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扬与苍凉——漫忆冯润璋先生
1993年作者（左）和冯润璋（中）合照。冯润璋（1902年—1994），作家、教育家。青少年时代就有济时救国的远大理想，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发起人之一，并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冯润璋平生著述颇丰，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等，作品语言朴实凝重,风格沉郁深邃。
陌生的邻家人
“润璋”这名字，早在孩提时代我就知道了。怎么能不知道呢？我家跟他家是距离不到50米的斜对门，他家的锅台在哪儿，硙面的硙房（磨房）在哪儿，我都清楚，他家墙外的水井更是我的“走马熟地”，每隔两天我就会去那槐树下的井台上扳着辘轳绞水。所谓“鸡犬之声相闻”，正可借以传神写照。
在我儿时，他家门口似乎终年坐着一位白须白发的老人，我知道那是纪昌他爷，门里出出进进的是纪昌和他奶（母亲），而纪昌的父亲就是我没见过的润璋先生。母亲告诉我：润璋是个念书人，在外头干事，不愿意父亲为他包办的婚姻，多年不回家。人家在外边成了家，也有儿女。外边那女人也是文化人，回过咱冯家沟，有时还把孩子送回来住。
我有点明白了：事情很严重。难怪，每年伏天的晚上，邻近几家的女人常带着孩子在纪昌家门外的石台上闲聊乘凉，家长里短，漫无边际，有时连邻家亲戚的事都拿来议论，但从来没人提说过润璋。
冯家沟是个偏僻贫穷的小村，没有在外边干事的人，润璋又多年很少回来，所以村里人对他了解很少。作家是什么人？留学回来后干过什么？没有谁能说清楚。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开展扫盲运动，当时用的课本就是润璋先生编的。白色的封皮上鲜红的“冯润璋”三个字格外显眼，叫我兴奋，这就是纪昌他伯（父亲）啊。至今还记得书中几句：“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一个驴粪蛋，一碗小米饭。”好像书里有一幅插图，就是我们村裴筱翠在纺线。
不久，纪昌他爷去世，润璋肯定是回来了。但因为“过事”，乱哄哄的，更因为我和他有37岁的年龄差距，不可能搭话，所以对他我没有任何记忆。不过，有两个细节倒是让我对润璋先生稍稍有了些真实的了解。一是门里小过厅挂着一帧吊慰的条幅，大字是隶体的“含笑九泉”，落款是“西北军政委员会编审室”，这使我知道了润璋先生是个一般的文化干部，并不是什么“官”，更何谈其“大”。一是大门上的对联：“响应号召增产节约简事父丧；谨遵遗训勤俭劳动以慰亲灵。”这肯定是润璋自己拟的，时代气氛，家传精神，简洁明白得小学生也能有所体味。它与扫盲识字课本一起，让我感受到先生确实是一个文化人。
几年后，润璋和他的原配夫人杨氏办了离婚手续。当一纸判决送到冯家沟，杨氏老人在家里的门道子痛哭了一场。我跟母亲一样，把同情给予纪昌他奶。
当初，他一定是下了决心，父亲已经过世，无挂无碍，办过离婚手续，他就再也不回冯家沟了。然而，命运故意与他作对，你不愿再进老家的门，它偏偏逼你去见老屋的人。像多年在外的游子归来一样，润璋先生被故乡接纳了。纪昌一家在村里人缘好，乡亲们只说是“纪昌他伯回来了，还带着一个女儿”。
到那时，润璋之于我，依然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被遗忘的左翼作家
