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中国手稿学目前的状况

中国的手稿学研究，近几年十分兴盛。以2021年新编《鲁迅手稿全集》出版为标志，中国手稿学研究可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新境界。知网所收近三年每年发表的有关手稿研究的论文就多达100多篇，可见一斑。另外，手稿整理与出版也十分兴盛，不仅出了78卷本《鲁迅手稿全集》1，而且还出了很多文化名人的手稿集，如16函48册的《胡适手稿》2，如《陈望道手稿集》3等，还有不少单本名著的手稿影印，如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4、丁玲《丁玲小说手稿三种》5和夏衍的《夏衍电影剧本（手稿本）》6等，此外还有借助手稿开展史料研究、作家研究的，虽未以手稿为题，但是实际上也与手稿密切相关，比如对于鲁迅家用账（手稿）的研究7，虽然着眼于史料，但因其所依据的载体是鲁迅家用账手稿，实际上也正是一种手稿研究。归纳起来，目前的中国大陆手稿学大约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

1. 应用手稿学蓬勃发展，理论手稿学停滞不前。

从上面的罗列可以看到，目前手稿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应用手稿学研究成果，即对于具体的手稿的整理、解读、阐释，介绍，以至考证，都是偏于应用的，一般不涉及或较少涉及理论手稿学，即较少关注手稿学的理论框架、学科建设、概念定义、内在规律，形式表现、研究方法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相对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赵献涛的《民国文学研究——翻译学、手稿学、鲁迅学》8一书，其中对手稿学理论框架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梳理，虽然还不完整，而且夹在其它内容中，但也是一个可喜的收获。其后这方面就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进展了。

总体上，我国的手稿学理论建设，近年发展是比较迟滞，甚至停滞的。由于参与手稿研究的人群主要是文学研究者，或者是文学史料研究者，因此对于手稿理论的关注不是很热心，或者说关注理论的自觉性相对缺乏，而理论素养也相对弱，这就是研究者关注的角度通常在史料学、文献学方面的原因。因此，近年中国手稿学在理论上的建树较为薄弱，除极少数人关注手稿学学科建设问题外，能够与国际接轨的手稿学理论建设就十分薄弱了。在近年我们与国际手稿学界的交流中，很多人既感觉到国外学者视野的宽广，研究角度的独特，往往感觉耳目一新，但却难以与之对接，共同语言比较少。

2. 文献学、史料学研究居多，多样性不足。

目前的研究，多着重于手稿的内容，或为学界以往所未见的手稿，或为以往研究所未关注、未触及，但均着眼其内容，往往是对某件手稿进行介绍和手稿背后的史实挖掘，这种史实也多半是作者的生平，及手稿所披露的相关史实，从而发现、证明或者厘正某些史实，包括作家写作本篇手稿的经过。毋庸置疑，这是很有价值的，也是有意义的，它澄清了史实，手稿俱在，证据确凿，无可辩驳，甚至对有些史实问题一锤定音。

但在另一方面，一件手稿的意义不仅在于文献学、史料学上，而且在手稿学上，还在其他方面。其中所呈现的手稿学现象是什么？规律是什么？特点是什么？除开史实价值和文献价值，它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手稿学、国际手稿学，又都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对于理论手稿学，它有什么样的构成，有什么研究价值和意义？中国学界对此的研究，就少而又少了。甚至对于手稿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也还没有全面厘清，包括手稿的定义与分类。

3. 内容研究为主，形式研究缺乏。

手稿的手稿学属性，相比于史料学、文献学的更主要特点，是手稿的载体形式，而内容则处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而我国手稿学目前的主要兴趣则是内容，无论是关注其史料价值还是文献价值，无论是注重挖掘还是阐释，都是着重于内容。即使不可避免地部分牵及形式，而归结点也仍然是内容。对于手稿的形式，包括其形态、结构、形成过程，形成方式、载体质地、书写工具、规律等，中国学者关注较少，或者说缺乏关注这类内容的习惯，甚至对于与内容有所关联的思维形式、写作方式、构思方式等等，关注度也不高，甚至不会认为手稿的形式有什么可以研究的。然而这些却正是国际手稿学界关注更多的视域。事实上，国际手稿学界更多关注的是手稿的形式，探求其形成的方式、特点、规律，及其对于手稿形成的作用。虽然有一点是中外学者所共同关注的，这就是这些手稿所能说明的问题和事实，但是中国学者更关注的是作为史实证据的手稿，而国际手稿学界关注的是作为现象的手稿。

