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芙康：送三老
我与老李通电话
偌大文坛，我最亲近、交心的前辈，是李国文先生（享年92岁）。对他这一郑重的称谓，口头表达时，从未有过，径自呼他“老李”。这是当初结识时的原始叫法。其实，我一直想改变称呼，几次真诚地尊其“李老”，他总会调侃回来：“任老，有何指教？”而一旦我重返“老李”，他才肯正常地回复到与“芙康”说事。
前些年，我还在上班，有聊无聊，便拨个京津长途，与他上天入地说上一通。我当然知晓，老李对我不烦不厌，才敢于随时打扰。但他夫人老刘，似颇有怨言。尤其当我翻过花甲，到了六十四五，老刘几乎每回（李宅甄别来电概由老刘把关）都会声讨我：“你还在编稿哇？你要将我们老李累死呀？”语气不轻，但力度并不重。我能体会出老两口儿对我的宽容与纵容。
其实，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刊物需要他。
老李蛰居京城一隅，却对文事了如指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在《文学自由谈》上的大多数文稿，指向异常明确，锲而不舍地坚持对文人的剖析。古今中外的骚人墨客，都在视野之内。而读者心中雪亮，他最终的着眼点，全都会落实在时下文坛。知人论世，从不依赖他人（种种哲人、伟人、圣人之类）结论，仅凭自身的学识人格，仅凭世间的人情事理，醉心于除草、松土、浇水、施肥、捉虫、剪枝。诸如“中国文人，不用招呼，很容易地就蚁附于权力周围；无须张罗，很迅速地就麇集至长官身边”这类句子，在老李的每篇文章里，毫不夸大地说，俯拾皆是。
来华的外国人中，身份显赫的，被视为国宾；文学期刊主办机构牌子硬气的，被捧为国刊；仁义礼智信为标志的祖传秘方，被叫为国学；李国文先生的文章好，遂被称为国文。顺理成章，我只要还在操办质疑作家、作品的刊物，就断不会放过老李这样的作者，于是纠缠般地向他约稿。他躲不脱，便索性不躲，且信誉极好，逐期优质供货，长达二十几年，竟无一爽约。如此合作，单论历时之久，我敢大大方方地说，古今中外，迄无先例。
2015年年底，我告别刊物。八十五岁的老李总算解脱，终于不用再被“感召”着，为《文学自由谈》写稿了。我都替前辈兼兄长的老李，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但同时又十分惶恐，他多年来躬体力行的援手及耳提面命的提携，难以言传的大恩大德，晚生将何以报答呢？我其实明白，谢恩之念，终究无法兑现。这是否也该算一种人生的无奈？
前年岁末之夜，临近子时，我给习惯晚睡的老李拨电话问候新年。他回答我的请安，向来利索。比如，每日宅家，翻几页闲书，写几段文章，接几个电话，天气好时，出门走走。总而言之，起居平顺，乏善可陈。几乎每次如此，草草带过自己，便开始听任我的口无遮拦。
我告诉他：“刚从你老家上海回来。并且，此番前所未有，住了八天之久。”轮到他吃惊了：“有何贵干？”“弄点小菜吃吃。”
吃青菜，是老李的爱好。是他告诉我的，这几乎也是全体上海人的爱好。
1986年夏天，我与老李，结识于四川峨眉。当时攀登金顶，尚无索道，正常上山、下山，需至少三日。队伍都走了，只剩我和老李。我问他：“你为何不去？”他说自戴帽右派之后，长年深山劳动，遂厌恶山。“而你为何不去？”他反问。我回答，大巴山里长大，不稀罕山。