1969年，我回到家乡工作后见到了润璋先生。平正微黑的脸上写满了认真严肃，中等身材，稍显单薄却不孱弱。他说话直来直去，没有虚与委蛇的应酬，不过三句，你就会断定这是一个绝对不会说谎的人。
一次，他来我家转悠。窑洞墙上挂着一位朋友送的宣纸画的梅花——是那种当时崇尚的风格，粗干虬枝，繁花满树，热烈怒放。我问他画得怎样？他微微一笑说：梅花画成茶花了……
某日，我从地里干完活回家路遇先生。他说他在城固儿子家看到我在《陕西日报》发表的杂文，那一瞬间，我觉得他会由此延伸谈点写作的事，可是接下来的话却只有两句、五个字：不错，继续写。
有回去他家，老人正在翻看一本薄薄的，黄褐色的什么书，作者张默生。后来知道，润璋先生1930年曾去济南高中教书，校长即是张默生。他说，消磨时间，没别的书可看。我于是从学校拿回一本新出版的《鲁迅杂文书信选》给他送去。去时，他在对门他弟家聊天。先生随意翻看，忽然说：诶，这不对啊，这次开会我怎么不知道？——他指的是书里一条与左联活动有关的注释。这让我意外惊喜，便试探着问：你跟鲁迅见过面吗？他脸上掠过不易觉察的微笑：咋能没见过，要联系工作嘛。我于是知道了他读的是上海大学，受学校党组织指派参与了左联早期的筹备。他跟我谈这些，在座的人都不说话，一脸茫然地忍耐着，我们的交谈也只能草草收场。
冯老居无定所，在城固、西安、青海、新疆和老家五处的儿女家轮换居住，我跟他交谈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我一直关注着有关他的信息，翻检鲁迅日记，在1933年三次见到“冯润璋”的名字，感到欣慰，像是落实了什么心事。在《陕西教育》上读到曹冷泉的文章《沙滩上悲惨的记忆》，里边提到“旅沪青年冯润璋”，就想及时转告先生。
1980年3月，看到某报刊登的《新文学史料》目录中有先生写的《我记忆中的左联》，我兴奋之至，便欣然提笔给先生写信，表达多年来的敬慕之情，求教之愿。先生见信，连夜回复。千字篇幅里，有乡情，期盼“多来往、多见面、多交谈”，很亲切；有感叹，自己已老，故旧凋零；有回忆，儿时老人说：“仲山无峰，出不了人”，正应在他身上。这又叫我感到了老人的孤寂。
或许，正是这孤寂催生了先生的生平回忆录。初见“残骸”的命名我曾心头一震，但读完内容却并不全是伤感。这是一个人颠沛漂泊的历史影像，也是丰富多彩的人生记录，行走其中的是一位命运的抗争者，时代的呐喊者，良知的坚守者。有苍凉之感，更有风云之气。
历史并不遥远，但冯润璋——这位1925年五卅惨案中冒着敌人枪弹冲在游行队伍前边的上大学生，曾被国民党政府密令逮捕的“左联”发起人之一，1933年在鲁迅先生指导下办刊暴露西北社会黑暗民生凋敝的作家，编写过西北农民识字课本的教育家，却被遗忘得太久。我写了一篇介绍冯先生的短文，在1982年9月5日《西安晚报》发表。喜出望外的是，这篇署名“仲鹿”、只有六百字的《左联时期的一位陕西作家——冯润璋》引起了陕西省现代文学研究会的注意，秘书长宋建元立即来信联系采访冯先生的事。尔后，研究会委托宝鸡师院的吕世民等搜集冯老旧作，准备出版。
我借来书稿，静下心来拜读。身在西安糖坊街明新巷先生的家里，心却随着纸上文字飞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冯润璋旗帜鲜明地主张文学家“走向社会的最下层去”“表现革命群众的意识和热情”。他以创作实践兑现了自己的宣言，为左翼文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经各方努力，《冯润璋文存》终于出版。为表庆贺，1993年9月3日，陕西省作协召开了“冯润璋先生从艺六十五周年座谈会”。胡采在讲话中说，原来不知道，搞革命文学这位老大哥走在我们前头了。一些搞现代文学研究的同志也兴致勃勃，认为冯润璋复现，填补了上世纪30年代陕西左翼作家的空白。
