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惟嵋 林森：只有往外走的人才有故乡 ——林森访谈录
主持人语：
林森是一位拥有多种头衔和身份的作家，他不仅是“海洋写作”“新南方写作”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天涯》杂志的主编。其早期作品多写改革浪潮冲击下小镇众人摇摇欲坠的生活，用一座“瑞溪镇”复制出了彼时全国共有的遭际与命运，这座小镇也因此成为当代文学地理中一个醒目的地标；近年来，他的小说题材愈发多样，本土的小镇、他乡的城市乃至迷幻炫目的未来世界都被纳入了他的文学领地，在各相迥异的背景里，不同的人物展示出了相似的困惑与徘徊。本期对话及评论由杨惟嵋主笔，主要围绕林森的三部长篇小说展开，在虚构的世界与共同的命运之间，我们也许会发现，林森的笔下不止有岛屿和南方。
——赵月斌
地域性：一种观看的方式
杨惟嵋：林老师好。我非常喜欢您的短篇小说《背上竹剑去龙塘》，小说讲的是一位青春期的小男孩离家出走的故事。您小时候会幻想离开海南吗？会产生“我看烦了海，以后要到一个内陆城市去”之类的想法吗？
林 森：小时候，在小地方待长了，总有要去世界看看的梦想。尤其少年时期，看多了香港的电影，不管是枪战片还是武侠片，总会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想象，总是希望到画面里那些不一样的世界去看看。顺便说一句，对很多70后、80后写作的人来讲，让他们产生表达冲动的，或许并不是什么国外名著、国内文学经典，而是那些不知道什么地方盗印的、破破烂烂的港台武侠小说。那时有着真正的阅读冲动，再加上港台电影、港台音乐等流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审美和看世界的方式，也在其写作中得到了体现。后来走过了不少地方，便不会再有要到别处生活的想法了。
杨惟嵋：您最长一次离开海南是什么时候？在那个远离海南岛的地方，会有很多区别于海南的地方吗？您对这些差异能适应吗？这次的经历对您的创作产生影响了吗？
林 森：有两次吧。一次是2007年，读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青年作家班，在北京待了四个半月；另一次是2017年到2018年，读鲁院与北师大联办的作家研究生班，研一都在北京，除掉寒暑假，加起来有八个多月。我不太适应北方的天气，那种干燥没法接受，洗完衣服不拧，湿漉漉地挂起来就能干，太可怕，我习惯于海南岛上的湿润，到北京就蔫了。静电让每一次伸手都忐忑不安。北方节气清晰，到了什么时间就有相应的变化，海南则四季不变，时间是凝固的，但需要海南人往外走，真正感受到变化后才能发现这一点。若说对创作的帮助，那就是通过往外走的方式往内看，发现了自己生存之地的独特——气候是独特的，时间感是独特的，文化是独特的，生活方式是独特的……把这些写出来，文学也是独特的。
杨惟嵋：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关于地域的刻板印象，比如山东人喜欢考编体现的是保守求稳的意识，上海人离不开咖啡象征着商业都市的小资气息，那么如果让您形容海南，您会选择什么词语呢？您认为海南人与中国其他省份的人在精神性格上存在不同吗？
林 森：乐天。海南人极为乐天，对很多不好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在乎，乐呵呵就过去了。比如说横扫一切的台风，海南人早习惯了，哪年不来，海南人还会在那里念叨，并不觉得那是灾难。还有，热衷日常生活。海南人非常热衷日常生活，爱吃爱喝爱玩，有一毛钱却花了五毛钱，精力常常放在吃喝玩乐上。
杨惟嵋：在您的小说中，人物最远到达的地方是三亚、海口这些海南岛内的城市，“大家都不愿出岛”是出于情节安排和主题表达而进行的文学创作，还是您观察到的海南岛的现实？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的现实？
林 森：身边的人大多如此。在当下，流动已经很容易，肯定有不少人会外出谋生，跑到世界尽头的也有，但海南岛和内地毕竟隔着一条琼州海峡，这也让很多人的流动没那么方便，再加上各种生活习惯不同、天气不适应等原因，到外地生活的比例肯定比其他省份要少。其实，很多年前，海南不少人下南洋，到外国谋生，海外华侨极多，但也只是那么一两个市县的人，大多数市县的人仍然是留在本地过一辈子。我并没有专门做过统计，只是在写某个具体作品时，会针对观察到的情况做不同的处理。
