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文学年历
我在博物馆工作的时候，常到地下书库看旧的期刊，对于几本有意思的杂志慢慢增多了认识。编刊物的人，都有一点情怀的，那是带有主观色彩的舞台，谁出来，说什么，非随意点染，有时候是含着编辑的意图的。看过了旧期刊，就如同翻阅历史的画册，总有意外的感受涌来。也不妨说，好的文学刊物，也像一本年历，记载了特定时期的风气，和一些时代语境。
民国时期的杂志很多，但也多是短命，能够坚持三五年已经很是不错，所以，也就没有持续的传统，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大变，每个地区的杂志，都是跨越不同时期的，也就有了自己的历史。这个现象，也说明文化色调的持续性，也有国家体制的内力在里。但代际间的审美，还是有所不同，读刊物如同看时光里的日历牌，每一页都是不重复的。
在当代文坛上，《北京文学》是一本有分量的杂志。我接触过几任编辑，留下不少可追忆的片段。1980年代，我第一次见到林斤澜先生，就感到他的异样，人很有魅力，气场也是大的，周围团结了一批有生气的作家。那时候汪曾祺等已经复出，许多作品纷纷于此面世。我们还在上面看到了诸多新人。对于那个时期的北京文坛，人们至今谈来，依然津津乐道。
林斤澜编刊物，是继承了老舍那代人的传统的。他对于老舍的评价，不是批评家那种概念式的，而有着气味的感受。《北京文学》的前身，曾有过《北京文艺》这个园地，同时期还有《说说唱唱》等，似乎都有连带关系。手里有一期《北京文艺》创刊号，但看作者的名字，就能够感到彼时的特色。郭沫若、周扬、彭真、梅兰芳都写了贺词，作品则有老舍三幕剧《龙须沟》，端木蕻良小说《蔡庄子》，冯至的《波斯坦记游》，阵势是强大的。其中也有革命队伍中来的诗人与作家的作品，比如李伯钊、张志民、王亚平即是。那是易代之际，风格与题旨都是有一种内在性的关联的。据说老舍对于林斤澜，特别看好，他们间的互动，说起来也很值得深写的。
经历了多年的变化，林斤澜知道，80年代的作家，自有另类的责任。他觉得老舍那代人，留下了不少遗憾，一些未竟的工作需要自己这代人去做。所以，他主持杂志工作时，就一直看重审美的个性表达的人，身边的作者，写作姿态与过去略有了一些变化。余华、刘恒、刘震云、王安忆、刘庆邦、李锐、曹乃谦……真的是精英荟萃，几乎囊括了当代文坛最活跃的新人。
北京文坛向来的风格，是兼容并包的。京味儿传统里有老舍、邓友梅、陈建功、赵大年等，受现代主义影响的则是林斤澜、王小波、徐小斌诸人，而京派色彩浓厚的是汪曾祺、宗璞和端木蕻良。这些人彼此并不排斥，各自在不同的路上。《北京文学》的编辑看重精神的独创性，推出的一些话题至今还被人们所记着。比如九十年代后期，杂志还搞过青年问卷，刊登了一些有挑战性的文字，一时引起争议。如果从五十年代的文本读起，再到今天，就会发现，该杂志最大的特点，是与时代的关系密切，精神是不断前行的。重要的是一些作家敏于观察，善于思考的审美表达，引领了一种风气。
关于那一段历史，有许多人写过回忆，都值得回味再三。从资料看，林斤澜是个有眼光的人，汪曾祺生前唯一一次的作品研讨会，就是他主持的。他特别看重老友汪曾祺的文字，那美学风格是独步文坛的无异。在林斤澜看来，汪曾祺写的都是非主流的作品，但在没有意义的地方生出了意义，即以美的精神消解了流行的概念。汪曾祺说自己追求的是和谐，这里有障眼法，林斤澜觉得那其中有另外的深意。和谐不是浅薄，而是“沉淀”，沉淀到记忆深处，脱去身上各种外在的颜色，回归于自己的本色。这是作家要有的精神，也是《北京文学》要吸纳的精神之一。
说起来，汪曾祺与《北京文学》的关系，有耐人寻味的故事。他本人属于北京市系统的人物，与老一代作家有所接触。另一方面，喜爱北京的一些艺术家，与他们有一些互动。他自己得意的作品，有些是在《北京文学》上刊出的。当年李清泉能够力排异议刊登《受戒》，是有勇气的。因为这篇小说，《北京文学》有了生气，也影响了后来写作风气的演变。
汪曾祺与北京文坛的关系，可以谈论的地方，确是很多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回忆北京文坛的旧事，除了老舍外，林斤澜与汪曾祺折射的内涵，一直被后人所津津乐道。我想那原因可能与他们深厚的文化情怀有关。老舍摸到了古城的文脉，汪先生经由古城，回归到晚明和六朝，逆行得更远，而林斤澜则站在鲁迅的旗帜下，又呼应了卡夫卡等人的传统。这是三个不同的流脉。一个是市井的风景的勾画者，一个乃打通古今的文章家的高手，一个是现代感与谣俗气相间的独行者。他们三个人身上都有暖意，老舍醇厚，汪先生飘逸，林斤澜幽玄。这是北京文坛三道景观，胡同里的幽怨，市井中的茶香和古路上的尘土都清晰可辨。凡熟悉他们文字的，也不由得爱之、念之，且成了心仪的榜样。
