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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时期，不少文人都想通过写小说来获利。金钱欲望催生了不少粗制滥造的小说，它们最多扬名一时，却难以得到后世的认可。古代大多数读书人也认为写小说不是什么“正道”，然而，仍有一些人将不少心绪和精神寄托在小说创作上。尤其是在历史小说里，常见作者心中难以磨灭的道义感。

小说如何想象上古史

明末文人钟惺，是一位崇尚圣贤之道的文人。他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考中进士，后来官至南京礼部主事，虽在政治上成就不高，却热衷诗文，著述颇丰，与谭元春并称为“钟谭”，是竟陵派小品文的代表人物。钟惺写过两本白话历史小说，相较于文言诗文，更加通俗晓畅，却不为人熟知：一为《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二为《夏商野史》。两本书的时间线是连在一起的，读者可相继阅读。

《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又名《盘古至唐虞传》，乃上古史的通俗演义，从盘古开天辟地写起，有巢氏、燧人氏、仓颉、伏羲、共工、黄帝、蚩尤、颛顼、尧、舜相继登场。作者眼中的上古圣贤故事，就到尧舜为止了。此书开篇有诗云：“天悠悠，水悠悠，今古遗事好探求，请君一寓眸。芦花秋，蓼花秋，浑沌于今总一丘，战争空图谋。”颇有《三国演义》开篇杨慎《临江仙》的味道。此书从盘古一直写到舜。在舜帝离开后，夫人娥皇、女英终日以泪洗面，留下“湘妃竹”的传说。

《夏商野史》则用通俗易读的笔法，讲述了从夏禹到周灭商期间的故事。《史记》《尚书》等史书里记录的历史事件，这本小说基本上都提到了，还加入了很多文学上的想象和演绎。比如商王武乙射天的故事，在《史记》里记录武乙之死，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除了武乙被雷劈死，就只有“在黄河与渭河之间的区域打猎”这一个信息了。不过，文人的想象力是丰富的，钟惺根据这句话，在《夏商野史》里讲述了一个情节丰富的故事，描绘了一个生动的图景：

武乙正于河渭挺高兴驱鹰捉兔，于时天正午，太阳当空……猛听得半空一声霹雳，空中有人道：‘武乙逆天罪大，死于非命。’被雷击死地下了。半晌，闻云敛风和，依然红日光辉。众文武定睛看时，但见武乙头发散乱，被震死，跪在沙汀。群臣大惊，收拾武乙身尸，回朝。

武王伐纣也是《夏商野史》里的重要情节。比较有趣的是，很多书在讲述这段历史时，都会以周人之口，列举商纣王的几大罪状，似乎不这样做，就无法引起人们对纣王无道的共鸣，就无法证明周代商的政治合法性。关于纣王罪状的最早记录，应该是《尚书·牧誓》里的这段话：“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到了许仲琳在明朝万历年间写《封神演义》的时候，纣王的罪状就更清晰和“完善”了。在《夏商野史》里，对纣王荒淫无道的形象，有了更充分的想象和描述，列出纣王“十大罪状”。钟惺沿用了前人关于纣王酒池肉林、炮烙剖心等昏恶残暴行为的“固定人设”，又增加了不敬天时、不重民事等似乎套用在任何一个亡国君主身上都合理的“常见标签”。由此可见，一个历史人物是如何随着时间流逝而形成“累积”历史形象的，文人的添油加醋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类似的写作风格，在《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一书中也能见到。此书作者是明朝人，姓甚名谁，已无可考证。此书所言“七十二朝”，并非真的有七十二个朝代，而是虚指，书中基本都是春秋战国人物，当时有所谓的“七十二国”，故名“七十二朝”。此书每卷讲述一个思想和趣味兼备的历史故事，算是历史小故事的串烧。用作者在序言里的话说，不同才智的人都能从中萌发兴趣，获得启迪：“此人物演义所以从理则理，从趣则趣，无泥之理而趣乖，泥之趣而理阻也。上哲之流读之为理，故理行而趣不死；中智之人目之为趣，故趣减而理不灵”。

此书语言通俗幽默，白话口语很接地气，即便没有古文基础的今人，读之也毫无障碍。甚至有的篇章，还会制造悬念，如同网络时代的“标题党”，故意不说清楚，让人啧啧称奇。如第三十四卷，题为《秦穆公用之而霸》，“之”是何人？熟悉历史者，都知此人乃百里奚，秦穆公重用百里奚而使秦国强大。但此书最初的读者，很可能是发蒙之时的孩童，因此，写这些故事，就得在重视教化的同时，保证可读性，尽量有趣、好看。此书语言通俗，也兼有诗文精美，如《孝哉闵子骞》这个故事里，作者不吝赞美之词，赋诗一首，称颂其孝顺之道：“修身乐天天性真，志笃友于昆弟自相亲。”