我俩厮守红珠山宾馆，整整三日。1935年建成的红珠山，曾是蒋介石的下榻之地。绝世幽默的毛主席，说过一句著名的嘲讽：八年抗战，委员长躲在峨眉山上；如今胜利了，他就下山摘桃子来了。
说来怪异，三日不长，许多人三年、三十年交道，始终人心隔肚皮；又道是，三日不短，人与人竟能因邂逅而倾心来往。便是由那时起，将老李当师父，三十多年畅通着联络的热线。
我是从三日的吃饭相处，知道老李喜食青菜的。每顿饭，包括早餐，他会挑选各种青菜，将盘子码满。知我中学学过俄语，他便将各种菜蔬的俄语读法，一一教我，还夸我老家，四季青菜充盈，不愧为天府之国。
故而，我敢于告诉老李，这次去上海，弄点小菜吃吃云云，确信不会误为是对他这位老上海的揶揄。然后，我细细述说了这趟行程。一座位居世界巨型都市前列的上海，一座对蔬菜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苛刻的上海，在时下的市场经济中，如何稳健而高效地保障供给？我用七八天的走马观花，试图接近的，便是这独具魅力的未知。
说到上海，说到蔬菜，老李显然完全入迷。这之前，关于我的沪上之行，已回答过几位朋友的询问。唯有他，是听众中最投入、最关切，也最懂行的知音。听到后来，老李感慨：“好家伙，这大冬天的，北方水瘦山寒，你居然跑到我的上海，倒像郊外踏春，完成了一趟绿色旅行啊。”
前些天，与老李电话消闲。文坛沉浮数十载，荣辱参半的他，言谈话语间，对当下的文学，依然有殷切的期待，依然有敏锐的关注，依然有犀利的臧否，依然有会意的幽默。岁月显出仁慈的一面，耄耋老人仍是青春毕露的智者。我一时按捺不住，把满腔景仰，赤裸裸地说了出来。这在我和老李之间，堪属“史无前例”。
没有半途打断我，待我说到一个段落，他才宽厚地截住：“芙康，别这样鼓励老爷子了。”紧接着，从没慨叹过自己年迈的老李，突然问起我的确切岁数。问清之后，他预测般地说，依你眼下年纪，如果不做急性子，在世上尚有相当时日的逗留。所以，应有个粗线条的谋划，让生活从容不迫，天天有事可想，想想几十载的日子，写写有点意思的事情。老李延伸开去：人寿无论短长，贵有洒脱之相。我边听边想自己，离那等高妙境界，尚有厚厚窗户纸未曾捅破；有时无拘无束，不过没心没肺罢了。我不会麻将、扑克、象棋之类，从不染指股票，甚至没买过一张彩票。对我几无业余伎俩的乏味生存，老李全都知道。于是，顺着我的实际，他继续语重心长：一个人迈进老年，自不必有年龄的压力，又须得有年龄的在意。比方，大半生衣食住行的习惯，为人处事的章法，皆不宜多变，微调便可。你虽然爱好甚少，但如无特别不适，犯不上勉强自己，去从头学艺……
老李聊天，从来要言不烦。婆婆妈妈的事，也是清清爽爽，点到为止，并从无玄妙的心灵补品，句句是过来人的素朴心得。与老李通电话，这么多年，始终就是这个样子。他会在寥寥数语之后，让你兴奋起来，明白起来，让你觉出日子有趣味，让你感到人间有体贴。与君一席话，被贯注的，套个时新的说法，都是货真价实的“正能量”。
别一种送行
我时常请安的一位耆宿谢世了，可我毫无知晓。老人追悼会的是日上午，我正流连于浙中一座古镇。同样不知道的是，这里竟是生养逝者的故乡。
整个5月中旬，我出门在外，拖着一口旅行箱，南去北来，见了不少业内的人，说了不少圈外的话。看上去信息环绕，其实极其闭塞。
