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世宗:怀念百岁袁鹰先生
9月1日晚,好友陈冠柏心情沉痛地把一个噩耗告诉我:我们敬爱的老田走了!当时我脑海里浮现出老田亲切的面容,同时眼里涌满了泪水!
老田就是田钟洛先生,就是袁鹰先生。
老田1924年出生,虚岁应该正好是100岁。从儿童文学创作起步的他是著名作家、诗人、编辑家,15岁首次发表作品时用了“袁鹰”这个笔名。有人曾问他为什么起这样一个笔名,他回答说:“没有太多的讲究,因为母亲姓袁,又因为那时生活在沦为‘孤岛’的上海,渴望有一天能远走高飞,因而用了个‘鹰’字。”
1975年,胡世宗与袁鹰先生(右)在昆明西山
1986年,胡世宗与袁鹰先生(右)在北京
胡世宗与晚年的袁鹰(左)在北京
袁鹰出生在江苏北部的古城淮安,上了三年新式小学,抗战爆发,杭州沦陷,又迁居上海,这使他有机缘读到大量的现代文学作品,遂对文学产生痴情。他的处女作《师母》,发表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那时他主要写“孤岛”的社会生活,写小人物和知识分子的故事,从侧面揭露社会的黑暗。
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的上海,袁鹰从事繁忙的报纸编辑和教师工作,抽空写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小品和影剧书评,分别发表在唐弢编的《文汇报》副刊《笔会》,林淡秋编的《时代日报》副刊《新生》、袁水拍编的《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及一些刊物上。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调到《解放日报》,1952年调到北京《人民日报》,一直做记者、编辑工作,没有做过其他的工作。
袁鹰的儿童诗,最早是解放前给地下党领导的《新少年报》写的。那时他的夫人吴芸红就在参加编辑《新少年报》,袁鹰的诗篇里充满了对旧中国穷苦儿童生活命运的同情。解放后他并没有立志要写儿童诗,后来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使他和儿童诗结下了难解之缘。
从1976年到2020年,袁鹰题签赠送给胡世宗19本书
1953年6月19日,美国反动政府在罗织了著名的和平战士罗森堡夫妇的“罪名”将其逮捕后,把他们杀害了。他们的两个孩子住在爸爸生前的好朋友家里,并在附近的汤姆斯小学读书。不久,该小学的学监说两个孩子不是当地的“合法居民”,强迫他们立即退学……
“汤姆斯河的水,静静地流,河水呀,你可知道孩子们的哀愁?”当时袁鹰应《中国少年报》总编辑贺宜的邀约,写了《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这首诗发表出来,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期,全国都在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反响之大,出乎作者始料。有的小读者要寄钱给罗森堡夫妇的孩子,有的读者要求把两个美国孩子接到北京来读书……这首诗激沸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少年儿童的国际主义热情,作者本人从这首诗发表后的反馈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想不到一首儿童诗竟会产生这样大的力量!
从那以后,他得到了鼓舞,也就有意识有兴趣地潜心于儿童诗的创作了,他就是这样,用他的智慧和热情,为孩子们点燃诗的篝火,成为孩子们所喜爱的“大朋友”。
从1952年起,袁鹰不断出版了多部儿童诗集,他毕竟是一位业余作家,而且在儿童诗领域之外,他还耕耘着散文园地和其他园地,并取得了耀人眼目的成果。
我曾经幸运地在袁鹰身边学习、工作了两年,其中最为难忘的是1975年9月至10月,我跟随袁鹰先生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道路进行采访。
这一次不寻常的旅行,不仅仅使我得以拜访到当年一些红军老战士、老船工和英雄模范人物,得以参观了遵义、乌江、娄山关、赤水河、金沙江……也使我看到一位革命作家的坚毅正直的心灵。袁鹰领着我们出色地完成了报社给的“长征路上新的长征”的写作任务,同时他还写出了一篇情切意深的散文《深深的怀念》。
1976年金秋十月的一天下午,人民日报文艺部一些同志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参加群众的喜庆活动。回来不久,袁鹰同志就发表了四千多字的散文《十月长安街》。文艺部的青年编辑刘梦岚对我说:“老田这把快手真是神了,我们一块去的,人家回来这么快就写出大块儿的文章……”这样吃惊的,不止刘梦岚一个人。其实,这在袁鹰来说是很正常的。
我一直把袁鹰这种敏锐、不懒散、讲究速度和效率看作是自己努力学习的榜样。大约是1976年,我把我珍存多年的他的一本旧作《风帆》找出来,请他在扉页上题签。他轻轻地翻开封面,在环衬页上疾笔写下刘禹锡的两句含意深长的诗句,来展示他告别昨天、大步进取、时刻准备开拓文学创作新里程的信心和勇气,他这样写道:“劝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如今,老田走了。夜里,我翻开深蓝色封面的《胡世宗日记》,前八卷的序文就是他写的。他用的标题是《充实多彩的生命长征史》,他说他盼望和期待我接着写下去,我是按照他和所有的亲友的期望一直坚持着写,没有一天日记是空白的。今天的日记里,我就写满了对老田即袁鹰先生深切的不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