不舒服）不能拖延。发现得早开刀切掉就没关系。你看我现在除了出门不太方便（因手术装了人造肛门）外，其余一切如常，照样看书写文章。”施老的豁达乐观、睿智明理，于此可见一斑。一九九三年，鉴于施蛰存先生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突出贡献，他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

现在回想起来，我跟施老晚年的“笔谈”内容广泛，东拉西扯中有许多灼灼真言。比如，有一次提到女作家丁玲，他说：“她复出后写信给我称我‘蛰存同学’，我回复她‘丁玲同学’。二十年代我们都是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生。一九二三年，上海大学还在青云路时，我和戴望舒与丁玲同班，当时同班的女同学有五六名，丁玲是其中之一。不过那时男女同学之间不怎么交谈，一般上课之前都是男同学先进课堂，坐在后面几排座位，把前面两排座位空出来留给女生坐。我和戴望舒一般坐在第三排，所以看到的丁玲多是她的背影。只有教师发讲义让前排的女生往后传，才看到丁玲回头。下课就各自走散。她从湖南到上海来求学，就住在教室的楼上，和湖南同乡王剑虹一起。王剑虹比我们高一届，但有时她也和丁玲一起来我们班上听课。她是瞿秋白的妻子，结婚不久因肺病去世。一九二八年以后，丁玲和胡也频来到上海，当时她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名气比胡也频大，这个时候我和戴望舒跟他们接触较多。胡也频看上去是个十足的小布尔乔亚文学青年，写诗，写小说，拿到稿费就买些好吃的、好玩的，没想到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他竟会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被杀害。他牺牲后丁玲做了‘左联’的党组书记，编‘左联’的《北斗》杂志。一九三三年她与冯达、潘梓年被国民党秘密逮捕，押往南京软禁。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还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了悼念丁玲的文章。”

我提及曾与丁玲在上海办《红黑》杂志的沈从文去世后，巴金写了《怀念从文》，这是巴老晚年写的一篇很感人的散文，问他是否看过。他点头道：“巴金复出以来，一直说要说真话，我不相信，他很久以来说了很多假话，这个没办法的，人在场面上，形势所迫，直到看了他写的《怀念从文》，我才相信了，他说的是真话。”施老与巴老年龄相仿，巴金上世纪三十年代还向施先生主编的刊物投稿。他们都是三十年代成名的著名作家，彼此心有灵犀。施老直到晚年，几乎足不出户，但洞若观火、明察秋毫的思想判断力仍一如既往。敏感直率，实话实说，施老从来没变过。

我本科毕业后师从钱谷融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对研究现代文学兴趣倍增。跟施先生熟稔了，曾经很冒昧地问起当年他与鲁迅交恶的原委，他因此而大半生受尽人生磨难。他说这其实是彼此误会造成的。“我一直很尊敬鲁迅先生，二十年代末就与他时有往来。我主持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鲁迅先生曾全力支持。丛书出了十二本，鲁迅一人就承担了四本。我一九三二年主编《现代》月刊，在第二卷第六期发表了他的散文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在当时还是冒一点风险的。”据说，胡乔木先生曾说过：“施先生在《现代》上发表这篇文章，比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它的作用要大得多。”当时，施先生对于鲁迅先生的文章格外器重，鲁迅来稿总是想方设法尽快刊发。除了《小品文的危机》是杜衡约来的稿外，施蛰存为当时处境艰难的鲁迅在《现代》上发表文章或报道还有:《论〈第三种人〉》(第二卷第一期)、《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第三卷第一期，同期还刊出鲁迅等译《果树园》短篇小说集广告)、《关于翻译》(第三卷第六期)、鲁迅译德国毗哈的《海纳与革命》(第四卷第一期，同期刊出鲁迅编译的两本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和《竖琴》的广告，同时刊发施蛰存亲自写的有关这两本书的简介)等。其中有三篇被排在当期之首。至于后来与鲁迅发生论争，是他完全始料不及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施先生收到上海《大晚报》的编辑寄来的一份类似问卷调查的表格，要求收件人填写：（一）目前正在读什么书；（二）什么书可以介绍推荐给青年。他在答复第二项时，填了《庄子》和《文选》，还加了一行说明：“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寄出去后，他也没特别留意。十月六日《申报·自由谈》上，鲁迅以“丰元余”为笔名发表了杂文《感旧》，文中虽未点名，但语词激烈，指出这是“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有“遗少群的风气”，“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施先生看了此文，他说当时并不知道作者是鲁迅，当即写了《〈庄子〉与〈文选〉》一文，做出申辩和说明。在此文中他还举鲁迅为例，说：“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鲁迅先生误会了，以为施先生带有揶揄嘲讽之意。他接连写了《“感旧”以后》上篇和下篇，再度提出批评。年少气盛的施先生又发表《我与文言文》等几篇文章，对此进行答辩，说：“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当然也“并不是主张完全摹仿古文学，或因袭古文学”。施先生说，直到现在也不明白推荐青年读《庄子》《文选》错在哪里。不过，当他得知“丰子余”是鲁迅先生时，曾想找机会当面跟他解释，可是直到鲁迅去世也没有见面的机会。这以后施老竟因此顶着“洋场恶少”的骂名蒙冤遭难数十年。谈及此冤，施老跟我说“不值一提，我比鲁迅先生活得长”。他还说，鲁迅虽然脾性刚硬，但还是有雅量的，在出版《准风月谈》时，他把《〈庄子〉与〈文选〉》作为附文收在里面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来龙去脉即是如此。