20日回到办公室，从一堆信里，翻捡出一份寄自上海的讣告。惨白的纸，印着幽黑的字，告诉我，十二天前，何满子先生（享年91岁）的灵魂，从瑞金医院走了；三天前，何满子先生的身体，从龙华殡仪馆走了。对何老远行，本有预感，但91岁的老人一旦真的上路，我还是神思恍惚，心里特别难过。尤其不能原谅自己的是，与噩耗隔耳，竟未能灵前默哀。
我拿起电话，又放下，不晓得要打给谁，不晓得如何讲话。
大约是1992年冬天，编辑部高素凤几经曲折，终于拿到了何老的文章。那日高大姐，眉开眼笑，扬着信封走进办公室的样子，仍历历在目。何老的稿子难约，因凡与编辑生疏的报刊，他从不投稿。然而，当这篇“投石问路”（何老自述）的文稿被退还后，他不以为忤，倒有了好印象，觉得我们选稿有己见，又尊重作者，可信可交。不久，经他穿针引线，好几位与胡风案有牵连的文坛旧人，都成了《文学自由谈》的写家。难友们的稿子用得顺，作为引荐者，何老的喜悦写进信里。他欣赏刊物思路，很快将我们引为莫逆。
自那以后，何老赐稿，基本上以每期一文的节奏，少有间断。直到2007年秋天，寄来他一生的封笔之篇《杂说〈论语〉》后，渐渐淡出写作。
每次收到何老的文章，会同时读到一纸短札，先是嘱托我们“斟酌把关”，尾声多为“悉听裁决”、“静候发落”云云。他写下这些，都是真话，绝非随口客套。十多年来，亦有几回退稿，更有多稿改动。都无须废话，直言便是。有时我这边刚谈几句，电话那头已完全意会。“没得来头，没得来头。”浙籍何老，常用川语，安慰我一颗不安的心。
其实，随和的何老，自有原则不肯将就。他钢笔书写的稿子（孤本也），你可以不用，但不可以不退；他字斟句酌的文章（心血也），你可以删改，但不可以擅改。凡不投脾气的媒体，对不起，道不同，就再无交道可打。有一回他寄来一文，并附言诉冤。说这命苦的稿子，已先在一家报纸用过，却遇人不淑，被改得前言不搭后语，好像我何某人满嘴昏话，发高烧39度以上，令人沮丧之至。我们很快重登此稿，以去老人一块心病。何老撰文，知人论世，纵横古今，多有仗义行侠的风骨，多有微言大义的蕴藉，多有人情练达的慈悲，多有卓尔不群的尊严。作为编辑，拿到何老的文章，如果大而化之，又不愿用心体会，再自作聪明，盲动朱笔，肯定变金为石，弄巧成拙，那还不叫老爷子来气么？
何老从旧社会一路走来，三四十年代的文坛，五六十年代的文坛，七八十年代的文坛，世纪交替的文坛，若讲体验和洞察，表面看无异一般过来人，其实另有真货在。因他的正义感，他的表现力，他的战斗性，在舞文弄墨的队伍中，尊为魅力四射的骁将，是毫不过誉的。我个人更钦敬、偏爱何老的，恰是他滚烫的文字中，随处可见的冷幽默。其机锋所向，多为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文坛闻人。试读这样的句子：掩盖愚蠢，欲盖弥彰；脸皮不薄，得天独厚；利欲攻心，别有一功；三角四角，要死要活……不动声色的何老，总会引发你的会心之笑。七八年前，何老还出版过一部《K长官轶事》漫画集。何老写脚本，方成推荐的画家张静构图。何老编排官场风月、妖精打架，配上画家流利机灵、内涵深曲的线条，机趣扑面，令人捧腹。读惯了何老谈道理的文章，以为他只是逻辑思维的高手。孰料弄起形象思维来，他丝毫不输叙事的行家。其实，着急谁不会，愤怒谁不会，义正辞严谁不会；而举重若轻地摇笔杆，则一定不是谁都会。何老会，且深谙其径。所以何老可爱。