杨惟嵋：米兰·昆德拉说过一句话，“统一意味着所有人都无处可逃”，如今中国仍处于热烈的市场建设和商业开发中，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在某种程度上致人堕落致人牺牲，当然也有人因此获得了成功，您的《暖若春风》《关关雎鸠》等小说都关注到了这种现实。在您看来，海南或者说是南方，与北方在这一进程中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您认为原因何在？
林 森：1988年，海南建省，在很多政策上走在了全国前列，很多人来海南，把这里当作希望之地，但后来海南的发展反而落后于全国很多地方。当然，海南仍旧在向前发展，目前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也是海南的一个新征程、新探索。但作为本地人来讲，生活的改变必然会带来矛盾和冲突，比如，你提到的《暖若春风》《关关雎鸠》两个小说里，我就试图从一个边缘小镇的视角，审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各种风气吹入后小镇的剧变和人心动荡。尤其是《关关雎鸠》里，“瑞溪镇”那个体现民俗和代表着民意的“军坡节”的停办和试图恢复，成为时代变化的标志，在这期间，外来流行文化、赌博、少年帮派、毒品等的侵入，让一个边缘小镇也处于动荡之中，貌似凝滞不变的水面下波涛汹涌。我很想通过这个带着我很多记忆与痛感的小说，表达一些我个人对于时代的思考，表达时代变化下人心的动荡——当然，写的时候我才二十多岁，能不能把思考写出来，会不会眼高手低，都是问题。南方和北方当然有差异，这种差异并非经济上的，而是传统上的，海南岛的北面，毕竟有着一条琼州海峡，别看这条海峡不宽，但确实让海南岛在保存传统方面，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边界。比如说，在宗族观念方面，北方的很多乡村这方面已经比较稀薄了，但在海南岛上，一个村子里最气派的建筑，肯定是宗祠。宗族的观念仍在，向心力仍在，每到节假日，外出的人总要回来。也就是说，海南岛在传统价值观的保存上可能反而更全面，在面临变化的时候，那种痛感也就更足。
杨惟嵋：之所以会向您提出以上五个关于您的家乡的问题，是因为在很多研究文章中，大家似乎都很喜欢点出您海南人的身份，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因素大概率会影响您的写作。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呢？您是否认同“作家是具有地域性的”这种观点？
林 森：这也是一种“观看”的方式吧，我没办法改变别人怎么看。其实，从写作的角度来讲，作者是没法选择题材的——因为你所熟悉的，永远从你生活的地方来。只不过，可能有些地方的地域性没那么强，就不会被专门点出来——比如大城市，那种生活哪里都有；有些如果地域性强一些，就会被特别关注到——比如某个偏僻的山野。作家所处理的题材，当然有地域性，但作家要表达的文学精神，要跨地域，否则没法让别人感知，没法让别人同理、共情。
《书空录》：新作品新表达
杨惟嵋：今年是疫情封控结束的第一年，您的新作《书空录》中有不少故事将疫情时代设置成了发生背景，这些故事是您在疫情之前便已经构想好的，还是在疫情期间的有感而发？
林 森：全是疫情中的感受，没法提前构想。我自己是杂志编辑，有时会特别失望，在我们编稿过程中会疑惑，当面临疫情这种改变人类进程的重大事件的时候，为什么大部分作家是失语的——很少有作家去表达那里面的人心之变。既然失望，那就自己来写吧！收录在《书空录》里的多个短篇，全是疫情期间所写，先是在各刊物上发表，后来结集出版。搞首发式的时候，恰逢防控政策大变，作为作者，我感喟不已。这些短篇，篇幅都不长，可以在电光石火之间完成一种瞬间的思考，写的时候或许并未在意，可事后来看，就显得特别有价值——人是特别容易遗忘的，现在回头看这部小说集中的一些细节，都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了，在文学的表达之外，它无形中有了记录特殊时刻人心的功能。
杨惟嵋：《书空录》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关于杂志编辑，您现在担任《天涯》的主编，除了可以提供新的题材，多年的编辑生涯对您的创作还有哪些影响？编辑和作者打量作品的角度以及标准是否存在差异？