4. 手稿整理出版传播兴盛，手稿学理论研究不足。

目前手稿不仅在整理出版上比较兴盛，而且在手稿传播上也比较活跃。不仅文化市场上手稿表现抢眼，话题不断，而且围绕手稿展开的研究项目、展览项目、交流传播项目，也都频频让人亮眼，形成“手稿热”的景象。同时，已经有人在大声疾呼手稿时代即将过去，手稿将消逝，甚至手稿学研究将失去对象，引起更多人的忧虑，从而引起手稿收集、保护、整理的热潮。作为手稿研究界，我们虽然为手稿受到社会重视而欣喜，为手稿在社会重视中得到保护而庆幸，为手稿在传播中焕发新活力而雀跃，但是仍不能不看到，目前手稿的活跃表现，主要还在于作为史实新证据的热点，而在手稿学理论的研究上显得薄弱，对于手稿在多学科方面如文艺学、社会学、现象学、形态学以及结构美学等方面的研究就更少，甚至没有。这可能也是手稿学研究初期难免的现象，由于我们对手稿及其价值的理解比较狭窄，我们关注手稿的出发点，就是视为史料，视为文献，挖掘、研究、传播，都是出于这样的理解，出于提出证据、保存历史的目的，所以形成这样的状况。

5. 国内内部交流为主，国际交流对话不足。

目前我国大陆的手稿研究，基本上还是限于国内，与国际上交流较少。虽然我们每年都在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每年也都有国际手稿学界的学者参会，但是双方的话题相距较远，国际上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都使我们感到陌生。因此，学术研讨会基本上是各说各的，难以聚焦。之前冯铁（R.D.Findeisen，1958-2017）教授曾经力图帮我们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但是由于冯铁先生的逝去，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从总的状况上看，目前这种交流还缺乏内在动力，也使中外手稿学交流受到限制。原因有多种，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外学者话语系统的错位，就是我们研究的手稿，国际学者关注度低，国际手稿学界研究的手稿，以至他们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话语系统，我们也很陌生。这就使双方难以展开聚焦的话语对接，无法讨论同一个问题。即使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们向国际学者提问，也多是就其论证逻辑及相关证据链的理解而提出的，对于其观点的理论切磋却比较少。而我们的学者演讲后，国际学者也很少提出问题，因为他们对我们的话题也关注很少。这样一来，双方的对话就难以持续了。

二. 手稿学的“危”与“机”

因此，目前中国大陆的手稿研究，与其说“手稿研究”，不如说“基于手稿的文献史料研究”，把手稿当作文献史料来研究，而不完全是当作手稿现象本身，而这或许正是中国手稿学的活力之源，也正是其危机所在。由于目前书写方式正在急剧变革中，或许可说已经实现了巨大变革，当下书写行为已经广泛电子化，用传统手工操作方式生产手稿的方式已经现实地面临消失，其变革之速度大大快于人们的预计，这也加剧了人们对于手稿前途的危机感。但实际上，手稿研究所面临的危机，并不仅仅是手稿的减少，同时也有研究方式与方法的危机，例如当手稿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被发掘后，它还有什么后续的研究价值？手稿研究是否应当仅仅限于内容研究？是否应当从对手稿内容的解读上拓展到其它方面？冯铁于2016年在上海的手稿学国际研讨会上有一个发言9，他对中国手稿学的现状和未来有一个评估和展望，他认为中国手稿学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有深厚的传统根基和精湛的技术，一方面被边缘化了。冯铁所指出的悖论问题，也正是一些学者正在担心的问题。我们作为文学研究者、文献史料研究者，有没有必要对除文献史料之外的手稿其它价值进行研究？如果我们不具备对手稿开展其它学科研究的能力，应否将手稿当作具有文献、资料属性外，还具有手稿形式属性，以及其他属性的研究客体？我们对于手稿的认知与国际学术界的认知，存在一个明显的错位，以至于显得中国的手稿学研究界与国际手稿学研究界，不属于同一类学术群体。