随着时光推移，何老的可爱令人应接不暇。他说他与我们刊物情投意合，是因为他喜欢文字抬杠。我们数次刊文质疑何老的见解，他不以为侮，反而兴奋，并多有回敬。其好整以暇、腾挪有致的拳路，很对刊物的胃口。有来有往的交锋，也让何老快慰无比。曾有陕西、上海、北京等多地作者，借助我刊版面，挑逗他人在前，一俟“反弹”刊出，便即刻掉脸儿，来电来函厉言抗议，就好像我们早有“放蛇出洞”的预谋。更有甚者，联手讼棍，将我们拖上法庭。相形之下，何老的胸襟，比他们强过百倍。
而今文学艺术繁荣昌盛，几乎每县每市每省皆成风水宝地，春笋般长出装神弄鬼的泰斗、大师。稍繁华些的码头，甚至“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已挂果。一次电话聊天，世事洞明的何老笑言：老实跟你讲，文化大师不论型号，都是“大师”本人谋划、利益团伙吹打出来的。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他还故作忧虑：大师满天飞，我只担心未来文艺史，装不下这么多大块头。
亦有人尊何老为大师，何老哑然失笑，说这些人是拜把子，看错了脑壳。年迈的何老，既不刻意将自己做旧，更不聊发少年之狂，总而言之，他德高望重，又不屑德高望重。与我们晚辈来往，随和坦诚，让我们很自在，想必何老也是很舒心的吧。每期新刊寄上，十之八九何老都有点评，心直口快，当赞则赞，该讥则讥。我们的一位男作者，被他喻为无靶放弹的骑士；我们的一位女作者，被他比作一锅乱烩的炊女；他引用一位贾姓教授的抱怨，批评我刊的发行“实在差劲”。当然，还是鼓励居多。何老曾用分量不轻的话表扬过编者的《答友人》，激赏过作者陈冲、杨牧、李梦、田晓菲、李建军……
这些年来，由何老引起的话题，编辑部津津乐道的，总有几则风雅往事。有一天，得到消息，同我们交往不久的何老，将“偕同主妇，登门拜访”。我骑车跑了几条街，把接风宴选在重庆道一家菜馆。就为那里前后左右的地面上，铺满了1949年前建成的各式各样小洋楼。挑这样的环境，款待沪上洋场客，应算是配套之举吧。
那年何老80高龄，敏捷多言，似与先前想象有些距离；何夫人吴仲华77岁，端庄典雅，完全可见年轻时的风采。同事们同二老均为初识，包括闻讯而来的民俗专家张仲。于是一时拘束，彼此握手而无言欢。等按序坐定，我便问客杀鸡：“何老，喝什么酒？”未待何老答我，张仲递上一个纸盒：“我已带来。”“什么酒？”何老问。“本埠特产……”那边尚未说完，何老已断然摆手：“我不喝。”“何老，你戒啦？”张仲大感诧异，他早已风闻老人有刘伶之雅。这时，吴老师一旁低声嗔怪：“客随主便嘛。”何老根本置若罔闻，朗声说道：“我不喝杂牌子，只认五粮液。”见八旬翁要酒吃，且要得如此坦然、洒脱、不见外，满座大惊大喜，一个个欢叫出声，打心眼儿里喜欢上老头子了。何老却并不放过夫人：“拦什么拦！到了‘自由谈’，还不讲实话？我喝五粮液，也是为了你，帮你老家酒厂搞促销嘛！”原来吴老师蜀国人，实出意外。她与我川音相认，饭桌上遂从她的蓉城到我的达州，平添不少乡亲新话题。
又两年后，何老、吴老师携女儿何列音，北游到津，受邀与我们再次欢聚。朋友华年，曾在东瀛做过餐饮，放洋归来，于津门西餐重地小白楼重操旧业。这老弟机敏过人，擅长中日融汇，故菜品经典，天天雅士盈门。此番华年受我托付，亲自推敲菜单，又备出五粮液两瓶，以免却上回的弯路。编辑部诸位与二老已属故友重逢，有“旧”可叙，一握手一拥抱，便亲近得无以复加。席上有人频频拿出相机，将众人导演出各种组合。那晚，何老谈锋依旧，加上交流又有内容，大家尽兴而散时，才发现周围酒家全打烊了。