林 森：编辑工作对作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果一个以写小说为主的作家，他当编辑也以编小说为主，那长期下去，肯定对他的视野会造成伤害，他的目光会越来越窄。幸好，《天涯》以广泛的包容性、深刻的思想性著称，我看到的各个门类的文章，可以在小说写作中有所借鉴。编辑工作的影响还有：好处——可以让你了解文学现场，知道别的作家都在写什么，可以很好地回避掉重复雷同的无意义创作；坏处——让你对文学的兴趣不断被消磨，产生厌倦感。
我这些年创作的量其实很少，也是跟编辑工作有关，一是工作太忙，二是我会对自己要求越来越高，想极力避免跟别人重复，想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我的某些作品，比如说短篇《虚构之敌》《好好做人》等，都是极新的表达。当编辑，天天编稿校对，也让我对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极其用心谨慎，每一篇作品在投出去前，至少会改过十遍、放置半年以上，觉得可以出门见人了，才会投稿。
作为编辑，视角会更有包容性，想发现作品的优点和多面性；作为作家，视角会更个人化，想发现作品的风格性。
杨惟嵋：《书空录》中的九个故事都发生在现代都市，我们是否能够以此判断您未来的写作兴趣已经从小镇渔村转移到了都市呢？您认为通过描写小镇、渔村、都市这些不同的地理位置，会折射出完全不同的问题，还是说它们殊途同归，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
林 森：我的兴趣点一直没变，但我关注的题材一直在变。我的兴趣点在于“问题”，有了问题，有了问题意识之后，希望在写作当中进行一些思考，我所关注的题材的变化，不过是我在处理不同问题时的不同选择。我不太愿意重复自己，故而会不断调整自己的关注对象、书写题材，希望呈现一些新的思考。在不同的阶段，面对不同的内心困境，急需处理的当然也不一样。比如说，疫情期间，人的精神困境是我所关注的，我就会去写那期间的人和事，而不会像以前一样，继续写小镇少年——毕竟我也很多年不在小镇上生活了，和那里当下的生活有了隔阂。可是，当某一天，我发现当下的某个困惑，仍然会和小镇发生对接，我仍然会以新的方式去加以展开。我对不同题材的处理，都是如此。事实上，由于当了多年编辑，我对新题材的嗅觉，是比很多作家要敏锐的。
写作者：始终保持敏感与警惕
杨惟嵋：“新南方写作”的概念近一年来很是热门，您本人也参与到了这个话题的建设中，在您看来，“新南方写作”的“新”在何处呢？您看好“新南方写作”（包括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在内）的未来吗？
林 森：“新南方写作”的“新”，并非要另占山头、另立大旗，并非要跟北方的写作，跟江南的书写有意不同，在很多年里，由于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在文学探索上并未被关注，没有形成被器重的审美，所以要提。“新南方写作”的提出，是对中国文学疆域的补足，把以前没注意到的一些新的现象摆出来，让大家多看两眼，让新时代文学变得更加丰富。所谓文学之新，不外乎两个，要么题材新，要么表达新——希望“新南方写作”在题材和写法上都有所拓展。“新南方写作”并非要摆擂台，而是拓眼界、扩审美、出作品。可以看到，“新南方写作”不仅仅是一个说法，而是由许多不断涌现的作品在支撑的，学术研究也在持续跟进。可以说，这是近年来所提出的文学概念中，最具活力和讨论价值的一个。当然，这个说法能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价值，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作家们有时需要某个概念来让自己出场，但作家们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被这些概念所束缚。我参与过很多概念的讨论，比如说“小镇书写”“新南方写作”“新时代海洋文学”等等，但我不会也不愿被这些所套牢，我一边在讨论这些，一边也在逃逸着它们的捆绑。你看了我的作品也不少，应该也能注意到，我写小镇，写城市，这几年写所谓海洋，还写几乎无人触碰的“网络流量”“疫情心理”“编辑生活”等题材，几乎天天在变，就是不愿被困死。
杨惟嵋：在阅读您的作品时，我发现您有时会省略城市的名字而直接代之以“省城”之类模糊的称呼，这种对于具体地点的模糊处理是有意为之吗？您是否希望自己的作品在保持地方经验的同时拥有更大的普世意义？