一个倔强的灵魂
从少儿时的好奇、青年时的疑惑到中年以后的长期交往，我用了五十年的时光读《冯润璋文存》的作者，从躯体到灵魂。
也许是祖母一人抚养四个子女的刚毅有遗传，也许是父亲的严厉倒逼反促，也许是“北仲山下背柴娃”的生命背景无形中的滋养化育，冯润璋单薄的躯体里凝聚着一种能负重、不屈从、讲理讲到底的倔强。
在他13岁时，小学突然停办，父亲要他跟一个亲戚去四川学做生意。但小润璋坚不从命，他要继续念书，走向远方。僵持多日，老子输给了儿子。
学校关门，他以三人小组形式在一个同学家补课，半年后以优异成绩考上全县唯一的高级小学。在高小，因为上灶交的是“黑面”，被一些同学嘲讽谩骂，他便下灶自己做饭吃；有时黑面也拿不起了，就到街上背巷子买便宜的红芋吃，忽忽一饱，匆匆返校，但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小学毕业，父亲和关心他的老师、领导都劝他考师范，他却考了校风严谨的西安圣公会中学。他参加了学校勤工俭学洗衣组，在别人鄙夷不屑的眼光里默默劳作。有人患了脓疱疥疮，也把换下的脏衣叫他洗，脓块血斑发出的腥臭令人恶心，他也忍了。
考大学前，原中学校长董健吾替他谈妥了一份做助教的工作，他不满意，考了上海大学。当时的上大条件不好，食宿要学生自己解决。他囊中羞涩，只能住简陋的亭子间，用石油打气炉自己做饭……
求学的路障碍重重，步步艰难，冯润璋写的是一部发愤图强史，悲欣交集。
15岁时，由父母做主，一顶花轿把一个比他大两岁素不相识的小脚女子抬到家——润璋结了婚。开始，因为陌生而感茫然，无所谓喜忧。但很快发现，两人相见，感觉像是走错了房间，要抽身，却被一条叫作“婚约”的绳子捆绑在一起。后来，他几次提出要离婚都遭严厉训斥，从此跌进“一个无底的痛苦深渊里”。他无法迁就，于是以“逃”为“抗”。追寻他在《残骸》里的足迹：暑假，先避到朋友家去住，开学前三天才回家取粮钱；寒假，回家住了一夜，便翻山越岭到几十里外的淳化县润镇去访师，半夜动身，天凝地闭，风厉霜飞，第二天傍晚抵达时，鞋冻在脚上脱不下来了。1926年冬，由上海回陕探望“二虎守长安”战后余生的亲友，包括妹妹润珊和恋人刘雪霞，返沪前回泾阳见了资助他的刘仲山和张少堂，却找不到他回家的足迹。显然，家，虽记犹忘；婚姻，已名存实亡。
回过头看，他在父亲故去后断然办理离婚手续，是要让那包办婚姻名实两亡，彻底死去。1966年回老家不与前妻搭话，并非是因为已办离婚手续，而是离婚前好久已成路人。彼时彼地，他也许更反感别人的怜悯，其决绝态度正不必苛责。
1992年，九十岁高龄的冯老应外孙女之邀去上海颐养，其实也是想旧地重游。我把他介绍给《文汇报》编辑朱大路，大路编过我的杂文《吴宓已逝，冯润璋年届耄耋》，很愉快地采访了冯老，并于1993年4月20日发表了他回忆左联的短文。过后，朱在来信中感叹：“冯润璋太老实！”
“太老实”，是否也可读作“太正直”“太认真”或“太倔强”？
1994年8月获悉先生逝世，我并没有太大的惊讶。九十多年的岁月如逝水跌跌宕宕从脚下淌过，也清清楚楚从心头流过，“生不愿封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但愿身如冰峰洁，此生只作天池游”的润璋先生该是无怨无悔无牵无挂御风驾鹤去作他的“天池游”了。