这次见面，似乎是个转折。我对何老，更觉可亲可近；也分明看出，何老对我，亦有喜爱之心。尤其老人视我为“热爱吃饭”的同好，让我十分欣然。我去上海看他，见他同吴老师读书写字，谈天说地，日子简朴，却毫不潦草，讲究美食，又从不贪杯，令人钦羡不已。他们带我吃饭，川菜为主，浙菜为辅。瞧我食欲健旺，二老嗬嗬直乐。
何老家住人口密集的徐家汇天钥桥，我建议换换环境，搬个老来宜居的地方。何老摇头，说出一条常人不会在乎的理由：别看这里缺草缺树，我会终老于此，因全家都已习惯与邮局为邻。何老不用电脑，不会上网，又自己不肯上镜，媒体不肯上门，超然物外，贫居闹市，自会领略独特的况味。所以他感念邮局，成全他书来信往的人生乐趣。他也寄望邮局，软件硬件的进步，都还大有余地。何老身体力行，俨然邮政代言人，告诉电子化时代，龟路兔路，各有出路，相轻不得也，偏废不得也。
有几年我常去上海，但无法做到常去看望何老。有时只打个电话问候，却像咫尺天涯，何老很不满意。其实，我有心理障碍，只要见面，二老必定带我上街吃饭。看他们步履蹒跚，我实在于心不安。有一回，我先去他家，他于是晓得我还有数日逗留，就以为我会再去。最后知我已回天津，电话中揶揄我，怕吃饭而溜号，巴人豪气哪里去了？那年陈逸飞过世，我头天到上海，时间花在去浦东棕榈泉陈宅吊唁。转天上午参加追悼会，下午赶回天津。因来去匆匆，便未告诉何老。不料悼念时相遇的熟人，与他通了信息。之后何老信中提及此事，虽无责怪，并封我“忙人”，将台阶给我。但我知道，何老对我过门不入，是有意见的。
何老待我，情同挚友，爱屋及乌，对我朋友也一直关怀备至。曾有条幅赠她，有文章评她。何老与她，亦有缘分，全国鲁迅文学奖，他们都于首届斩获，所以同为“奖友”。又一年朋友创作获奖，何老看过报道，立刻来信勉励。何老并不一味叫好，只说他相信一个规律，才情结合辛苦，才能通向成功。写到最后，文字殷殷，“我多希望她是我的女儿”——何老肺腑言，涌我心头浪，忘年情义重，何老是亲人。
2004年10月，何老和吴老师结婚60周年。二老情趣盎然地张罗纪念，并邀我同乐。何老生活中对“精气神”的张扬，人生中于“仪式感”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我欣然应允。未料喜期临近，却因一件不大不小的俗务，难以脱身。只好请书法家王全聚赶书贺联，用“快件”寄上。事后何老来信，宽容我的爽约，介绍贺联送达及时，由司仪诵读，为聚会添色不少。阅信方知，外地远客，仅邀我一人，故安排在宴席首桌，并附座单为证。我获此抬举，受宠若惊。细读名单，又不免称奇，那日宾客竟有六桌之多。贾植芳、王元化、黄裳、耿庸、冯英子、赵昌平……我生生错过名流满座，欢笑满室的盛况，非常无奈，又深感自责。我理应克服困难，完成这趟志喜之旅。满堂浪漫的欢宴中，添我一张笑脸，多我几句祝辞，当然不足为道，但哪怕只是锦上添花，也算尽我一份孝敬。
大约两三年前，何老来信，开始调侃自己，为求活命，已遵医嘱改饮红酒，但此物入口，与糖水无异，只得红白全戒，过上了清教徒的日子。又说他断酒之后，常有无名苦恼，记忆和思维愈来愈糟，尽管仍有文章寄上，无非余勇可贾，四川话“提虚劲”也；终有一天，不为你们动笔，也就不再写了。似乎是最后一信，他说自己精神委顿，诸事乏善可陈，并有“不亦哀哉”之叹。