林 森：写现实题材的作品时，我不习惯出现一个虚构的地名。以前有不少人写海口，常常用滨海市等虚拟地名，看了就觉得尴尬——或许，这尴尬是我个人的过分敏感。我希望小说里的人物，面对环境时是具体可感的，如果作者都觉得尴尬，里面的人物在面对现实时也会产生动摇。有的爆款电视剧，也曾虚构出什么“汉东省”，我理解，这是特殊题材的特殊处理，避免现实中的压力和纠纷。但我的小说，并不愿去虚构一个地名，主要是为了让自己变得确信，让人物和细节变得真实。有时如果点出地名，考虑到读者未必会对它有所了解，便会以类似“省城”“县城”这种模糊的叫法取代，这当然也是表达的需要。很多时候读者未必能感受到这种微妙的变化，但作者需要极为敏感和警惕，每写下一个字，至少是能说服自己的。
杨惟嵋：您塑造过一位远离家乡、在变压器公司工作的“他”，听说是以您的一位朋友为原型创作的，您对于生活原型和文学创作之间关系的看法是什么？
林 森：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有原型，当然，我有时会处理得连原型本人都看不出来。原型只是一个触发点，作者对某个问题的思考，由此获得生发、扩散。文学人物是需要成长的，不是现实里的复制；作者需要让人物成长，而不是拷贝现实。
杨惟嵋：您认为故乡对于作家、对于普通人的意义分别是什么？它是否有时也会成为一种束缚？您觉得我们是否有能力冲破这层束缚？
林 森：只有往外走的人，才有故乡——一辈子待在老家的人，他没有远方，也没有故乡。对于写作者同样如此，你只有通过写别处，才能发现故乡的独特意义。只待在一个地方，只写一个地方，没有与别处的对照，这样的故乡书写没有意义。所以，只要我们写，就是在写故乡，你想不写都不行，你的文字自然会带有故乡的气息，作家也没必要纠结摆脱束缚这个事。对于文学来讲，不管写故乡还是写摆脱故乡，都能写出让人难忘的作品，关键是作家们需要认真对待每一部作品的完成。
杨惟嵋：许多作家都谈过自己在文学上的传承，哪一位前辈作家或者哪一种写作风格带给了您最多的创作启发？您怎么看“文学的传承”这件事？
林 森：大部分传承并没有那么清晰，一个作家之所以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是他此前的经历、阅读的总和所决定的，不是单纯某个让他醍醐灌顶的人所决定的——当然，也不否认有些作家会对自己带来极大的冲击，让写作者为之一变。若一定要选具体的作家，那我少年时在小镇租书店里看到的古龙以及很多不知谁写的盗版武侠小说，对我影响最大。我在《天涯》工作十多年，《天涯》的前辈韩少功老师，其人、其文，都对我产生过影响。但各种影响混杂在一起，其成分、比例什么的，已经搞不清楚了。
杨惟嵋：现在越来越多的网络流行词以及流行句式进入到大众口语的使用中，很多人认为我们的语言被污染了，卡尔维诺说文学是拯救语言瘟疫的唯一良药，您觉得作家是否应该对此负有“保持语言纯洁性”的责任？而“语言的纯洁性”是否真的存在？如果有，作家能够做些什么呢？
林 森：网络语言的流行，这事还得多角度看。事实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语言——语言不是一下子全部创造完成、规范其意思，再拿来使用的，在使用当中它会不断产生变化，不断有新词诞生。网络流行语也是如此，新的生活必然会诞生新的词汇，为了表达的方便，网友们当然会使用流行语，从而加入某种狂欢的行列。比如说，“奥力给”“YYDS”等，喊一声，很带劲，对于普通网友，也就是顺口一喊，不要上纲上线，但是这些词如果要引入到文学创作中来，作家们当然要谨慎一些。因为从小的地方讲，这些词很容易过时，语境产生变化之后，它们会被淘汰得很快；从大的方面讲，这些网络流行语的使用，是作家们思维懒惰的表现，他们没能力概括现实，只能被这些词语所带偏。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如果要使用网络流行语，需要辨别出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词汇，事实上，网络流行语里有很多已经“经典化”，不会一时流行，不会很快被淘汰，比如：退群、佛系、怼、油腻、996、内卷、后浪……这些词有着强大的概括能力，其影响已经超出网络，为大众所熟悉，也就更具有生命力一些。作家们在保持语言纯洁性的同时，也需要辨别出那些有活力的词汇，从而激发语言的活力。当然，那些乱用、滥用、故作幽默的尬聊，谁看了都讨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