基于这种“危”与“机”的双重拷问，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些问题：

1. 我们的现状是否值得肯定和满足？我们的方向是否正确？我们的前景仍然可期？

很多人都感觉，中国的手稿学正在徐徐拉开大幕，正在渐入佳境，没有理由不感到满足，有理由充分肯定。无疑我们的手稿学正走在上升的通道上，但是危机感已经有了：有的人已经在担忧手稿学的前景，也有人感觉到与国际手稿学界的距离感，但是并不觉得对自己有什么冲击，因为迄今为止并不影响自己的研究。但这种感觉真的符合实际吗？

2. 我们的研究有什么问题？我们缺少什么？或感觉无法深化，无法出新与突破？

冯铁教授认为，我们现在持续开展的研讨会交流机制，是值得肯定和重视的。但2022年手稿研讨会，有较早开始手稿研究的研究者就向我表示：写不出有新意的论文来。这说明，研究缺乏进展和突破，作为学科来说，似乎缺乏生长点，没有看到有拓展可能性的思考点。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小事情。就是说，大幕刚刚拉开，就已经感觉要闭幕了，已经没有话题了。或许只是个别学者一时的研究进入瓶颈状态，但这也只能说明，研究停滞了，深化有阻碍了，提高没看到通道了，这就是问题：需要突破。说到问题和突破的必要性，又显然是不可否认的：我们需要突破自己，突破既有的研究模式与框架，需要与国际接轨，需要加强理论研究……

3. 如果不再有新的手稿产生，手稿学前途将如何？

这是一个很现实，也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手稿的减少是必然趋势，有人甚至说：现在还有几个人写作有手稿？目前的手稿研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上世纪的手稿，更多是上世纪上半页的手稿，距今多已近百年，近的也有五六十年的历史。而新世纪以来人们的写作方式早已改变，基本上都已经电子化，即使还有少数人保留了手稿写作的方式，也很难作为经典被关注、被研究，而当下以至未来更是急剧减少，所以，这种警告似远而近，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事实上，当下的书写者，在书法修养上，也不能与上世纪上半页的书写者相比，书写工具也早已改换，即使写了，其美学价值也不能与前者相媲美。那么，我们的手稿研究是否就一直紧盯着数十年、近百年前的手稿遗存呢？这样真的还会有前途吗？目前的中国手稿学，兴奋点往往在对于被埋没的历史手稿，很多手稿挖掘工作，聚焦于少数大家。然而大家挖掘完后，对其他作家以至于二流、三流的作家，还有必要和价值这样做吗？如果这样去做了，还会有相同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吗？推而论之，那么中国的手稿学会是一个短命的学科吗？

4. 我们是否需要调整研究方向和策略？

问题是出于必然的，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不知道，目前这种以挖掘、整理、解读为主的研究方式，还能有多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我相信有人会继续坚持，但对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开创新局面，则是不敢预期的。如果想要在现有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提升，有所发展，那么开拓是必不可免的，从而，研究方向和策略的调整也是在所难免的。

如果不作调整，固守现有模式，应该也不至于立即无话可说，但研究资源的减少，研究的深度受限，交流范围的局限，以至交流话题的减少，都是可以预见的大趋势。研究前景能否持续保持热度，还真不好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按说应有足够的成长性，不会像有些老熟的学科那样老化，难以推陈出新。学科建设，切忌还没有充分发育，就已经老化，那样就变成一个相对小众、冷门的学科，这就让手稿学真的成为一些学者逗趣说的“冷门绝学”了。因此，能否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和途径，或许将决定学科能否焕发新的生命力。这倒真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在国际上手稿学也不是什么热门学科，也是相对属于小众的学科。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满足于一帮圈子中人自娱自乐，而应该将国际研究成果与国内的动力和需求相结合。在中国，即使如“红学”那样的学科，虽然已经研究很深，研究者相对少，但是仍不妨碍其经常发出引人注目的声音和成果。再如更小众的蒲松龄研究，也办有一个专业的核心刊物，不断发表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都是可资借鉴的。

三. 手稿学发展、提升的可能性

提出这个命题，并不是说目前的手稿学研究水平都不高。实际上目前很多成果有很高的水平，更不用说新编《鲁迅手稿全集》所达到的新高度了。我们的研究也不是毫无基础。按照冯铁先生的说法，我在1991年误打误撞推出的《神盖记》译稿“评订本”已经是中国手稿学起步的标志性成果了10。这说明，中国的手稿学研究是有基础的，是有可为的，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难度。

但在现有条件下中国手稿学能否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新方向、新途径呢？我以为是有的。这既是手稿学学科发展的必要，也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无论从手稿学研究的多样性、多学科探究的可能性，还是学科规范建设的必要性方面来看，都是这样。