眼前讣文，给何老列出好几个名号，都对，都准，又都欠着圆满。积我多年体会，了解一位作家，就是读他的文字，如果有缘相识，就是听他的谈话。何老与我，已有“千言万语”的交往。所以我眼中的何老，活得之清醒，之真实，之从容，之讲究，在高龄文人中，实为凤毛麟角。
我重新拿起电话。此刻，我知道我该打给谁了。话筒里传来吴仲华老师的声音。
“哦……你去了富阳，那里是满子的故乡……什么？你说你到了龙门？哎呀，龙门是满子的老家呀……17号？上午？对呀对呀，那时正开追悼会。怎么这么巧，你刚好在龙门……”
服丧期间的吴老师，88岁年纪的吴老师，除了有些疲惫，清晰如昨，温婉不减，这使我放心和欣慰。
富阳龙门，富春江南岸气势恢宏的一座明清建筑群。我对吴老师说到龙门，是因为我在那里读到了何老的题辞。“读懂中国”四个大字的石碑，就立在古镇入口处。
远远看到熟悉的字体，感觉就像何老迎面走来。何老一生念兹在兹的，就是读懂中国。他的观点非常明确，“五四”以来，就文化领域而言，整个中国“读懂中国”的，惟鲁迅一人。何老心口如一，执着地求教鲁迅，最近20多年，每年通读一遍《鲁迅全集》。鲁迅身后，信徒辈出，但像何老这般毫无功利之心的追随者，又能数出几人？我以指为笔，在空中描摹何老古朴清雅的题辞，以至于一时脱离了参观的团队。
在山乡古镇读到何老，想到何老，当时以为只是巧合，也绝想不到去探究何老与龙门的关系。现在想来，我与何老真是心心相印，缘分非凡。同一个时辰里，上海为他开着追悼会，阴差阳错，我却行走在他童年的街巷中。两地车程三小时，千古一别擦肩行。但吾心稍安，毕竟，在我并不预知的何老的故乡，异乎寻常地感触到了何老的气息。这，又何尝不是别一种送行呢？
读书人金梅
《寂寞中的愉悦》即将出版，这是金梅（88岁）的第十五本书，一本叙述孙犁一生阅读之路的传记。他嘱我写序，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不料真动笔，却心底起浪，一时不知由哪说起。
屈指算来，认识金梅时，他四十多岁，我不到三十。交往延续至今，未曾有过间断。通常说，人与人之间，相识容易相知难，而最初的接触，往往奠定日后往来的基调。
记得第一回去《新港》编辑部，因这里曾是颇有影响的文学要塞，不免胆怯。走进新华路上的老洋楼，踮脚前行，木地板仍被踩出嘎嘎的声响。我要找的编辑不在，初次见面的金梅，看罢我送上的一篇杂文，点头说好，将稿留下。告别时，我拜托他将稿子转交那位熟人。他神色依然，“可以可以”地应着，并送我下楼。
事后才晓得，金梅是刊物负责人之一，杂文终审就归他。但他丝毫不在意陌生作者的“目中无人”，很快将稿子发了出来。
两年后，我从部队转业到《新港》，与金梅做了同事。方知金梅是上海人，曾就读北大中文系。那时编辑部实行坐班制，所有人几乎朝夕相处。便见金梅每天埋头做着两件事，上班读别人的稿，下班写自己的书。他的学养、他的责任心、他的刻苦精神，皆受到众人认可和尊敬。第一次去他家，见到他端庄典雅的夫人张泽宓，大感惊异：现实生活中居然就有如此般配的夫妇！多年后听人说起，老张年轻时貌若仕女，画艺超群，在津门新闻美术两界享有“冷美人”之誉。二人的终成眷属，自然便有一部感人的故事
