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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看待“志摩手札”： 决非一人一时之事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殒命。中国新诗界最杰出的代表就这样英年早逝。消息传出，社会各界无不感到震惊与哀痛。从1931年11月22日至1933年11月20日，两年时间里，关于这场死难事件的各种调查与追诉一直在进行，对徐氏英年殒命的哀悼与纪念活动也在持续进行中。

在悼念活动中，作为徐志摩的多年挚友，其暂寓北平期间的“房东”胡适，始终辗转奔忙其间。在徐氏逝世两周年之际，胡适等倡议出版《徐志摩全集》，以为永久纪念。

当时，全集文稿编制基本就绪，遗孀陆小曼原拟交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后经胡适从中斡旋协调，改由商务印书馆接手出版。因为全集待搜求的信件一时难以罗致齐备，编印工作也因之耽搁。在此期间，亦有徐氏信件零星见诸报刊发表，多为其生前友人缅怀追念之举。

譬如，刘海粟就曾于1943年在上海《文友》杂志上，发表过数通徐氏信件——这些被冠以“志摩手札”之总题的徐氏通信，时隔七十余年之后，方才被收入《徐志摩书信新编（增补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2019年，商务印书馆推出十卷本《徐志摩全集》，可谓至今最为齐备的徐氏全集，上述这些新近发掘出来的徐氏致刘海粟信件，自然悉数收入，务求完满。

其实，刘海粟曾早在1936年末，即将部分徐氏通信冠以“志摩手札”的总题，交由上海《时事新报》的“青光”副刊发表，比后来交由《文友》杂志发表，早了七年。“志摩手札”在该报首度发表时，副刊主编的一则“短引”，就很能反映出刘海粟亟欲尽快发表这批徐氏信件的“初心”所在：

某次遇到刘海粟先生，他对我说，徐志摩死了已好几年，现在商务将刊印《志摩全集》，曾托小曼向他索志摩手札，他便中检出若干通，里面有许多有趣味的史实，你如果把它在“青光”上刊印，读者是很注意的。只要“读者注意”，我是没有不欢迎的。隔了几天，刘先生果然把志摩手札的原稿送来，而且还附了封信说，“此类文件，关于将来文化史，决非一人一时之事，志摩问世较弟为迟，弟更不必借志摩手札以自重也”。虽则“决非一人一时之事”，读者是可以从原信里得到证实，但我以为刘先生这一种表白却是对的，故在刊布之前，作一短引如上。

——曼华

徐志摩致刘海粟信札，最后一次刊载于《时事新报》，1937年1月25日（局部）

徐志摩致刘海粟信札，首次刊发于《时事新报》，1936年12月28日(局部)

“曼华”即朱曼华，其人自1935年初主编“青光”副刊，直至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时事新报》迁至内地续办。当时，朱曼华对刘海粟拟将志摩手札先行发表的心愿，表示理解与支持。自1936年12月28日至次年1月25日，《时事新报》的“青光”副刊上，陆续十二次刊发了“志摩手札”，全部为徐志摩致刘海粟手札，共计达十七通之多。

辞职“北上”前的心声：“故国风光，依然黯淡也”

“青光”副刊首次发表的“志摩手札”，为徐志摩于1930年10月26日致刘海粟的手札。1943年7月15日，此信又在上海《文友》半月刊上刊发了出来，信文字词上略有差讹。在此，谨以“青光”副刊所刊布的“原信”为底本，转录全文如下：

海粟我兄：

承常赐音问，得知老友徜徉琼天瑞地，逸兴遄飞，气概非凡，艳羡之余，辄自冥目遐想：兄等踪迹，醉心湖光山色间。迩来生活之匆忙乏味，已臻绝境，奔走宁沪间，忍受冷板凳生涯，睡眠缺少，口舌枯瘦，性灵一端，早经束之高阁。但待有远飏机会，更期吐纳，在此绝不能有何发展。兄今意兴正豪，千万弗遽萌归念，为语故人，故国风光，依然黯淡也。刘夫人已然孟晋从学，拜佩无限，承嘱事，已向次彭谈过，他说此事须问陈和铣，他允向道地，同时嘱语，兄即日送一呈请致江苏教厅，或由谢次彭转亦好，想不难成功也。伯鸿夏间患痢，乃积痨所致，近来稍好。此公真热心肠人，我敬之弥笃！中华新文艺丛书，我为收罗稿本，已有二十余部，但皆未印得，转瞬满年，此职至盼赓续。兄如函伯鸿，乞便为道及，上半年幸兄与鸿公惠助，得坐享闲福许久，感念未可言宣，但为中华，总当为尽力选书至慎，决不要做亏赔生意也。宗岱、太玄诸兄壮健，均念。此颂俪福无量。