自由自在地看书写作至生命终点

二〇〇二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最后一次去施老家。他即将迈过九十八岁门槛，按照中国人做九不做十的习俗，我捧着一束鲜花，提前祝贺他老人家百年生辰。进门后见他躺在床上，刚睡醒。师母已于前一年（二〇〇一年）离他而去，家中请了个小保姆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他看到我手上的鲜花，却想不起我是谁，他叫小保姆拿来纸笔，让我写下名字。我写了，拿给他看，他说：“哦，钱虹，认得的，不过我不欢喜做生日的。”

他吩咐小保姆扶他坐起来，斜靠在床头枕垫上。他说：“我如今日夜颠倒，晚上不想睏觉，白天倦了就补睏。”他问起我最近是否去过香港，见到刘以鬯先生。我答：“去年（二〇〇一年）八月去过一次，出席‘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暨黄世仲作品研讨会’。因会议地点在尖沙咀的香港历史博物馆，时间紧迫，只打了电话给刘以鬯先生。他不编《香港文学》了。”我还告诉他去开会提交了一篇《洪朝往事，虚实相间——兼谈黄世仲历史小说的“演事”特性》的论文。他说：黄世仲原本名字是黄小配，是近代很高产的小说家，写过中长篇小说《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宦海升沉录》等十余部作品，达到了近代历史小说所能企及的较高水平。章太炎给他的小说写过序的。我连连点头，由衷地佩服施老超凡脱俗的记忆力。

聊了些闲话。我见他眼睛依旧明亮，讲话口齿也清楚，中气仍然很足，但消瘦了不少，头颈处皮肤松弛，朝下耷拉着。以前看到报上曾说施老的养生秘诀是每天早上吃八粒红枣，就在纸上写：“您似乎营养不良，要多吃点，补补营养。”他笑着点头：“我欢喜吃红烧肉。”我写：“肉类不易消化，多吃点鱼虾。”他反应相当快：“我最欢喜吃大黄鱼，味道鲜来，骨刺又少，不过现在市场上只有小黄鱼，舟山大黄鱼唔没（没有了）。”他像个孩子一样把手一摊。我又写：“肯德基的土豆泥，味道好又好消化。”他答：“我欢喜吃肯德基原味鸡块。”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又提到了巴金先生。他也听说了巴老住在华东医院，身上插了许多管子，他说：“我比他幸运，我还能自由活动，看书写文章。”

又聊了些闲话，我告别施老，从他家黑黢黢的木楼梯走下来，心里却升起了一盏亮晃晃的明灯。活到老，读到老，写到老，自在到老。这或许正是施蛰存先生长寿的原因所在。

二〇〇三年六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为施蛰存先生和徐中玉先生合做百岁和九十岁寿辰，曾约请“九叶派”诗人王辛笛先生给两位先生写诗祝贺。辛笛先生欣然命笔，在《奉祝蛰存先生期颐健康长寿》中写道：

“上元灯照北山诗，译海词章寓蛰思。初度期颐春未老，人间共仰谪仙姿。”

如今，施蛰存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但作为他教过的学生之一，我始终怀念着这位同时开启文学四大领域之窗的“谪仙”般的老师。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宛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