时间长了，又慢慢知道，金梅性格内向，无关之事从不参与。突然有一次，他却表现出很强的主见，令人十分意外。当时一位同事申请入党，受父亲牵累，久拖无果。其父于抗战中中弹身亡，一说遭日本人射杀，一说被八路军击毙。夺命的子弹虽只一枚，可由谁射出，性质迥异。因岁月久远，想弄清枪手面目，事实上已无可能。如此难题，使该同事几乎绝望，与人谈心常至哽咽，其境况令人同情却无奈。这时惟有金梅站出来替他说话，又恰逢政治气氛开始改善，此君终于了却夙愿。二十多年过去，金梅仗义执言的神态仍历历在目。
绝大多数时候，金梅都过着平静的日子。但他并未身处真空，文坛上一些闲言碎语非他所愿，时来做无聊的造访。他多当耳旁风，误会任其误会，株连任其株连，一味地独善其身。走进他素朴的家中，给人印象深的，是书房里四壁旧书，满架满柜泛出一种特殊的黄，似乎映衬出金梅读书岁月的沧桑，这很容易叫人受到感染，超越你长我短的计较，平息心中过分的欲念。
熟悉他的朋友，无不信服金梅做学问，跟他做人一样平静。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块，他静心修行，体会尤多。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上海文艺出版社异军突起，以重视出版现代文学学术专著闻名于学界。光是有关叶圣陶研究的书稿，该社就收到数部之多，可谓群芳争艳。金梅所作三十多万字《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最终脱颖而出，绝非侥幸，自有他人许多不及之处。金梅治学，毫不夸张，是称得起“筚路蓝缕”的。而时下的文论圈中，这四字已日渐贬值，随处招摇，成为急功近利之徒相互奉承的礼品。
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区别于众多活跃分子，金梅颇有独到的收获。前者属于追踪型评家，几乎是创作前脚走，评论后脚撵，刚看个开头或只读个结尾，便洋洋洒洒，点评得有板有眼。其中拔尖角色，仅据一个书名，就敢宣告“震撼”之作问世。此类鼓手长袖善舞于文坛，人气指数如春节前后的火车站。然热闹归热闹，其致命伤却是胎中带来。季节一过，风向变易，倡导已不再是最初那个倡导，时兴已不再是先前那个时兴。即使有机会结集出书，翻检旧作，已多悖时宜矣。而金梅属于学问型评家，单看他评说的对象，肯定不是谁红去追谁，即使偶或撰写应邀的时文，也会表现出别一番品相。二者的区别，表面看隔着一层纸，究其实差着几重山。金梅前后曾花四五年时间，与二十多位作家通信谈创作。作家个个实力派，但人人回函不敷衍。每组通信探讨艺术规律，解剖写作实际，良友诤友，列优指谬，全然不见廉价的吹捧与高蹈的忽悠。通信合集《文学奥秘的探寻》出版后，遍获好评。多年后再读此书，丝毫不觉年代的隔膜，仍处处窥见其真知灼见。金梅这般佳构频出的高效状态，望尘者多，超越者少，为人称道，亦引人嫉羡。
1988年年初开始，金梅遇尴尬，前后一两年。像他那样处逆境而安之泰然，文人通常是不易做到的。但见金梅不声不响，沉稳如常。两年多过去，拿出一部厚厚的《傅雷传》。傅雷是他老乡，为傅作传，已存念多年，惜无时间。今日赋闲，虽属歪打正着，但得到的成全实实在在，内心里感激都来不及，哪还说得出一个怨字。这本书很快由南方一家出版社出版，细水长流地卖着，数年间不知加印了多少回。奇怪的是，该书责编每次来信都诉苦说书积压库中，上司不悦，弄得他如何狼狈之类。但更奇怪的是，这本书一边“积压”着，又一边加印着。我们知道后都不平，建议他与这种伙伴快分手。金梅却并不真生气，始终容忍着对方的抱怨与加印，也连同容忍着每次再版后的一点点“印数稿酬”。