志摩十九年十月念六日

《时事新报》刊发此信时，于文末有小注称“时海粟寓瑞士”，可知刘海粟当时旅寓瑞士，正忙于海外举办画展。彼时徐志摩有意辞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的职务，应胡适之邀“北上”，赴北大任教。所谓“奔走宁沪间，忍受冷板凳生涯”“故国风光，依然黯淡”，正是这一时期苦闷心境的写照。收到瑞士寄来的这一信件，徐志摩在回信中所流露与表达出来的情绪，恰恰反映了这一特殊时期其“奔走宁沪间”，郁郁不得志，意欲“北上”重谋发展时的真实心境与心态。

此时可念而不可即，如何能不惆怅

1937年1月25日，第十七通也是最后一通“志摩手札”在“青光”副刊上发表了出来。此信后于1947年7月间发表在了《文友》半月刊之上，同样也被收入了《徐志摩书信新编（增补本）》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此信提及徐氏个人亟愿出国“专事内心修养”，可因为母亲病重“如风中之烛”，夫人陆小曼“也是病不离身的过着日子”，所以一时无法“追随着你们（指当时正旅寓法国巴黎的刘海粟与梁宗岱）一同过些有趣味的时日”，表现出对二人海外游学与旅居生活的追慕与向往之意。这样的心态与心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后来徐志摩毅然辞去南京教职，果断“北上”谋求更大发展的动因所在。

特别是文中一句“我不是超人”之慨叹，更是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此时徐氏虽仍孜孜以求寻求个人发展，却因“家累”种种而不得不疲于奔命的情态——在这样的主客观因素叠加的双重压力之下，一两年后因仓促行事，搭乘载邮货机不幸坠机罹难的命运，似乎早已冥冥注定了。转录全文如下：

海粟我兄：

你一再来信以及寄来的印本，我都收到。每回我念你的信，我总感到惘然，一来为羡慕你在海外艺事精进，我在此一无是处；二来回想先前在海外时的风光，此时可念而不可即，如何能不惆怅！你想来已知道，谢次彭已发表比国代办，一月后即将离国，洵美亦挈家相从，这更叫我眼热，我是真想出去，但困难倒不完全在没有相当机会。我的心事第一是我的母亲，她近来的身体简直是风中之烛，我如何能恝然远行；第二是小曼，她是病不离身的过着日子，绝无希望能去外国，如果我出去，是单为呼吸空气，打道就回的，那还容易，但我这回不去则已，要去绝不能像上回时的走马看花，我的心愿是去翡冷翠山中住上半年光景，专事内心修养，能著作当然更妙。因为上海这样生活，如再过一年二年，我即使有一二分灵机，都快要到汩灭尽净的光景了——真是言之可惨；我不是超人，当然一半得靠环境，所以惟一的救命希望，是去外国。海粟，我真日常几于天天念着你和宗岱等，恨不能追随着你们一同过些有趣味的时日，但我还不至绝望，我想你等着吧，也许今年夏秋间，我们又能相见欢然话旧的了。国内事无从说起，文艺界并皆消沈到极点，还是不去说它吧。

你夫人补费的事，次彭为你写过信，但不见效，据次彭说“只要叶楚伧一句话”，陈和铣就一定照办，吴稚老亦行，但不如叶，请你立即再想法。我们新月同人也算奋斗了一下，但压迫已快上身，如果有封门一类事发生，我很希望海外的同志来仗义执言，我的小说集即日可出，我寄几册给你。宗岱我欠他无数的信债，我只能向他叩头求恕。敬念俪安！

志摩小曼同候

上述六百余字的“志摩手札”，没有时间落款，“青光”副刊上也并没有任何说明。为此，不妨就从信中所言“谢次彭已发表比国代办，一月后即将离国”之事，来推测此信的书写时间。

据考，谢次彭即谢寿康，江西赣县人，曾于1923年入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次年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同时比利时皇家学院院士。1929年归国，任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1930年2月，出任驻比利时使馆代办。显然，徐信应当写于1930年2月前后。

遥思那一番“我不是超人，当然一半得靠环境”的慨叹，在八个月之后“故国风光，依然黯淡也”的感慨之中，终于令其做出了辞职“北上”的人生抉择。可以说，“青光”副刊上的这十七通“志摩手札”，是以某种类似于“倒叙”手法，将诗人从“奔忙宁沪间”转而毅然“北上”的心路历程，悄然呈现在了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