手稿研究存在多样性。按照手稿学的定义和原理，手稿除了可以用来开展文献学、史料学研究，还可以开展文学创作研究、文艺学、语言学、校勘学、形态学、结构美学、传播学、书法研究等等方面的研究，经典作家的经典手稿可以开展上述研究，非名家非名作也可以开展相关研究。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仅存的一页手稿图像，可以作为鲁迅这篇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为代表作的小说的原始面貌的文献证据，也是鲁迅早年创作手稿史料的见证，在创作研究方面，它呈现了鲁迅写作作品的书写方式，在文艺学上，它也呈现了鲁迅五四时期文艺创作的面貌、格式、韵味，从校勘学上可以看到鲁迅写作和修改的痕迹，从形态学上可以看出鲁迅五四时期字体与后期字体形态的异同，在结构美学上可以分析其从文字到篇章结构的美学内涵，从传播学角度可以研究其表达、传播方式的有效性等等，从书法艺术可以分析其从结体、运笔到气韵的特色，等等，都不会无话可说。

从多种学科视域开展手稿研究，在学科发展上，也是可行的和必要的。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一个学科，以手稿为研究对象，也都是十分自然的。这就是说，我们不从手稿学本身看，而是从各个学科研究反观手稿，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也可以说，各学科研究的发展，也需要手稿，对手稿的研究，也可以推动、促进各学科的发展，至少也是各学科研究可以发挥学科特点之处。反过来，手稿学研究如果借鉴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也可以打开视野，看到全新的景象。从手稿学延伸到各学科，再回到手稿学，相信其中的感悟将会更加丰富。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再从手稿学学科建设规范的角度看，也可以得出完全必要和可能的结论。现代学科建设的要求，要求多学科的融合。由于是新兴学科的建设，因其往往本身是各学科交媾、嫁接、融合而产生的，学科领域已经没有未经分野的处女地，新学科的诞生和发展，都是建基于各基础学科之上，或之间。手稿学同样面临这样的境地。实际上，在当代条件下开展手稿研究，完全不借鉴别的学科，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手稿学的学科理论建设，也必须从多种学科的学理中寻找借鉴和理路，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学科架构立起来。

必须指出，学科理论建设，决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了显得规范而凭空捏造一大堆不着边际的空理论，而是为了指导研究，并使学科发展更加科学、规范和完整，使学科的研究更能遵循科学的理路，更能发力，更有建树。换言之，是能给研究带来能量和动力的科学原理，而不是脱离实际、与研究无关的教条空话和条条框框。有了学科建设的规范和理论，研究就能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否则犹如无头苍蝇、盲人瞎马。

还必须指出，手稿学并不是只需要有应用手稿学就够了。从前面的缕述中，我们已经看到，只有应用手稿学是不够的。手稿研究要开拓、深化和提升，就必须开展多视角、多学科研究，必须借鉴、运用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必须使本身丰富、健全和完善起来。至少，要能用更多方法来深化和展开研究。其实哪怕只是挖掘和解读，也需要拓宽视野和借鉴方法，才能获得更好的成果。目前基于文献学、史料学的研究，研究者往往使自己的研究停留在手稿研究的初级阶段上，无法看到手稿更多层面的意义与价值，例如在文本生成学方面的意义，这是不合理的。

四. 怎样深化？推动发展理论手稿学的必要性

我曾听到有学者表示：没有理论也可以开展手稿研究。我想这不表示他真的这样看。只要是一个认真的学者，都会有深化、提升研究水平的意愿，也都离不开一定的理论。我认为，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表示一种找不到提升路径和开拓方向的焦虑和困惑。因为，当我们接触一件手稿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首先看到它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因而把目光聚焦于此，因而跳不出这个局限。但我们只要多看看国际手稿学界是怎样开展手稿研究的，就会受到更多启发。举个例子，法国学者丹尼尔·费雷尔指出：“在每个阶段，创造都是基于虚拟和实际的辩证法。虽然我们绝不能忽视手稿的物质性，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将处处以虚拟为中心。” 就是说，当我们关注手稿的内容时，我们正在离开手稿实体，进入虚拟的境界。手稿研究必然要从手稿实体走向虚拟，从物质走向理论。