历经数十载学术生涯，金梅与孙犁研究结下不解之缘。他学习孙犁，研究孙犁，撰写或选编与孙犁直接相关的专著，已有五六部出版。据我所知，多年间孙犁凡有选购书刊、查找资料的琐事找他，他必是有求即应，及时办妥，故而他与孙犁的个人情谊非同寻常。但遍寻金梅的文章，你根本闻不出“我的朋友胡适之”一类味道。他是他，孙是孙，尽管熟稔，却从不炫示热络，从不借以参照，这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
曾有一段时间，一群热心者树孙犁为旗，划冀中为圆，幻化出一个“荷花淀派”，其做法附会，显而易见。大凡作家的归类，须遵循内在逻辑，经历、观念及其题材、风格等等，必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孙犁的非凡不容置疑，但一位孙犁焉能成派。搜寻孙犁之外有谁悟得孙犁的韵味，又有谁识得孙犁的气象?仅仅东施效颦，描画一二村妇、三五芦苇、八九荷花，便认定为孙犁麾下，岂不牵天下之大强也?惟文学之事，独一无二的才值钱，流派愈多愈好，同伙愈少愈妙；每个写手都成为异于他者的孤家寡人，则更是妙上加好。纵观“荷花淀派”的营造过程，听不到金梅什么声音，孙犁本人也未见得领情。细想想，这是绝非偶然的巧合。
金梅不善交际，但对于别人所托，从来都上心去做。这么多年，我时常有事麻烦他，总获他倾力相帮。惟有一事，让金梅为难，没有办成。我在天津多年，不曾见过孙犁，老以为反正同居一城，迟早都有机会。后来听说孙犁患病，才萌生急迫，请求金梅引见。但因孙犁病情反复，一直未得探视。2002年春节前的一天，在总医院高干病区，随单位慰问小组，我终于走近孙犁病榻。是时老人已少神智，令我久久注视，鼻子发酸，生出无数感伤。
孙犁去世，给金梅沉重一击，茶饭不思，恍惚多日。一个艳阳天，他打开孙犁的文集，开始逐篇重温。读书竟有先难料到的结果，他发现自己，对忘年之友孙犁的仰慕之情，对老师孙犁的敬畏之心，丝毫未随孙犁的辞世而平息。接着的念头是:趁着精力允许，再写本书，继续解读总也体味不尽的孙犁。有一天，我去看他，他说起新书的构思:“而今传记少变化，我想做点尝试，写孙犁，基本不涉及他的创作，主要记叙他的读书，从小时到去世，贯穿一生。”听他如此一讲，我知道此事绝非轻而易举，付出昂贵的心血成本将在所难免。但金梅既然已将图纸设计出来，工程的竣工自是可以期待。于是，我仿佛看到了这本书的模样:角度的新颖是一定的，资料的丰富是一定的，内容的可读是一定的，思想的高远是一定的，对孙犁研究的独特建树也必然是一定的。
去年春末某日，金梅电话告我，他的眼疾加重，需动手术，言语中不胜其烦。对他来说，读了几十年的书，写了几十年的字，靠的就是这双眼。而今眼睛出毛病，打破的是他几十年的生存秩序，其内心惆怅可想而知。他尤其悲观的是:耽搁下去，为孙犁写传怕是完成无望了
谁也不曾想到，经过手术，金梅的眼疾基本得以康复，这真叫老天有眼。新著未完的一多半篇幅，也补写得出奇顺手。有这圆满的结果，朋友们都真诚地替他高兴。
金梅接近、学习、研究孙犁的时间，往回可以直推四十多年。其时孙犁尚无后来的声望，由此可见金梅与世故、功利无缘。仅从这点上说，《寂寞中的愉悦》一书值得信赖，值得阅读，值得收藏，值得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