细细读之，作者本来的用意或许并非以反常规标题来吸引读者，而是对科举题目的调侃，因为故事标题竟然都是四书的原句。出自《论语》和《孟子》者格外多，出自《大学》与《中庸》者较少。如第三卷故事《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第十卷故事《有澹台灭明》等，出自《论语》；第三十二卷故事《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第三十七卷故事《孙叔敖举于海》等，出自《孟子》……透过精妙的构思与畅快的文字，即便与作者相隔数百年，我都能想象出他在创作时内心的快意，或许他是个深谙科举之道的教书先生，或许是个屡试不中的不得志文人，没能创造什么非凡功绩，却以罕见的解构姿态调侃了儒家经典。古代文人笔记小说也好，民间杂记也罢，歌功颂德者有之，犀利批判者有之，却罕有读书人能以轻松口吻重释经典，难得一见的轻松感和调皮姿态，竟在《七十二朝人物演义》能得一见。

不断重述的热血传奇

还有一类历史小说家，热衷于讲述英雄的传奇故事。比如，清朝文人李亮丞，创作了《热血痕》一书。其生平事迹无可考证，只能从小说内容推测，他大概是个内心充满激情却在现实中郁郁不得志的底层读书人，身处光绪年间，面对列强欺辱，山河破碎，只能通过创作历史小说来纾解内心郁结，表达对人性和时事的看法。《热血痕》乃吴越之争故事，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此前已被民间说书人讲过无数次了，在这部书里再次得到演绎。《热血痕》开篇就是一首《满江红》，言语犀利，读来酣畅淋漓，引人慨叹：

闲煞英雄，销不尽，填胸块垒。徒惆怅，横流无楫，磨刀有水。侧注鹰瞵横太甚，沉酣狮睡呼难起。叹鲁阳、返日苦无戈，空切齿。局中人，都如此，天下事，长已矣。且抽毫摅臆，撰成野史。热血淋漓三斛墨，穷愁折叠千层纸。愿吾曹、一读一悲歌，思国耻。

在李亮丞看来，不忘国耻，才配做读书人，身处乱世，不能只求明哲保身，而要效仿勾践，为了复仇，可以隐忍多年，等自己实力强大了，再对敌人一击致命。正所谓《热血痕》所言，“一时忠孝，万世楷模。报仇雪耻，是大丈夫”，这是很朴素的价值观，很符合清末一些民间读书人的真切心理。

明朝万历年间，出现一本名为《英烈传》的历史演义，讲的是朱元璋南征北战的故事。作者不祥，也难以精确考证了。此书在民间流传后，很快便出现跟风之作，有人写了续书《续英烈传》，写的是靖难之役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朱棣杀害建文旧臣，算是明朝官方长期讳言的“黑历史”，虽然朱高炽即位后，给一些人平反了，但还有不少人仍然蒙受冤屈，其后人也被打入另册。直到万历上台后，才彻底给壬午之难中被害的人平反，并称颂方孝孺、齐泰、黄子澄、铁铉等人的忠义。《续英烈传》对朱允炆的遭遇很同情，认为他是仁德之君，不忍心“看到”他死于宫中大火，也不想冒着政治风险去编写“朱棣杀害朱允炆”的故事。

按《续英烈传》的说法，朱棣攻克南京时，朱允炆削发为僧，幸运地逃了出去，此后隐姓埋名几十年，直到正统年间，见危险已去，才宣布自己就是失踪的建文帝，当时执政的明英宗朱祁镇便将他迎回，让他住在宫中颐养天年，当时朱允炆已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朱允炆的结局也是全书的终篇。

家国“痛史”的文学演绎

还有一些文人，笔下虽有热血，写的却是内心的“痛史”。比如，署名松滋山人的清朝文人创作的《铁冠图忠烈全传》（简称《铁冠图全传》，又名《崇祯惨史》），讲的是明末故事，从李自成起兵到崇祯自缢，再到清兵入关。此书立场明显亲明，把崇祯写成一个忠于社稷的好皇帝，努力平乱却回天无力。李自成在小说里的形象比较负面，与明朝官方口径一样，是所谓的“闯贼”。作者对明末历史很熟悉，似乎是经历过甲申之变的人，但此书大概到晚清时才流行于市，不知是否经历过“雪藏期”，即像很多古人作品那样，作者写完后并未及时出版，而是秘密保存下来，过了几十年、上百年后，才重见天日。

松滋山人是何许人也？可惜，这又是一个姓名、事迹无考的作家。从其笔名来看，可能是一位老家或者居住地在松滋的人，今有湖北荆州松滋市，或许就是当地一位清代的民间文人。

耐人寻味的是，《铁冠图忠烈全传》写崇祯煤山自缢的情节，很有现场感，甚至有镜头视角的变化。作者收集了一些史料，加上自己的想象力，便有了一段精彩的描述。在作者笔下，太监王承恩也变成了忠烈之人。王承恩是陪伴在崇祯身边最后一位太监，看到崇祯自缢后，他也在旁边的树上自缢殉葬了。书中给王承恩“加戏”不少：“忽见右边又吊着一人，细看认得是司礼监王承恩。只见他面目如生，前襟写血字两句：国君死社稷，内臣随主亡。”

从清朝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宁可称赞崇祯，也不可能给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领袖正面评价。《铁冠图忠烈全传》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对清朝的官方思想进行文学化的阐释，因此并未被禁。不过，书中糟粕不少，后世对此书也关注甚少，以致其知名度极低，随着时间流逝，便渐渐淡出国人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