因此，当作家采用电子写作（虚拟）方式后，手稿消失，却并不妨碍我们对其作品进行像对纸质手稿那样的研究，尤其是从文本生成学的角度（至于对纸张本身的研究当然不在此列），这样我们首先不必纠结于纸质手稿的消失，而应将目光聚焦于文本所呈现的多样性内涵。他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一点也不受影响，丝毫没有放慢自己探索的脚步。

其次，当我们关注内容的时候，其实可以观察的远远不止一个角度。手稿的意义也决不仅仅在于史料价值。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手稿在手稿学领域有其可以开拓、耕耘的广阔前景。如果不受文献史料价值的局限，就可以更多从其它学科、角度来开展研究，同样可以看到很多靓丽的风景。至少可以从文本生成学角度来考察，那样对于研究作品、研究作家心理及其创作方式，都是很有帮助的，也完全没有离开作家作品，不会陷入脱离文学研究的困惑。

同样，从文艺学、语言学、形态学、结构美学、传播学、阐释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书法研究，以及精神分析学、文学地理学等等角度开展研究，也可以看到，书写作品的文艺特性与内涵，手稿形态的建构方式与意义，手稿结构的美学意义，书写作品的传播学价值，又可以从书法角度来研究，包括书写习惯的考察等等，都是大可以深化和拓展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在开展手稿研究时，学科规范也需要尽快建立起来。首先，要明确一些基本概念，如什么是手稿，什么是手稿学以及手稿学相关专用名词的解释。其次，手稿学的原理，然后，手稿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任务、学科构成、研究方法等等，简言之，我们需要一部简明的《手稿学概论》，以便形成一个最基本的共同话语系统，这对于展开学术研究和交流是十分必要的。虽然由于这是一门新兴学科，而学科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至少可以有一些初步的基础，至少先提出一些基本概念和主要问题，这样容易聚焦问题、集聚共识，然后在发展中不断深化和完善。事实上，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国手稿学理论目前本身还很不完善（甚至还不到谈完善的时候），它还很不健全，甚至还没有成形，连基本框架都还没有建构起来，我们正在开展的，只是凭我们对于手稿的原始知识积累，按照我们自己对于国际手稿学研究开展及其成果的理解，运用我们既有的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在开展自为的手稿学研究、而实际上是史料学、文献学的研究，也许还加上一些创作论以及文艺学等知识，杂糅使用或选择使用。因此，我们的手稿概念各不相同，研究话语系统各异、研究方法各显神通，研究成果面貌各异，研究深度参差不齐。上述各方面，都需要在研究中、发展中、探索中逐渐加以调整、整合和规范。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加强理论手稿学研究和建设，提高手稿学理论研究水平，推动中国手稿学不断发展，同时不断拓展国际影响。

小结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当前中国的手稿学正处在快速上升和发展时期，这是可喜的现象。但因参与者多为文史研究者，故总体上呈现较多从文献史料角度开展手稿研究，也即从应用手稿学方向开展的面貌，以挖掘、解读、传播为主，而从理论手稿学方向研究较少，在手稿学学科理论建设方向拓展更少，与国际手稿学界的交流互动也不够频繁紧密。这种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满足于这种状况，将使学科未老先衰，在刚刚进入发展期就呈现老化状态。为了促进中国手稿学健康、持续、提升发展，及与国际手稿学界深化交流与对接，需要居安思危，打开视野和思路，加强多学科研究、理论手稿学研究，并开展手稿学学科理论建设，而手稿的丰富性使这种拓展充满了多样可能性。

注释：

1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2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3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

4 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1月出版。

5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

6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

7如施晓燕：《〈鲁迅家用菜谱〉年代疑云》，《上海鲁迅研究·鲁迅与上海》，2018年1月，第31-39页；向敏艳：《〈鲁迅家用菜谱〉再研究》，《上海鲁迅研究》总第94辑，2022年10月，第134-147页。

8赵献涛：《民国文学研究：翻译学、手稿学、鲁迅学》，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9 冯铁这篇发言的底稿《手稿研究与手稿学的展望》，原文为英文，发表于《斯洛伐克东方研究》第15卷第2期，2016年（Raoul David Findeisen：Chinese Manuscript Studies and Perspectives of ‘Manuscriptology’， Studia Orientalia Slovaca，15·2，2016）。

10据冯铁：《手稿研究与手稿学的展望》。我整理的《〈神盖记〉稿》发表于《上海鲁迅研究》第四辑，1991年8月，第29-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