我自己和《北京文学》真正的接触，还是九十年代，那时候的风气有点变化，社会开始转型，刊物已经不太景气，作家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记得杂志曾经搞过“新体验小说”，让作家去面对一些新的事物。一时间许多人开始响应，对于变化的社会发声。这种选择，有点文人的焦虑意识在里面，变动的时代人们似乎不知道如何为好。不过，真正好的作家，是不太会随着风气走的。比如端木蕻良，晚年专心写《曹雪芹》，风格与意蕴都区别于流俗，可谓另行一路，是有大的气象在的。汪曾祺还是以不变应万变，照例走在自己认可的路径上。林斤澜对于这种选择是看重的，他觉得写作不是运动，而是个体的独行。循着清香的野径，也能走到精神的高地。我们看那时候北京刊物上，安于朴素和孤独表达的文字，今天读来依然有着诸多的好来。而彼时耀人耳目的作品，已经大多被读者遗忘了。
刊物与人，系着一个时期的文风与趣味，大众特定的认知也深含于此。我记得赵树理、巴金、韦君宜在编辑刊物时，留下许多心得，如今思之，都是含着生命的箴言的。赵树理主编《说说唱唱》时，为了寻觅合适的作者，付出诸多心血，自己也做出不少牺牲。巴金之于《收获》，也故事多多，他自己坚持的品位，与一贯的信仰有关，其中也保持了五四那代人的理念。改革开放后，思想的解放过程，文学期刊也功莫大焉。那些平台上的文字如何影响了世道人心，是可以做系统的研究的。1979年1月，在韦君宜努力下，《当代》创刊，一时成为一个热点的杂志。在发刊词中，韦君宜特别强调了思想解放的意义，对于片面的文艺观，持一种警惕的态度。她呼吁多发现新人，出高品质的作品，其思殷殷，其语切切。老一代人留下的办刊精神，都是值得珍惜的。
聪明的编辑们早就意识到，在单一的平台上，看到的风景总是有限的。大约二十年前，《北京文学·中短篇小说月报》问世，就不再仅仅是区域性的杂志，而成了连接四面八方的园地。这是一本选刊，内容更为庞杂、丰富了。创刊不久，我便参加了刊物的活动，大约是评选当年优秀的作品吧，于是见到了许多国内活跃的作家，没有在《北京文学》露面的人也来了许多。这个选刊对于作家的个性十分尊重，不避土洋，无论东西，凡有特色者悉被注意，转载后还有点评的文字。那时候木心的作品刚在大陆出版，我便受编辑之邀，写了篇点评小说《寿衣》的文字。当时国内对于木心知之甚少，而批评界对于他多是漠视的。选刊能够及时转载这类作品，也证明了那胸怀之大。
自从有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读者看到了更多的佳作。那时候的选刊很多，《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都有影响力。而新的选刊的出现，带来了另类的颜色，其中也有一些学术意味。这大概与编辑有关，或者批评家云集在周围也说不定。新刊物慢慢成熟起来，已经被文坛所接受，我因为忙于自己的专业，对于它的了解也是断断续续。有几期的印象深厚，一是对于莫言成就的集中体现，留下了一个特定年月的精神思考。二是对于边缘地带的写作群落的注意，像香港小说的集中展示，对于了解不同环境的母语经验，有了深入的感受。如今看这类内容，觉得编辑们在试图记录时代的重要的文本，也在陈列被忽略的存在，生态就多样化了。这是颇为难得的经营，它在文坛被人所注意，也是源于视野的开阔吧。
由一本杂志，连带出新的选刊来，这在国内不多，二者像姊妹一般，影子是相随的。这或许是时代风气使然，也是读者需求，可谓应运而生的。大凡经过风雨，持续几十年以上的杂志，是有自己的风格的，也自然有了被回味的遗存。《收获》的高贵，《十月》的多姿，《作家》的丰沛，现在想来都值得好好写写。研究当代文学史的人，离不开对于这些园地的凝视，杂志的信息里，有作家选本与文集没有的更为多的光景。一本期刊，拥有了自己的传统，那就厚重了。《北京文学》《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散着古都的气味，也有不断寻路的跋涉之迹。那些时光深处的一页页文字，读来亦如读史，背后是一群为人生而艺术的人，在那里，不仅仅继承了什么，重要的是拓展了什么。有一些人走了，另一些人来了，他们的身影叠印出一条美的长廊。许多年后才感到，曾经的熟悉而有趣的人，很难被复制了。在生命的河流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自己，其间的文字的温度，唤出活着的人悠远的追忆，也由此，我们的生活不再单一起来。
202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